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一场自我革命”，其根本是政府职能转变。“放”不是一放了之，而是放活、放好、放到位；“管”不是无所不包，而是管权、管责、管制度。“放”和“管”就像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在大量减少审批后，政府要更多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把市场管住、管好。只有如此，老百姓才会有更多“获得感”。
“三证合一”改革破冰带来哪些启示？
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是本届政府“第一件大事”。两年多来，简政放权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哪些“硬骨头”“拦路虎”已被清除？如何激活市场新活力？哪些环节有待进一步加强？放管结合取得了什么成效？新华社组织多地分社记者展开调研。从2015年7月27日起，“新华全媒头条”连续四天播发系列报道，从市场如何获得新活力、民生怎样增强“获得感”、政策着力助推“新业态”、监管注重“放管转”结合等四方面，为读者展现简政放权“全景图”和“成绩单”，梳理下一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每个人只有一张身份证，但企业却一直有三张“身份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申请烦琐、多项收费，而有的证难得一用。
2015年，这件事发生了历史性转折。5月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施“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将工商、质检、税务分别核发证照，改为由工商部门一次性核发营业执照。
在本轮简政放权中，“三证合一”被评价为力度空前、改革彻底，其成功破冰对于加速其他领域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破冰：“原来跑断腿，如今一条龙”
“塑料袋装着厚厚一摞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还复印了好几份；填200多个数据，跑大半个月，没有七八趟下不来。”这是北京嘉利新宏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学岭以前注册企业的遭遇。而今，则变成了“填20多个信息，5个工作日就拿到证了，还没找代办机构”。
不久前，他因领取北京首张“三证合一、一照一号”营业执照而广受关注。
“三证合一”曾被认为是商事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而李克强总理2015年3月考察国家工商总局时提出硬要求：“三证合一、单一号码”改革年内务必实现。
截至4月底，全国已有29个省份开展了“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试点。目前江苏、湖北等地实施“一证三号”模式，而在北京、深圳等地，“一照一号”已开始试点。
企业登记提速源于商事改革加速。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主任张旻介绍，自去年底正式启动“三证合一”改革以来，江苏实现统一受理窗口、统一登记表格、统一数据标准和统一办理平台“四个统一”。
名词解释
什么是“一证三号”模式？“一证三号”模式，即在营业执照上打上工商、税务、质检的三个号码。
6月1日，江苏改造升级后的企业注册登记并联审批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打破了登记层级的空间限制，实现省、市、县、乡一张网、一个平台登记。截至7月20日，全省共发放“三证合一”营业执照1.3万余份，发照数量领跑全国。
北京市工商局注册登记处处长况旭介绍，现在申请人仅需在网上一次填写申请信息，前一环节的有效数据信息直接应用于下一环节审批，减少部门间的数据重复审查、重复录入。
“能政府内部流转，就不让企业跑两个部门；能共同承担责任，就不让企业多提供一份材料；能当场拍板的，就不让企业多等两天。”他说。
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显示，2011年9月至2013年9月，办一家企业平均用时25.59天；而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以来，缩短为14.29天，节省了近一半。如果实现“一证一号”，有望减少到5天，甚至更短。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姚佳说，“三证合一”提高了市场主体的准入效率，淡化了部门利益，“产生的改革红利既能给市场带来正向效应，也有利于保持政府改革的应有势能。”
专家认为，“三证合一”还有利于破除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将有效促进建立公开透明的社会信用体系，缓解小微企业贷款难等问题，不断释放出更多改革红利。
启示：“层层倒逼”破除利益藩篱
“一些地方前几年就开始试点了，一直进展缓慢。今年顶层设计方案出炉后，各地改革陡然提速。”一些基层干部如此回忆起“三证合一”改革历程。
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看来，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层层倒逼各地打破部门垄断，是这一改革的成功关键。“从历史和实践看，单个地方、单个部门的单边突进，很难打破部门间阻隔。”
