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昭示，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往往在于关键时刻的战略选择。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果断应对变局、化危为机，最终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后者没能看清大势把握危中之机，最后丧失战略机遇。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在《目标中国》中所说，工业革命开始，15世纪末欧洲成为全球霸主。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霸权趁机在西方崛起并逐渐在全球扩张。进入新世纪，西方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开始动摇，新兴国家力量正群体性崛起，中国成为其中最耀眼的代表。
在国际形势复杂而深刻的剧烈变革时代，中国走上了经济社会转型之路。
欢乐、痛苦、焦虑、欣喜——精彩在路上。
第一节告别传统走向现代
叶老家村，中州河南典型的农家村落。
走进这个祖祖辈辈务农为生的村庄，立即会感受到时代变革的风雨洗礼——
3000多口人，人均耕地1.3亩，全村劳动力1600人，其中外出打工的超过800人，留在村里的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中国传统的乡村正快步走向现代。新华社稿。20多年来，叶老家村打工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新华社记者在叶老家村蹲点调查，走家串户，与村民们亲切交谈。又从这个村出发，前往广东、内蒙古、浙江以及北京、天津等地，行程数万里，追访了22位打工农民，感受他们走出黄土地的欣喜和躁动，分享他们在城市打拼的成功与喜悦，体会他们历尽坎坷的辛酸与痛苦……
张志全如今已是广东中山古镇一家灯具厂的老板。他的叙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中原农民的人生轨迹——
1977年出生，在老家生活到16岁时到沈丘打工，干了不到一年去了郑州，后来又到深圳，先当保安，后开酒吧，干到1999年，赔了，欠了10多万元的债。
2000年到四川，搞木地板，赚了点钱，2006年年底到了广东中山。当时一个厂要18万元转手，我和一个朋友只有6万元。但还是接了这个厂。做了一年利润可以，挣了60多万元。从2008年起自己干。
在这座古镇，只要肯出力，就能很快富起来，这里环境好，生意好做。这是个灯具城，有1.27万家灯具企业。也就十多年时间发展起来的。
信息太重要了。北京、上海很多人到这里买灯，因为在当地要花五倍的价钱。
出来打拼这么多年，要说体会，感觉只要肯卖力、动智慧、长本事，你就能成功。我来时这里只有三家搞古典灯具，现在有27家了……
走出黄土地的张志全，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伴随工业化进程剧烈变革的真实写照，叶老家村乡亲们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无论是经过奋斗成功者的欢乐，还是经受挫折失意者的痛楚，他们的人生履历与祖国巨大变革的历史融为一体……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这艘古老的巨船，驶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辽阔海域，开启了决定中国命运、实现民族复兴的新航程。
中国社会的转型，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大地出现了一派新气象，社会各方面都进入了转型的快车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谈起中国社会转型，他感受深刻：改革开放是中国30多年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在过去的34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时的大约381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49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5432美元。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开启了中国发展的体制源泉。
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社会转型把古老的中国推向新的发展历程。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在社会深刻转型中，利益格局重新调整，既得利益者和失去利益者不断转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人们从起初单一的温饱追求向多元的利益诉求转变，利益关系变得差异化和复杂化，人们对利益需求的多样化要求越来越高，民主意识、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有些人在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上表现出困惑和彷徨，甚至迷失了方向。
……
中国正在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是大势所趋，通过深化改革迈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对社会转型，学者们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社会转型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各个层面发生的急剧变化。在短短30多年间，就单从经济体制而言，我国分别经历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整个中国社会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经历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对于城市地域而言，这种变革集中表现为社会体制转轨、政治体制改革、社会阶层分化重构、社会发展阶段转变以及城乡文化变迁五个方面。
转型非一日之功，改革任重而道远。
学者李曙光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是成功的，但并未完成转型。30多年经济改革成功的路径既可以说是“渐进”的，也可以说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走的是一条特殊的“政策之治”的路径。改革以政府、政策为主角，其目标是寻求短预期性和效率公平的关系。保证了中国改革在一条平缓、灵活、绕开改革的死结、追求立竿见影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道路上发展，这是成功之处。
学者们同时指出，“依法治国”方针还有待进一步全面落实。经济市场化程度呈现不平衡的特点，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由“政策之治”迈向“法治之治”将是下一步的改革战略抉择。法治的作用，一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二是约束经济人的行为，实现秩序公正。在改革关键性的攻坚阶段，“法治”与“人治”的深层次矛盾将变得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更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在思想、文化、政治、心理、价值观等各方面的转型，复杂而深刻，特别是社会转型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剧烈变革的时代潮如此汹涌，社会转型的暴风雨如此猛烈。每一个人都经受着洗礼，共和国在洗礼中成长！
第二节阵痛与希望
2013年7月初，上千名劳务工人堵在“中国最大造船民企”——熔盛重工南通造船总部门前讨薪。有谁会想到，这家总资产500亿元的行业巨头竟为1亿多元欠薪犯愁。
“十一五”期间，产能增长6倍的造船业进入了寒冬时节。
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有200多个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不仅重工业产能过剩，就连光伏、风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严重产能过剩。2013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9％。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给我国经济带来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副作用、后遗症也越来越严重；当前，尽管市场化改革呼声很高，但有些地方政府仍醉心于大投资、大项目带动，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日益强化，逆市场化操作层出不穷。
转型潜藏的是风险，转型伴生的是阵痛。
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经济社会转型都经历了痛苦的过程，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中国，国情的复杂使转型的艰难更超乎寻常。
