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
华盛顿，1945年9月22日
弗兰克·麦格林恩正在OP-16-W狭小的办公间里打点行装，这里是海军的一个秘密行动情报机构。这时，一位海军上将正局促不安地站在房间凌乱不堪的角落里，苦苦恳求麦格林恩接受海军在日本的一项临时任务，但这并没有使他动心。他脱离威廉姆斯学院的教学工作已将近三年半了，在此之前，他已拒绝了一项更具诱惑的差遣，那是国务院想利用他对亚洲事务的精通而提供的一项任务。
“我主意已定，上将。”他说道，摆出一副架势——就像他在办公室里常常做出的姿态那样——犹如一只凶猛的雄鹰扑向了一只孤立无援的兔子。教授身材修长，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这更突出了他那对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鹰钩鼻子和白里透红的肤色。健美的体态不仅给他颇具教养的举止增加了不少光彩，也造就了他那种极富特色的尊严和高贵。他将那包沉甸甸的书挎上了右肩，迈着年轻人的步伐，流星般地跨出了房间，尽管这时他已是62岁高龄。
真是白痴！他的思绪仍没有停下来。难道连极浅显的英语也听不懂吗？一旦战争结束，哪个聪明人会愿意继续为政府工作呢？
一个小时后，他踩动了他那辆福特牌车子的油门，踏上了驶向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城的伯克郡山峦脚下的征途。他已决定，在秋天事态平稳之后，重返学校教授近代历史。与此同时，他还将着手写一本著作，其内容是珍珠港事件前悲剧性的6个月的事情，它们导致了这场灾难的爆发。1941年春天，他曾出版了他的上一本著作，提出了一种理论，即在美日矛盾加深的过程中，美国的某些做法也应像日本一样受到谴责。一些评论家，尽管曾高度赞扬了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却做出预言，即麦格林恩的研究生涯将从此结束。现在，他开始进行反击了。在华盛顿的这几年中，他已搜集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新材料，这会大大加强他那些反传统观点的说服力。
下午晚些时候，他进入了马萨诸塞州，初秋的气息迎面扑来，多么舒畅啊！在首都时，他还只能忍受那种闷热的天气，令人疲倦不堪。终于，他看到了学院中小教堂的顶部，这是一座极为滑稽的建筑，但长期以来已为他所钟爱。不久之后，他来到了霍克西大街的那所旧房子前。以前的住户将房子的外墙刷上了丑陋的绿色，至今仍使人联想到哥特小说中的景物。然而，屋子里边则充满了宁静和凉爽，他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了。女管家显然非常知趣，说了几句欢迎到来之类的话后，就又消失在厨房里了。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他痛苦地发出了近似呻吟的声音。很久以前，他就想到要收拾一下电话机，使它只能打出去，但是，他的4个孩子却一致反对。电话是他的老朋友哈维·乔纳斯从白宫打来的。除了在OP-16-W做心理战工作外，麦格林恩一直是他在哈佛的老同学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非官方顾问，总统为什么长期保持着这种咨询，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因为，他通常并不这样做。
“弗兰克，很高兴抓住了你。”
“什么使你认为已抓住了我？哈维。”
“我敢肯定，你仍陶醉在你那块小天地里吧。”
“好吧，你想让我干什么呢？哈维。不管干什么，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不是私事，弗兰克。我是替杜鲁门总统找你的。”
“我原以为你不喜欢那个服装商。”
“弗兰克，别开玩笑了，”他清了清嗓门，“他想请你去东京，做麦克阿瑟将军占领日本期间的顾问。”
麦格林恩不禁乐了，“得了吧！你真会开玩笑，还是告诉我你的真正意图吧！”
“我是在谈正经事，弗兰克。鲍勃·舍伍德、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其他熟悉你的人都一直在跟总统说，你过去的建议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多么的重要。”
麦格林恩发出了嘲讽的腔调，“即使你是认真的，我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请转达我对总统的问候。”
