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11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则杰博士，寄了一份复印件给我，题为《二十世纪清诗研究的历史回顾》，作者是张仲谋博士，此文发表于1999年《泰安师专学报》第21卷第5期，当时他是徐州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在此文中，他举出九种著作，称之为“经典性成果”。一为总集、选本与工具书：（1）徐世昌《晚晴簃诗汇》；（2）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3）钱仲联《清诗纪事》；（4）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二为个人研究专著：（5）钱钟书《谈艺录》；（6）汪国垣《汪辟疆文集》；（7）钱仲联《梦苕庵论集》；（8）刘世南《清诗流派史》；（9）严迪昌《清诗史》。而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一批研究专著，认为严著《清诗史》和刘著《清诗流派史》是“标志着这一时期清诗研究发展水平的”。
看了张文后，顿生空谷足音之感。因为《清诗流派史》1995年通过郭丹（我带的研究生，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联系，在台北文津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印数只1000册，定价新台币480元，约合人民币100元，以大陆书价而论，实在太贵，加以购买不易，寄费又高，所以，我很担心这部书会默默地被淹死，不为学术界所知。现在看到张文，才知已有知音，而且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我确实非常惊喜，便特地送给我校（江西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刘松来（也是我的研究生，和郭丹同班，现为中文系教授）看，他也很高兴。
由于年老（我生于1923年夏历九月六日），睡眠较少，这晚醒后，就在枕上口占了七律一首：
附骥汪钱谁则可？策勋翰墨我非伦。欲从心路窥民主，好与尧封企日新。健者当为诗外事，高歌还望眼中人。亭林能狷羽琌侠，绍述只惭笔不神。
开头的两句并非谦虚，我确实自知学识距离汪辟疆、钱默存、钱萼孙三位前辈太远。三四句说明我写《清诗流派史》的目的。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写这本书，重点在（1）通过吴兆骞说明专制高压会使人“失其天性”（P137），（2）通过谭嗣同说明民主意识的产生及其巨大意义（P579），钟叔河在《关于曾国藩家书》中说，“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与科学”，我这一部分论析正可证明他这个结论。吴江的《三谈中国传统文化》（收在《文史杂论》一书中）也可参看。李泽厚《探寻语碎》也指出：“近代的自由民主，正如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在大工业生产基地上逐渐成熟的成果，它与中国传统并不相容，而是自西方输入的。”（P392）（3）通过释函可说明韧性战斗的重要。以上三点，我特别拈出，以为读吾书者告。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更觉良工心独苦。”苏轼解说：“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谕，此所以为独苦。”我非良工，但此微意，愿与读者共谕共勉。五六句指出学者必须同时是战士，从而寄望于朱则杰、张仲谋等中青年学人。结尾二句指出不入流派的顾、龚两位思想家是我们清诗研究者的光辉榜样，我个人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
过了6天，即6月18日，下午，我正在中文系资料室看报，忽然间，几位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涌进来，对我说，北京中华书局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副总编李岩，他们特来了解江西师大的科研情形，今天下午在二楼开座谈会。会上，刘松来以我的《清诗流派史》为例，列举张仲谋《综述》的评论，说明大陆并非没有水平高的专著，不过处此市场经济环境，无法找到出版机会，只好去台湾出书。李氏听了，很感兴趣，便问松来可否找一本来看看。李表示要带回北京认真阅读——后来松来告诉我，正是为了促成我这本书能在中华重印，所以，中华两位来宾游览滕王阁和八大山人纪念馆，系里本来不是派他陪同，他却自告奋勇陪了他们一段时间。
6月23日晚，我又在枕上口占了一首七律：
颓龄可制亦何求？剩付骨灰逐水流。刊谬难穷时有作，赏音既获愿终酬。人心纵比山川险，老我愿无进退忧。差幸穷途多剪拂，书成或不化浮沤。
我为什么写五六句呢？清人纪昀（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感叹：“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职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我在江西师大60周年校庆时，应校庆办秘书处之约，写了一篇《我在师大二十年》，收在《穿过历史的烟云》一书中，由江西高校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我在师大二十年
