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9年到江西师大（当时还称师院）中文系工作的，时已56岁。前此长期在中学任教，主要教高中语文。我的正式学历只是新中国成立前高一肄业，本来完全没有资格到大学来任教。但是由于十年“文革”，高校古典文学师资严重缺乏，于是在江西师院中文系任教的汪木蓝、唐满先，在南昌市教育局工作的周劭馨，在省委工作的刘开汶，在省文联工作的徐万明（他们都是我在永新中学教过的学生，而且都是江西师院毕业的），事先并没告诉我，五个人经过商量后，要汪木蓝（他是系党总支委员）向系领导推荐我。推荐的材料就是当时在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的《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意见》（1979年第5期），和《中国语文》发表的《谈古文的标点、注释和翻译》（1979年第4期）。系领导征求系里几位老前辈（胡守仁、余心乐诸先生）的意见，他们也极口赞成。加上刘开汶又向郑光荣书记大力推荐，于是校、系都同意引进，安排在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先秦到南北朝这一段。
若干年后，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邓老师告诉我，中文系一般教师，在我到来之前很久，就听到汪木蓝、唐满先二人好几次谈到我，说是学问如何如何好，所以，我来系工作以后，他们虽很好奇，却不歧视我，反而越来越尊重我。
当时，《南昌晚报》曾派记者来采访我，发了一篇《没有念个大学的大学教师》。一般读者看了，也都啧啧称奇。
其实人们不了解，我虽然只读完高一下，就因家贫而辍学，但自幼在父亲的指授下，读了十二年的古书，不曾中断过。这些书是朱熹编、陈选注的《小学集注》（收在《四库全书》中，以我有限见闻，只知道崔述和周一良幼时都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左传》《纲鉴总论》，全部背诵。
我父亲是前清秀才，四十三岁才得到我这个儿子，十分钟爱。三岁起就教我认字角（方块硬纸，一面是字，一面是图），认了近两千，才教我读当时用浅近文言编写的国文和修身课本，然后再点上述古书让我背诵。他和一般塾师不同：（1）不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一类发蒙书。（2）不是叫我死记硬背，而是详细解释文义，再让我熟读成诵。这就不断开发我的智力，使我喜欢思考问题。
记得读一本高年级的修身课本时，有一课是这样的：
王心斋师事王守仁，讲良知之学。一日，有盗至，公亦与之讲良知。盗曰：“吾辈良知安在？”公使群盗悉去衣，唯一裤，盗相顾不去。公曰：“汝等不去，是有耻也。此心本有，谓之良知。”
当时在故乡，热天，一两岁孩子都一丝不挂。我就指着问父亲：“他们并不害羞，是无耻吗？那岂不是没有良知？”父亲笑了。
读《小学集注》时，读到：“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义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遂饿而死。”我又问父亲：“首阳山也是周朝的土地，薇也是周朝的，不食周粟，怎么食周薇呢？”父亲愕然，无以回答。后来，我进吉安市石阳小学读高小，在图书馆看到鲁迅的《故事新编》，其中有一篇《采薇》，说小丙君和他的婢女指责伯夷、叔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我吃了一惊：原来古人早就有这看法！长大以后，看《南史》的《明僧绍传》：“齐建元元年冬，征为正员外郎，称疾不就。其后，帝（齐高帝萧道成）与崔祖思书，令僧绍与（其弟）庆符俱归。帝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邪？聊以为笑。’”才知道鲁迅所写实有根据。但“古犹发议”究何所指呢？后来读《昭明文选》中刘孝标的《辩命论》：“夷、齐毙淑媛之言。”李善注：“《古史考》曰：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这才知“古犹发议”即指此，而且鲁迅就是根据《古史考》这类古小说来写的。