“但是，……”
“不要说了，哈维。”
“弗兰克，还是考虑一下吧！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回话，电话还是老号码。”
麦格林恩挂上了电话。
这个建议似乎近于荒谬，但却萦绕在他的脑际，无法消失。自哈佛毕业之后，他生活中的一大段时光是在东方度过的，那里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在日本待了7年，在青山学院里教历史，与一位知名苏格兰传教士的女儿结了婚，并且写了一本关于明治天皇亲政的历史书，这使他名声大振，母校也请他回去任教。回到哈佛后，他迅速取得了成功，许多学生对他爱尔兰人式的聪明才智佩服得五体投地。到1920年时，他已经出版了至少两本关于亚洲的著作，并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东方学学者中的佼佼者。这一段时光，是他一生中充满了幸福、成果辈出的时期。然后，在那年圣诞节前夕，克拉拉·麦格林恩生下了那对孪生子——并且离开了人世。像许多爱尔兰人一样，麦格林恩开始酗酒了，不久，根据双方的协议，他离开了哈佛大学。这时，他已有一个7岁的儿子和一个14岁的女儿，女儿成了那对孪生子实际上的母亲。麦格林恩带着所有的孩子回到了日本，并再次在青山学院任教。他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一名正教授，又写了两本著作，其中一本是美国驻日首任大使的传记，这部优秀的作品使他荣获了普利策大奖的殊荣，也使他赢得了威廉姆斯学院近代史教学中的头把交椅。就像在哈佛时一样，许多学生对他顶礼膜拜，尽管他的那些挖苦常常伤人。1935年，他曾离开日本，去中国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一期间，他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袖，他们在1934年下半年从中国南部的中心地带，经过6000英里的长途跋涉，刚刚到达西北地区的新根据地。
此刻，他脱离了战时在华盛顿供职的工作，又回到了威廉姆斯。晚饭后，乘着浓浓夜色，他在宁静的校园中信步闲行，而那片他所喜爱的土地——亚洲，仍不时搅动着他的心弦。动乱正在那块大陆上到处蔓延。数以千万计的燃烧弹重创了日本，而那次代号为“饥饿行动”的军事打击，更使其一蹶不振。该次行动将12135枚水雷投在日本的内河和港口中，使700艘船只不能动弹，使日本的工业生产几乎完全瘫痪。当时，他曾极力反对这一行动，因为该行动会在1946年春天将700万人口抛入饥饿的深渊。此时此刻，除非盟国——实际上即美国——着手运进大批的粮食，否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仍然面临着饿死的厄运。这只是麦克阿瑟面临的问题之一，根据指令，他还须向那些命运悲惨的人们展示其过去社会的邪恶，并带给他们以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从而拯救自己。麦克阿瑟将对那些斗胆发动战争的将军和政界要人进行审讯，对那些亲自犯下暴行的数千名较低级别的军官实施绞刑。他还奉命改造教育体系，以基督教取代佛教和日本神道，清洗商界巨头和政府高层官员，用美国的公正原则来改造日本的法律，解放那些备受歧视和蹂躏的妇女，在劳工中建立工会组织，教会整个国民习惯西方的白面包而放弃吃大米，学会喝可口可乐而不是传统的日本米酒。除此之外，在遣散了日本陆、海、空三军后，他还要将分布于亚洲大陆各个角落的数百万日军运回日本本土，这使得苏联在夺取其北方岛屿时容易了很多。
中国又会怎么样呢？内战会使它分裂吗？我们应当支持哪一边——是那个已经显示出无能和腐败、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还是毛泽东的共产党呢？还有那个小小的朝鲜，美国至今仍对它所知甚少。什么样的命运又会降临在菲律宾、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头上呢？它们都会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吗？对于所有的亚洲兄弟来说，白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破灭。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只会是一个序曲，东方人反对西方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的强烈呼声将会随之到来。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可怜的美国雄鹰将会面临异常艰巨的任务，尽管在欧洲和亚洲取得赫赫战果后，它似乎显得实力强劲，不可一世！而且国内的呼声也愈演愈烈，要求尽快撤销战时机构，封存庞大的战争军事机器，认为将不再需要战争了。难道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还不足以维持世界秩序吗？
