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莫妮可·列维-斯特劳斯（Monique Lévi-Strauss）在本书出版的每个阶段所给予的关心与无私奉献。
——莫里斯·厄伦德
本书收录的十七篇文章，是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于1989年至2000年间，应意大利《共和报》（La Repubblica）之邀而写，文章皆以法文书写，且未曾收录于其他书籍。
在这些文章里，列维-斯特劳斯皆由一则时事出发，进而阐释某些当代重要议题。但无论是关于被称作“疯牛病”的疾病疫情，或食人主义的种种形式（食物性质的或疗愈性质的），或与某些习俗仪式（女性割礼或加上男性割礼）有关的种族偏见，列维-斯特劳斯总在引述西方现代化奠基者之一，蒙田（Montaigne）所说的“每个人都将不符合自己习惯的事称为野蛮”的同时，尝试去了解这些当下发生的社会现象。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要理解所有“如此奇怪、令人惊异，甚至显得令人作呕”的习惯、信仰或习俗，得先认知它们的独特背景。1992年，蒙田逝世四百周年时，列维-斯特劳斯重新思考一个始终紧扣时代脉络的哲学议题：“一方面，启蒙时代的哲学批评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形态，独尊理性社会为乌托邦；另一方面，相对主义弃绝所有绝对性的准则，认为任何文化皆无法评断与它不同的其他文化。自蒙田以来，人们效法他的做法，总是不断寻找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
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其他作品一样，本书书名来自其中一个章节，强调无法分割“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的关联，却未将后者化入前者。列维-斯特劳斯提醒我们，在被称为“复杂的”社会与（错误地）被认定为“原始且落后的”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人们长久以来想象的那种鸿沟。这样的看法，来自一种研究步骤，也是一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被理解的研究方式：“远方照耀近处，近处也能照亮远方。”
这本书的首篇文章，是1952年列维-斯特劳斯为《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期刊所写的《被处决的圣诞老人》（Le Père No?l supplicié）。文中已“实践”这种远近互照的观察方式。
讲述到一个近期才出现的西方社会仪式时，列维-斯特劳斯写道：“在民族学家自己的社会中，很难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观察一个仪式，甚至是一种崇拜这般微妙的发展。”然而他很谨慎地立即说明，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是最简单同时也最困难的。“最简单，是因为经验传承是每时每刻且巨细靡遗的；但也是最困难的，因为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机会下，我们才能察觉社会转变的极端复杂性，就算是最受限制的转变。”
在这些20世纪末写下的专栏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位伟大人类学家的卓见，与他始终存在的悲观主义。而在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后，他的作品从此将标志着21世纪的开端。莫里斯·厄伦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