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觉得好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在我头上丢炸弹呢。”
毛泽东对吃饭不感兴趣。他常说：“真麻烦，简直是负担。”
“淮海战役打得很艰难，我们就像嘴里含了个核桃一样，咬也咬不碎，吞也吞不进去。在嘴里轱辘一番到底还是咬碎了。”
一
毛泽东醒了。
这是1948年5月下旬的一天。他醒来并不马上起床，照习惯我涮一条毛巾给他擦了手、脸，再沏一杯浓茶。于是，他便开始看文件或凝神思考，总要1小时左右才起床吃饭。
那时，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有马武义、张天义和我三个人。我任卫士组组长。我们做好了准备，毛泽东起床后打算去温泉洗澡。
十多天前，由于特务告密，国民党飞机轰炸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之后，毛泽东从城南庄移居花山村。当时，那里松柏苍翠，桃花盛开；一条绿水从村中穿过，空气里弥漫着花粉的馨香，使人在戎马倥偬之间得到一种极好的休息。
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已经去了西柏坡。毛泽东留在花山村准备去苏联谈判。供给处为他准备了出国服装：两套浅蓝条的绒衬衣，一身灰蓝色的棉衣棉裤。还准备了3辆美国中吉普，打算经蒙古去苏联。
这时，从西柏坡来了一位同志，交给毛泽东一封信，请他马上到西柏坡去。毛泽东看过信，便派警卫人员去城南庄请聂荣臻司令员来。毛泽东与聂荣臻商议后，决定第二天出发。
西柏坡地处平山县境内，距石家庄市近200华里。西靠太行山，东临华北大平原，滹沱河水从村前流过。我们跟随毛泽东驱车奔驰一个下午，驶入西柏坡村时已是夕阳西下，余晖缥缈。
当时，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校长是刘少奇。工校办公处叶子龙副处长把毛泽东引入住处。院里有两间北房，一间16平方米，是卧室；相通的另一间约20平方米，是办公室兼会客室。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一把藤躺椅，还有圆桌和茶几，墙上挂满地图。这里也是党中央书记处集体办公和开会的地方。
叶子龙向毛泽东介绍周围情况时，我打来洗脸水。毛泽东将大捧大捧的水往脸上扑，洗得很痛快。这说明他心情非常好。恰在这时，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前后脚走了进来。
周恩来一进门，便用他那惯有的优雅的声音说：“上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主席受惊了。”“我听说国民党轰炸城南庄，怎么也睡不着。以后知道你已经转移到花山村了，我才放心。”朱德总司令走上前，带着朴实的微笑。毛泽东一把抓住朱德的大手，用力握了握说：“我倒是觉得好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在我头上丢炸弹呢。”任弼时也同毛泽东握手，说：“听到敌机轰炸城南庄的消息，把我吓了一跳。我想，大概是暴露了目标。”
毛泽东指着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说：“如果没有他们，我一个人在屋里睡觉，可能现在已经住在医院里，也可能直接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
任弼时笑着说：“现在去报到太早了。不打败蒋介石绝不能去报到。”
说笑间，刘少奇走进屋来，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你们在陕北转战，我们一直为你们担心。没想到在军区驻地还遇到这么大的危险。”
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刘少奇：“我没有事。你可是瘦了，你们在这里工作辛苦了。”
5位书记聚会到一起，都显得很激动。谈了一阵话，周恩来提议：“主席休息休息就吃饭，明天再开会吧。”
毛泽东说：“在花山村我一直在休息，又散步又到温泉去洗澡。现在到一起了，晚上就谈怎么样？”
刘少奇点头：“要讨论的问题还真不少呢。”
毛泽东说：“那好，吃饭后8点钟开会。”
晚饭后，5位书记在毛泽东的会客室开会，一直开到深夜，讨论研究了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形势。经周恩来再三提议，毛泽东才说：“好，我们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话虽这么说，其他首长走后，毛泽东又照他的习惯，开始了夜间办公。
白天乘车在山路上颠簸，夜里又开会办公，天快亮时，毛泽东已显出疲劳，不时伸腰做深呼吸。于是，我便轻轻走到他身边，替他捏肩膀，轻捶后背。当他放下笔时，我便用篦子替他梳头发。这时，毛泽东微合双眼，靠在椅背上。他喜欢长时间地梳头，说这是一种按摩，促进头脑的血液循环。这也是他思考问题的好时机。望着他那闭目沉思的面孔，我的心也飞到了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以及东北各战场。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和工作的意义……
二
我们卫士组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好毛泽东的吃穿住行以及起居活动。
毛泽东居住在西柏坡的10个月，革命形势发展非常快，我军解放了许多大城市，他完全有条件生活得更好些。但是，他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直到进城后，从不曾改变。
毛泽东对吃饭不感兴趣。他常说：“真麻烦，简直是负担。”他吃饭不定时，不定顿，总要我们多次催促提醒，他才吃一顿。在西柏坡期间，他常有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时候，更多的是一天吃两顿，有时吃三顿。