中国古代文人写《士不遇赋》的有好几位，董仲舒、司马迁、陶渊明都有同题之作。我忝附士林之末，所遇恰好相反，在江西师大这二十年，来自领导、前辈、同事的知音，偻指难穷。
我于1979年进师院，并无职称。1982年初评职称，3月4日晚八点一刻，中文系赖淮靖副主任来到我房里，说：“系学术评议小组会上，有老先生提议，根据你的学术水平，应该评副教授。系领导也都同意。”但他说，系领导为了保险，主张还是先报讲师，因此由他特来说明。我自然表示感谢——这是我最早从领导和前辈处得到的知遇。
过了几年，我不安于位，决意离去。苏州大学由于钱仲联先生的推荐，立刻向师大人事处发来商调函。同时，江西大学谷霁光校长知道我的遭遇后，也叫我去找郑光荣书记，请他同意调我去江大。我找到郑书记提出要求。
他说：“我们既然要你来，怎么又会放你走？不行，你哪里也不能去，一定要在这里安心工作。”不久，就要我卸去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协助刘方元副主任专门指导先秦至南北朝文学硕士生。
1988年下半年，郑书记调任省文化厅厅长。9月17日下午五点半，我从系里回家去，经过校长办公大楼门口（当时门向东开），他正站在大门台阶上，见到我，忙招呼我过去，说：“我已到文化厅上班三周了。”又说：“全校到年龄的六十五人，都办离、退手续，只留下你。我已经跟校领导们说了：你带研究生有很大成绩，有真才实学。留下来，一方面为了增加你的工龄，更主要的是让你在古典组挑重担，接胡守仁先生的班。”当然，后来由于政策规定，除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和省政协常委外，一律都退，于是我没被延聘。但郑书记这样关怀，我是没齿不忘的。
我退休十年了，历届领导不论认识不认识，大概都知道我这个人，邵逸夫肖像瓷盘上的七律诗、《逸夫楼记》，都是叫我代学校撰写的。尤其是最近的《田家炳教育书院记》，校办请我定稿（初稿由段小华教授创作），以七天为期，务期斟酌尽善。校领导要求既赞颂田先生，又不能贬低师大。为了这，我几次凝思不眠，有时想到了，半夜跃起，援笔记下，次日审视，仍觉不洽，重新改写。“本期经营尽善，书院丕成；乃以兴作方繁，资金顿绌。”这样措辞，是颇费苦心的。另外，姚副校长不满“救一时燃眉之急”，认为自贬太甚。我为了对“收百年树人之功”，便用《左传》“晋饥，秦输之粟”的典故，写成“同两国饩粟之谊”。后因大批“两国论”，怕引起误会，匆忙改成“古贤”，用鲁肃为周瑜指囷事。惭愧，费了五天时间交卷，仍未斟酌尽善，深负倚托。但据校办罗敬新主任说：田先生非常重视这篇记文，刻石之前，叫先电传过香港去，经他本人和田家炳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委员们审读后，才让刻石。罗主任说：“他们在电话里说，非常满意。”
退休后，我仍然常去样本书库看书。一天，钟世德书记、李佛铨校长陪舒圣佑省长来校视察，走进样本书库。李校长特地叫我过去，向舒省长介绍：“这位是刘世南教授，学问渊博，孜孜不倦。”我并不以省长一赐颜色为荣，却对李校长的揄扬踌躇不安：孜孜不倦或有之，渊博谈何容易。
二十年来，我的身影停留得最多的地方，是校、系两图书馆。由于蓄意撰写《清诗流派史》，我要求校图购买《晚晴簃诗汇》。这是一部大部头的书，私人买不起。张杰先生时任馆长，不但同意，而且买了两部，分给中文系一部，我便得以随意借阅。后来，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出版了，也是册数较多的，我又向张馆长要求，他又满足了我的愿望。
先母94岁弃养后，我老伴又不幸伤脚，从此里外靠我一手撑持，不但不能去校外讲课，连外出开会和春秋旅游也不能参加。近两年，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领导小组正组织全省高校教师做《豫章丛书》的点校工作，聘请舒宝璋先生和我担任首席学术顾问，负责全部丛书的定稿。这是十分繁重的工作，我已76岁，家务又如此沉重，实在无法受聘。领导小组组长万萍教授，反复劝说，最后说：“刘先生，你在中文系是用而未尽其才的，我们这样敦请，实在希望人尽其才啊！”我确实被这话感动了，自知袜材，无足轻重，但良朋相知如此之深，岂容轻负，于是勉强应聘了。
最后，我想到傅修延副校长，他对我的扶持是长期的、多方面的。最难忘的是1996年10月31日上午十点半，他邀我到他家，把贮存在电脑中的日记显示给我看，称我为“大学问家”。（近年来，我在东北师大古籍研究丛刊上连续发了多篇匡谬文章，他看过了，所以如此过分揄扬。）因此，他叹息我刘蕡下第，李广不侯，比我为黄秋园，说是百年之后必获真赏。
江西师大啊，您赋予我难忘的二十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所有专著和论文，也没有我的存在意义。
感谢您，但愿我能在您的怀抱里，严肃而愉快地走完这人生的长途。
我为什么这样写？并非借他人之口，来作自我吹嘘，而是对种种冷箭的总回答。我当时不仅背后受到种种冷箭，而且竟被剥夺给本科生上课的权利，把我调到《读写月报》（指导中学语文教学的刊物）去当编辑。实逼处此，我才不得不要求调到其他大学去。由于校党委书记郑光荣的慧眼，他果断地留下了我。我安心工作后，除了认真带好研究生，就是全力研究并撰写《清诗流派史》，而对本人职称，不愿多加考虑。我是1989年3月1日退休的，这时我已67岁，早已过了规定的退休年龄。那时，全校正在申报正高，和我同带研究生的原中文系副主任刘方元先生几次私下劝我申报，我都不曾申报，觉得实至名归，这事应该由组织上去考虑。后因我在退休之列，便未再议职称事。记得当时中文系一位曾老师，一位赖老师，都因为没评上正高，先后去找郑书记。事后，两位老师先后对我说，郑书记对他们讲：“刘世南老师那么好的学问，也没有评教授，他从来没找过组织。你跟他比比，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我告诉读者这些事，用意在于说明，学术研究决不可以徇利禄。我不是教授，可江西高校了解我的人，没有谁不尊重我。很多文史教授经常不耻下问，和我共析疑义，并在他们的著作序、跋中屡屡提及贱名。
