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林婆娑，海天一色。
2013年10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吸引着全球目光。
在这一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习近平主席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人物。
观察家们以更加广阔的视野，聚焦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习近平主席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精彩亮相——
从俄罗斯到非洲，从拉美到北美，从中亚“四国两会”到东南亚列岛。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开放包容……
“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主席站在国际舞台聚光灯下的系列演讲，为世界观察中国提供了重要窗口。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亚太经济保持良好势头，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愿意继续同东盟、同亚洲、同世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
——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
“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在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人们看到的是，30多年来，中华民族这条东方巨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对复杂深刻的历史变革，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牢牢抓住战略机遇，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国崛起的规律正考验着中国。如果说近30多年来中国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摆脱了可能被世界再次边缘化的历史阴影，那么，下一个30多年，即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国家的战略目标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靠什么实现梦想？答案只有一个：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节国际大考
110多年前，当包括美国第九步兵团在内的八国联军劫掠大清王朝时，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无情地展露在世人面前。
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前院长阿尔弗雷德·马汉当时却断言：终有一天，中国会将其辽阔的疆土和庞大的人口组织起来，成为世界强国。
马汉如是说时，西方国家正如日中天。
15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相继崛起，既留下现代化发展的印记，也带来血泪和灾难。
战略家就是战略家，马汉的预言再次受到关注。进入新世纪，全球目光似乎又重新汇聚至太平洋西岸这片沃土。在越来越多的当今国际政要和学者眼里，“中国崛起”已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
大国崛起之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走在全球聚光灯下的中国，正迎来一场新的“国际大考”。
2013年3月23日11时许，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会议厅座无虚席，过道及后方都站满了老师和学生。
面对在场的千余名师生，正在此间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用短短四句话，勾勒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全貌——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回首10年，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基本认识没有改变，那就是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解释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如果要说当前国际形势与过去有何不同，主要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有的国家感到空前的紧张和惶恐。
有舆论说，“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跃升至世界第二，于是老大（美国）紧张，老三（日本）也不服气”，相应的，国际关系也发生很多新变化，这需要中国妥善应变。
学者们分析，从美国的角度看，亚洲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21世纪全球新的力量中心。面对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不想让自己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目的就是，通过强化与地区传统盟友的联系，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亚洲经贸、安全和防务合作机制，重振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对崛起中的中国实施战略牵制。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吴恩远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早在2000年，美国就在《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中写道，保证盟国生存及其与美国的积极合作、防止敌对大国兴起、确保重要国际体系的有效性、防止全球重要地区出现敌对霸权、防止全球竞争对手或联盟出现、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和促进美国价值观等，都属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范畴。
另一方面，在中国崛起的路上，也应看到中美“竞合”的一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事实上，一些美国有识之士也明了“合作”的好处。美国对华外交的开拓者之一基辛格就说，“中美两国应共同进化”。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强调，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说的更直白：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
纵观人类历史，大国崛起都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准备期、摩擦期（又称转型期、高危期、孤独期等）和接纳期。未实现崛起之梦的国家往往在第二个阶段遭遇失败。而中国目前恰恰处于最关键的摩擦期，因此也是国家间冲突与矛盾最高发的时期。
因海洋划界与维权问题，我国与周边有的国家发生争端，就是代表性的事件。
中国周边有14个陆上邻国，8个海上邻国。国家数量之多、情况之复杂、变化之莫测，是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大国崛起过程中所从未遇到过的。
新华社记者历时多月，深入新疆、四川、云南、广西、海南、浙江、上海、山东、辽宁、北京等地调研后发现，目前我周边安全形势基本可概括为：陆疆相对稳定，海疆存在纠纷，安全存在隐忧。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处亚太，中日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2012年9月，日本野田佳彦政府公然破坏中日长期形成的共识和默契，宣布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将中日关系带入两国建交40多年来的最低点。此后上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是在领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否认中日两国存在领土争端，助长国内右翼势力抬头。
