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团委组织这个活动说很多同学刚到北大来，要我讲讲大学的生活、大学生怎么度过大学的学习生活。我说我不够资格，学得也不够好，当年好多课都逃掉。这个怎么跟学生讲，讲了是要负责任的。后来同学说能不能换个题目，就换了这么个题目。
在座很多同学可能不一定来北大学经济，有一部分同学可能学经济。如果学经济，还可以做点交流。我故意把这个题目弄得宽一点，不是单单地讲学经济学，学经济学是学经济的一个部分，可能是很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全部。学经济要宽得多，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理解我们的生活、理解经济现象，有好多内容。学经济，会有一些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我自己有体会，我们的心和脑，常常用得不是地方。这个没有解剖学的基础，我只是笼统地讲，我们身上有一个部分叫心。我们研究经济现象，会有自己的情感、会有我们的好恶、会有我们的是非标准。对于经济现象，我们会说，这个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合适不合适，我们把这个部分，在今天的讲演当中，叫做用心的部分。人是有情感的，人，万物之灵，灵在情感。也许新来的同学，情感更丰富一点。你看香港，我一会儿会讲到香港廉政公署，很公正的地方，廉政公署打击的是政府中的贪污行为。廉政公署招人，就是要招新的学生，因为他们的是非感还没有被污染掉。他觉得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事情不能被宽容。所以年轻的学生，在这个部分，对社会的是非、好恶的看法上，往往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我们都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那么我们身上还有个器官，叫脑，主要解决理智的问题。一个问题该不该这样和一个问题是什么样子，要分开来。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和这个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在学经济当中，常常搞混。学自然科学可能好一点，因为一个自然现象，无所谓它好不好，只要理解它的规律。星球轨道搞清楚，好，就可以放卫星上去，可以转而且可以回来。这个里头本身没有很多的价值标准、价值评判、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但是我们经济活动，里头经常会有这个东西（道德判断）。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而且人的活动当中很多时候会形成利益冲突。所以一个事情好不好、对不对，跟一个事情本身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本身有些什么规律，经常会发生冲突。所以今天晚上我愿意和大家交换意见，就是交换这个意见。
我觉得学经济的困难，不是说看经济论文数学非常多，形式很像科学。这个难度对很多中国同学不是问题。中国学生的数学，通常在世界上超人一级。你到美国去看，现在很多人初中出去、高中出去、大学出去、研究生出去，数学都不好。中国的孩子，有的在中国很怕数学，出去不由得人家说他数学好。中国学生、希腊学生、印度学生，很有意思的，数学都很好。这个事情本身也有点道理，发展中国家拥有人类文明的历史很长，可是我们近代以来很穷，发展数学的才能对资本的依赖很低。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搞物理、搞实验，对设备的依赖很大。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数学很好。这个（数学）不是主要的困难。我个人认为，研究经济现象，最大的困难是用心、用脑，会用得不是地方。在需要用脑判断的时候，我们用情感去替代，我们用价值观去替代。我们经常一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就把我们主观上对这个问题好与不好的评价先放到前面去了。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在经济现象中，常常达不到最起码的要求。你要客观一点，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说它好、说它不好，它本身的逻辑就改变。所以呢，我想举些例子，来讨论这个看法。
我想从简单的例子谈起。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看到过非洲饥民挨饿的照片。人会瘦到那个程度呀！这种照片，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看到以后，情感都会发生变化，要不要援助他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稍微有一点力量，我相信多数人还是愿意拿出一点钱，愿意援助他们。如果国家出面援助，更好，联合国援助，更应该。那些富裕的国家，拿出一些钱来援助非洲，这些事情在道义上讲是对的，没有话讲。但是，理智地去考虑这个问题，援助他们是一个出发点，但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那可不一定，常常是反的。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有一个人骑着车去旅游世界，1999年出发。过了几年，他又开车把整个世界跑了一圈。他有一部分实录了在非洲的情况。他的故事，我读到以后，有些感触，也提醒我们在用心用脑上要分得很清楚。很多联合国的援助物资，不要说前一阵子的丑闻，所谓石油换粮食的丑闻，都有联合国高级官员在里面上下其手，贪污受贿。这样一来，公家的资源，包括联合国，包括政府的，都可能被贪污。就谈联合国的物资运到非洲以后，被许多渠道占领。因为不是每一个环节都是想援助非洲人民的人在做事情，好多人有别的想法。据这位目击者看到的情况，援助来的东西，有大量的比例，被那些地区的官员、首领人物和不法商人，转运到市场去。这是免费来的东西呀，所以结果是，他们在市场上，把粮食的市场价搞得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那些原来还可以种粮食卖的农民，跟这个粮食没法竞争。因为你的粮食不可能这个价格出手的，你的成本就不可能竞争得过那些援助物资。这使得那些原来还可以种地、没有灾害自己还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也转到被救济的队伍里面去了，使得那些贫困地区的情况更严重。很多地方是手工业品、纺织品运进去，把那里仅有的一些可以养家糊口的手工业品生产部门都毁掉了。最后就扩大了救济面，救济变成自身会扩大的庞大体系在发展。出发点是减少贫困，帮助穷人，最后却得到这样的结果，适得其反。