牵头层级越高，改革力度越大。
记者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由工商部门牵头推进“三证合一”改革，往往不彻底，“煮夹生饭”；而以一级政府统筹推进改革，则力度大，见实效。
以江苏“三证合一”协调推进工作小组为例，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两个副省长担任副组长，3个省政府正副秘书长和7个省有关部门负责人担任成员，负责指导和督查，下设办公室抽调相关部门业务骨干具体协调落实。
“从实际效果看，建立由政府主导、部门参与的协调推进工作机制，对确保全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发挥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作用。”张旻说。
对于职能部门来说，推行这项改革就是自我革命。以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例，在办证换证时需要收费，在有的省，这项收费一年可达数千万元。“三证合一”改革后，这部分经济利益就没有了。
而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年底前彻底完成”目标后，各地纷纷以问题为导向，强力扫除利益藩篱。
“不能算部门小账，而要算全局大账。”姚佳表示，改革后，一些职能部门的收费减少了，权力也小了。但从国家范围看，市场主体更方便，经济更有活力，有利于税源和财政收入增加，“大河满了，小河才有水”。
另一个启示是，让权力网上公开运行，需要整合数据统一平台。
各部门都有自己的规范标准，数据难以共享。江苏在改革中专门成立技术组，通过改造升级，实现全省企业注册登记并联审批平台与部门系统的全数据共享。
专家观点
提高“三证合一”改革的科学性、合理性，必须整合各部门标准，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从实践看，只有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统一标注规范，才能使改革从“物理反应”升华到“化学反应”，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竹立家
期盼：统筹推进“一证走天下”
正在筹资办企业的西安创业者王毅向记者抱怨，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时，依然要求客户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和法人身份证，缺一不可。
“我如果选择领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反而会因为‘手续不全’贷不了款。”王毅很困惑。
记者近期致电多个银行客服也发现，目前企业开基本账户仍然需要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一些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需要原来的“老证”，是因为资料最终要交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核。
改革推进不统一、不配套，让企业尚难“一证走天下”。
“现在已经不是改不改的问题了，而是怎么样才能改得好、改得彻底。”一位业内人士说，税收征收管理法、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中，制发税务登记证和机构代码证都有具体规定，“现在‘守门员’换了，‘裁判’就不能再按原来的规则吹了。”
刘俊海认为，一些地方职能部门以“法律法规有规定、国家主管机关有要求”等名义抵制改革，因此改革“上下不衔接”的问题应及早解决。
“实践先于制度”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三证合一”改革中。专家认为，应加快修改调整相关法律法规的步伐，增强简政放权改革的合法性。
“统筹推进”已成改革当务之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说，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颠覆了传统监管模式，需要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共同应对。目前，各行政审批部门对配套制度建设和监管手段建设还不重视，信用监管、协同监管和社会共治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难以适应改革后企业迅速进入市场的监管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持续推进改革。
“放管结合”还需迈过几道坎？
简政放权，不等于“一放了之”。
2015年7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将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促使市场主体自觉守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既不能越位、错位，也不能缺位—政府在市场中如何找准自身定位？