日方必须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等历史敏感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如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所指出的，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是中方不愿看到的。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从陆疆看，自朝鲜、俄罗斯、蒙古国，向西延至中亚五国，再向南至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等，最终至东南亚国家大部，我广阔的陆域边境基本稳定。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胡红萍说：“除个别国家外，我们基本解决了陆地边境划界问题，相互经济合作又密不可分，所以不会出大乱子。”
然而，在中国300万平方公里海疆内，却存在争端。据统计，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华社记者不久前在我国西南边境一处边检站看到，来往货车川流不息，两侧集市生意红火。隔桥相望的对方城市，还迎风招展着几面五星红旗。但在这些景象的背后，是个别国家潜在的焦虑和不安。
2000年以来，我方渔船被周边国家抓扣、渔民被打死事件时有发生。
另一个变化同样重要，我们不应该忽略。有专家认为，“现在的国际格局恰恰是一种全新的国际格局，既不是两极对抗，也不是集团大家庭政治格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性思考。对此，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瞩目成就，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理顺了国内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关系，把握住了大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追溯至整个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通过调整“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利用美苏争霸实现与西方大国关系改善，抓住在外交、战略、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
同时，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中国利用“9·11”事件后美国加强对华战略借重，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参与全球分工，实现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为此，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负责人王少普说：“每个阶段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用好了发展机遇，下活了大国博弈这盘棋。”
世界关注中国，中国面对机遇和挑战。
大国崛起并不缺机遇，缺失的往往是分辨和把握机遇的能力。正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所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非但没有过时，相反，如果我们辩证地看待理解、成功地应对当前国际复杂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要说20年，四五十年的战略机遇期都有可能！”
第二节合作大势
放眼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深度融合趋势如同浩荡江河，奔流不息。
应该看到，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欧债危机短期内无解，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加——谈到这些“负面因素”，不少国内外专家为中国的外部环境担忧。
但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些挑战背后同样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应当主动作为，寻找与世界深度融合的最佳路径，从而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所说：
“亚太是个大家庭，中国是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繁荣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给亚太发展带来更大机遇。”
要看到，大国关系根本上是一种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关系不一定非要是简单的“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可成为“共生共荣”的“双赢”关系。
以中美关系为例，未来10年，中美关系会变好还是变坏？或者保持一种“非敌非友”的特殊关系？
“中美两个大国可以有矛盾、有交锋，但谁都不愿意丢掉对方市场。”正如专家所说，“既有利益对立和对抗，又有利益交汇和竞争，中美两国将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但不是美国人所讲的G2共管”。
未来，对于大国之间这种新变化新趋势，要保持清醒认识。
下一个阶段，在推动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中国只要打好三张牌，就可能顺利实现和平崛起。
第一张是“中国市场牌”。在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依赖“中国需求”，这给中国“危中求机”提供了战略优势。
过去，中国的发展是取决于发达国家能够有多少生产要素转移到中国；现在，世界的增长取决于中国有多少生产要素转移到外部去，这是史无前例的变化。另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正从“商品依赖”转向“资金依赖”，这种变化也是前所未有的。
谈起这一新变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眼里闪出亮光。他解释说：“这么大的一个机遇，在世界历史上只有美国有过。日本只限于亚洲范围内，德国也限于欧洲范围内。”
对于郑新立的观点，认同者众多。相关学者认为，中国如果认识不到这样的新变化，就可能会浪费或丧失新机遇。“这个机遇是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一旦出现了，它就不可逆转，关键是中国自己能不能抓住它。”
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乐观。
“这段时间，国内有些同志在谈论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战略时，显得忧心忡忡。”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立国后，主要是东部发展重化工业，市场主要在欧洲，因此大西洋两岸的政治联系是由经济作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时任总统克林顿强调发展IT产业后，美国经济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西海岸的信息产业崛起，硅谷的辐射点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所有军事安全和政治考虑的背后都是有其经济原因的，经济利益才是美国看重的最大利益。”贸易摩擦就是想保证自己的市场份额，而军事调整也是为了维护市场。
对中国而言，如果能抓住美国科技创新提供的机会，中国就能抓住发展的好势头。中国的不足是原创少，科技研发弱，但长处是善于学习别国的技术。因此，辩证看问题，就会看到挑战中有机遇。
第二张是“人民币国际化牌”。伴随中国经济比重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的“世界货币”，正在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不可阻挡，这将大大提升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
上世纪以来，“美元霸权”一直与“美国霸主”地位相呼应。但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西方货币体系，美元、欧元地位被动摇。美国、欧盟依靠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试图摆脱危机，但量化宽松实际上是在拿美元的信誉做抵押，量化宽松越持续，量化规模越大，美元信誉就越下降。
一些西方学者坦言，这是近100年来，美元霸权地位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与此相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正处在上升通道。因为美元贬值，人民币总体上在升值，美国似乎在加快这一进程，不断指责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部分学者认为，如果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真的到了1∶3或1∶4，美国可能又会有人大喊“人民币升值威胁论”。“因为到那时，美元就真的不值钱了。”
有学者甚至断言，如果中国经受住了这轮“指责—打压”的考验，人民币将会真正成为“世界货币”，而中国配置世界资源的能力届时将大大提升——无论是有形的石油、矿产、粮食和商品，还是无形的技术和人才。
