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自从有了这个“子曰”，中国人的人生就有了标志，标志着人生的某一阶段的成功或失败。是否“十有五而志于学”，可以不论，“三十而立”，却是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有知还是无知，都要扪心自问或被问的问题。“立”者，“有所成”也。“立”了，就说明你在三十岁以前的人生是成功的，你可以顺利地向着“不惑”之年迈进；没有“立”，就说明你在三十岁以前的人生是失败的，四十岁能否进入“不惑”还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要判定某一年纪是否“立”了、是否“不惑”、是否“知天命”、是否“耳顺”、是否“不逾矩”，一支烟，一杯茶，一轮月，清夜独坐，低眉苦思，浮想联翩，这种种的氛围是断乎不可少的。然而我没有这种空闲，不是说我没有吸烟喝茶赏月的工夫，而是说我吸烟只管吸烟，喝茶只管喝茶，赏月只管赏月，居然没有想一想“三十而立”之类的问题。再说，什么叫“立”？什么叫未“立”？人生的成功或失败果真那么重要吗？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恐怕是不同的人会给予不同的回答。
我三十岁的那一年，正是1973年，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全国人民的首要大事是批林批孔，“子曰”的一切自然都在清扫之列。我在记忆中搜寻，只记得那时我正在寻求离开部队，到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去，也许我下意识地认为，我已经到了三十岁，然而还一事无成，也就是说，没有“立”。一年以后，我果然脱下了军装，到了新华社，还去了日内瓦，似乎是有些“立”的意思了，尽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三年以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又按捺不住，重新燃起了研究文学的热情，当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的研究生，也许我下意识地认为，我已经三十五岁了，还是一事无成，也就是说，过了“而立”之年却还没有“立”。那么，究竟做了什么事才算“立”呢？回想我在部队的八年，工作也算尽力，颇得领导的信任，也有过封官的许诺，在别人看来，大约算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了，可是我却因为没用上大学里学了五年的法文而心有不甘，毅然放弃了“锦绣前程”去做了一名翻译。可是待我做了翻译，也是兢兢业业地做，一旦有了机会，潜藏在心底的愿望就死灰复燃了，想一想我大学毕业时的愿望不是做一名法国文学的研究生吗？我在新华社工作的时间不长，却得到领导的器重，送我出去留学，准备派出当驻外记者，在别人看来，大约算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了，可是我却死活要报考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了，我如愿地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读书写作，至今不悔。究竟有没有“立”，我不知道，反正“而立”之年是过去了，接着过去的是“不惑”之年和“知天命”之年，“耳顺”之年也不远了。我只知道，四十岁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已经“不惑”了，五十岁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已经“知天命”了，日子在读书和写作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如今已经到了1999年，新世纪的脚步声已经听得见了，但是我对新旧世纪的交替不那么敏感，对其到来既不感到恐惧，也不感到兴奋，不相信1999年12月31日和2000年1月1日（或者2000年12月31日和2001年1月1日）会是两个不同的天地。对往日，没有什么不能释怀的遗憾，对来日，也没有怀着什么令人激动的希望，只是有许多待做的事情等在那儿，日子仍然会像平静的流水，在忙碌中流过。但是，1999年确乎是一个整理自己的思想的机会，如果有的话。三十岁的那一年，在忙碌中过去了。四十岁的那一年，在忙碌中过去了。五十岁的那一年，也在忙碌中过去了。1999年，20世纪的最后一年，虽然依旧是忙碌，却也该是一个总结的年份吧。
