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1980年）史学家。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教授。创办《禹贡》，主编《古文辨》。建国后，主持《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
顾颉刚在20年代初推翻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由此引起了对于古史的论战，产生了“古史辨学派”。他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中国民俗学的倡导者。他知人论世，著作宏富，为20世纪的文化学术史、社会史留下了一笔遗产。
顾颉刚读书一生，凡读书，多作摘抄；游历，必作笔记。
“这怕是前世带来的字吧！”
顾颉刚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算命，命里缺土、缺金，起名为诵坤，字铭坚。以后又起号叫颉刚。
祖父盼望孙子早日成才，顾颉刚两岁开始接触方块字，在“两台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上已经认得许多字。家人抱他上街，他指着招牌认字，店中人惊奇道：“这怕是前世带来的字吧！”三岁时，母亲教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书，学写描红字。四岁时。叔父教读《诗品》，只知跟着念却不知其意；祖父教对对子，知道了分平仄。五岁，叔父又教他读《天文歌诀》、《地球韵言》、《读史论略》等。六岁始人私塾读《大学》，也能读一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顾颉刚自小就喜欢民间的故事传说。他的祖父母都极能讲故事，祖父讲的多属滑稽一类，如徐文长故事；祖母讲的则多属于传说一类，如老虎外婆。家里的仆人也都擅长讲故事，他常常坐在门槛上听他们讲《山海经》等故事。
祖父常带他上街，凡在路上看到的匾额、牌楼、桥梁，就把它的历史讲给孙子听，回家后还按年代的次序写成一张单子。顾颉刚以后回忆说：“因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识，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经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祖父讲述的苏州掌故，启发了顾颉刚对历史的兴趣。他感到家门外也是一个大课堂，譬如，每次上乡间的扫墓也是一件极为新鲜的事情，培养了他对游览的兴趣。
戊戌变法失败，苏学分会解散，他的父亲分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顾颉刚随意翻阅，也懂得了一点世界史。
私塾时期的顾颉刚，每日放学回家，最有兴趣的一件事就是翻阅家中的藏书。他的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藏有古文字学书；他的父亲喜欢文学，擅长律赋，喜藏文学书；他的叔父喜欢近代史，喜藏史学书。幼小的顾颉刚极富好奇心，他翻看书籍，不是为了得到长辈的称赞，而是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得多，我遏不住好奇的欲望，要伸首到这大世界里探看一回。”他常常翻弄书籍，引起了长辈的厌烦，叔父不得不在书架上贴一纸条：“双庆不许翻动”。
这时的顾颉刚从博览群书中发现，不是每本书都是正确的。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觉得很有道理。因此在读书时不再盲从前人之说，而在书上批抹，抒发己见。也就在这时，他开始做读书笔记。他有一本读书笔记，很别致。当时在《论语》中已知道了许多古人的名字，但缺乏上下长幼的关系，看了《孟子》，便分出了他们的先后，他根据家族、师友等系统，将从祖父那里听来的盘古氏传说与书上尧、舜、禹的记载串联，作成了第一篇古史。这篇古史约有五页，这可算是顾颉刚第一篇著作了。
读完《孟子》之后，顾颉刚又遵父命读《左传》，他对此书非常感兴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从此顾颉刚心头有了一部《左传》，但按照祖父要求，经书要从难的先读起，先读《诗经》。他要求读《左传》，塾师认定必读不懂，不准；但后来读完《诗经》，接读《左传》却能讲解。塾师很佩服，说他记性不好，悟性甚好。
顾颉刚读了两年《左传》。也许就在此时，他就选择了历史，为以后走上历史或以历史为轴心的相关专业，如民俗学、社会文化学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只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得多”
1903年，顾颉刚在旧书堆里找到一册《湖北官书局书目》，于是按图索骥，从书铺里买了一册《西洋文明史要》，从此开始买书。那时每天一下课，就立刻向书铺里跑，在书海中遨游。顾颉刚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为了买书，常常把祖父给的“点心钱”、新年中得到的拜年钱存积起来，瞒着家人到书铺去看书、买书；又不敢把买来的书一起带回家去，就存放在亲戚家里，悄悄地一本一本地携归。因尽力买书，有一年的书债竟达百余元。他毕生藏书达六万册之多。
顾颉刚读书甚广，小小年纪就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和《绣像小说》。也读过晚清谴责小说、戏曲，如刘鹗《老残游记》、李伯元《文明小史》、《活地狱》和《庚子国变弹词》。这些书刊也引发了他日后对平话小说和通俗文化的兴趣。因为爱读书，还写了一篇《恨不能》，几十年后，他还记得所列恨不能者二十余事，前三题是：“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恨不能游尽天下名山大川”；“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恨不能把什么学问都装进了我的肚子。因为什么书都看，无意中眼界便很开阔。
顾颉刚少年时期，家乡苏州城里还没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他只能常到玄妙观市场上的小书摊看书，久之，对书目发生了兴趣。当时商务印书馆每月出版一本《图书目录》，他每期必看；报纸上刊登的各家书店出版的新书目录，不但仔细看，还把它剪了下来；书铺里的《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都翻得极熟，因此他知道了很多书籍。后来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职，与该馆主任李大钊即谈及中文书目改编事，作了《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和《图表编目意见书》。
“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
顾颉刚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思，作吠声之犬。”他认为书籍的功能，乃是可被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因而读书敢想、敢疑，且欢喜把自己的主张批注在书上。他对大学问家也不盲目崇拜，即使是过去极佩服的人如章太炎，也想用自己今后的努力去超过他。
他认为现在的教师就是书籍，但对古书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不要上古人的当”。1927年2月他在厦门青年会讲演《怎样读书》时说：书本“只是记载从前人的行事、思想和研究的。他们的知识未必比我们多，不过他们向前走了一步，我们可以跟着他们再上去走一步而已。我们应该把他们遗传下来的东西逐渐的修改，逐渐的增加，才不愧为一个后起者。”
顾颉刚治学严谨，他觉得：“我们的眼光可以放的很远，但工作都要做到切近，无论何种的研究的基础，都须建设于确实的证据上，在不能遽得系统时，不要随便凑成一个系统，在不能遽得结论时不要轻易作出一个结论。而且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
他以为读书应注意两点：“其一，是不可有成见。不能一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这是因为学问的范围何等样大，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值得研究的，就是我们人类再研究一万年也还是研究不尽。关于应用的范围却何等样小，它是跟着我们所需要而走的。其二，是应该多求常识。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方向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于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望远镜是对于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于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顾颉刚所说极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注意避免短期行为；在读书求知的道路上务必求真求实，只有基本功扎实，学问和事业才能开拓、发展、创造。
“读书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顾颉刚对读书方法有自己的见解，在《怎样读书》中说：读书的方法，第一“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第二“是要分别书籍的缓急轻重”，知道和分别哪些书必须细读或只要翻阅，那些不必读或需用时备查考；第三“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读书，要随处会疑，能作正误分析。这样“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
读书要善于思考。他曾对学习、做学问提出四个问题：何者为学？何以当有学？何以有今日之学？今日之学当如何？每在暇闲时加以思索，并且搜辑他人的答案加以评判。
读书也要有自觉的治学意志。他认为：“学的范围远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
他一生辨伪求真，认为做学问的目的“不是求美善，乃是求真”。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1930年时就被郭沫若称赞为“的确是个卓识”。由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层累构成说，被后人誉为奠定中国新史学的一块基石。
胡美娟上海图书馆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