“不要单纯以为人民币升值就会严重打压中国的竞争力，只要中国在可控条件下允许人民币升值，就会在挑战中找到机遇。”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用辩证眼光才能看到的发展机遇。
第三张是“新工业革命牌”。当今世界正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国际格局为此面临一场深刻变革，作为后发国家，这将为中国经济顺利转型提供动力。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几大突破口：一是网络技术进一步发展，深入到生活、经济、民众消费的每个角落；二是新能源、低碳技术，这也是能激发所有领域发生变化的一个大的突破；三是新材料和生命科学的兴起。这些新生事物目前在中国都在大面积应用和推广，有些甚至和西方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
相比前两次，“新工业革命”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为，现在中国与西方先进技术的“时间距离”明显小得多——以前差50年，较近的也要差二三十年，现在差不到10年，有的差距在5年之内，有的甚至在同一水平上。
辩证法告诉人们，落后有时并不都是坏事，关键是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因为“落后”也意味着蕴含的发展潜力巨大。
西方现在很羡慕中国的“后发优势”。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不少新领域是西方有技术、没有市场，需要中国市场来检验和培育新技术。
“现在只要西方有一项技术，中国一旦转移过来就成为其最大的市场。”黄仁伟举例说，新能源和网络结合产生的智能电网只有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上应用，才能真正实现其科研和经济价值。
“现在美国很纠结：不让中国参与新技术合作研发，它的技术就换不回市场和资金；让中国参与，又担心中国可能变成最大的技术市场，进而挤占美国先进技术的领先空间。”欧洲和日本同样面临类似的抉择困难。
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预言，借助自身的资金和市场优势，再结合自主创新和海外并购等模式，全球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重心未来向中国转移的机遇将非常明显。
针对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中国机遇”，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内数十位科技界、产业界、学术界权威人士，大家对此高度认同。
“我是材料学院的教授，研究的是激光，做成的是制造业产品，你说我具体属于哪一个产业？”作为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华明说，各产业融合将成为趋势，比如以3D打印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是新材料、互联网技术、制造业的融合，智能电网就是新能源与通信技术的结合。另外，为了及时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空间上更集中，造成二、三产业界线模糊。
“全球正进入大规模定制时代，为满足消费者更为广泛的个性化需求，产品种类将丰富得令你难以想象。”专家们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用户的创新、创意将更受关注，过去由供给方主导的产业创新将被弱化，企业依靠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竞争战略也会受到挑战，消费者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设计和制造过程，甚至成为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绝大多数人成为构建新的自工业化平台的主要力量。
目前，“社会制造”这一新型产业组织正在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不同于传统工厂，这类工厂规模较小且设施简单，仅有几台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铣床和喷漆台等设备。在这类工厂的帮助下，网络用户不需要生产车间就可实现设计的量产及销售。
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将催生新的产业群，巨大的市场需求将广泛带动社会经济和相关行业发展。以新能源为例，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力来源，相当于燃煤发电量的一半。新能源革命将爆发巨大的规模效应，全球能源版图将被重写。
国内受访学者普遍认为，新的变革将呈现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者交替出现、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态势，进而推动制度、管理、市场、思维、意识形态的巨大变革。
一方面，这种变革可能对中国原有的劳动密集行业优势和政府集中管理模式形成挑战；但另一方面，中国在搭乘新一轮产业变革快车的过程中具备更多优势，完全有“弯道超越”的实力。中国所要做的是扬长补短。
只要把握转型期机遇，我国可以搭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快车。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因为数十年来形成的庞大工业配套体系、工业环境等优势，仍是那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无法比拟的。部分东南亚国家要建立完整的工业配套体系还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中国要利用好这个缓冲期机遇，在传统优势基础上创造新优势，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智慧的地球”本质上就是“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的新一代信息科技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因此除了需要有强大的信息产业之外，还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和服务业，彼此结合，才能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强大的产业规模，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如果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中国科技创新有机会取得很多重大的领先成果。
新华社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协作创新也是一个关键问题。IBM负责人表示，新一代信息系统将从过程为中心的计算转向以信息为中心、具有自学习能力的认知计算；未来的创新，将不能只在实验室独立研发，而是要走向市场，走向出现问题的地方，通过系统整合方式来实现创新。信息科技的突破性变化，将集中在如何与其他行业实现更深度的整合上。
这一点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制造业、服务业或其他重要的工业领域，中国在很多行业的规模上都位居前列。而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如果融合顺利，中国很有可能在信息科技发展的下一个浪潮中，创造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一代信息科技产业。
为此，专家们建言：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重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加大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技术改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关键元器件、关键和成套设备方面抢占制高点，打通产业链各个关键环节，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加快推动产业链低端向高端的跃升。
归根结底，中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关键是形成自己的竞争内核，既要避免“碎片化”，又要避免“产业空洞化”，这需要“顶层设计”。
互利合作不仅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势，更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
第三节风范大国
风云激荡的世界深刻变革，把握机遇方能赢得未来。
中国，大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央，时代呼唤着大国风范。
回顾15世纪以来西方文明驱动和主导下的大国崛起和世界格局，我们不难发现，赤裸裸的掠夺和血淋淋的战争几乎是其共同的主线。那么中国呢，究竟该怎样回答世人的疑问？
