许寿裳（1882～1948年）教育家。浙江绍兴人。留日。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等校。1946年任台湾编译馆馆长。著有《鲁迅年谱》、《章炳麟》等。
许寿裳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清朝的封建统治已走到了末路穷途，有识之士纷纷探讨国家积弱的原因，向先进国家寻找救国真理，思想界风起云涌。许寿裳从小深受进步思潮熏染，他一生的读书与治学精神，都明显地展示着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风貌。
读书必先识字，为学首在正名
许寿裳自幼即喜读书，四岁开蒙，相继诵读《千字文》、“四书”、“五经”，稍长在中西学堂学习英语和算术。1899年春，十六岁的许寿裳由家乡绍兴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第一次作文《言志》，踌躇满志的少年许寿裳志在救国，吸取新文明，推翻旧制度。文中有“二千年之专制，痛甚西欧；二十世纪之风潮，定来东亚”等语，老师宋平子在句旁加了密圈，大为奖许。宋平子是晚清启蒙思想家，当时在求是书院任汉文总教习，许寿裳有幸从学于这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前辈。
许寿裳念书非常用功，考试常名列第一。1902年秋，十九岁时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在那里与赴日不久的鲁迅相识，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东京，华灯初上，行人渐少，该回家的早已回家用晚餐了。两个学生模样的中国青年各抱着一大摞书快步疾走。他们肌肠辘辘，囊中空空，却喜形于色。这两个人便是鲁迅和许寿裳。他们又一次把钱全买了书，正从书店回住地去。“跑书店”是两人课余最热衷的一件事，购书后心里洋溢着的喜悦之情使他们忘记了饥饿。由于经济不够宽裕不能无限制地买书，他们相约彼此买书不重复，相互借阅，另外常买低价的旧书。每次从书店回来，往往一口气看书直到天明。他们也常去“大清国留学生会馆”看中文书刊报纸。
1902年至1909年，许寿裳留学日本期间，放眼世界，博览群书。他就读的是史地科，却涉猎了心理学、哲学、文学、艺术、生物学等多种学科，尤其爱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书。
留日期间，许寿裳有幸受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听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许寿裳很喜欢读《说文》，因他认为读书必先识字，为学首在正名。中国人写文章，当然要学会熟练准确地运用汉语言文字。
许寿裳深悟读书之道，他认为：读遍西方书籍，吸取到的是人类文明中的先进思想成果，而读中国古书，很大程度上是加深文字功底。这在他的文章中展现出来，他的文辞一派中国风范，而文章中包含的精神思想却具叛逆性、进步性。
读书造就完人，学高不忘民族大义
许寿裳认为读书做学问除了“精”，还要“博”。专精一门，不问其他，往往会变成一个书呆子。所以他喜欢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各种书籍。他博通经史，雅擅诗文，写起文章来旁征博引；通晓日、英、德多种外语，常读外文原著，广泛吸收了西方进步文化的滋养。
但仅是泛泛地博览群书，而不对知识进行融会与贯通，诚然也是不行的，因此许寿裳在读书时非常注意分析、比较、联想。
还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许寿裳读《天演论·察变篇》认为物竞天择之理，即《中庸》里“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意，于是他把这一感想写进了笔记里。他的老师宋平子见了夸赞他有心得。许寿裳受此鼓舞，读书益发努力。这说明了许寿裳从小即懂得读书要开动脑筋，表现出他善于融合中外知识的才华。
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对知识进行融通的能力，许寿裳从不盲目崇拜西洋文明，从不轻易贬低中国民族文化，他认为东方、西方，一切文明国都有共同的“人粹”即人类文明之粹。他在一篇文章里告诉读者，蔡元培曾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友爱（今通译为博爱）来印证中国古义，即是一个例子，说明“人粹”是文明国所共有的。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由此可见，法国的自由、平等、友爱即中国的义、恕、仁。
1946年许寿裳去台湾，任编译馆馆长，其首要任务就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肃清日本殖民文化的遗毒，普及国语、国文和中国史地方面的知识，为此亲自编著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
提倡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
许寿裳长期任职于教育部及高等院校，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者，他身教言传，是青少年读书成长的良师益友。
许寿裳总是谦虚地称自己天资并不高，补救这个缺点的，是下苦功——苦读、熟读，不取巧，不自作聪明，一次不懂，多读几次，直到读通、读懂为止，还经常做笔记来帮助记忆。他认为一个人天赋有高有低，不能强求，但有天赋而不用或误用，那就不可原谅了，在学生时代必须专心致志以求得扎实的学问。他教育自己的子女说：“一切财产都是身外之物，极不可靠的，只有一种是靠得住拿得稳的——就是真学问”，于是他要求子女“勤学”。作为一个有众多子女的父亲，在抗日战争那生存不易的艰难岁月里，许寿裳含辛茹苦，支持下一代的学业。他在给子女的信中写道：“我为要培植你们读书，所以不惮孑身漂流，尝尽辛苦，唯一希望是你们读书有成……”