毛泽东的饮食很简单，保持了农民的生活习惯。他吃饭从不挑拣，只是喜欢吃二米饭（大米和小米）。饭菜撒到桌子上，随手拾起便送入嘴里。直到进城十几年后他还是这样。常常是一盘地瓜或煮一茶缸麦片粥便充当一顿饭。不过辣椒是顿顿都有。他常开玩笑地说：能吃辣椒的人革命性强。
毛泽东也有“讲究”的时候。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期间，他工作十分紧张。会议开到第3天，我们发现主席露出倦容，商量怎样能使他吃好，以保证有充沛精力主持会议。这天，会议开始前，我准备问问主席想吃什么？不曾开口，他先朝我招呼一声：“李银桥，晚上给我做碗红烧肉吃。”吃晚饭时，我将一碗红烧肉端上来，毛泽东闻一闻，笑了：“好，很好。”说着便夹起一块大肥肉放进嘴里，吃得很香。一碗红烧肉很快便吃光了。
毛泽东爱吃肥猪肉我早已知道。九月会议开了6天，我们为他做了两次红烧肉。可是，总不能老是不变花样呀！警卫排的同志便出去打猎，打回斑鸠给他炒了吃。他嘱咐我们说：“你们不要为我吃东西费心费力，一个星期给我吃两次肥肉，那就足矣。”
九月会议之后，济南战役接着打响。仗打了8昼夜，毛泽东8昼夜没有休息好，一天只能睡3个小时左右。我们照他说的，一星期保证他吃上两顿红烧肉，使他保持了旺盛的精力。那时，首长们对战争的部署是绝对保密的，但对胜利的消息是不保密的。毛泽东接到攻克济南的电报后，兴奋地走出屋。他一眼看到我，便挥挥手中的电报，大声说：“我们解放济南了！”高兴之余，我忍不住开了句玩笑：“主席吃了红烧肉，指挥打仗没有不赢的。”
毛泽东爱吃肥肉的习惯进城十几年仍然未变。医生多次劝说，他总是摇头说，你们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我几十年的农民生活习惯了，你们不要强迫我。
毛泽东穿衣尤其俭朴。他喜欢穿旧衣服，身上常能数出几个补丁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有一条规定：不经他本人同意，不许为他买东西。这条规定进城后也始终没有变。在西柏坡，为给他买一身新毛衣毛裤，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商量又商量，最后决定由我和韩桂馨去劝说。
我们讲了很多理由，特别是韩桂馨，因为毛泽东的衣服都是由她缝补的。她说：“主席，你原来那套毛衣毛裤实在破得没法补了。我们离石家庄这么近，买套新的吧。再不然买些毛线来，我给你重织一身，也比补那些洞省事。”当时，韩桂馨只有19岁，因为她负责照料毛泽东女儿李讷，毛泽东总是叫她阿姨。毛泽东用央求的口气说：“阿姨，给你增加麻烦了，我是非常感激你的。为了打败蒋介石，我们必须节约每一分钱。还是请你辛苦一点。帮我补补吧，能穿就行，谢谢你了……”
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好打消买新衣的念头，将那件已经补丁连缀的毛衣毛裤，由韩桂馨再织补出几块大补丁。
毛泽东睡眠很少。在西柏坡期间，正值解放战争进入最高潮，他有几次几乎连续两三天不能上床睡觉。平时也常常睡不着，睡不稳，躺下不过三四个小时，便又坐起来办公。所有首长见了我们第一句话总是问：“主席睡觉了没有？”“主席睡了几个钟头？”“主席还是没睡吗？”
为了让毛泽东睡一觉，我们真是绞尽脑汁，特别是打起大仗的时候。我们帮他擦澡、按摩，让他上床前喝一杯白兰地或借助安眠药，但他仍是睡不好。只有打了大胜仗之后，他才能安安稳稳睡六七个小时。这时，我们卫士就要为他睡了一个好觉而高兴。
也难怪毛泽东难以入睡，全国各地每天拍来的电报总要有几十份，等待他的决断和命令。那时，5位书记有分工。任弼时负责土改纠偏工作。刘少奇负责党务和白区工作。凡属重大决策都要经毛泽东最后作出。他最大最多的精力还是用在指挥各战区的作战上。他对4位书记说：“最要紧的还是打仗啊！蒋介石打不倒，什么事情也干不好。”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几乎所有比较大的战役都是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组织指挥的。关系全局的大仗要开会讨论，5位书记都参加。平时主要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决定。意见一致后就发电报，有时是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改定；有时是毛泽东口述，周恩来写好后，毛泽东再推敲审定。辽沈战役期间，屋子里挂满地图，桌子上、沙发上到处是军用地图，电话、电报特别多。整个战役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几乎一刻不曾分开，配合得非常好。直到战役结束，两人才互相嘱咐：“睡个好觉吧。”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虽然全国形势很好，但由于工作紧张，他很少外出运动。据我记忆，夏天曾去树林子里避暑几次，秋天曾到山沟无人处散步四五次。机关星期六晚上组织舞会，我们总是拉他参加，以保证他有一定的运动量。可是逢到大事，谁也休想把他从办公室里请出来。三大战役期间尤其是这样。
三大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很疲劳，经常用梳头方法消除疲劳。有一天我为毛泽东梳头，忽然发现一根白头发。当时他55岁。我说：“哎呀，主席，您有了一根白头发。”
毛泽东似有所动，眉毛慢慢地皱起来，深深地“嗯”了一声。
我问：“拔下来吗？”
毛泽东稍停片刻，吮吮下唇：“拔吧。”
我仔细地挑出那根白发，捏紧了，猛一揪，然后拿给他看。
毛泽东凝视那根白发，眼睛一眨不眨，皱紧的眉毛又渐渐舒展开。他笑了。
事后，我告诉了韩桂馨。她逗我说：“好呀，银桥，你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三
毛泽东在西柏坡经常接见各方面人士。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次：
1948年7月1日，王明来找毛泽东。那天正是我值班。