亚洲就像一座神奇的火山，随时都会喷发出灼热的火焰。它的构成错综复杂，简直令人不可思议，麦格林恩不断地思考着亚洲的问题，展望着那里的前景，并越来越多地玩味着其中的奥妙。他对自己的作用仍抱有怀疑，因为，与罗斯福相比，那个刚愎自用的麦克阿瑟对于一些好的建议，无疑缺乏应有的敏感性。然而，亲眼目睹那里的历史场面，将会使他获取重要的材料，这对他日后的著书立说将产生无法估量的价值。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觉得应该接受杜鲁门的要求。他所有的子女目前仍在日本，弗洛斯嫁给了一位日本外交官，在珍珠港事件后，她随丈夫去了东京，后来，她丈夫死于宪兵的毒打之下，孩子也因营养不良而夭折了。马克应召入伍，参加了海军，他是一个倔强的孩子，脑子里充满了理想，这些年来，尽管他一直受不到家人的照顾，但在战争的洗礼中，已逐渐成熟了。玛吉，他孪生孩子中的一个，立志要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女记者，她千方百计地到达了硫磺岛和冲绳岛，成为跟随美国海军进行战时报道的第一位女记者。
第四位，他的大儿子威尔，在哈佛法学院修完第一年的课程后，听从了法官法兰克福特的意见，成为乔治·马歇尔将军手下的一名法律军官。1941年12月初，他被派往菲律宾，对麦克阿瑟的军需要求进行考察，他们在克拉克战场靠岸了，不久日军就袭击了这里。后来，他在巴丹被日军俘获，经历了“巴丹死亡行军”[1]，被关进了奥唐奈和甲万那端集中营。此后，他又逃出来，在宿务岛与当地游击队并肩战斗。此后，他又再次被日军俘获，先后被送到日本南部的两个集中营，后一个集中营位于长崎，这里距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中心仅有一公里多。在他所有的子女中，威尔是教授最亲近的一个，酗酒的习惯和抑郁的心态已使他成为一个喜欢寡居的人。不久，威尔将会结束其多灾多难的经历，回到他的身边。
麦格林恩急忙赶回住所，拨动了通向白宫的电话。半小时后，电话才被接通。“哈维，”他说道，“我接受那项工作。”
“我想你会的，弗兰克，谢谢。”
“我的儿子威尔，这几天就会回来，我得和他团聚一段时间，过了元旦吧！”
“不急，总统感谢你。”
“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快？”
“我早就给他打保票了，在我们交谈之后，我就非常有把握你会接受的。”
“哈维，你这个家伙！”
“我知道你会的，弗兰克，所以我一直在静候佳音。”
2
日本，1945年10月15日
在从厚木机场到横滨的路上，麦格林恩坐在拥挤的车上，忍受着旅途的烦恼。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缓慢地爬行着，不时卷起一阵阵飞扬的尘土。最初，他们同意他过了元旦再动身去日本，但是，白宫打来一个紧急电话，告诉他麦克阿瑟要求他立即启程。
沿途，麦格林恩只看到了一些面部呆滞、打不起精神的人们，充满激情的日本人群已销声匿迹，早先的场面仍历历在目。然而，此刻一个充满了忧愁、无法振作的民族形象已取代了他以往的记忆。他们曾经以清洁、整齐而骄傲和自豪，但是，这些战争后的幸存者们则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男人们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忧愁和沮丧，女性们则是面无表情地裹着那些肥大的和服，显得极不合体，毫无女性之美。只有孩子们仍是那样活泼可爱，他们挥动着手臂，向教授喊着：“巧克力！口香糖！”但是，他手头没有这些东西抛给他们，看到这些孩子从小就成了乞丐，他甚至不敢正视这一事实。
道路曲曲弯弯地向前延伸着，他们来到了横滨与东京之间的平原上。这里方圆15英里的地带，曾是一片房屋和工厂的建筑，如今则只剩下一片瓦砾，变成了一片堆满垃圾的荒野。这片已夷为平地的区域里，只有一些往日的洗澡堂高大的烟囱，一些烧焦了的金属杆和几座用石头砌成的残垣断壁仍矗立在地面上，像见证一样，注视着这里的毁灭和死亡。而那些砖木结构的房屋则都已化为灰烬了。