记者近日兵分多路调查发现，各地围绕“放管结合”，在完善监管体系、丰富监管方式等方面积极展开探索，成效初显，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合力尚未形成、基层配置有待“下沉”、社会组织仍需壮大规范，成为直接影响“放管结合”、政府“强身”的三道坎。
从“等人敲门”到“上门找人”，事后监管如何形成合力？
吉林长春18家不法投资公司携带市民委托投资的近亿元血汗钱跑路。这些注册资本数千万元、获取投资者信任的民营投资公司，实缴资本为0元。
“0元公司”诈骗现象引发热议：商事制度改革、市场放宽准入条件后，如何加强市场监管？
行政权力，该放的要放彻底，该管的要管到位。
“以往工商部门是要等开办企业所需证件办齐后，再发执照，是‘守门员’；现在前置审批条件都改成后置，企业获得工商执照等于拿到‘入场劵’，但并不意味着就能上场踢球。”一位工商部门监管人士这样比喻。
近年来，商事登记改革持续推进，100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放宽了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据业内人士介绍，以前是所有证件都拿齐了，才能办工商执照，企业为了正常营业，必须主动去敲审批单位的门；现在是先颁发执照再办证，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工商登记部门从过去的“守门员”变成了“收票员”，但需要审批单位主动出击找那些拿到了执照的企业，这就为找得准、管到位增加了难度。
新华社评论
在大量减少审批后，政府要更多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把市场管住、管好。这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积极适应这一转变，切实履行好管理职责，要明确“放”与“管”的边界，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
新华社评论
简政放权是“一场自我革命”，其根本是政府职能转变。“放”不是一放了之，而是放活、放好、放到位；“管”不是无所不包，而是管权、管责、管制度。“放”和“管”就像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
“打个比方，开餐饮企业，以前得先拿许可证，现在注册一个公司，经营范围里有餐饮，如果没有经过噪音、油烟测试，没有拿证的情况下就营业，监管部门就得主动到市场上排查。”上述人士说，涉及养老、食品等一系列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监管，不仅不能放，还要抓得更紧。
事实上，市场经济越发育，监管难度越大。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说，在审批减少、宽进严管的监管新需求背景下，继续停留于“审批依赖、各管一段”的传统监管理念和方式，必然难以应对新增市场主体“鱼龙混杂”的新挑战。
如何让事后监管更加有效？一些地方正在试水“合力监管”。
“我们将食药、质监、物价、知识产权等市场监管职能整合成立市场监管局，实现一支队伍管市场。”在湖北襄阳高新区，新成立的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永娟说，借助网格化、清单式监管，市场监管局真正实现了对市场主体“一巡多查”，做到应查尽查，有效解决以往分段监管、多头监管的弊端。
王永娟说，以前多条热线、多头反馈，存在着民众不知向谁投诉、部门相互推诿的问题；执法时也会存在工商查台账、食药监查安全、质监查电子秤等分头行动，上门就要好几次。现在一支队伍统一响应、执法，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也消除了监管死角。
“管烟花的”变“管危化的”，基层监管“接得住”吗？
简政放权大背景下的监管，重点在基层，难点也是基层。
“以前食品监管是‘橄榄形’结构，中间人多，两头尤其是基层执法力量弱。”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说，现在上海划转和下沉给基层的执法人员超过1700人，市、区县、街镇三级执法形成102565的“金字塔”结构。
伴随着简政放权的持续推进，大量审批、监管权限下放至基层，基层“人财物”能否配足、配强，直接影响简政放权放权能否放得好、管得住。然而，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基层地区人手缺乏、人员培训没有及时跟上，“接不住、管不好”等问题仍存在。
中部地区一基层政府探索审批集中，将原本分散在数十个部门的审批权，集中在一个部门行使，一个工作人员要负责数十项审批业务。
“现在我们部门统筹管理18个窗口、8个局几十项业务，我自己要负责20多项，很多业务需要熟悉，一整天神经都是紧绷的。”上述地区窗口工作人员小鹏拿着一本几厘米厚的册子说，过去只要管烟花爆竹产销，现在得负责危化品、职业病等80%以上的审批条例，此前工作中从未接触过。
类似情况在一些街道办事处出现。不少办事处工作人员说：“上面机构精简了，下面该做的事却越减越多，但人还是那么几个。”
“简政放权，到了我们这一级，就成了简政‘放责’。”不少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在基层，时常出现“放责不放权”的现象，由于权责不对等，导致许多下放的事项难以推进。
“我们可以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检查监督，但是没有处罚权，所以就算检查了对方也不当回事，通知他参加安全生产会议，也不来。”湖南某市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
