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时开玩笑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他怔了怔，点点头，“你考虑得很好，咳，钱这东西是很讨厌的东西，可是我拿它也没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
长长吁口气，摇摇头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看到这个题目，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毛泽东终其一生，难道就这么绝对吗？其实，人们这里所说的“不……”并不是绝对的不，而是毛泽东的生活习惯罢了。那么，毛泽东生活习惯中到底有多少“不”呢？
不挎枪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建国前他所从事的最大政治莫过于军事，他在这方面倾注了主要心血。但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终其一生，就是不喜欢枪。
毛泽东不喜欢带枪，由来已久。据说毛泽东投身革命后第一次带枪是在朱毛井冈山会师的时候，而且仅仅带了一会儿。会师仪式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挎枪，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挎过枪。毛泽东喜欢弄笔，即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甚至在长征途中，他也随时带着“文房四宝”，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曾经专门为他特制了一个备有多层口袋的可以妥装好笔墨纸砚的挎包。他有时开玩笑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一身戎装的赳赳武夫果然被一身便服的潇洒文人打败了。中国人谈兵，讲的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羽扇纶巾的诸葛亮要比赤膊上阵的许褚更胜一筹。
毛泽东虽然从不带枪，但却十分重视枪杆子的重要性。在中共历史上，他恐怕是对枪杆子的重要性认识最早、最深刻的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此后毛泽东以主要精力来领导武装斗争。
不摸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从事的政治主要是经济。他在这上面也搭上了不少心血。枪是用来打天下的，钱则可以用来建国家。可是，与对枪的态度相同，毛泽东虽然重视经济，却十分讨厌钱。毛泽东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去摸钱。
50年代后，复员回家的警卫张瑞歧给毛泽东写信，说回家后遇到困难了。老张是陕北籍战士，转战陕北期间一直在警卫排。他年纪较大，把毛泽东护送到北京后，就解甲归田，娶妻生子了，毛泽东一见信立刻吩咐寄钱。
毛泽东经常从生活上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经济支出表，专有一项就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凡是支援同志钱，若从工资节余存款中拿，就由卫士长李银桥负责。若从稿费中支出，就由秘书负责。这次李银桥从工资节余存款中取出几百元，装入一个牛皮纸袋，毛泽东像接公文一样接过来，准备掏出来看。
“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李银桥话音未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像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那样糟糕，一下子把牛皮纸袋扔开了。
“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毛泽东皱起眉头搓手，好像指头脏污了，“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实行薪金制后，卫士田云玉因没长上两级工资，闹意见。毛泽东得知后，准备用自己稿费给他添补，由每月的43元补到60元。田云玉不依，绕山绕水地喃喃：“这怎么行啊？主席，那样我不就成了你私人的人了？”
“噢？”毛泽东还真没想到这一层。他怔了怔，点点头，“你考虑得很好，咳，钱这东西是很讨厌的东西，可是我拿它也没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只有8元钱，到街上买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饺子吧？有一次我坐火车到上海，坐火车也没钱，借了人家的钱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丢了，到浦口下车才知道，正好碰了熟人，又借了钱，才买了鞋子买了票，这么才进了上海。钱就是这么讨厌，就是这么没有还不行。”
1964年李银桥已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那年夏天又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说李银桥家乡遭了灾，吩咐秘书从他稿费中支出1000元给李银桥。秘书将钱装进牛皮袋放到了毛泽东的桌子上。
“你拿去，可以解决一些困难。”毛泽东远远比画手势。
“不行，主席，我不缺钱，我不能要。”
“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吧？”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李银桥赶紧拿起了那装有1000元钱的牛皮纸袋。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
不吃死鱼
1949年1月，苏联代表团米高扬一行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设宴招待米高扬一行。
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都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猪和鸡，还有滹沱河里捕来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为首的毛泽东是沾酒脸就红，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更不能喝，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中国人里能喝酒的了，却哪里敢与玻璃杯端起来就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扬比？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是，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夸赞地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很高兴，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