在东京的近郊，他看到了一排排低矮的小窝棚，是用破碎的金属杆和石头搭成的，上面留下了燃烧弹轰炸的痕迹。这是一片巨大的贫民窟，就像美国的“胡佛村”[2]。在城市的中心地区，仍有许多旅馆和水泥建筑完好如初，尽管其周围已是一片废墟。但是，这里几乎已没有醒目的路标了，到了皇宫前的广场，他才判断出自己的方位。然后，他开始辨认出那些建筑物和街道了。对了，这里是帝国饭店，它的旁边是第一大厦，与它们隔路相望的皇宫广场似乎也未遭到破坏。在这大片的废墟中央，这些建筑则幸存了下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但它却是事实。是的，他认为，这些建筑是东京仍然存在的东西，我们把它们保留了下来。
他猜想，他们会在第一大厦前停车的，因为，这里是新的幕府将军——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这在文明世界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这辆运送工作人员的汽车从这里急速驶过时，教授不禁问了一句，得到的回答只是——POLAD，即美国政治事务顾问办公室，离这里还有8个街区。麦格林恩早已得知，他将直接在乔治·艾奇逊手下工作，艾氏是国务院在东京的头面人物，所以他曾猜想艾奇逊会把他的办公室设在司令部里。艾奇逊的行政秘书热情地欢迎教授驾到，并虚情假意地谈到了办公室糟糕的条件，房间里拥挤、狭小，灯光昏暗且没有暖气，然后，把他交给了一位胖乎乎的年轻人哈里森。这位涉世不深的外交官长着一头浅黄色头发和一张能讨人喜欢的娃娃脸，这使他显得更为年轻和单纯。
“我还没有读过您的作品。”哈里森说道，教授那张鹰隼一般的面孔，使他感到了敬畏。
“如果有人说，他已阅读了我的全部著作，我是不会相信的，还没有人阅读过我的所有作品。”他微笑着露出了嘴里的牙齿，这使哈里森感到，他那张鹰一般的面孔似乎并不那样令人可畏。
“很快，您就会发现，”他提高了声调，“您只是扮演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我们就像没有归宿的人们那样，并不受人重视。总统的本意是让我们做‘政治顾问’那样的事情，但是，将军……（他虔诚地闭上眼睛，向第一大厦的方向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似乎不能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因此，他们只将我们作为外交部来使用，这意味着，我们已被非常巧妙地冷藏起来，无法接触到许多事情。例如，您应特别注意到，我们与那座‘神庙’中间有8个街区的距离，与华盛顿所有的联系都必须通过盟军最高统帅（SCAP）来进行。盟总就是盟军最高统帅部，麦克的称号。我希望您不要对此感到震惊，从8月份以来，我一直待在这里，对这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将军的那些马屁精也经常抛给我们一些残羹剩饭，但是，全部政策的决定却与我们无缘。换言之，我们这些被训练出来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员，已被那些陆军军官们取代了，他们处理外交事务的观念，就是像在战场上机关枪扫射一样。就说到这吧，我先带您去看看您的那个窝吧，我的意思是指您住的旅馆。”
在去旅馆的途中，哈里森仍在有声有色地描述着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我们刚刚收到陆军部转来的影片，名字叫《你在日本的工作》，介绍了军队方面的情况。主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记住！日本人是不可信任的’！”
哈里森帮助教授将行李搬进了第一饭店，这里距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有很长一段路。最初建造它是为了接待194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观光者，尽管这次运动会并不景气。现在，它成为盟军的一处公寓，那些级别不够住进帝国饭店的人，都住在这里。“这里太嘈杂了，人也太多了，”哈里森接着说，“只要你不是日本人，不是仆人和黑市商，就都可以住在这里。”麦格林恩准备前往自己的房间，但是，哈里森却将他带到了旅馆里的军队消费合作社，“把您的日元都给我。”他说。他解释说，一日元约值6.5美分。并去买回了教授的香烟、巧克力和肥皂等配给物品。
然后，哈里森步履轻盈地带他进入了一个小套间。在一间房中，一些陆军和陆军妇女队的军官们正在喝着加冰块的威士忌，在将麦格林恩介绍给这些军官之后，哈里森又拉着他进入隔壁的房间。这里有一群穿着十分体面的日本人，正围在一起谈论着什么。哈里森很快就将那些香烟、肥皂和巧克力卖给了他们，得到了相当于原价30倍的钱。