王明个子不高，长四方脸，白净面皮。我在院门口迎住王明，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要见主席。”当时毛泽东没有什么大事缠身，我便领王明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听见响动，他抬起头，看见了王明，便从办公桌后站起身，绕出办公桌同王明握手，请王明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到那把躺椅上。两个人寒暄之后，我便出去沏茶。送茶进去时，听到王明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还是想不通。有些意见我还要向中央陈述，要跟你谈谈……”
毛泽东面无笑容，严肃倾听。我放下茶水便悄悄退出。
回到值班室不久，他们的谈话声便越来越大。终于，变成了争吵。我跑出值班室去听，是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讲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到现在了你还想不通啊？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
那时，江青是毛泽东的行政秘书。我忙到江青房间向她报告，并提议：“要不，请周副主席来？”江青点头同意。我请来了周恩来，他同我一起轻步走到门窗下，刚听了两句，他便做个手势，叫我走开。工夫不大，王明板着面孔走了。他走不久，周恩来便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1949年1月31日天亮以前，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米高扬等4位苏联客人走下飞机，立即由师哲等同志陪同，乘坐美国吉普车朝西柏坡疾驰。客人担心地问：这里的美蒋特务很多吧？我们此行可不能暴露，外国通讯社知道了会大做文章的。翻译师哲说：请放心。我们解放区同你们莫斯科不一样，这里没有外国人，美蒋特务也很少进来。经过战争，群众的觉悟和警惕性可高啦！
吉普车驶到毛泽东住所的门口，毛泽东已经迎上来，同米高扬热烈握手，并说：“欢迎！欢迎！”
米高扬个子不高，瘦瘦的挺有精神。他身穿皮大衣，大圆皮领子和那顶圆筒形的皮帽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的5位书记都没穿过这么阔气的衣服，清一色穿的是灰布棉军装。周恩来请米高扬等苏联客人脱下大衣，并嘱咐我们掸净上面的尘土。
苏联客人洗过脸，走进毛泽东办公室，在沙发上落座。我们忙着沏茶送茶的工夫，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走进来。周恩来一一作了介绍，又是一阵握手，互致问候。当时，会谈翻译是师哲，生活翻译是毛岸英。
参加会谈的，中国共产党方面是5位书记和翻译师哲。正式会谈进行了3次。每次下午3点左右开始，一直谈到深夜12点。主要是由毛泽东解释中国革命的特色及其理由，比如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比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比如搞土地改革，为什么把没收来的地主的土地又分给了农民而没有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等等。他特别指明，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成，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组成形式有很大不同，但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得到斯大林和兄弟党同志们的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疑虑。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人民解放军要强渡长江，彻底消灭一切敢于反抗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并且请米高扬向苏联领导人转达，如遇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
米高扬表示，他是受斯大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回去向斯大林汇报。他只带着耳朵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中共领导同志谅解。
5位书记同米高扬等苏联客人一起吃过3次饭。有鸡、猪肉、滹沱河里捞来的鲜鲫鱼和从石家庄买来的汾酒，还有米高扬带来的各种罐头和香槟酒。苏联客人酒量大，我们的5位书记只有周恩来有点酒量，毛泽东历来沾酒就脸红，朱德有喉炎不敢喝，任弼时血压高也不敢喝，刘少奇也喝不多。所以每次敬酒要不了多久，便纷纷盛饭。对此，苏联客人未免有些遗憾。
米高扬住在后沟，毛岸英在那里任翻译。我曾跟随毛泽东去看望米高扬。他们谈话半个多小时，米高扬一再表示非常敬佩毛泽东，说：“我们回去后马上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说，希望我们以后在北平再见面。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陆续接见了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记得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徐向前、彭德怀、聂荣臻、贺龙、饶漱石、彭真、高岗、薄一波、李先念、康生、张际春、董必武、乌兰夫等。他们把全国各地的胜利消息带给党中央，并且听取指示。房间里常常传出爽心悦意的哈哈大笑声。