我国正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看，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全社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在逐步减弱，发展性压力在全面增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如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环境、城乡区域的均衡发展、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以及公共治理、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等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这些矛盾和问题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因素，但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积累的体制性矛盾。
经济转型刻不容缓。然而，在经济领域，逆市场化行为仍旧大行其道，窒息市场发展活力。
“目前的产能过剩已偏离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水平，市场机制对产能抑制、矫正过剩是失效的。”有专家认为，在产能全面过剩，部分行业绝对性、长期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新增产能还在不断形成。资料显示，电解铝在2012年上半年还有57％的投资增速；水泥目前在建产能占总产能的10％。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社会具有以下特点：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正处于市场规范和调整阶段；城市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发展战略急需调整充实；我国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与升级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由此可以看出，磨合与调整是社会转型中期的关键词。
中国的经济转型必将伴随阵痛加剧。
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把高端制造业收回国内；另一方面，我国有些制造业从国内流出，一些初级加工企业在转向东南亚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这种新变化是全球范围的一种深度调整，首先对中国产生一些影响，比如有的出口加工聚集区企业会倒闭，看起来对中国不利，但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这种变化不可避免。我们在转移出低端产业的同时，要提升产业等级，进一步放开市场。
转型升级，必然会有阵痛，在这种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减轻微观领域的阵痛，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对内开放市场。要对过去面向出口的经济结构进行深入调整，要通过开放资本市场带动国内市场的开放；二是鼓励企业为主体进行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在全球产业链条上逐渐升级；三是政府要提供更好的服务，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环境。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深化改革，发展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是我国社会转型追求的目标。30多年来，我国已经历了多轮行政体制改革。行政运行机制科学化、透明化步伐加速推进。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施政过程中出现“懒政”“庸政”现象，损害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基础。
这种矛盾局面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息息相关，同时也反映出行政体制改革不彻底，政府职能仍未有根本性转变。
在改革已步入深水区与攻坚期的背景下，行政体制改革不能避重就轻，着力破解深层次难题，应是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浙江某地通过和平协商，成功拆除马路上的“钉子户”。新华社稿。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人民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升，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事务公开透明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赋予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与人民群众对政府改革的要求相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显得较为滞后。
在公共服务领域，当前基本公共服务无论从规模和质量都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不足；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差距明显，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三是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城乡区域制度设计衔接不够，管理条块分割，资源配置不合理，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比较单一，基层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等问题较为突出。
社会矛盾的聚积，阶层利益的分化，社会风险的不断叠加积累，以至于近年来社会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遇到“转型陷阱”。一是贫富、地区和城乡差距拉大；二是利益阶层固化，草根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不畅，新“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三是群众对上学难、看病贵、房价高、治安差、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食品不安全等抱有怨言；四是仇官仇富情绪有所上升；五是腐败问题突出；六是网络舆情复杂。
“转型陷阱”给社会带来直接后果是，基层权力失控，群体性事件增加，社会呈“不和谐”态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群体性事件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和劳动争议为主。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体系已非常薄弱，亟待在改革中重建。
改革是一场革命。阵痛之后，孕育的是希望。
第三节彩虹总在风雨后
“彩虹往往出现在风雨之后。”风光秀美的巴厘岛，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热烈掌声……
“有句话说得好，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
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转型迈大步。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加快步伐，在转变政府职能上加大力度，掀起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浪潮。
深圳市委副秘书长乐正介绍说，深圳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自觉履行特区先行先试探索创新的使命，经过反复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总体改革方案，在五大领域20大项中开展以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为重点的转型探索，其中前海的制度创新就有22项，金融领域的创新8项。
为了有效约束政府权力，深圳市加强立法，要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一要学会用法律思维、法治思想治国理政。1992年深圳获得了地方立法权，深圳充分利用这一立法优势，通过地方立法促进社会转型，充分借鉴一些国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从法律层面规范行政，约束权力。二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打造阳光政府。三要在管控行政审批上加大力度，削减审批权，公布政府审批目录，凡未列入目录的一律不得审批，向全社会公开政府行政审批情况，用法律手段，用新思维、新理念管控约束权力。