如果从我读研究生时开始，算算我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和批评也有二十年了，发表的文字（包括翻译）也有三百万字了，成功的喜悦不曾品尝，写作的欲望和乐趣却常常在心底涌起。这期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做一个自觉的文学批评家。“自觉”两个字，写起来容易，说起来可就难了，做起来则更难。如果说在世纪末我有什么需要阐明的事情，那就是这“自觉”二字了。
“自觉”的基本含义，是知道批评和批评家的局限。翻开批评史，我们有过教训指导的批评，有过阐释讲解的批评，有过评价的批评，有过鉴赏的批评，有过印象的批评，有过意识的批评，有过对话的批评，等等；与之相应的，有过各式各样的批评家。从批评的理论来源看，我们有过实证主义的批评，有过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过精神分析的批评，有过现象学的批评，有过社会学的批评，有过形式主义的批评，有过结构主义的批评，等等。这种种的批评的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问题，即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把文学作品看作经验的事实，还是看作认知的对象，还是看作斗争的工具，所产生的批评是不一样的。当然，每一种批评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每一种方法都可能产生好的批评，也可能产生坏的批评，方法的确立并不能决定批评的质量。我们也许不能说清楚批评能做什么，但我们也许能够说一说批评不能做什么。例如，我不大相信教训指导的批评，批评家不能充当教师爷，他既不能以自己的批评指导作家，也不能以自己的批评指导读者。如果把批评当作哨兵和耳目的话，那么批评家就整天处在一种风声鹤唳或疑神疑鬼的状态，是做不好批评的。文学是独立的存在，有它的尊严，它不必依附于政治或经济之类，更不必成为政治或经济之类的说明和注解。当然，所有的作家都有政治观点和经济之类的行为，但那和文学活动无关。作家有充分的理由反感那些耳提面命式的批评，但是他没有理由反对批评，因为批评是使他的作品传播广远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尽管批评也许并未使他的作品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可以说，没有一个作家不是通过批评而声名远播的。每当我听见一个作家对批评说出不敬的话的时候，我总怀疑那不是他的由衷之言，或者那竟是他的忘恩负义之辞。再说，批评并不以传播作家的声名为其唯一的使命，它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和作品一样，展示批评家个人的人格和思想。当然，任何一种批评，都不能囊括作品的全部，也就是说，任何方法都有遗漏的地方，再加上批评家本人性情、学养、政治和社会的关系等等因素，全面的、理想的、人人满意的批评是不存在的。批评必然是片面的，如果它是美的、深刻的、精到的，它就是一篇好的批评。众多的片面集中起来，就会渐渐逼近全面，但是我很怀疑这种全面会是出于一人之力。真诚的人并不都能作批评，但是好的批评必出于真诚的人之手。唯有真诚才不至于误解或曲解作品，才能坦然地不怀成见地面对作品。全面的批评家是不存在的，只要每一个批评家贡献出他最好的东西，我们就会有接近全面的批评。我不追求全面，我追求独特，独特就是局限。
许多人都记得法朗士的名言：“优秀的批评家讲述的是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冒险。……批评家若是坦率的话，就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拉辛、帕斯卡尔，或是歌德，我所要谈的是我自己。”然而法朗士的名言已被现代文学批评所抛弃，因为现代文学批评追求科学性，“灵魂冒险”之说成了印象主义的圭臬，只是作为一句名言被尘封在批评史之中了。只有李健吾先生不怕印象主义的恶谥，对这句名言给予了独特的理解，他说，“所谓灵魂的冒险（奇遇）者，他不仅仅在经验，而且要综合自己的观察和体会”，他“也不应当尽用他自己来解释”，还应当“比照人类以往所有的杰作”。他并不止于此，他有古尔蒙给他的“建议”：“一个忠实的人，用全副力量，把他独有的印象形成条例。”这里的关键是“独有”和“条例”。李健吾先生的批评是形成条例的印象，是印象的分析与综合。加上中国的诗文评传统，他的批评实际上成为一种以印象和比喻为核心的整体、综合、直接的体味和观照。他超越了法朗士的印象主义。我喜欢李健吾先生的批评。
