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是多事之秋。杨主任出事，许英莲心烦意乱之时，她的大儿子生病了。那年月，孩子也不那么金贵，感冒发烧，发发汗，高烧退了，病也就好了。可是这一回，孩子的高烧持续不退。邓仁修本想抱着孩子到医院去，打一针青霉素，什么烧也就退了。可孩子的姥姥王月娥凭着经验，她感觉孩子可能是出疹子，每个孩子都要过这一关，打了针，孩子的疹子可能要给憋回去，会积成更重的病症。于是，王月娥关起门窗，一心一意地照顾着生病的大外孙。整整四十天过去了，孩子的疹子终于出来了，水痘也出了。孩子的高烧退去了，全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儿子再下地走路时，他的右腿已经软绵绵的，不能走路了。
许英莲和邓仁修傻眼了，会不会是孩子的筋骨出了毛病。他们夫妻俩抱着孩子来到了大连有名的骨科医生牟接骨给孩子看病。老医生认真地看了看孩子的腿，他认定，孩子的腿不能走路，不是筋骨的毛病，应该去西医看一看，牟接骨治不了这病。
两口子又来到了大连中苏医院，这个医院里有苏联专家，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女医生给邓丕铎看了病，她说，这个孩子患的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目前还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治疗这种疾病。
许英莲哀求着，医生，孩子还小，才五岁，你给他好好地治一治吧。
女医生说，孩子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目前的关键，应该让孩子尽快地站立起来，让他能够独立行走，这对于孩子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许英莲和邓仁修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医生提醒他们夫妻，可以用中医的方法试一试，中医的针灸、按摩都有一定疗效，只要有耐心，孩子一定会站立起来，而且能走路。
按照医生的吩咐，许英莲和邓仁修天天带着儿子到中医诊所，给儿子针灸，给儿子按摩。很快，儿子能走路了，开始，他扶着什么就能慢慢地走路，渐渐地，他可以不借助什么物体，也能走路，只是走路一瘸一拐的。无论孩子怎样努力，他也无法像正常孩子那样走路，更不要说跑跳。一股巨大的悲伤袭上了许英莲的心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孩子从此成了残疾，多好的一个孩子，老天爷对他为什么如此残酷呢……许英莲失声痛哭起来。
邓仁修安慰着妻子，别难过了，咱们的儿子也很幸运，有多少患了这种病症的孩子性命丢了，可咱们的儿子还活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一年，许文书从大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了，被分配到阜新市工作。临行前，他来看姐姐，与姐姐一家辞行。他给每个孩子都买了玩具，给刚刚生病的大外甥买的最多。得到了玩具的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舅舅的脸上也露出了笑意。
那年月，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许文书这样刚刚毕业的中专生，也是求之不得的人才。他完全可以不服从分配，也能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工作。那个年代，人们都把自己当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这年冬天来得格外早，立冬过后下了第一场雪。许英莲上班以后，她给叫到了丁书记的办公室。丁书记说：“你们鞋袜部的小葛，她的丈夫被专政了，罪名是国际反革命。”
许英莲没听明白：“什么，什么国际反革命？”
丁书记说：“小葛的丈夫有反苏言论，反对苏联，就是国际反革命。小葛没来上班，你到她家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回来向我汇报。”
许英莲的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一场运动，让自己身边的人纷纷出事。当她赶到了小葛家的时候，她家里家外乱七八糟的，好像刚刚给抄过了一样。小葛披头散发，眼睛已经哭肿了。看见了许英莲，她紧紧地抱着许英莲，又放声痛哭了起来：“英莲啊，这下子可塌了天呀，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听了小葛的讲述，许英莲才知道，小葛的丈夫老许，在课堂上讲了几句对苏联不满的话，当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光天化日之下就强奸妇女，并且把日本投降以后留下的大量物资都运回了苏联国内。有人将此事报告了上级，正是反右运动，正是中苏友好。老许被打成了“国际反革命”，可吓死人了……
许英莲安慰小葛：“日子还要过下去，我把你家情况跟丁书记说一下。”
小葛说：“这两天，我不能上班了，我要把家里给安顿一下。孩子的爸爸出事了，亲戚朋友们离得我们老远，没有人敢沾我们家的边了。你能来看看我，我心里真的挺高兴。”