我写这两段往事，并非自诩早慧（当时我大概六七岁），而是说明一个教育原理：即使是启蒙幼儿，也应着重智力的开发，绝对不可只使其死记硬背。父亲的详解，使我对读书这事越来越有兴趣，越有兴趣就越会主动找书看。这种良性循环，就培养成我这一辈子喜欢读书，而且必求甚解的习惯。到现在八十岁了，仍然每日手不释卷。我不会下棋、打扑克、打麻将，一切玩的事都不会。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年轻时爱看话剧和电影，现在电视也不大看，因为伤目力。代替电视的是广泛阅读报纸和杂志。我这辈子能够杂学旁搜，看了较多的书，大概和自己没有太多嗜好有关系。
还有一点值得谈谈。我不是科班出身，没念过大学，因而一辈子什么书都看。过去长期教高中语文，新文艺以及外国文学，从作品到理论，也接触很多。青年时代，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也涉略不少。这些，构成了我较广阔的知识面。当然，在知识领域，有主有从。我虽然兴趣广泛，但重点仍然放在古典文学方面。不过对古典文学，我是通史式的，并不限于某一段。所以，我带研究生，指导的是先秦到南北朝文学，写过《屈原二论》（收入《楚辞研究》，中国屈原学会编，齐鲁书社1988年版），写过和章培恒商榷魏晋六朝文学评价的文章，也写过批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反驳毛泽东“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文章。而我的科研方向却是清诗。
如果《清诗流派史》真如论者所说，写得比较深厚，那是因为我的知识面较广，同时钻得较深。我一向要求自己厚积薄发，著书必须有自己的见解。《清诗流派史》的创见：
（1）河朔诗派诗人的民族气节与理学的关系；
（2）顾炎武“亡国”“亡天下”论与明末社会思潮；
（3）杜甫、顾炎武多作格律诗（尤其作五律与五排）与两个人个性的关系；
（4）钱谦益迎降动机的分析，引《元经》与顾炎武用意相同，以方苞对比钱谦益；
（5）钱谦益学李商隐的“隐迷连比”，学元好问的顿挫钩锁、缠绵恻怆；
（6）冯舒、冯班诗论体现诗歌发展的规律；
（7）引全祖望论吴伟业谀洪承畴之言，证明《圆圆曲》不能实录；
（8）吴伟业即陈圆圆；
（9）吴伟业与钱谦益诗论渐趋一致；
（10）不避俗是梅村体的长处；
（11）梅村体二传人；
（12）页137第三段；
（13）论《浚稽辞》；
（14）陈维崧诗的阳刚之美；
（15）朱彝尊不能自成一家的原因（我与梅曾亮不谋而合）；
（16）王士祯不取杜甫，因杜诗“变”而非“正”；
（17）王士祯谈艺四言的针对性；
（18）渔洋诗不是形式主义的；
（19）论妙悟；
（20）渔洋诗的艺术特色；
（21）清初唐、宋诗之争包含杀机；
（22）查慎行以《易》学家为诗人；
（23）王士祯和赵执信争论的实质；
（24）“思路刻”即写情入微；
（25）赵执信不满宋诗的真意；
（26）厉鹗矫朱彝尊、王士祯两家之失；
（27）樊榭诗的非政教、超功利；
（28）沈德潜同明七子之“调”而变“格”之内涵（据《文镜秘府》）；
（29）由选诗顺序看沈德潜的文艺思想；
（30）驳今人的《诗话概说》；
（31）肌理说的甚深用心；
（32）袁枚以通俗小说为诗；
（33）性灵诗是真清诗；
（34）刘大櫆骂皇帝；
（35）黄仲则把贫贱生涯作为审美对象；
（36）洪亮吉《……代柬》一诗的分析；
（37）龚自珍与潘德舆、鲁一同之异；
（38）龚自珍为诗，“其道常主于逆”；
（39）龚自珍是“近代的”；
（40）同光体的艺术魅力；
（41）郑珍的白描与奇奥；
（42）陈三立是“最后一位诗人”；
（43）陈三立的炼字；
（44）对王闿运“摹拟”的论析；
（45）樊增祥、易顺鼎的“实处”；
（46）樊氏灞桥诗的论析；
（47）“纲伦”“法会”二句的民主意识；
（48）论旧风格含新意境。
以上这四十八条，都是“自我肺腑出，未尝只字篡”的。读者从《清诗流派史》可以看出，国学的经史子集、现当代的新文学、外国的文论，或多或少都融化在我的一些观点中。
我力戒博而不精。李详（审言）一则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据说他平生致力的是《昭明文选》。他下的硬功夫是：把线装书的《文选》拆散，先把一页贴在桌上，反复诵读，直到这一页纸摸烂了，才换另一张来读。他就是这样成为《文选》专家的。
我平时最爱看古人与时贤的年谱和传记，特别注意他们的读书方法，从而形成我的铁定原则：