“用美元来计算，在付给这里日本倒爷10%的佣金后，你只赚了25美元，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听说，一位美国兵在赌博中，用一块价值10美分的肥皂，在3天中就捞了150美元，简直是空手套白狼啊！您或许还不知道吧！您用一双旧袜子和一件旧衬衣就可换回一件真正的丝绸和服或者一串珠宝。”他冲着麦格林恩似乎有点厌恶的表情晃了晃脑袋。“这也不仅仅是件赚钱的事情，也是表现仁慈之心的一种行为。日本人亟须商品，我们卖出一包价值10日元的香烟，换回400日元，实际上就是与通货膨胀作斗争。但是，也必须注意，要将你的交易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陆军随时都会进行检查，以处置这种行为。”
哈里森殷勤地将提包送入麦格林恩的房间里。“欢迎您享受美好的人生，”他气喘吁吁地说，“要知道，那些美国佬得到这种肥差已好多年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该接着享受？为什么不过一过国王的生活呢？回到堪萨斯，我绝不可能再过这种生活，除非我成为一位百万富翁。”
麦格林恩打开行李，将东西放进衣柜后，他请哈里森带他去外国记者俱乐部，以便打听他女儿玛吉的下落。而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则坚持，应按照日本政府官方的程序来行事。“不知我们是太聪明了，还是太懒了，仍然让日本人来掌管他们自己的政府。这似乎是在显示事物的连续性，但将军往往最终说了算。那里的日本政客们仍然在相互争吵。”他指了指国会大厦，一座类似于埃及建筑风格的水泥建筑。“您见到过这种怪物吗？”
他们经过一座色泽灰暗的大楼，“现在，通产省和内政部正在共用这座大楼。”这时，司机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以免与一辆开得东摇西摆的日本汽车相撞，那辆车上标有“海军部”的字样。这辆汽车的尾部正喷发出一股股浓浓的烟雾。“炭炉，”哈里森接着说，“已成为日本战后政府的象征。这的确值得同情，但是，也不要为表面的现象而迷惑，日本人的确是相当精明的，无论是地方政府机构，还是联络机构，他们都任用了最有能力、最富效率的优秀官员。就是那些外观上似乎都不入流的家伙在管理着那些外表简陋的办公机构，但工作得却极为出色。”他们的工作是如此富有效率和合作，以至于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也发现，像在德国那样建立一个军事政府，在这里则纯属是画蛇添足之举了。
哈里森轻轻拍了一下司机，“外国记者俱乐部，”他说。几分钟之后，他们进入了距离帝国饭店不远的一条狭窄的街道。“有3家主要的日本报纸都出自这里，故我们称这为新闻巷。”这里的大部分的建筑物都呈现出窄细的风格，水管干道破裂了，水从地面喷出来。在前面不远处，一片废墟中有一座5层高的红砖建筑。“那就是新闻巷1号，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中国、菲律宾以及秘密军事基地来的记者，都喜欢聚在这里。这里以前是一个饭馆。”
一进入这所房子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这使麦格林恩的脑海里涌现出了那些神秘的间谍影片的场面。这里有十几个国籍的男性和女性，他们有的正在争论或闲聊，有的则在交头接耳低声说着什么，人们都在不停地喝酒和抽烟，并不时迸发出阵阵哄笑。一位中国人很明显像是在努力博取一位年轻男士的欢心，后者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刚从耶鲁毕业的大学生。一位英国女记者则将一位颇具魅力的陆军妇女队上尉逼到了一个角落里，尽管这里声音嘈杂，仍没有淹没她那充满诱惑的洪亮嗓音。一位美国人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一位躲躲闪闪的日本人，不知里面装着什么，而此时，附近一位俄国人则正在劝一位漂亮的欧亚混血姑娘喝下另一杯酒。但是，最使麦格林恩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关于眼下各种问题的争论，人们正在激烈辩论的问题有：打击金融寡头——财阀；清洗政府官员；保留天皇制度以及即将开始的战犯审讯。