目前，一些地方已着手探索，通过监管执法权限“下沉”、配强基层力量。例如，为了解决非法采矿，地处湖南省湘潭县南部的中路铺镇将国土、安监、环保等7个职能部门的13项行政处罚权，下放至乡镇。
专家观点
政府权力下放后，基层监管执法任务繁重，应为其配备与其责任相符的人员与执法权限。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石亚军
中路铺镇党委书记李洪运说，过去乡镇没有执法权，只能上报县国土部门处理。而国土部门执法大队人员有限，有时等到执法队员到场，非法采矿人员早已转移。“基层执法权限和力量充实后，‘放管结合’彻底改变了以往‘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窘境。”
“红顶中介”加速脱帽，社会组织怎样“接棒”？
政府“瘦身”之后，一方面半官方性质的“红顶中介”正加速与行政职能部门脱钩；另一方面不少原本由政府承担的管理服务职能，改由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承担实施。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新的管理服务主体能否“接棒”？
不少业内人士介绍，社会组织一般不具备行政强制权力，其参与市场管理主要是依靠行业约定、技术标准、资质认可、等级评价等市场手段，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相关企业在技术、信用、安全等方面的参考指标，起到“表彰先进、监督落后、净化市场”的综合作用。
近两年来，国家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各地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吴曙光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当前经济发展和简政放权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政府管理职能下放给市场，首先要有相应的专业性社会组织来承接。“环评下放后，有的环评机构竟是环评对象的子公司，有的地方连环评公司都没有。”王满传说，这种情况下，环评放下去后，能否发挥出应有的监管职能明显存疑。
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足够专业实力，才能承担起市场监管职能。武汉市一家商会组织介绍，针对豆制品小作坊脏乱差问题，政府曾委托当地豆制品商会来调研整治市场环境。商会组织只能通过商会约定来对会员单位规范管理，但大部分豆制品企业、作坊，连豆制品商会会员成员都不是。“一个覆盖面非常有限的商会组织，要承担起全市整个豆制品市场的管理，从何谈起？”
要管好相关行业领域，社会组织“打铁还需自身硬”。不少企业反映，一些行业协会类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有限，却利用资质鉴定、检验检测等行业垄断职能大肆敛财。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投融资中心主任尹斌说，企业反映参加的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商会等社团组织数量普遍都有5至10家，多的甚至高达二三十家，每年每家协会会费少则1000至2000元，多的达数万元，其中很多协会收费多服务少，甚至是不服务。光收钱没服务的协会，无法让企业信服，怎么来发挥规范、净化市场的作用？
“完善的社会组织，是实现大市场、小政府的前提条件。”湖北襄阳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鲁大全认为，目前需要做的，一方面是降低社会组织成立门槛，打破行业垄断，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产生一批覆盖面广、运行规范、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在针对社会组织的法规、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对违规、违法的社会组织加以惩处，“这样政府下放的管理职能，社会组织才能接得稳、用得好、管得住”。
简政放权，放管缺一不可。不少业内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迈过管理体系、基层配置、社会组织三道坎之外，还得继续增强各方依法履职能力，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效能，更加宽松地放，更加科学地管，让市场与社会实现“活而有序”。
让简政放权带给百姓更多“获得感”
两年多来，简政放权改革取消、下放多项审批权力，而在可观的数据背后，另一张成绩单，是老百姓的感受。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事实上，简政放权效果好不好，正是要看老百姓“获得感”有多少。
“获得感”来自何处？来自公众对改革的民生期待—程序更明白、手续更简单、沟通更顺畅、证明不再“奇葩”。
它们实现了吗？
群众办事新气象：从哪里感受到了简政放权？
对于北京市民刘令栓来说，简政放权给他的“获得感”是8个工作日。“消防证已经全都办好了，一共就来了两趟，快多了。”6月，在北京市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建审消防证件的刘令栓告诉记者，过去需要15个工作日，如今缩短了一半。