最近读到吕家乡先生的《探求：知识分子的天职》：“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用他的知识作为追逐名利、巴结权贵的工具，他就很容易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探求真理的精神，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我以为学人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没有文化的民族不是真正的民族，而泡沫文化只是文化垃圾。我希望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谨记此言，抛开个人的浮名浮利，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弘扬我中华传统文化和开创与世界接轨的新文化而努力，这才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
现在再回到张仲谋《综述》上。
在《清诗流派史》出版后，已有好几位书评，为什么我独对张文如此感动呢？原因有三：
（1）那些书评作者大多是我的熟人，他们是得到赠书后才写书评的，不免有溢美之词。
（2）张仲谋博士却和我素昧平生，我得到朱则杰教授寄来的复印件时，初读一遍，只觉惊喜，却不知道他是在哪个高校读的博士生，导师是哪位。这样的陌生人写的《综述》，对我的专著所做的评价，丝毫不带私人感情，应该是客观的。
（3）没过几天，朱则杰教授第二次来信，说张君是苏州大学严迪昌博导的博士，这就更使我高兴。因为苏州大学是全国的清诗研究中心，俗话说，同行相妒。我在《清诗流派史》末页所附五古说：“不知问世后，几人容清玩？得无温公书，无人读能遍？”又说：“并世得子云，应与话悃欵。”潜台词正是担心他们会视而不见或故意贬低。而张博士在1999年即已发表这篇《综述》，肯定拙著的价值，丝毫不像刘勰在《知音》篇所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而是真正“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这怎么不使我分外感动呢？特别是最近（2002年7月）看到张博士的专著《清代文化与浙派诗》，深觉他是清诗流派研究的行家里手，拙著能得到这种学人的赏音，实在自幸之至，不禁想起我省高安籍诗人白采（童国章）的一首七绝：“负手微吟解者谁，语高元不合时宜。文章真赏须千载，独遣伤心为此时！”正是伤并世子云之难遇。和白采相比，我何能不自幸？我还想起清代诗人彭兆荪（甘亭）的两句诗：“世眼嗤点皆寻常，誉我我转心奭伤。”的确，内行一句中肯的指责，远远胜过外行的众口交誉，何况是内行的称赏？
同年（2001年）8月21日，接到赵伯陶先生寄来的一份复印件，是他最近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8期）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从台湾出版的两部大陆学者的清诗专著谈起》。两部清诗专著，按出版时间顺序，指我的《清诗流派史》和严迪昌教授的《清诗史》。并印出了两部书的封面。
在此文中，赵先生特别强调我自甘寂寞、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他引我书末五古所云：“忆昔每岁除，书城犹弄翰。万家庆团栾，独坐一笑粲。卡片漫盈箱，有得逾美膳。心劳十四载，书成瘁笔砚。”从而指出：“正是这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才使这部厚重之作得以问世。”因而感叹：“那些把治学当成某种资本或转为终南捷径的人，恐怕难有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著述问世。”
这使我联想到张仲谋博士在其《综述》中，也特别指出我“费时十五载，撰成是书，亦可谓耐得清苦寂寞者”。
章太炎论学术研究，谓“近世为朴学者，其善者三：明征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学隐》）反省自己撰写《清诗流派史》，起因只是顾炎武所谓著书应为前所未有、后不可无者，希望以此填补清诗史这个空白。所以书末五古说：“自我肺腑出，未尝只字篡。”这正表明和“欺诈”“徼幸”“偷惰”三者绝缘。章太炎强调“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救学弊论》）而要能攻苦食淡，必须“躁竞弭乎下”。（《五朝学》）躁，心态浮躁；竞，追逐名利。两者治学大忌，必须坚决消弭。我写此书的十五年，是包括在编时的十年和退休后的五年。我没有考虑过写此书和评职称的关系，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评奖活动，想到的只是这工作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这些年来，社会上不断揭发一些学术腐败的丑闻，使正直的人十分痛心。为什么硬要把学术成果跟职称、工资、住房等挂钩呢？章学诚指出，科举取士，是“以利禄劝儒术”，结果成为“以儒术徇利禄”。（《文史通义·原学下》）听说南方某高校调动了两位高水平的中青年教师到北方某名校，一人评上了博导，一人没有，后者竟跳楼而死。这真是“以儒术徇利禄”的典型！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强调舆论导向，我看，当前急需大力端正学术研究的方向。
钱钟书先生强调指出：学问是荒江老屋二三老儒探求的事。真是至理名言！热衷利禄之人是做不成真学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