人们的观点五花八门，各执一词，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这里是喧闹的、嘈杂的，但又显示出生机勃勃，麦格林恩找到了一种感觉，那就是，在这个最令人激动的历史年代里，他确实处在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国度里。按照西方占领者的设想，一个已崩溃的东方国家正在重新建立，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实验是否能够实施，的确使人难以置信。但是，争辩者双方的热情极大地感染了麦格林恩，打动了他的心弦。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群人争吵得特别激烈，一阵哄堂大笑从那里传出来。一位女性正在严厉驳斥一位俄国记者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赞同，她正是玛吉！听不清她正在说什么，又引起了人们的一阵哄笑。这时，她的眼神捕捉到了那位身材修长、健美的男性，他顶着一头蓬松的银发，使他那张有棱有角的面孔更显青春朝气。
“爸爸！”她惊喜地喊道，并分开众人从人群中奔向这边，顽皮的脸上闪现出颇为兴奋的色彩。父女相互对视了几秒钟，然后就拥抱在了一起，女儿不顾一切的拥抱，使教授感到了几分尴尬。她显得极为兴奋，以至于在这个喧闹的地方，他几乎无法听懂她喋喋不休的话语。她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给她增添了几分女性的妩媚，脸上几乎没有任何化妆的痕迹，一身记者服皱巴巴地套在身上。麦格林恩心想，她似乎在有意隐藏自己的美貌，并且，他还希望，她不要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说那么多脏话。
将他介绍给五六个人后，她将他带到外面，来到一辆装有蓄电池的小车旁。“我们去拜访户田一家，”她说，并且发动起汽车，穿过了东京的那些废墟，去看望弗洛斯和他们在日本最亲近的朋友。
他惊奇地发现，玛吉已不再是他上一次在夏威夷见到的那位面色红润的记者姑娘了，那时，她刚刚从太平洋战争中归来。这仅仅是一年前的事情，然而却如同过了10年。在她的脸上已流露出岁月的煎熬和奇特的坚强。她正不断地说着她的孪生兄弟马克的事情，他与他的第六海军陆战队第一营驻扎在长崎附近，但圣诞节过后就要离开那里。“威尔现在怎样？”她十分关切地问道，“我在长崎碰到他时，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
“他恢复得还挺快，但是，仍很虚弱，上次我见到他时，他似乎对在波士顿的处境还挺满意，他在那儿开了一家律师所。”
这时，站在台子上的一位小个子日本交通警察举起了手，她将车停了下来。一位美国骑警正站在那位日本警察的旁边，尽管他站在台子下面的路面上，还是比那位日本同行高出了一英尺。
“嗨！玛吉，”美国骑警招呼着，“还记得我吗？在冲绳，你未经允许要强行登陆，是我把你给扣了起来。”
“难道你就是那个告诉我要让那些高级军官们受不了的人。”
“对了！宝贝儿，”他用肘部轻轻推了推那位日本警察，“让这位女士过去吧，东条。”
临近户田一家在麻布的住所时，他们穿过一堆堆的瓦砾和垃圾。街道上弹坑累累，惨不忍睹，最令麦格林恩感到震惊的是，这里遍地都是废墟和垃圾，已完全被夷为平地了。日本人面临的这种惨境真使他感到揪心的疼痛。战前，这里有许多造型优美、风格华丽的建筑物，大多为上流社会人士的住宅。战火也焚毁了常磐颇有名气的商业区，但这时店主们又回到这里，在那些临时搭成的网点里恢复了买卖。当大堆人来到这里，熙熙攘攘地购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时，街道上仍然显得非常热闹。为了免遭炸弹的袭击，这一地区的住户已被强制撤离了，那些失去了住房的人们，搬进一些地下掩体暂住下来。现在，战争结束了，一部分人已搬出掩体，但仍有许多不幸的人只能住在十分简陋的窝棚里。
户田的家似乎没有被战火所殃及，将车停在路中间后，他们徒步穿过了那扇年代久远的木制大门，沿着石阶上去了。庭院的中间已形成一个池塘，长满了鸢尾草，积着一潭死水，小股的溪水在地面上蜿蜒流淌，最终被垃圾和草丛阻挡在这里。院中残存的树木都留下了烧烤的痕迹，保留了对战争痛苦的记忆。除了一些巨大的灌木植物外，几乎已没有什么花草了，它们的日子也像人们一样，非常艰难。尽管经过了战火烧烤且无人照料，这些四季常青的植物却有很深的根部，并自己养育着自己，到了夏季，它们将会开放出花朵，为这片不毛之地增添色彩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乘凉的去处。
