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几个夜晚，当我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之时，会想起某些非常遥远的事情，远到孩童时期，甚至婴儿时期。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离开那个地方太久了，以致在不知不觉中，潜藏在记忆最深处的某些东西都开始滋生了念想。
那个小小的城，那条小小的街道，那个小小的村庄，离得越远，离得越久，却越清晰。我曾经义无反顾逃离的地方，其实是原点，是一切开始的地方。但不要指望我所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不是什么精巧的借口，因为有时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时，连我都不敢确定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发生过，尽管它们在我脑子里一度如此清晰。
比如在六里街电影院前面发生的那场杀人事件。那时我也许五岁，也许六岁，中午从幼儿园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六里街电影院前的空地上围了一堆人，一个男人站在人群中大声说话。好奇心让我往里挤，仗着小孩的灵便，很快便挤到了人群前。围观的人群自觉地围成了一个圈，站在圈中的正是那个高声说话的男人。他光着上半身，下面穿一条白色的阔腿裤，腰间系一根黄色腰带，手上拿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圈中的还有一个中年女人，看上去有点脏兮兮。我想，他们肯定是变魔术的，便很有兴致地观看起来。
“你要钱还是要命？”男人大声地问女人。
“我要钱不要命。”女人话音刚落，男人举着菜刀就冲她砍了下去。
“啊”，我听见自己的尖叫声和其他人的混成了一片，与此同时，仿佛看见一滩红色的鲜血淌在地上。或许只是错觉，在男人举刀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用双手捂住了眼睛，可能什么也没看见。等我再睁开时，看到女人躺在地上，头上盖着一块白布，地上有一滩红色。人群已经骚乱起来，我掉头就跑。
我一路跑回家，喘着粗气，脸色煞白地对我母亲说道：“我看见杀人了。”我母亲一开始很紧张，听我讲完后，却很平常地说道：“你傻呀，人家在变戏法。”
母亲的话一点也安慰不了我。闪着银光的菜刀，红色的鲜血，应声倒下的尸体，人群的尖叫声，所有这些都太真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回想起那可怕的一幕，都犹如刚发生一样历历在目，我依然会一阵心跳加速，条件反射式地闭上双眼。只是经过一次又一次地反刍，随着时间的越来越远，对这场杀人事件，我变得越来越狐疑。“也许那并非我亲眼所见，而只是我的一个梦境”，有时我会闪过这样的念头。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记忆这东西就像只狡猾的狐狸，绝没有那么可靠。所以对于我将要讲的故事，我无法完全为记忆负责，当然更无法对真相负责。
在我五岁之前，王厝甚至还没有电。对于那段没有电的记忆，我已几乎遗忘，只是还清楚记得家里曾使用过几盏红色的小小煤油灯。拧开煤油灯的底座，可看到一根白色的灯芯浸在煤油里，在靠上的位置有个可以拧动的小圆环，往前拧，灯芯就向上伸，往后拧，则往回缩。用火柴点上火，然后罩上一个玻璃罩，可以挡风，顶端有个开口，灰黑色的烟从那里往外冒出来。煤油灯和我们的影子被长长地拖曳到墙上，上演着一出默剧。我喜欢对着那小小的火苗发呆，总觉得看着，看着，兴许就能看见另一番意想不到的景象，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一闪即逝的幻影。在这样寂静冷清的黑夜，这些小小的幻想，成了我的秘密游戏。
王厝还算不上是一个村子，村子要大得多，事实上，王厝也就20户人家左右。这里的人都姓王，外面的人称这里为“王厝”。而我们自己又把这20户人家分为两部分，内王和外王，这和位置有关系，也和祖先有关系。很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说起，一早的时候，内王和外王的祖先应该是兄弟俩，然后一代代繁衍，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整个王厝，拥有共同一个祖先。
外王和内王各有一座祖宅，样式一模一样。它们都建在高地上，都由泥土和木头建成，有圆圆的木头柱子，木横梁，木门，木墙板，最高处有两个高高翘起的飞檐。房子前面是由圆圆的石头铺成的场院，没有围墙。白天时，两扇厚厚的原色木门总是打开着，走上几级石阶，跨过一个高高的木头门槛，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和高高的大厅豁然在前。大厅高过院子得有一米多，中间没有台阶，要上去，只能走左右两边的台阶。站在长方形的院子里，抬头可看见天，下雨时，雨点也直接掉在铺着圆石头的地上。院子的四个角上，各放着一个大水缸，用来接雨水，干净的雨水可用来洗脸，洗澡，洗菜，洗衣服。炎热的夏天，用新鲜的雨水洗头，洗澡，连癞子、痱子都好了。
每当我想起祖屋，这样一个场景老是出现，那是一个下雨天，雨滴串成长长的、没有尽头的线，从天上滴滴答答地掉下来，掉进天井，落在石头铺就的庭院。四周的空气清爽宜人。放在院子的大水缸很快就接了半缸清澈的雨水。这样的雨也许就下一阵，也许能下一整天。看着那些从天而降的雨点，我总是好奇：天有多高，有没有尽头？这样滴滴答答下雨的场景，是日后回想起来，王厝最遥远却最亲近的一幕。
