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师刘世南先生将他一生治学的体会以及多年来指谬匡正的文章，集结为一书，名曰《在学术殿堂之外》。先生名其书曰“在学术殿堂之外”，似乎是无关学术宏旨，其实，先生书中所言，句句皆学术中事，无一非关学术耳。归纳起来，先生于书中所述，主要是三大部分：一是从先生自己几十年的治学体会谈如何打好基础、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才；二是将他多年来对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匡谬正俗的文章加以结集；三是披露了先生多年来与钱钟书等学者学术交往的情况，由此亦见先生的学术功力和学术襟怀。我因为帮忙整理和电脑输入的原因，得以先睹为快。拜读业师大作，犹如又回到当年受业之时，耳提面命，言犹在耳。
记得研究生刚入学时，先生便一再强调打基础的重要性。其时我因已在高校教过几年古典文学，自恃似还有一点基础，对先生之谆谆教诲并不在心。大概先生看出我的心思，又说，他曾经同朱东润先生交谈过，朱先生说：“现在大学里有的年轻教师，就凭着北大编的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我主编的作品选给学生上课，这怎能教好书呢？”后来，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年轻时会背《诗经》，甚至《左传》，我真是不胜惊讶。如果说会背《诗经》尚且不奇怪的话，能背《左传》这样的巨著，谈何容易！然而，后来先生给我们上《左传》专题课，从先生对《左传》的熟悉程度，我才领会先生诚非虚言。先生没有上过大学，但从少年起就跟着前清秀才的父亲读了十二年的古书，熟读了《小学集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左传》《纲鉴总论》等古书，而且“全部背诵”！其实不止这些，先生对“十三经”，对《文选》，对《庄子》，对史籍，对词章学，都下过很深的功夫。现在的中青年学者，有几个人下过这样的功夫？前几年，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感叹说，我们现在谈的许多看法、发的感慨，其实古人全都说过。我想，正因先生熟读了古人之书，才有话都被古人说完的感叹。就像清人赵翼说的：“古来佳句本无多，苦恨前人已说过。”不但诗如此，文亦如此，理亦如此。而似吾辈读书不多者，一有所论，即沾沾自喜，殊不知古人早已有之。所以，真正能做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生从来是手不释卷的。记得当年我们师徒常一起徜徉于校园之中，先生除了谈读书，别无他辞。先生平生无任何嗜好，唯以坐拥书城读书为乐。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有好几年，先生都是在除夕下午给我写信。记得有一次信上说：现在是除夕下午近四点钟，图书馆阅览厅里只有我和张馆长两人；张馆长亲自值班，坐在阅览厅陪我，等我读书读到四点关门，现在正看着我微笑。所以，先生在《清诗流派史》书后诗云：“忆昔每岁除，书城犹弄翰。万家庆团栾，独坐一笑粲。”实乃真实写照。
先生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强调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广博的基础上力求专精。先生是既博且精的。拜读先生纠谬匡误的文章，首先是叹佩先生学识的广博。因为读书广，而且不是泛泛涉猎，所以一看别人的文章或点校的古籍，很容易就可发现错误。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包括自己在内，又究竟读过多少书呢？先生“刊谬难穷时有作”所指出的错误，主要原因就在于读书不多所致。自己现在也在指导研究生，并时时告诫他们要广读精读以至背诵原著，然而青年学生最不肯下苦功的就是读原著，犹不屑于背诵，只是热中于看别人的论著，拼凑自己的观点。如此，何以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至于说专精，只要看先生的《清诗流派史》就可以知道。先生自己说“卡片漫盈箱，有得逾美膳。心劳十四载，书成瘁笔砚”“自我肺腑出，未尝只字篡”。（该书《后记》自著诗）先生精研清诗十五年（从积累来说远不止十五年），竭泽而渔，殚精竭虑，才完成这样一部“前所未有，后不可无”（顾炎武语）的巨著，被称为传世经典之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这种耐得住清苦寂寞、“不以学术徇利禄”的精神，又哪是当前浮躁学风所能比拟的？
从1979年开始，先生就对郭沫若、毛泽东以及包括一些学术大家在内的学者的学术错误或学术观点进行批评商榷。这显示了先生的深厚学殖，也表现了先生“当仁不让师”的学术勇气。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后，是有很多人并不赞同的，但鉴于“文革”时的气候，即使人有腹诽，也不敢公开发表异议。1979年刚刚“拨乱反正”，先生对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批评的文章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关于宋诗的评价问题》一文，明确地说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对宋诗的否定是不符合事实，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起很大反响，也是势所必然。先生这两篇文章，完全建立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之上，立论有据，“极有理致”（程千帆先生语）。读先生匡谬正俗的文章，首先是钦佩先生知识的广博，学术眼光的犀利。先生纠谬，不但指出错误，而且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错在哪里，使人心服口服。其次亦深深感到学术研究之事，何可一丝一毫掉以轻心，非极其严谨不可从事。记得当年受业之初，拜读先生《谈古文的标点、注释和翻译》一文，心常戒惕；后来又常读到先生对古籍整理的指谬文章，更深感古籍整理研究的不易。当今学风浮躁，许多古籍整理的东西不少是仓促上阵，又为功利目的所驱使，率尔操觚，出错乃不足为奇。可先生指谬的对象，有不少是知名学人，应该说学术功底都是不错的。然而只要一不小心便要出错，甚至贻笑方家。先生说：“注释不是依靠工具书就能做好的，关键在于读书。也就是说，根柢必须深厚、扎实。否则必然是盲人扪象，郢书燕说。”此说可谓至理名言，足为我辈后学引为龟鉴。