户田长子的遗孀，就是弗洛斯·麦格林恩·户田，此刻正在大堂的入口处，脚上穿着木屐，即日本式的木制鞋子。她喊了一声“爸爸”，就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了，将脸靠在了父亲的肩上。她身材高大，性格沉稳，与妹妹形成鲜明的对比。乍一看，她似乎并无迷人之处，但过不了多久，她那柔和的蓝眼睛和热情的性格就会把你搞得神魂颠倒。她穿着一件补了许多补丁的旧衣服，但款式则是流行的。麦格林恩已有将近4年未见到这位女儿了，从那时起，她一直生活在敌人的国土上，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孩子。他拉开她的双臂，打量着她，发现她是那样消瘦和憔悴，曾经乌黑发亮的秀发中，也夹杂着缕缕灰白色的头发，他感到极不好受。当初出嫁时，她看上去是那样健康和美丽，就像她母亲一样。
弗洛斯把头转向站在身边的小男孩，说：“这是正夫，你的外孙。”
孩子有点羞怯，但还是充满敬意地伸出了右手。他看起来更像一位日本人，而不像美国人。当看到他左边空荡荡的袖子时，麦格林恩如同五雷轰顶，不禁愣住了。弗洛斯痛苦地重提起这件往事，在日本投降前一天，美国海军的一架飞机在俯冲扫射中击倒了他，当时，他跑出去，想将一只宝贵的母鸡抱回来。“你从未告诉过我这件事……”他有点说不下去了。
“令人悲伤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两周之前，我们还失去了小玛吉。”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由于营养不良而丧命的幼孩。说到这，她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可怜的小玛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她说。
玛吉克制住泪水，抱住姐姐。
教授不知自己能干点什么，心中充满了内疚之情。在妻子死去后，为了保持这个家庭，弗洛斯毫无怨言，为此做出了毫无保留的奉献。多年来，她一直为他做着牺牲，他在情绪低落时，则更多把她当作奴仆来使用，没有当成女儿。现在，战争夺去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并使她的儿子成了残废。他有些笨拙地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大女儿，“非常抱歉！”他说，一种情感涌上了喉头，多年来，他一直在克制这种情感的迸发。
弗洛斯紧紧地拥抱着父亲，多年来，因为惧怕这位古怪、威严的男人，她的情感从来都没有流露出来过。此刻，几串泪水从她的面颊上缓慢地淌下来，这比任何话语都更能表达她的心情。“噢，爸爸！在这儿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他也想说点什么，但是，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她克制着内心的悲痛，试着安慰他。“一切都会好的，爸爸。”
在屋里，户田家的女主人惠美正焦急地等待着，她仍然保持着纤细苗条的身材，就像一位现代派女子。在家族为她举行出嫁仪式的前夕，她拒绝出席仪式，随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嫁给了一位基督教徒户田明，此后，她不仅开始信奉基督教，也开始拥护社会的改革。1942年，明被派往中国经营一个钢铁厂，她就开始独自支撑起这个小家庭。事先已听说麦格林恩教授下午可能会来访，惠美便换上了一件体面的和服。自从1936年以后，他们一直未曾见面，但是，双方只是以英语简单地问候着，“你好吗，惠美？”和“你好吗，弗兰克？”表面上不动声色的平静掩盖了双方真实的情感。不久，那种正式的气氛被双方的情感冲垮了，他们不由自主地热情拥抱，都渴望听清楚对方那些语无伦次的话语。麦格林恩急于想先知道明的情况，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朋友之一。
“上个星期，一位商人朋友终于带来了一封信，”明仍在中国华中地区。“国民党的部队已接管了他经营的那家厂矿，他期望在半年内返回日本。”他的身体还不错，正忙于组织那些无事可做的日籍雇员们回国。
这时，麦格林恩发现了家中的独生女纯子，她正站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她穿着家里缝制的裤子、外衫和内衣，显得十分整洁，这位15岁的姑娘面带羞涩地向他鞠躬行礼。“长这么高了，纯子！快到这儿来！”他比划了一下4英尺的方位，大家都被他逗乐了。然而，当问到她最小的哥哥浩的情况时，她的眼圈立即就红了，他曾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他的部队奉命开往菲律宾的莱特岛，”惠美说，“他一直杳无音信，据说，我们的许多人都死在那里，不过，我觉得他仍然活着。”她用一只胳膊搂住女儿，“我知道他还活着，纯子。”