这个事情对我这样的人会有触动。我想在座的没有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会无动于衷。但我们有多大的力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在一个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免费的东西在配置、传输的时候，每个环节都是可靠的吗？如果这个环节不可靠，那这个救援中间不知道要丢掉多少。我们以前内蒙的灾荒，北大的老师也拿出过东西援助的。我们也活得很好，家里有些衣服不怎么穿，拿出来捐给灾区，愿意做的。一捆一捆的衣服呀！北大很多机构、研究所，像我工作的经济研究中心，每位老师都拿出好多东西。后来看到一些报道很让人生气。这些资源进了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就按照权利来分配。那些受不了冻的，就把这些东西中品质最好的毛衣、呢制品分掉。真正落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的，很少的。
在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上，有世界银行。后来有些理论家提出“滴漏理论”。就是你往一个地方送水，要漏很多，最后只是漏剩下来的水才可能到最干旱的土地上去。这些东西，只是靠心、靠我们的同情，是不可以解决的。要研究在什么样的渠道下，什么样的监督下可以执行。哪种方式才可以真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事情是很多的，你看我们的城市，包括中国的许多城市，都会有乞讨的行为。生活不了，要帮助，是应该的。凡是吃得上饭的，帮助一点，是可以做的。问题是如果这样可以得到资源，好多人就会伪装，这是亚洲很突出的现象。有的人甚至把孩子搞得体形不整齐，腿弄断，完全是假的，有出租这种孩子的。有很多人把要钱当作上班下班以后的生活，跟原来你想援助的，完全南辕北辙。
所以呀，学经济，有时开头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什么地方需要用脑，什么地方需要用心。用心用脑用错地方，全盘皆输。
当然这是非洲的故事，我们没有多少直接的经验。有的时候两种力量，道德的评判与经济本身的规律之间很难把握。道德的力量会干扰我们理智的判断，有的时候难分上下。这就是我今天选的题目，要学好经济，就要克服这个困难。并不是说要把我们每个人都搞得冷冰冰，变成逻辑的机器，没有情感。做不到的，做到了，也毁掉了一个人。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情感？但是你要有情感，又要用对地方，好大的挑战。
我再讲几个我亲身经历过的困难。
1988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当时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大陆组织了六个人，去参加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带队的团长，是当时国务院发展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孙尚清，很好的一个干部。他当时去，有一个调研的题目，就是中国研究生的外派政策。当时在北京，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邓小平拍板，大批地向海外派留学生。每年派，就累积了大量的矛盾。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很多专业领域优秀的人才，在美国学习完就留下了。美国人发一个绿卡就留下了，就成了他们的高级人才。当时就有很多意见。一个意见是中国留学生政策应当取消，因为这导致我们人才大量的外流。因为1988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科研的条件，跟国外差很大一个距离，仔细算账确实可以算出很多账来。你看一个留学生，小学是中国人付的钱，培养的；到了初中高中，优中选优，上了大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培养一个大学生，无论是国家、社会都要耗费巨大资源。然后里头挑出最优秀的，去了美国。里头再挑优秀的，发一张绿卡你就留下，就成了美国科研机关、大公司的研究骨干。所以反对意见认为，这样下去，人才都会外流的。坚持留学生政策，要开放的意见就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科研水平就差那么多呀，你不派人去学，我们与最前沿的科研水平就会差得更远。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所以孙尚清，我们那个团，六个人，当时还有现在中央银行的行长周小川，一起去。从西岸然后到东岸，访问了好多大学，好多留学生。回来后，要交报告，我们六个人都要参加。我们认为这个阶段我们留学生政策要坚持一个原则，叫做“将高科技人才储备于国外”。现在的科研、研究环境就是差很多，现在回来要欢迎，但是要准备一批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回来，等中国经济发达以后，再回来。我们当时打了一份报告支持这个政策。我们参加这个报告时，要问心里，是怀疑的，能回来吗？我们去看了呀，很多学科的人，博士学位读完，被雇到一个研究机构，那个生活条件、做事业的条件、做科研的条件，我们差得太多。储备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很难讲的。但如果把门关上，信息渠道、前沿知识、科研的对象，都没有了。有些人即使留在了美国，也留下了个channel。所以当时都同意打这个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