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经济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需要我们持续努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同时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使得中国经济在优化结构中实现转型升级、良性循环，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新信号
—经济结构性改革系列述评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需求侧出发分析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理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何为“供给侧”？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信号一：在供给侧上做文章意在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专家观点
大家熟悉的通过扩大投资、鼓励消费等方式扩大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在经济学上属于需求侧管理。而供给侧管理重在通过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降低税费负担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 蔡志洲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既要有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考虑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宏观政策在需求侧还是在供给侧上做文章，不是非此即彼，只是有所侧重。
专家观点
以前常讲的“三驾马车”，是从经济运行的结果出发的，便于宏观调控进行短期的逆周期调节。这次强调供给侧是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产业、企业角度观察认识问题，更加突出长远的转型升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王军
结合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实践可以看出，供给侧管理其实以前也在做，比如淘汰落后产能、减轻企业税负等，只是现在这方面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大大提升。未来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工作也还要做，投资方面还有社会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等的投资不足，消费方面还有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扩大，出口方面还有服务贸易出口仍有很大潜力，扩大内需也大有潜力。
专家观点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提法既抓住了当前问题的重点，又是全面均衡的。可以预期未来经济工作的侧重点、发力点有所变化，将更加注重长远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王军
信号二：“靶心”对准新常态下经济新的突出矛盾…
无论是注重扩大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供给侧管理的供给学派，对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决策的实践而言，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学理问题，而是要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专家观点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惯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重负。此外，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领域，也存在着很多短板。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恰恰是产业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候。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问题，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未来可以大有作为。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中央决策坚持问题导向，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迟福林分析，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后，需求增长总体比较平稳但出现了新升级，产业结构要跟上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要加快发展，而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加快出清，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信号三：更多力促经济转型升级的改革举措将发力…
在供给学派理论中，研究的多是“供给侧管理”。然而，这次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宽泛意义上的“管理”被“结构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鲜明。
“这次强调的是在供给侧用结构性改革做大文章。”迟福林指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矛盾。
迟福林举例说，中国服务业发展之所以相对滞后，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税收、土地、资源价格等相关机制都是注重鼓励工业发展的，服务业发展的成本较高，而且金融、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还面临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下一步要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减轻税负等结构性改革措施，鼓励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大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很重。”蔡志洲说，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活微观，增强企业竞争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进一步简政放权，助力创业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需要我们持续努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同时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使得中国经济在优化结构中实现转型升级、良性循环，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打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硬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如何打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硬仗？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经济转型面临结构性矛盾掣肘
问：未来五年，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什么？
答：当前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着结构性矛盾掣肘，这决定了“十三五”期间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期。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供给释放需求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随着消费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需求升级，原有的供给结构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若再用以往扩大投资的办法化解供需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就会明显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趋于减弱，还会使经济矛盾和问题后延，更重要的是错过化解风险的最佳时期，使潜在风险进一步积累。