批评必自印象始，而印象的基础是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要感人，最初的入口便是印象，这印象或深刻，或强烈，或像一股清流沁人心脾，总之，要有“一种打得准打得正的感觉”（波德莱尔语）。这印象不是任何人的印象，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具体的印象，是独有的印象。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个初涉世事的青年，其印象必有不同。一个博学的人，一个无知的人，其印象必有不同。一个对文学艺术具有特殊敏感的人，一个对科学技术抱着独特感受的人，其印象必有不同。黑格尔说：“正像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的理解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一句话，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对同一部作品，其印象是不同的。批评家是特殊的读者，他不仅要阅读，还要把阅读的结果告诉别人。他的独特性不止于此，他必须是一个有丰富的阅读经验的人。他要真诚，他要博学，当他接触一部作品时，他要把他所拥有的一切理论暂时地搁置一旁，这样他才能使他的精神胶片获得最初的曝光，否则，早在最初的刺激之前，他的精神胶片就已经曝光了。这就是说，阅读之初，我们应该对作品持一种“天真的”、“包容性理解”的态度，一种“受制于作品内在规律的、没有预防的阅读”（斯塔罗宾斯基语）。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给一个批评家留下印象，也不是一个批评家对任何一部作品都能有印象，哪怕这作品轰动一时。这是批评家的局限。因此，批评家的印象是极可宝贵的。如果他把最初的印象公之于众，他就是一个印象主义的批评家。我以为，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并不能就此止步。
印象必继之以体验，体验须借助于想象。浅尝的读者始于印象，终于印象。批评家则不同，对于所获之蜂拥而至的印象，他要调动自己的回忆和经验反复体会验证，直至达到融洽无间的程度。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乔治·布莱说：阅读和批评的“原初运动”乃是“全面地应答所读或所赏的作品发出的暗示”，是“两个意识的相遇”，“没有两个意识的遇合，就没有真正的批评”。这使我想起清代批评家仇兆鳌的一段话：批评家要“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中西悬隔一万里，古今相差两百年，如果传统和现代之间没有某种联系的话，我想这样的两个人是不会说出如此相似的话的。体验离不开想象，批评家个人的回忆和经验并不能自动地和他所获得的印象连接，他必须依靠想象力来形成往来的渠道。并不是所有的印象都能在批评家那里激起体验的冲动，也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能体会和验证他所获得的印象。这也是批评家的局限。因此，批评家的体验是极可宝贵的。如果一个批评家把他的体验化成文字，他仍然是一个印象主义的批评家，只不过是多了一种个人的色彩而已。我以为，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并不能就此止步。
体验须上升为思想，思想的动力来自学问。思想者，理性之认识也。批评家要把他的纷纭复杂的感性认识通过理性的思考，即一系列综合概括的过程，上升为理性的认识，这其中的关键是自由。思想并不是僵死的东西，只有自由，才能赋予它以鲜活的生命。所谓“自由”，就是不以政治为其唯一的归宿。批评是对作品的诘问：谁在说话？对谁说话？话是对什么样的受话人说的？真实的？想象的？集体的？个人的？还是不在场的？距离如何？克服了怎样的障碍？通过什么手段？等等。诘问的过程就是阐释的过程，在这里，斯塔罗宾斯基提出了“批评轨迹”的概念，指出批评的轨迹就是“自发的同情、客观的研究和自由的思考三个阶段的协调运动”。批评的轨迹是一种从没有预防的阅读、中经客观的研究、到自主（自由）的思考之间的不间断的往复和循环。批评永远是未完成的，理解和阐释都应该承认有“残留部分”，有“余数”。批评需要反复地进行，使“余数”逐渐地缩小，但是，这“余数”不能缩小至无。唯此批评的精神才能够得到“最纯粹的展现”。我以为，“批评轨迹”论是迄今为止对批评的最好的概括。到此，批评才可以说摆脱了印象主义的束缚，走向了自由的批评。
批评的最高境界是美的展现。“（批评之）美来源于布置、勾画清楚的道路、次第展开的远景、论据的丰富与可靠，有时也来源于猜测的大胆，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轻盈，也不排斥某种个人的口吻，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不应该事先想到这种‘文学效果’：应该仿佛产生于偶然，而人们追求的仅仅是具有说服力的明晰……”这是斯塔罗宾斯基在1984年的一次采访中表明的看法。他在1979年为一本书写的序言中提到了“与诗的成功相若”的“精神之美”，说：“在这种情况下，诗的效果越是不经意追求，则越是动人。它来自所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探索精神的活跃和经由世纪之底通向我们时代的道路的宽度。它来自写作中的某种震颤的和快速的东西、连贯的完全的明晰和一种使抽象思想活跃起来的想象力。它从所引用的材料的丰富和新颖上、从其内在美上、从其所来自的阅读空间的宽广上所获亦多……”这两段话，一是口头上的，措辞不那么严谨，一是文字上的，用语非常精练，然而却是那么一致，并无抵牾矛盾之处。把这两段话加起来，我以为就得到了关于批评之美的完整的论述。批评要真诚，还要美的表达。美的表达不在于华丽的词句，而在于词句的准确和明晰。批评可以是美的，我以为这就是批评的极致。这也是我的追求。