先生治学的另一个经验，就是多与学术大师请益和对话。先生善读书，善发现问题。一发现问题，便向一些知名学者请教，从年轻时起就是如此。先生与马一浮、杨树达、王泗原、马叙伦、庞石帚、钱钟书、吕叔湘、朱东润、程千帆、屈守元、白敦仁等学者都有论学或诗作信函往来。与学者高人对话，可以得到很多教益和启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对话总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差不多的平台上。与学者大师对话，是必须具备相应的水平的。可以看到，不管是对话，还是切磋，学者们对于先生的见解都是相当钦佩的。像杨树达先生称赞他二十四岁写的《庄子哲学发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钱钟书先生称他的匡谬正俗文章“学富功深”“指摘时弊，精密确当，有发聋振聩之用”；屈守元先生称其《清诗流派史》“既扎实又流畅，材料丰富，复有断制，诚佳作也”，并作诗说“卓见显才识”“摩诃有高论”，甚至称“有幸读君书，竟欲焚吾砚”；皆非泛泛溢美之词。学术就在这样的交流、讨论、切磋中长进。“平生风义兼师友”，增进学术共有时。先生谈的何止是师友情谊，其实是治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先生还谈到他对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七点意见，我认为非常值得后辈学人记取。打好根柢、博览群书，这是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最基本的两条。看到这些意见，或许有的人会认为先生是一位守旧的学究。此实大谬不然。先生旧学根柢扎实，但从不排斥新学，反而很注意吸收新东西。这一点，由先生从年轻时起就广泛阅读英语著作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新理论新方法风起云涌，好不热闹。对此，先生同样很认真地关注过，亦试图一试。然而，先生不久就发现，新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尤其是有的人没有读过多少古书，仅凭一点所谓理论上的“创新”，便欲在古代文学研究的海洋中弄潮，终未免是隔靴搔痒，或比附牵合，甚至保不住要出错。所以，没有扎实的根柢，徒然变换一些理论和方法，只是“空手道”而已，是为先生所不取。对此，先生常深怀感慨。现在不少学者提倡回归本体，精读原典，与先生所倡，正不谋而合。先生认为，即使进入电脑时代，也不能完全代替读书打基础。这是有道理的。诚如先生在批评有人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的误解时，不但指出王勃套用了庾信的《华林园马射赋》，而且举了宋王观国《学林》、宋王楙《野客丛书》、晚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刘勰《文心雕龙》、欧阳修《昼锦堂记》等古籍加以论证。如果不是博闻强识，就未必能如此举证。古典文学研究，最忌单文孤证。先生如此征引，宏富有力，令人信服。这就是真正的学问！所以先生曾一再强调，做研究必须力求把资料搜罗齐备，才好动手。此外，先生还主张古典文学研究者要学会写古文、骈文、旧体诗词。先生的旧体诗词、古文和骈文都是做得很好的。吕叔湘先生称他“古风当行出色”，庞石帚先生称其诗“颇为清奇”“不肯走庸熟蹊径”，朱东润先生称其诗“深入宋人堂奥，锤字炼句，迥不犹人”，都称赞有加。记得当年我们与先生以及另一位导师刘方元先生（钱基博先生门弟子）一起出外访学，方元先生是每日作诗一首，世南先生虽不每日作，却也诗兴浓郁，佳作不断。两位先生的诗作好之后，都让我们一起评读。在火车上，世南先生还总爱出对子让我们对。一路上既长了知识，又增添了不少乐趣。我想起陈寅恪先生曾说作对子是最好的训练。世南先生此举，实在是用心良苦。至于古文，读一读先生的《哀汪生文》，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总之，我认为先生与许多前辈学者都说得极是，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自己不会作古诗词、文言文，没有感性体会，对于古人的诗文研究，总归隔着一层。惭愧的是，辞章之事，我至今未得入门，思之常感汗颜。
先生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仍孜孜不倦在读书写文章，而且还兼着《豫章丛书》首席学术顾问之职，实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先生的大作，是可以常置于案头的，常读常新，使人戒惕，启人心智。我把先生的手稿给研究生们都看了，希望他们能记住先生的教诲。薪火相传，把前辈学者的好学风传下去，发扬光大。
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为学术做出更大贡献。
受业弟子 郭丹 谨记
2003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