新华社记者在深圳采访时深切感受到，干部群众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空前高涨。深圳曾是改革的排头兵，是国人瞩目的改革试验区，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深圳如何重新成为全国人民敢闯敢试的典范？国内外充满期待。
深圳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这座充满传奇的城市向世人展现了先行先试的美好前景。
近些年来，深圳转变政府职能始终没有停步，他们做好减法更做好加法。对那些该交给市场的职能，政府坚决交出去。2009年，市政府转移出去248项职能，减少审批194项，1/3的政府职能或者转型或者取消。在涉及国计民生的社会领域，政府明确加强服务和监管。其中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80项职能得到加强，对公共设施以及环保的职能，由原来表述的“负责”，改为“承担”。
深圳的改革步子大、步伐稳，不仅经济改革有声有色，社会领域改革不断获得新突破。2013年社会组织井喷式发展，监管走在全国前列，给这个年轻的城市带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社会转型在阵痛中进行，教训化为财富，进步才有希望。
在海滨城市厦门，透过公交车纵火案的风烟，我们看到了社会转型艰难的步履。
2013年6月7日，厦门市民陈水总点燃了行驶中的公交车，造成47个无辜生命丧生。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一个多月后，新华社记者来到这个城市，从市主管领导到街道社区干部，从普通居民到大学教授，他们的讲述，引领我们沿着陈水总的人生轨迹寻找答案，挖掘陈水总走上罪恶道路的深层原因。
47个鲜活的生命瞬间陨落，公交车纵火案令人悲痛，但厦门的干部群众从中吸取教训，探索着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新途径。
欧阳丽娟是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以她为代表的街道干部在实践中探索分类管理、重点管理、网格化管理，为社会管理开辟新路径。在这个街道社区走访，我们看到，低保户、低收入者、残疾人、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建档建册，“一个不能少”。随手取下一本登记册，街区工作人员一一道来，每个人的情况都了然于胸。
欧阳书记告诉记者，公交车纵火案令厦门这座美丽的城市蒙羞，更促使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警醒，这一惨案为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目前我们正在探索大网格管理，就是为了迎接这种挑战做出的新的尝试。
中华街道共有6个社区，每个社区有20余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36岁。在社区这个大网络中，网格员被分配到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网格中，帮助居民处理从社保到就业等事务，他们每天生活在群众中，走街串户，接地气、解民忧。
厦门市领导谈起公交车纵火案，深有感触地说，这一惨案发生后，我们进行了认真反思。近些年来，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但新形势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管理创新、保障民生建设和畅通群众诉求等方面仍然值得大力加强。
近些年来，厦门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民主法治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如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管理理念，关口前移抓好源头管理理念，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理念，注意依靠群众公众参与的理念等，这些理念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厦门市经济社会转型，为促进这个美丽城市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应该看到，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尤其是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等民生建设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使社会转型中的矛盾日益加剧，加强社会体系创新的任务日益艰巨，还有许多新的课题亟待破解。
张友琴教授是位长期关注社区建设与社会转型的学者，在厦门大学校园，她的话题没有直接涉及厦门公交车纵火案，而是与我们谈起社区管理和社会建设，谈起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新需求。
“剧烈的社会变革在人们心中产生诸多不满，他们的不公平感需要情绪宣泄，需要有人慰抚。”张友琴说，“相对剥夺论”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容易产生的普遍心理情绪，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不重视这种情绪，将会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可是，目前人们这种巨大需求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来做，这是亟待改变的现状。出路在于培育大批社会组织承担这一任务，为转型期的人们提供一个心灵庇护之所。
转型将把古老的中国带入崭新的时代，经济在转型中显露生机，社会在价值重构中推动文明进步，深化改革给全体人民带来实惠和希望。
转型成功，标志着改革红利充分释放。
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以及制度红利。比如，我国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未来10年，如果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有可能增加40万亿投资需求，从而支撑未来7%到8％的中速增长。
有学者指出，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如果这个事情做好，走得稳一点，可能成为我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也有可能使我国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主动权。比如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消费产生很大的需求，也给投资增加很大的空间。但这需要制度创新，才能释放改革的红利。
随着规模扩张模式的瓶颈期来临，政府正在通过调整结构切换经济增长动力，推动产业升级，并推出一系列配套的行政、财税、金融改革。其核心是从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化主导转变，重点是发展服务业（包括生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改革前景令人向往，普惠式改革有望兼顾经济和社会保障领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完善市场，政策全面推进逐步深入。地区实验以开放倒逼改革，试点先行、探索经验、成熟后再推广。
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将是市场完善的起点和前提，因为只有简化行政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才能让市场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财税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将提高公共品生产部门的服务效率，是市场化改革的基本保障。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改革、民生改革与城乡统筹改革和资源产品定价改革将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加强资源的市场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而经济改革深化将孕育新的投资机会。医药、清洁能源、轨道交通等受益于简政放权；公用事业和现代服务业将受益于政府职能转变；资产证券化试点与自贸区相关产业将受益于金融改革；能源、电力、冶金将受益于要素价格改革；铁路、通信行业将受益于基础产业改革；医药保健、保险、文娱将受益于社会保障改革；服务、金融将受益于对外开放。
未来5年是全面改革取得突破的关键时期。我国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既给我们提出严峻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机遇。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大潮扑面而来，前景广阔，未来可期。转型成功将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崭新境界，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风雨中成长，风雨中期待。风雨之后必将迎来绚丽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