为此，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攻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问：如何破解经济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答：面对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攻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
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结构性改革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以结构性调整为重点任务，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基本目标，以制度创新为重大举措。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经济转型的矛盾与挑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不仅需要结构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政策调整，更需要相应的制度变革；不仅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从这两年改革的实际进展看，有些领域的改革进展较快，并且有实质性突破，但有些领域的改革滞后，甚至出现了改革“打滑、空转”的现象。
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在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共同改革行动，为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氛围。
实现“双中高”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
问：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个客观趋势。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取得突破。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应该看到，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为解决以往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如国企改革等，预留了空间，也提供了重要机遇，使得五大任务的推进具备了有利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的推进最终要落在“改革”二字上来。
去产能，重点是促进产业优化重组，以有效化解过剩产能。这就需要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理顺诱发产能过剩的相关体制机制，逐渐消除产能过剩的制度性因素。
去库存，重点是逐步消化过高的房产库存，不能再把过度发展房地产作为保GDP增长、保地方财政收入的手段。这就需要以市场手段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并通过制度调整创新，让进城的农民工租得起房、买得起房。
去杠杆，就是不能再用加杠杆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这就需要处理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不为短期保增长而为中长期留下更大隐患，尤其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降成本，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极为重要。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尽管数量型的放权有作用，并仍有一定空间，但其作用越来越有限。对企业而言，“含金量高”的放权至关重要，把企业总体税费降下来的同时，关键是要降低企业设立、企业投资中的制度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
补短板，核心是科技创新，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经济转型，不断创造供给能力，形成发展的新动能。
总而言之，我国经济转型正处在历史关节点：短期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中长期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空间依然看好。在经济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不仅要缓解历史积累的某些矛盾和问题，更在于准确把握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打赢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硬仗。
延伸阅读
“新供给”“新含量”“新枢纽”成就“未来之城”
—深圳供给侧改革“三字新经”彰显成效
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05%，战略性新兴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超过50%，率先实现创新驱动。
这是一组意味深长的数据：研制国际国内标准4212项；支持企业、科研机构在全球建成250多家研发中心。
经济观察人士认为，深圳已形成以创新引领为鲜明特征的供给侧新优势。站上新起点，这个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向世界敞开怀抱，发展“新供给”、提升“新含量”、变身“新枢纽”，呈现“未来之城”气象。
创新供给、服务方式发展“新供给”激活需求
2014年春夏之交，深圳外贸服务企业一达通突然宣布基础服务免费，中小企业通过该公司出口商品，不仅可获得基于网商信用的无抵押贷款，而且每1美元有最高3分的人民币补贴。
不久前，一达通宣布，上一财年出口额突破150亿美元，增长超过150%。
一达通公司副总经理肖锋表示，秘诀在于其针对中小外贸企业融资等关键性难题，提供基于互联网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激活了原本疲弱的需求。
经济低谷期如何打败需求疲弱？类似的“深圳新解法”还有很多。传音科技针对非洲消费者需求，设计具有防汗防摔功能的手机，占据40%以上市场；影儿时尚通过“私人定制”创牌，成为中国女装文化的代表；优必选推出可交互人形机器人Alpha2，用户可通过简单编程自定义功能，奠定细分市场领先地位。
“精准定位需求，创新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这是深圳‘新供给’的核心要义。”深圳市政府政研室主任吴思康说。
提高供给体系技术能级以“新含量”创造市场
南山科技园，柔宇科技厚度仅0.01毫米的全球最薄柔性显示屏在风中“翩翩起舞”；龙岗阿波罗基地，集通信、大数据、互联网接入于一体的空中云平台光启“云端号”缓缓升空……
在这幅充满未来感的画面背后，是多年来深圳提高供给体系技术能级的努力：50%以上财政科技类支出投入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每年组织实施100项以上重大攻关；引进一批国际一流创新团队，组建45个产学研资用联盟，培育78个创客服务机构、144家创业孵化器；建成70家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1283家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
只有前沿、颠覆性技术，才能缔造市场“杀手锏”。平板电视市场竞争激烈，深圳光峰光电公司成功解决激光不发散、热量高、散斑等三大难题，推出“打通电视、电影播放介质”、100%靠反射成像的激光电视。公司创始人李屹说：“与传统激光技术比，光峰激光显示成本至少降低一个数量级。公司2014年销售仅几千万，2015年已过亿，预计今年可达4亿元。”
只有新技术、“新”含量才能创造新市场。目前的深圳，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12倍，以源头创新带动新需求的企业已成为深圳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
打造世界级“新枢纽”张扬“磁力”“魅力”
截至2015年底，53个国家和地区已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设立2910家企业，与此同时，前海企业又在境外直接投资140家企业、机构，同比上升197.87%。
“枢纽”，不仅应是资源的聚集地、吸附器，还必须是区域的发动机、能量的辐射源。近期，一些深圳企业在外地设立业务分支引发了自媒体“撤离深圳”猜测。不少专家认为，这恰恰是深圳枢纽地位的集中体现。
“没有聚，就没有散；没有散，也没有更好的聚。让世界的技术，在深圳找到产业化的沃土；让深圳的产业，在全世界找到释放能量的空间。”
深圳，体现惊人“磁力”：56家国际国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相关机构集聚；近300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微软、三星等近30家跨国公司在此设立研发中心；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524家。
深圳，彰显四射“魅力”：诞生了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华为、正威等4家本土世界500强；在广东各地乃至全国，不少深圳企业分支机构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动机；在海外，美国、欧洲、中东等地有了深圳的创新孵化器，深圳的企业、科研机构在世界各地建设了250多家研发中心。
“在未来中国、东南亚的经济版图上，深圳的作用举足轻重。”经济学者刘维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