（1）强调打下扎实基础。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校注古籍的，一定要对经史子集有个全面了解，就是直接阅读原著。我曾将“十三经”中没背诵过的圈读一遍，每天4页。结果，《易》35天，《仪礼》74天，《周礼》50天，《礼记》107天，《公羊》47天，《孝经》只28分钟，《尔雅》24天。这是任何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都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我担任《豫章丛书》整理工作的首席学术顾问，发现不少校点者就因为没读过“十三经”，分不清哪些是原句，哪些是作者的说明。
（2）对主要的经书（“四书”、《诗》、《书》、《左传》），子书（《老子》、《庄子·内篇》）、集部（《文选》《古文苑》《古文辞类纂》中的名篇），必须熟读成诵。清人惠士奇说过：“先辈无书不读，尤必有得力之书。”（王鸣盛《蛾术编》卷八二《说通二》的《读书必有得力之书》）近代黄侃也说过，读书人真正下力气的只是几部书。我理解这话是说，你只要真正读通了这几部书（当然根据专业需要，不能固定哪几部书，但必定是打专业基础必不可少的），其他有关的书，自易触类旁通，迎刃而解。博而不精，那是平均使用力量，浅尝辄止，不能深造自得，那是不可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我的做法是，在专精的基础上力求广博。但博务必围绕精这一中心，否则就泛滥无归了。
我自己一生读书，对最重要的根柢的书，必定背诵。指导研究生时，我曾指出：你们这么大年纪，学习时间又只三年，要看的书又多，我无法要求你们背诵。但是，你们吃亏正在这一点。熟能生巧，你们将来就会理解我这层深意。
《庄子·养生主》写庖丁解牛，就是熟能生巧。庖丁解牛之所以能超越技术阶段（“近乎技”），“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解牛的规律（“道”）。而他所以能达到“道”的境界，岂有他哉？不过是“所解数千牛矣”。一句话：熟而已。
治学所以重背诵，道理完全一样。
背诵，不但能使你熟悉本文，而且能激发出你的灵感，你会联想到很多看似无关其实有用的知识。要知道，学术本来是一个天然精巧的有机的总体，你彻底熟悉了它的主要部分（根据你的研究角度所确定的重点而言），其他部分自会被你摸索、勾连起来。邢邵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背诵才会熟。
天下书不可尽读，尽读也不可能尽记，所以查检类书（工具书）是治学必不可少的。但正如我在《从对侯氏书的匡谬谈到学问功底的重要性》（《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5期）一文中所说的：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P467引汪中《述学·别录》之《与刘端临书》，有两句这样断：“君子之学，如蜕然幡然迁之。”不通。盖不知此语出于《荀子·大略》：“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杨琼注：“如蝉蜕也。幡与翻同。”又P472引《述学·别录》之《与刘端临书》：“欲摧我以求胜，其卒归乎毁，方以媚于世，是适足以发吾之激昂耳！”侯氏不知“毁方”为一动宾结构词组，出自《礼记·儒行》：“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同时也可见侯氏不明古文的句式，上句“（其始）欲摧我以求胜”，下句“其卒归乎毁方以媚于世”，是两个并列句，句式结构完全相同。像侯氏这样点，汪文原意完全丧失了。尽管《荀子引得》和《十三经索引》早已出版，但侯氏根本不知来历，你叫他怎么去查呢？所以，我强调要读原著，否则即使有工具书，你也没法用。
侯氏有盛名，我看过他的几种传记，他小时也读了一些古书，但根柢并不扎实。徐朔方在《考据与研究——从年谱的编写谈起》（《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侯氏说王廷相极恨宰相严嵩，单独上书，皆非事实。因为（1）嘉靖十八年六月，宰相是夏言、顾鼎臣，严嵩是礼部尚书，未入阁，怎能称宰相？（2）上疏是由于雷震奉先殿，大臣都应诏自陈，王廷相时为左都御使，所以也上疏，并非“单独上疏”。（3）《王氏家藏集》有《钤山堂集序》《寄严介溪太宰》诗及词，并非“极恨”。徐氏逐次反驳后，嘲笑说：以尚书为宰相，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反不及《明史》编纂者。并在文后加注：“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之初曾使我十分欣佩。后来读到他论述汤显祖的论文才发现他对引文有误解之嫌，因此在1962年2月18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关于〈南柯记〉第二十四出〈风谣〉及其他》表示异议。”