大厅正面的墙上挂着死去的先人的遗像，遗像下面有张长长的高条案，上面摆着死去的先人的牌位，牌位上刻着显考、显妣和他们的尊姓大名。我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的牌位都在那里，后来又多了我阿嬷的。
我母亲告诉我，我在左边那间厢房里出生。虽然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我能想象在那个寒冷的腊月，自己被包在棉被里，饿得哇哇直哭的可怜样儿。我母亲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穷，大人都吃不饱，哪有足够的奶喂饱你，幸好你是个査某孩子（女孩），吃得少，经饿。”其实，我知道，他们都想要个查波孩子（男孩）。我母亲曾经说漏嘴过，“当年，你爸在门外，听说是个査某孩子，只看了一眼，连抱都没抱。”我知道那是真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确实没有任何被父亲抱过的印象。在我出生之后，按照惯例，家里请了个算命先生为我掐算生辰八字。那张用毛笔写下的红色命书，多少年里都被收藏在衣柜上面的抽屉里。有一段时间，我对那张红色的命书十分着迷，似乎我的一生真的已经写在那上面，红纸黑字。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它，但字迹太潦草，而且那位算命先生文白夹杂的话实在是太难懂，我只好作罢。我无奈地放弃窥探自己未来的好奇心，决定还是先长大再说。
最初，用砖木混搭的祖屋非常热闹，每间屋子都住着人。王大刚一家，王大海一家，王大彬一家，还有王大山一家，他们都是“大”字辈，也就是我的父辈，我称呼他们为阿伯或阿叔，称呼他们的妻子阿婶，他们的孩子和我算是堂兄弟姐妹。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和大年三十，是祭拜祖先的日子。在这两个节日里，每家的主妇都要买几样果品，做上丰盛的菜肴，摆在祖先牌位前祭拜，各家祈求各家的“福”。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要拉着我们小孩，双手合十，向祖先点头鞠躬，“曾阿公、曾阿嬷、阿公、阿嬷，保佑孩子身体健康，红光赤面活到一百二，保佑他们走好运，将来有出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别扭，一方面既希望真的能得到保佑，一方面又觉得有点可笑。可大人们一个个都很虔诚，我知道她们真的相信祖先的庇佑。男人们一般是不参加这种祭拜活动的，只有各家的女人和孩子聚在一起。
记得小时候偶尔走过没人的祖屋大厅，看着一张张挂在墙上的先人遗像，背脊丝丝发凉。黑白画像上的他们或一脸苛严，或惊愕，或茫然，或愠怒。但是每次走过那个大厅，我还是忍不住要去看一眼他们——那些死去的先人的脸。
挂在最中间的那张，就是建了这栋祖屋的人。一个看上去绷得紧紧的男人。他曾经在六里街街上开个食杂店，生意还过得去，算是殷实。这个男人盖下了这栋祖屋，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在这里长住，正值盛年之时，他离开妻子和孩子下了南洋。
他从六里街的码头上船，行至泉城，再从泉城换船至鹭岛。在此等了一个多月后，终搭上一艘名为“处女星号”的大轮船。行至香港，大船靠岸停泊一日，次日接着启航，在海上航行了七天七夜后，终在星洲的一个小岛上抛锚靠岸。但旅程还远未结束，接下来，他搭乘火车到达一个不知为何处的地方，再改坐牛车前往马六甲。到了马六甲后他干什么去了，我不知道，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知道的人都死了。
为什么这个先人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去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像他这样的人万春城有很多。不知道是万春城的男人有冒险精神，还是万春城的男人都烦透了万春城这个地方。“很可能那个叫南洋的地方有很多宝藏。”小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答案。
此后，那位先人在那遥远的异国他乡度过余生，一次也没有回来。而他留在这边的孩子则一代代地在祖屋里繁衍生息。在遥不可及的南洋某处，可能也有一栋相似的祖屋，在那个祖屋的厅堂上可能也挂着一张表情严肃的他的画像。好像一个人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过着一样的生活。想到这，我觉得有点荒唐。
如今已没有人记得这位先人的名字。据说王厝有一本族谱，但是已经没人知道在哪里了，知道的人都死了，再说还有谁在乎这个呢？
王厝的祖屋早已破败，人也都各自散去。只剩王大有一户，以及一户外来的租户。王大有在院子里养鸡鸭、养狗，弄得到处是脏兮兮的动物粪便。粪便的恶臭弥漫着整个祖屋，蜘蛛网挂满了房梁，外面的石头院子也长满了荒草。王厝的人已经不去祖屋了，除了七月十五和大年三十的两次祭祖。但人都没有搬远，不过是在祖屋的周围各自挑了地建了新屋。王厝人依然还在王厝。
大概在我四岁时，父亲在这栋祖屋的下方找了块空地，盖了座新房。这是三间有土夯累起来的屋子。十年后，父亲又在它边上盖了几间砖房。如今，它看上去如此破败凄凉，从某个角度看去，泥土的墙体已被雨水冲涮得坑坑洼洼，像是随时可能倒塌，黑色的瓦片已参差不齐，缺棱少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