她二哥省吾的情况就更糟糕了。“他正被关押在巢鸭监狱，因为他是辻大佐手下的人。”那些狂热的年轻军官们曾将辻崇拜为日本的“战神”，东方的希望。他曾梦想使亚洲变成一个大的兄弟会，但由于他极度仇视白人，在战争中犯下了许多暴行。
“玛吉告诉了我这些情况。”
“省吾将要在横滨受审，主要因为涉嫌在菲律宾和缅甸所犯的一些暴行。”
“这有点太荒谬了！”麦格林恩说。
惠美并没有特意向他提出请求帮助，“省吾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是不可能干那些被他们指控的事的。”
“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他说。户田一家所经历的那些灾难和痛苦已使他只能说出顺从的话。他只是从新闻报道中读到了这一切，而他们则全部亲身经历了这残酷战争的创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职业的意识又开始占据了他的思维，作为一名美国人，不可能理解战败意味着什么，敌人的军队将很快登陆并占领你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他说：“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情况如何呢？”
“为了躲避炸弹的袭击，我们逃到了长野，这时，我们听到了天皇的声音。我们都很难理解他在说些什么，但是都明白了，战争已经结束了。当时，我们正在医院里候诊，正夫正在那里看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心里感到了喜悦，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然而，屋子里其他的人都惊呆了，他们认为大难即将临头，姑娘们会被奸污，男人们都会被痛打或杀死。”
麦格林恩劝说她说出了在日本投降后返回东京途中的事情。“火车上非常拥挤，但我设法在三等厢里找到了一个座位。”周围的人们都十分关注天皇和那些高级军官们的命运，“大家都在谈论关于强奸和掠夺之类的事情，这时，一位日本军官进入车厢。按照惯例，人们会立即起身给他让座，但此时人们却无动于衷。他恶狠狠地瞪着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人，但是，老人毫无惧色，也怒视着他。这位军官想通过拥挤的人堆到下一节车厢去，但没有人挪动一下为他让路。他气得大喊大叫，威胁着人们，但人们仍然毫不在意地盯着他。这时，一位男人喊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不就是个战败者吗！军官被激怒了，抽出了战刀，但人们还是只盯着他，似乎是在看一个疯子。没有一个人害怕他。这种场面摧毁了他的精神，连我都有点可怜他了，他就在我的旁边，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人们都疯了。’带着一种疑惑不解的表情，他把刀放回刀鞘，侧着身子，一点点地通过人堆，走出了车厢。好久好久，这节车厢里都没有人说话，大家仿佛都被自己的力量震撼了。我们向威力无比的军队发起了挑战，并战胜了它。”
在描述这件事情时，每一个人都听得入了迷，惠美似乎把她自己的灾难抛在了一边。“到东京后你们又怎样了？”麦格林恩迫不及待地问。
“那里简直就是一座死城，”惠美说，“我们走出地铁站，城里死一般的寂静，令人不寒而慄。街道上空无一人，遍地堆放着垃圾，臭气熏天。下水道都被废纸和废物堵塞了，我背着简单的行装，急急忙忙地向麻布奔去，以便能呼吸上新鲜空气。但我越走，灰尘越多，空气也变得更为沉闷，似乎告诉人们台风即将来临。”她谈到，在最终到达麻布附近的时候，道路的情况变得好了一些。这里的一些住宅仍完好如初，但另一些则只剩下骨架了。当看到自己的家尽管脏乱不堪，但并未遭到破坏时，她不禁松了一口气。一位邻居和她的儿子前来看望她们，邻居家也很幸运，那位年轻人曾是战斗机驾驶员，被击中过两次，但都幸免于难。“他对我说，他就参加过那一次战斗，也就是在那时，他觉得，参加战斗就是他生活的目标。‘为了胜利’，他告诉我，‘我们全都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现在，这个目标已经消失了’。”惠美叹了一口气，“我们许多人似乎都已失去生活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