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后才吃。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苏联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的“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这位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了，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时，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到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苏联人早早就准备好了活鲤鱼。据说赫鲁晓夫特意警告下边：“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不穿新鞋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叫警卫人员或卫士先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
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的，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他有不穿新鞋的习惯，你让我，我让你，谁也不肯穿。他们都琢磨着：无论什么人谁不愿意穿新鞋啊！这可是人家专门给毛主席做的新鞋呀，毛主席都舍不得穿，我们当部下的又怎么好意思穿呢？再说，毛主席还不是穿着旧鞋吗？
后来，经毛泽东解释：“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我们各取所好。”战士们才欣然同意穿毛泽东的新鞋。过一段时间再交给毛泽东穿。
你还别说，战争年代，还有一名战士常穿新鞋的故事呢。由于毛泽东个高脚大，所以他的新鞋一般人还穿不了。这样，常穿新鞋的“殊荣”就落在一位高个子战士的肩上了。久而久之，穿新鞋子就成为这位战士的“专利”。在当时的环境下，别说一个普通战士，就是高级干部也很难穿上新鞋子。这名战士能穿上新鞋自然非常自豪！干部、战士们也经常开他的玩笑：“你看，我们‘鞋司令’，真够‘邪’的啦，竟然穿上了毛主席的新鞋。”
在欢笑中，他们加快了进军步伐！
不戴帽子
毛泽东一向不喜欢戴帽子，也很少戴帽子。但富有戏剧性的是，毛泽东到陕北后的第一张照片，却戴着帽子。
1936年7月中旬，斯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7月16日，毛泽东接见了他和马海德，彻夜长谈。后来他俩离开保安时，向毛泽东辞行，一跨进院子，斯诺看毛泽东身穿蓝黑色军装，站在窑洞门口，在晨光下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便举起照相机对毛泽东说：“毛泽东先生，让我给您照张相吧。”毛泽东慨然应允。这时斯诺发现毛泽东未戴军帽，便说：“请您戴上军帽，照个全副武装。”毛泽东用手梳理一下黑黑的长发，慢悠悠地说：“我的军帽多日不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斯诺坚持要毛泽东戴上军帽，毛泽东只好向警卫员们借军帽，但都太小。斯诺灵机一动，便把自己头上的新军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斯诺对好焦距，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把毛泽东在那艰苦岁月里的光辉形象永恒地留下来。当时，在场目睹这一情景的人中有一位曾赞许地对斯诺说：“你真行！在保安所有的人中，你是唯一能使毛泽东戴上帽子的人。”
后来，斯诺发表了这张照片，并一直珍藏着这顶红星八角帽。
当然，毛泽东除了这次戴帽子外，还有几次戴过帽子。例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延安的民众出于安全的考虑，给毛泽东特制了一种帽子——盔式帽，盛情难却，毛泽东只好戴了；“文革”期间，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也戴上了军帽，等等。而这些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戴帽子纯属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不游黄河
毛泽东平生一大嗜好就是游泳，解放后，他游遍了全国的江海湖河，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要游，而且总是带着挑战的神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但是，人们始终不明白，毛泽东一生一次也没有游过黄河。
1948年3月，宜川大捷后，毛泽东率党中央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当时正值凌汛时期，黄河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汹涌咆哮着，冲撞着，发出一片轰轰巨响。毛泽东乘坐的小木船忽而跃上浪尖，似要腾空飞驰一般；忽而沉落波谷，波浪像墙壁一样遮住他们的视线；冰块撞击木船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可是船工们镇定自若，热烈亢奋，他们为能给毛泽东划船而高兴，于是，船上响彻沸人热血的号子声：“嗨哟，嗨哟，嗨哟！”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情绪激荡，深深地吸口气，突然转身望着卫士们，问道：“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警卫人员中很有几名水性好的，最好的当属孙勇了，他要试一试。
毛泽东说：“那好极了！来，咱俩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这一倡议，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经过片刻尴尬的沉默，有人小声嘀咕：“哎呀，今天不行哪，现在可是凌汛期……”
孙勇好像刚从水底冒出来似的喘过一口气，忙附和道：“是呀，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了。”
毛泽东大笑：“哈哈，不能游了？你们是不敢游呵！”他转而凝望像陕北的小米粥一样浓稠的黄河水，望着那泡沫飞卷的浪花和旋涡，陷入深思……他毕竟没有下水，长长吁口气，摇摇头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行船绕过一片河洲，渐渐靠近东岸。大家都热烈地望着东岸成群结队赶来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却再次回望黄河，长叹一声：“唉，遗憾！”
建国后，毛泽东也曾视察过黄河，但他一直也没有游过黄河。
不睡软床
毛泽东农民出身，从小就睡惯了硬床，一直到他的晚年一直保留着这一习惯。
毛泽东的床一直是木板床，上面铺着一块旧军毯，他不喜欢鸭绒、驼绒之类的软东西，他喜欢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宋庆龄知道毛泽东如此艰辛，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特别尊敬，他收下了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了。
他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硬枕头办公。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无论是在北京他的住所，还是到外地视察工作，都是习惯睡硬床，而不愿睡软床，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
（徐福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