我以为，由印象而体验，由体验而思想，三者不可缺一，乃是批评的一条可行的道路。印象主义的被埋葬是一件不可挽回的事情，但是印象不可被埋葬。一篇批评文字可以被称为“读后感式”的批评，那是说它肤浅片面，但是如果它出于大批评家之手，那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印象是批评的基础，是与作品接触的一刹那之间发生的事情，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所谓“好景一失逋难追”。可以说，没有印象就没有批评。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的说法存在于世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20世纪的后半叶又一次掀起了追求科学性的高潮，不过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文学批评毕竟与艺术的关系更为密切，科学性与文学性相比只能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印象在批评中的地位理应恢复。印象主义与后来的现象学批评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大，甚至水火不容。不过是位置不同罢了，印象主义把印象当做了批评的目标，置于批评的顶端，而现象学批评则把印象当做批评的初始，或者当做进入意识的入口，置于批评的起点。乔治·布莱把这种批评指责为“虚假”，比作“正经女人”，“她们喜欢玩火，只要没有严重的后果。阅读，就是接受一些震颤，梦想一些快乐，随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常情常理之中”。他未免言重了，印象主义者不过是把印象当做了批评的极致罢了。若再往前走一步，他们是有可能成为现象学批评家的。
批评的先决条件是阅读，而阅读的最高境界是没有功利之心的为读而读，从这个角度看，批评无疑是一种独白，只是一个人读了书之后内心的情绪的一种表达和升华，并非一定要有人听的。可是一个批评家写了文章总要发表，既占了篇幅，又占了读者（如果有的话）的时间，所以，批评家的活动又不可能是独自。这种内在的矛盾束缚了批评家，使他不大可能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完全摆脱功利之心，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一个普通的读者可以不批评，或者不发表他的批评文字，但是一个批评家不能只读而不写，还要把他所写的东西发表出来。这种要发表的意图或欲望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阅读的乐趣，使得一个批评家几乎成了阅读的机器，他发表出来的东西有多少是真诚的，就大可怀疑了。如今，批评的声誉不算太好，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批评家的功利之心太盛。功利之心太盛则把批评当作稻粱之谋、敲门之砖或晋身之阶，不能沉下心来仔细阅读、反复体验和自由思考。现今的批评家以与作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为人称颂，或者批评家以结识作家、大批评家以结识大作家为荣，这些都足以影响批评家的活动。批评家当然可以与作家做朋友，但是他们的友谊以不涉及彼此的文学活动为好。虽然我们相信批评家的真诚和公正，但是我们的信任屡屡为现实的存在打破。如果批评家取普通读者的姿态，或许可以有一种健康的批评文字。
匆匆写下上述文字，算是我留给过去的世纪的一种小结吧。当我望着新世纪的曙光升起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我。我于是明白：当一个人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不在乎世纪的更迭；当一个人有某种东西要固守的话，新旧世纪的交替不过是今天和明天罢了。
写于1999年岁末，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