在湖北襄阳超市老板志强眼里，这份“获得感”是减少了12天“跑腿”。几年前，超市换广告招牌花了志强两个星期，因为申报、审批、现场踏勘等程序都要城管部门完成，尤其是现场踏勘，排队等候时间特别长。2015年6月，超市要再次更换广告招牌。由于当地在新一轮改革中安排专人负责现场踏勘工作，志强的排队等待时间明显缩短了，走完全部流程只要2天。
在北京某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女士眼里，“获得感”是一套资料与5套资料的区别。她说，简政放权改革之前，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须分别向不同部门提交5套资料，填写数据项200多个，如今，拿到工商局出具的名称核准通知书后，办事人只需提交一套资料，区行政服务中心、工商、质监等部门便可联动办理。
对老百姓来说，简政放权“获得感”的同义词是明白、简单、快捷。
各地都迈出了步伐：北京市西城区事项标准由过去的825项精简为699项、管理规范类标准由1225项规范为45项；湖南14个市州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000余项；在2015年地方两会晒出的权力事项精简成绩单中，一些省份减掉近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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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变监管理念，强化法治、公平、责任意识，坚持依法监管。监管要与社会信用体系相衔接，建立健全诚信档案、失信联合惩戒和黑名单制度，促使市场主体自觉守法，营造公平经营环境。
改革还将继续向纵深推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5月提出，今年简政放权重点工作是五个“再砍掉一批”，包括审批事项、审批中介事项、审批过程中的繁文缛节、企业登记注册和办事的关卡、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收费，“要把主要由政府部门‘端菜’变为更多由人民群众‘点菜’。”
“获得感”还来自参与度。国务院6月在网上开展“我来参与国务院文件清理”活动，邀请网民对拟进行清理的部分国务院文件提出清理意见，并将把网民意见作为对文件清理决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与此同时，面对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证明你妈是你妈”问题，公安部称：各地开始清理“奇葩证明”，全面梳理证明种类，要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小事大麻烦”让“获得感”打折
然而，在一些地方，部分民众仍未享受到改革的雨露。
中部某市市民江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6月，江先生在上海住院后，回乡报销异地医保。尽管备齐了各项资料，但该区医保站窗口工作人员仍告诉他，“你还缺一份××材料，几天之内拿过来，否则不办。”
江先生纳闷了，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份材料？他打电话询问了上海医院、当地另一区县医保站，对方皆回应，“从没听说需要这个东西。”此后，江先生跑了好几趟、多方询问打听，甚至委托熟人“打招呼”，皆无果。
无奈之下，他只好硬着头皮给区医保站站长送了1000元购物卡，“然后什么材料都没要，就给我办了”。
记者采访中，江先生一再强调不要写明个人详细信息。“我得的是慢性病，年年要住院、报销，明年我还得求这个人，惹不起。”
一些群众说，有的权力掌握在“小官”手中，仍存在审批事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吃拿卡要现象仍未根除，群众办小事，却要受大麻烦。
湖南省个体老板阿华遇到了另一种麻烦—为了一张单身证明，他“团团转”跑了近两周。
阿华离婚3年，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在某市民政局办理，而户口所在地则在县城小镇。他前往民政局申请办理单身证明，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证明要在户口所在地出，我们不能越级。”阿华不服气：“结婚和离婚登记也不在户口所在地，当时不越级，现在怎么就越级了？”工作人员回答：“规定就是这样。下一位。”
于是，他只好回到户口所在镇去，而镇派出所与民政局的登记信息没有共享，阿华的户口仍然显示“未婚”。最令人费解的事情来了—派出所要求阿华“先证明结婚了，再证明离婚了，才能开证明”。
“换句话说，我必须先把户口改成结婚，再改成离婚，而且他们要求我前妻必须在场。”阿华说，前妻已在外地生活。工作人员答：“在南极也要回来才能出证明。”
尽管嘴皮磨破，可镇派出所依旧答复他，要更改户口婚姻信息，先要到结婚和离婚登记地址，也就是市民政局，证明“已结婚”和“已离婚”。阿华再次回到民政局，对方再次推诿：“这是你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事。”
从户口所在的镇到地市民政局，开车需要4个小时，为了一纸单身证明，阿华来回跑了4次，徒劳无功。
据新华社2015年组织的一项问卷调查，流程繁琐、手续复杂，依然是2014年百姓去政府办事的普遍感受。