对社会上的青年朋友，许寿裳同样悉心关怀。早在他从日本回国、任职于北京教育部时，看到当时社会环境下贫苦人家的孩子没钱念书，遂萌生了救助青年人读书的愿望，创办了通俗图书馆。每到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穷青年无处可去，通俗图书馆便成了他们学习文化的场所。许寿裳和鲁迅常来此和青年读者亲切交谈，鼓励他们刻苦学习。
许寿裳认为青少年读书，不能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离开了利害关系，才是读书的上乘。学校里规定的课程，只是学生本份内的事，除此之外，学生应该主动地读自己喜欢的书，放开眼界，浏览群书，这才是有前途有希望的青年。他还认为大学生读书不能只为了今后的工作、饭碗，而应当破除了功利心，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1937年，许寿裳应《中学生》杂志邀请，写了一篇关于读书的谈话，他提出：一、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二、少捧国粹，多捧“人粹”。为什么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呢？因为世界的进步日新月异，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实社会关系不大了，捧着古书，唱着老调子是绝不行的了。为什么要少捧国粹，多捧“人粹”呢？许寿裳认为中国人闭着眼睛说“国粹、国粹”而不开眼看世界，在不知不觉中，中国与世界潮流隔绝，妄自尊大，甚至把“国糠”都当成“国粹”。孰不知所谓的“国粹”乃世界文明国所共有的，并不是中国所独有，而“人粹”即世界文明的精粹。
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都是很有见地的。需要指出的是，许寿裳对青年朋友说的少读中国书，是指少读那些宣扬封建糟粕的中国书。同时，他毫不否认中国古书里同样有“人粹”，而且主张将那些文字优美意义明显的酌量选人中学国文教科书。他给女儿的纪念册上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以《礼记·中庸》中这一言简意赅的名句勉励其上进。公允地说，许寿裳对中国文化并无偏见。他提倡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是针对那些复古派、尊孔派、文言派、考据派而发出的愤慨之辞。
许寿裳还强调青少年要读与现实相关的有用的书。一边读一边要进行思考，千万不要“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即任由他人灌输思想意识。在书中了解社会与现实，然后去和实际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得到验证，这就是读书之要旨所在。
认真阅读了数量巨大的《越缦堂日记》
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来形容许寿裳是很合适的。他生活在乱世，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尤其是1909年从日本回国在教育界服务后，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个个不平静的历史时期。作为知识分子，他毕生的嗜好与努力是读书和治学，直至1948年在台北遇害，一生清贫，少有积蓄，唯有书，一直是他最忠实与亲密的伴侣。
1909年，许寿裳和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常常回想起两人在东京书店买书的往事，而当时在国内买国外书很不容易，于是他们继续与东京的几家书店保持联系，经常汇款去买书。倘有新书出版，这些书店也会主动介绍。许寿裳结婚的时候，鲁迅送《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作为贺礼，这自然是给爱读书的老朋友最佳的礼物了。
回国后，许寿裳和鲁迅相继在南京、北京和广州共事。他们俩像在东京时那样，来往密切，常相偕走访图书馆。在南京共事时两人搜集与整理古籍，到北京后又共同研究佛经，分别购入佛教经论多种。
特别是在北京共事的时候，两人除了向图书馆借阅外，主要靠自己买书。当时他们去得最多、购书最多的是琉璃厂各书店。十月革命后，两人常到西单各书铺选购各种宣传新俄文学的书刊。从1925年起，两人常去东亚图书公司，买《无产阶级艺术论》之类的新书。如此频频借书、购书，反映出许寿裳的书生本色，虽已在教育部任职，仍不断求取新知，把书本作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即使在抗战动乱时期中，许寿裳也从未中断读书。在此期间认真阅读了前辈学者、同乡人李慈铭的日记。李慈铭日记有几百册，数量巨大，内容涉及晚清经济、文化、政治和人际关系，包罗万象，堪称是一部“百科全书”，但他仍耐心地读完了，且著有《越缦堂日记选注释》。
许寿裳对书籍爱护备至，保管有方。他常告诉自己的孩子看书时应该怎样翻页，以避免书角起折损坏，书看到中间不要折页，可以夹一张纸条。
难能可贵的是许寿裳生活作息极有规律。他每晚九时睡觉，晨三、四时即起身，或读书或写作，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位淡泊名利、潜心读书与治学的知识分子，真可谓一生嗜书不倦啊！
周虞农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