刘伯承和邓小平是一起来见毛泽东的。那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他们来到毛泽东住所的院门口。我迎了上去。刘伯承问：“主席干什么呢？”我说：“正在等你们。”接着便领他们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同刘伯承、邓小平握手，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出去沏茶，端进屋时，刘、邓两位首长已开始汇报淮海战役情况。刘伯承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淮海战役打得很艰难，我们就像嘴里含了个核桃一样，咬也咬不碎，吞也吞不进去。在嘴里轱辘一番到底还是咬碎了。”邓小平接着说：“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那真是一大块很难啃的骨头啊！仗打得坚决，也很残酷。”
毛泽东频频点头：“你们打得好，这一仗宣告蒋介石的末日来临了。”
四
韩桂馨从18岁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因为我们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转战陕北时，我们只是有好感，并没有想得更多。有一天，毛泽东忽然问我：“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我不假思索，随口应了一声：“不错。”
毛泽东笑微微望着我点头：“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嘛。”
我从毛泽东的神色里感觉到什么，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不再言声。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昵，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嘛，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
来到西柏坡后，生活相对安定，我们的接触也多一些了。有次散步，毛泽东悄悄问我：“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我赧颜低头，窘笑不语。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侧脸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我心里一阵阵发热，觉得主席离我那么近，那么近……
西柏坡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竞相瞄准的目标，托人捎话介绍的实在不乏其人。终于，我得到一次“突破”的机会。
家乡来信，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望着我反问：“你说怎么办？”
我低头不语。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
我心里顿时一亮，拿了信去找韩桂馨。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我观察她的脸色，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我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韩桂馨的脸越来越红，我的胆子便越来越大，盯紧她说：“你代我写封回信吧。”韩桂馨低下头，嘴里嘟囔着：“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你找我，我就答应……”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把经过报告给他。毛泽东同我手拉手出去散步，深深吸吮着山野清新的空气，他还用另一只手在我的手臂上抚摸，轻轻地说：“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的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
1948年12月10日，我和韩桂馨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贺意”、“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儿子要求却严格得多。毛岸英当时也住在西柏坡，他穿着毛泽东穿过的旧衣服，补丁比较多。他对我们很有礼貌。虽说年纪都差不多，但叫我叔叔，叫韩桂馨阿姨。
那时，他也开始谈恋爱。毛泽东不同意，认为结婚早了不好。他劝岸英多学习，努力工作，不要过早恋爱结婚。
五
1949年3月中旬，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叶子龙对我说：“准备一下，我们要进北平城了。”
毛泽东的行李十分简单，说准备其实就是收拾书籍。把常看的书留在身边，比如《辞海》、《辞源》之类工具书是始终带在身边的。他正在阅读的《史记》和《资治通鉴》也要留在身边，其余的书便全部打包装箱了。
3月23日，早晨4点钟，毛泽东上床睡觉，我帮他按摩时，他交代：“9点钟以前叫我起床。”
周恩来起床后，对我说：“不要9点叫醒他，让他多睡会儿。”
我10点左右叫醒毛泽东。他责问：“让你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我说：“这是周副主席的意思。怕你休息不好，路上太疲劳。”他便不再说什么。
饭后，我们跟随毛泽东乘车离开了西柏坡，驰向北平城。一路上，毛泽东精神抖擞，兴致勃勃。他把进城比喻为“赶考”，说成败尚在未知。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带着思考，带着信心，一字一板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40年过去了，这一切历历在目。毛泽东的话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李银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