在近2500名受访者中，超过78%的人认为去政府办事“很麻烦”或“比较麻烦”；超过81%的人认为办事流程“繁杂”和“比较繁杂”；办一个手续，有13.1%的人跑了10趟以上，而3趟以下就办完的，不到三分之一；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托关系、找熟人”的受访者超过七成，这依然是群众办事的无奈“潜规则”。
还需要哪些“获得感”？
事实上，当“门难进、事难办”有所改观，下一步，群众所需“获得感”还来自“脸难看”的改变。
6月，记者在中部某市房地产交易中心蹲点观察，目睹了一场关于“态度”的激烈争吵，14号窗口的一位中年男子与工作人员大声争论，气急之下，用文件袋摔打柜台桌面。
“实在太气人了，一个二手房按揭抵押登记，来回跑了两趟，好不容易排上了队，却告诉我规定改了，要到汉阳去办。”某银行负责房产抵押业务的王先生说，6月4日他和客户拿号排队等了4个小时，将房产抵押资料提交给窗口工作人员，当晚就接到电话要他第二天来领取资料。5日，王先生的客户特意向单位请假，和他一起来到房产局，拿号排队，又等了快4个小时。好不容易排到了，窗口人员却告之：规定更改，他们必须将资料提交给区房管局。
“规定改了，为什么不在电话里通知，然后直接取件？非得重新拿号、排队才告诉我们？”王先生不明白，只要工作人员提前提醒和快速退件，就能避免耽误时间，为何如此大费周章，反复折腾？
“我怎么知道？我也刚接到通知！”窗口人员一句话就把王先生堵回去了。然而，这一项更改，意味着王先生的客户需要再请一上午假，赶一个小时路程，到区房管局从头再排一次队。“白白耗了一天，工作人员连解释都没有，这才是最气人的。”
窗口办事人员的工作态度，是关系到群众“简政放权”获得感的第一线感触，中央政策“热乎乎”，窗口一个脸色却有可能让老百姓寒了心。
“程序上的客观问题，不是不能理解，但不能成为简单粗暴态度的‘尚方宝剑’。”不少人表示，如果“不顺利”和“不明白”遇上了“不解释”，就算几经周折事儿办成了，感受也会大打折扣。
记者在采访中也看到，不少地区已建立了“阳光服务”“微笑服务”模式。
“进门空调是开的，茶是热的，工作人员脸是笑的，我们办事心情也舒畅了。”湖南长沙企业主刘铁锟在长沙岳麓区政务服务中心工商窗口的服务评价仪上为工作人员“点了个赞”。
在这里，窗口人员统一着工装、挂工牌上岗、微笑服务。中心大厅休息座椅、饮水机、擦鞋机、充电器、便民箱、轮椅拐杖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每个窗口都摆放着一个服务评价器，群众既可以给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评”，也可以“点赞”，群众评价直接与绩效考核挂钩。如今，评价器每天要收到群众点赞近百次。
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干部群众说，只有不断提升百姓的“获得感”，简政放权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简政放权不能一放了之
简政放权两年来，本届政府削减三分之一行政审批项目的目标已完成，市场活力大大激发，政府行政效能也得以提升。但是改革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部门简单地认为，简政放权就是“一放了之”，后续监管和服务没有跟上，减弱了简政放权的实际效果。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部门一放了之，导致权力下放了监管没跟上，权力下移了下面没接住，出现监管“真空”；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取消下放审批数量，出现法律支撑不足以及统筹协调不够等问题；有的部门将管理难度大、责任重的事项下放给不具备监管能力的基层单位，造成基层难以应对……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一些行政机构的工作思维就是依靠审批实现管理，“谁审批谁监管”。现在随着权力的下放，就有人解读为不审批就不用监管，任由权力“自由落体”；一些部门和地方执政水平有待提高，对于如何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优化服务，没有好的办法。
当务之急是加强市场监管，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商事制度等改革之后，新的市场主体大批涌现，如果监管跟不上，“劣币驱逐良币”的扭曲效应会放大，严重制约诚实守信经营者和新的市场主体发展。
简政放权是“一场自我革命”，其根本是政府职能转变。“放”不是一放了之，而是放活、放好、放到位；“管”不是无所不包，而是管权、管责、管制度。“放”和“管”就像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
在大量减少审批后，政府要更多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把市场管住、管好。这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积极适应这一转变，切实履行好管理职责，要明确“放”与“管”的边界，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
要转变监管理念，强化法治、公平、责任意识，坚持依法监管。监管要与社会信用体系相衔接，建立健全诚信档案、失信联合惩戒和黑名单制度，促使市场主体自觉守法，营造公平经营环境。