国际关系中过去有一种假设，似乎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就会与现存大国爆发战争，背后的逻辑是“丛林法则”。
中华民族复兴会跳出“丛林法则”吗？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正在选择和平发展之路。用中国领导人的话说，中国谋求的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海外华人欢迎祖国的外交使团。新华社稿。
对此，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国际政治中心主任黄平解释说，根据自己的国情，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世界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认识到不会走、也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过去三五百年走过的道路。坚持和平发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打破“丛林法则”，这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现实的选择。
“中国已经有6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一直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黄平认为，现在中国一天天长大了、长高了、长快了，关注的人也就多了，有的人担心，有的人疑虑，其中有些是偏见，有些是误解，有些是出于利益考量的担忧。如果中国不发展，别人就会低看、小看甚至不看。而中国越发展，越需要向世人展示：我们需要坚持什么，调整什么。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习近平主席在阐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鲜明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他说，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有了新的国际政治理念，还需要新的政策框架，最后要落到新的行动计划上。
围绕如何实现中国梦，新华社记者在祖国东、中、西部调研时，听到的是共同的“强国之音”。
——创新外交战略，构建适应大国地位的“大外交”新格局。
创新外交战略、提高外交水平是很多中国人的共同呼声。中央的外交方针是一贯的、连续性的，在落实过程中则要大力创新、勇于实践，富有创造性，只要有利于国家利益、有利于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就可以大胆去做。
如何理解有所作为？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被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你注定就是要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因此，“怎样把外交的地位放到与国内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是一个新课题”。
——维护中美关系“斗而不破”，深化经济依存和安全互信。
一位资深学者在谈到中美关系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时说：“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中国保持20年战略机遇期的核心。”
原因很简单：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
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举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相互尊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世界是多样的，中美作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异，同时又利益相互交织的大国，相互尊重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只有相互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制度与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才能求同存异，进而聚同化异，实现两国的和谐相处。
合作共赢，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由之路。
中美双方在双边关系各领域都有着广泛合作需求和巨大合作潜力。此外，作为两个大国，环顾当今世界，从反恐到网络安全，从核不扩散到气候变化，从中东和平到非洲发展，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共同参与、合作和贡献。因此，中美只有始终坚持合作，不断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共赢，而这个共赢，不仅是中美的共赢，还应当是世界各国的共赢。
国际上同样普遍乐见中美合作共赢，引领世界共同进步。一些国家政要和西方学者不断重复一个观点：在21世纪，中美合作，世界之福；中美决裂，人类之祸。
——重塑“周边安全”要立足战略高度，坚持新安全观，全面推进周边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说，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周边形势，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强调“周边是首要”，致力于地区共同繁荣；另一方面，处理“周边问题”必须有“域外意识”。中国周边许多问题与一些全球大国有关。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些“周边安全”问题将自行消遁。
挑战中隐藏机遇，国内外的机遇互动交融。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必须牢牢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中国用好了“国内机遇”，加速实力逆转，稳固了国内发展格局，一些“国际或周边问题”也将随之减弱或消失。
“比起战争，有的世界大国最害怕的还是中国稳定和平发展，终有一天摘得全球经济金牌。”有学者说，从全球战略看，中国不能因局部冲突而忽视发展进程。如果延续本世纪头10年的发展势头，5年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是日本的2倍，到2030年将是日本的4倍，届时“两国关系中的很多问题便会不攻自破”。
一位资深外交官指出，要防止一些外部因素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干扰者”甚至“破坏者”，关键还是要增强自身国力，坚持对外开放，在国际上扩大合作国家和合作范围。
——充分利用“多边舞台”积极作为，着力提升“大国形象”。
美国重返亚洲，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意义日益凸显。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中俄两国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与协调，真诚照顾彼此关切，将有力牵制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攻势，也有利于消减亚洲一些国家借机制造事端。
“中欧关系可能是中国发展最大的一个稳定器，跟欧洲搞好关系，跟有的国家即使闹翻一点，也可以用欧洲平衡一下，”有外交官认为，要把发展同欧洲全面的政治经济合作，作为未来维护“中国机遇”的重要途径。
扩大与新兴国家合作，是维护“中国机遇”的又一重要保障。国际法一定是主要表现在实力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博弈，谁的力量大，谁的想法就会更多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加大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资金和专业人才的输送力度，从内部增强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团结新兴国家，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理解和支持，在国际博弈中进退有据，避免孤立。
——整合文化价值理念，提升“文化中国”的全球吸引力。
纵观一些大国在历史上崛起的轨迹，除了具有强国目标、对外开放、体制变革和科技引领的特点之外，无不以文化为支撑。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让世界各国了解，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中国文化和价值理念，可以为人类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要借此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增强“文化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