宋云彬则更在私人日记《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毫不客气地指出：“陶大镛送来《新建设》第2期，内载所谓‘学术论文’有侯外庐之《魏晋玄学的社会意义——党性》一文，从题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名，俨然学者，真令人气破肚皮矣。”
新中国成立前，我读侯氏《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在P668，见他引魏源的话，说龚自珍“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诣深微云”，竟说：“可惜他研究‘西方之书’太晚，不见于言论，只有用‘公羊春秋’之家法了。”还说：“这是近代资产阶级先声的呼声。”这显然是把“西方之书”理解为西欧的哲学和社会学。其实“西方之书”是指佛经。黄庭坚《山谷全集》卷十九《与潘邠老》之四：“西方之书论圣人之学，以为由初发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无委曲相。”即其明证。对于欧洲，明万历以来迄晚清，士大夫皆称之为“泰西”，并不称“西方”。正因为侯氏误解了，才说龚自珍“研究‘西方之书’太晚，不见于言论”。殊不知《龚自珍全集》第6辑，从《正译第一》到《最录神不灭论》，共四十九篇，全是谈论佛经的文字，怎能说“不见于言论”呢？当时（建国前夕）我曾函告侯氏，可能他没收到信，所以1956年8月第1版，1980年2月第4次印刷，仍然未改。
1978年，我第一次给钱钟书先生写信，就提到这事。他在回信中斥侯氏为“妄庸”（见《记钱钟书先生》一书，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1980年，我买到《管锥编》后，看到P681有这么一段话：“近世学者不察，或致张冠李戴；至有读魏源记龚自珍‘好西方之书，自谓造微’，乃昌言龚通晓欧西新学。直可追配王馀祐之言杜甫通拉丁文（《四库总目》卷一八一《五公山人集》）、廖平言孔子通英文、法文（江庸《趋庭随笔》）也！”（附注）才知道钱先生与我不约而同。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汤志钧在《近代经学与政治》P102谈龚自珍，引魏源的话“晚尤（汤作‘犹’）好西方之书”，仍蹈侯外庐的覆辙。为此，我发了一文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第9版），题为《请勿再误解龚自珍“晚尤好西方之书”》。汤氏为《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千虑难免一失。
附注：王馀祐之言，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二O七《五公山人集》卷七《杂著》第十一则《老瓦盆》：“西洋之俗，呼月为老瓦。杜诗：‘莫笑田家老瓦盆。’然则此盆即月盆耶？如月琴、月台之类，取其形之似月耳。”（世南按：陆次云《八纮译史》卷二《译语》亦有老瓦月之语。）
江庸之言，见沈云龙主编的《近代史料汇编》正编第九辑《趋庭随笔》第一卷：“郭允叔云：闻蜀人董清峻言，（廖）季平解《论语》‘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谓法兰西文比英文难学，云云，真是儿戏矣。”（世南按：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说，民国二年，章太炎在苏州国学会讲学，谈王闿运、廖平、康有为解“耶稣”为父亲复生，“墨者钜子”为十字架，“君子之道斯为美”为俄罗斯一变至美利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