此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唯有如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才能蹄疾步稳，各项改革发展任务才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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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除多年积弊很难一蹴而就。记者近日走访京沪苏陕鄂湘工地发现，这个行业现存的一些问题，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行政审批仍然可以压缩的空间。
动道墙花4个月，能不能速度快点？
“从拿地、立项、设计方案，到审批和整体设计，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施工，就要至少和消防、规划、交通、环保、交警、绿化等6个部门打交道；专项评审做了9个，分别是结构、交通评价、卫生防疫、防雷、防汛、节能、玻璃幕墙、深基坑。”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前期开发部主管告诉记者，一些评估要到科委评审，需要排队，一个评审等上两个星期都是正常的。
简政放权以来，建筑业审批速度明显加快，但从拿地、拿规划许可证、再拿到施工许可证，不少项目仍需两年以上才能正式开工。而在土地出让合同却要求，土地出让一年内必须开工。
“企业只能延期。”上述主管说，延期还不能说是政府审批没过，一般都是用“资金没到位、方案设计没完成”打马虎眼，再让招商部门去“敲敲边鼓”，最后相关部门才会盖章。
而在不少地方的建筑审批流程中，即使前期顺利通过了，后期要做变更，哪怕只是动一道墙，也要把前期所有手续再跑一遍。
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告诉记者，他们一层楼中有一面隔墙要挪一点地方，以满足入住商户的美观需求，电梯的位置也会跟着移一点，“结果和环保、市容、交通、交警、商委好多部门征询意见，最后把征询单全部给规划部门，花了4个月。公司两任老总因为拖了时间，被总公司开掉。”
“这个变动对科学规划和建筑安全毫无影响，却仍要走这样复杂的手续。”他说，为了赶工期，有的企业只能打擦边球，先把墙按照原来的图纸砌起来，等到验收通过、商户入驻装修时再砸掉。“这是多大的浪费啊？”
审批标准不一，企业何去何从？
多位建筑公司负责人都说，建筑项目涉及部门多、环节杂，部门间文件“打架”时有发生，企业面对各种新规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有时，“新政策不认旧批文”：新政策层出不穷，有时按原政策方案都批完了，一有新政策又得重新“翻烧饼”。
一位建筑业副总经理说，自己的方案2014年7月已经批复，电力开关站设在地下，但电力部门后来出台新规定，要求仅有地下一层的用户电力开关站不得建于地下。“要求我们重新调整，否则就不给我们供电，我们只好把这个200平方米的站往上翻，并承担所有损失。”
有时，部门打架靠企业“斡旋”：当两个部门间需要提供的审批材料不一时，只能企业来兜底。
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他买了一整块干净的地，没有水坑、水塘。可到水务部门做专项评估时，地形图上显示有3000平方米的水塘，应该是政府卖地之前已经填掉了。水务部门就不同意评估，要求企业再找一个大小一样的水塘填掉，补做一个移水补水证明。
“我去哪里找这样的水塘？再说这不是浪费吗？”该负责人说，最后他只能和镇政府协调，出具证明，表示镇里面的一条河河道拓宽时，把水塘合并进去了，拿到水务部门才通过。
有时，政府出错企业“买单”：有时审批部门自己出了错，也要企业来承担。
一位建筑业副总经理说，他有个项目，规划部门的道路红线和水务部门提供的河道蓝线不能完全对上，方案就一直通不过。为了通过方案，企业只能自己去花6万元，找设计院重新做了修补，再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
“资料都是政府部门提供的，为啥让我们出钱？”他说，实在解决不了时，企业就去给政府部门写承诺书，承诺风险自负，有时一个项目要写十几个承诺书。
企业期盼三大简政原则
不少建筑业内人士认为，建筑审批的简政放权不仅是简化环节，更是一种审批理念的转变。审批部门应更加合理地设计审批流程，更加科学地为企业和百姓服务。
—前期招标环节：指标规定越详细越好。
在土地出让合同中，将交通部门的道口、防汛部门的标准、环保部门的环境要求等分指标、分项目所有需要约定的地方，全部详细纳入，在招标环节企业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应标。
“香港的土地出让合同一般都是厚厚一本书，而我们的合同就几页纸，无论体量大小一律一刀切，要求一年开工、两年竣工，这本身就不合理。”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前期能将所有指标规定详细，后期的专项评审就可以前移。
—中期施工环节：变更手续越简化越好。
可以定好几条红线，容积率、框架结构、限高、建筑密度、用电量等大指标不容任何调整，其他小项的调整和手续能尽量减少。在验收环节把控质量，不改变原则性指标，中期施工放权给企业灵活调整。
—后期验收环节：验收周期越集中越好。
一位建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建筑验收仍然是一家一家来，人防、环保、卫生、交通、交警、雷击、档案、绿化，每家需要提供的材料都不一样，谁提出一点毛病，企业就要重新整改一遍。一个中大型商业项目验收至少要花4个月，大量浪费人力物力。“能否一天或一个星期内，所有部门现场验收并出具整改方案，企业统一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