回到家里，许英莲跟邓仁修说起了小葛家的事。邓仁修说：“苏联是咱们的老大哥，想当年出兵东北，他们确实做了不少坏事。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人家现在吃面包，喝牛奶。可我们呢，吃苞米面还吃不饱，副食品还不敞开供应。”
那年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闹得轰轰烈烈，可是，老百姓的日子却越过越紧，商场里的物资越来越紧缺。小葛上班以后，根据上级的指示，她要到农场去，这样一来，鞋袜部的人手又少了一个。许英莲她们只能多干出一个人的工作量。她本来带着身孕，忙忙碌碌的也吃不好，休息不好，她的腿已经有些浮肿了。因为一天要忙十几个钟头，她的小腿静脉曲张已经很严重了，静脉血管如同一团团的蚯蚓盘踞在腿肚子上。
邓仁修看着心疼，他让许英莲到医院去开张诊断书，休息几天。
许英莲没答应：“谁休息，我也不能休息。本来人手就少，我再休息，活谁来干。”
邓仁修想给妻子买点什么营养物品，给她补补身子。可进了商场一看，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刚刚进印刷厂的于成才跟着邓仁修学徒，听说邓师傅想给怀孕的老婆买点鱼和肉之类的补品，第二天，他就把一只老母鸡扔到了邓师傅的跟前。
邓仁修连忙掏出钱来。于成才没要师傅的钱，他说：“要钱，我就不给你买了。这鸡是我们家自己养的，我没花钱，你也用不着给我钱。徒弟对师傅尽点孝心，应该的。”
邓仁修带着鸡回家时，正好遇见了小葛在他们家，她已经山穷水尽了，两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病倒了，她是来向许英莲借钱的。许英莲把钱借给她了，把丈夫手里的鸡也塞给了小葛。
小葛千恩万谢地走了，邓仁修说：“好不容易弄到的一只鸡，想给你补身子，你倒好，说送人，就送人了。”
许英莲说：“小葛家正是最难过的时候，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1958年正月，许英莲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因为营养不良，孩子细细的，瘦瘦的，啼哭的声音有些嘶哑。许英莲也不像生前几个孩子时奶水那样旺盛，孩子吃不饱，总是一个劲地哭。邓仁修也急坏了，他也不好意思再跟于成才说。于成才还是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他直接把鸡送到了邓仁修的家里。这让邓仁修十分感动，他本来并不喜欢于成才这个人，他一身恶习气，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来到工厂没有多少天，就跟工厂里的几个女工闹得不清不白。这回，人家把鸡送到了门上，邓仁修也挺难堪，他说：“等到孩子满月，我请你喝酒。”
于成才说：“我一定来喝酒。早就听说，咱们工厂所有男职工的老婆，就数你邓师傅的老婆是个大美人。等到孩子满月，一定让师母给我炒菜，让她陪我好好地喝酒。”
孩子满月了，名字还没有取好。恰好鞍山钢铁学院的大学生们住进了邓仁修家的院子，他们是来实习的。听说这户人家刚刚生了小娃娃，正为孩子取名字的事情犯愁，大学生们也参与了给孩子取名字的行列。年轻学子就想出了个好名字，大办钢铁的年代，钢铁升帐做元帅，就叫他钢吧，邓丕钢，多有纪念意义。
邓仁修也问过于成才，家里什么背景，他想进工厂，就能进工厂，要什么东西，就能弄到手。于成才也不避讳师傅：“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有一个好爹。我爹的官儿也不大，他就是个大队支部书记。我们那个大队，靠着山，靠着海，什么山珍海味，什么鱼鳖虾蟹，要什么有什么。我爹新中国成立前就入了党，县委书记都是我爹培养的干部，当年跟我爹一起参加革命的那些人，如今都成了县里的和市里领导，靠着爹的这层关系，他一句话，我才能想进工厂就进工厂，想当工人就当工人。我就是没有水平，有水平，早就当干部啦。”
1958年的正月，因为许英莲坐月子，她没有跑头船，百货公司的旱船队一下子就失去了光彩。百货公司的旱船队因为没有许英莲，没有人围观了。街头表演结束了，大刘跑来看望许英莲，听说她又生了一个小子，她可是眼馋坏了。大刘一直想生个男孩儿，可她一连生了五个女儿，就是生不出男孩来。她半真半假地说：“英莲啊，咱们能不能来个狸猫换太子，背着你家邓仁修，用我们家的一个闺女，换你刚刚生下的这个儿子？”
许英莲说：“虽然咱们是好姐妹，要换孩子，邓仁修不会答应，我也不会。”
这一年，大办钢铁搞得轰轰烈烈，家家户户把铁锅铜盆都献了出去，甚至连柜箱上面的铜合页，也都拆了下来，扔进了高炉，化成了铁水。其实那也不是什么铁水，而是废铁渣儿。老百姓叫它铁巴巴。因为没有焦炭，野地里，山坡上的大树被砍倒了，小树也被砍倒了，全都当成炼钢的燃料，树烧了不少，想想看，烧木头的温度根本熔化不了钢铁。
金河县城是一座古城，南北长二里，东西也有二里长，城墙有三丈高，城墙是由清一色的大青砖砌成的。大办钢铁的这一年，城墙砖全部拆下来砌了高炉。一座古城墙外层的青砖给扒光了，成了一座土城。可钢铁还是没能炼出来。
这一年，钢铁元帅升帐，人们都癫狂了。钢铁“大跃进”，粮食也大丰收。从报纸上天天能读到，亩产千斤甚至万斤。新中国成立初期，五谷丰登大丰收的景象不见了，粮食变得金贵起来。粮食都哪儿去了。有人说，如今的麻雀太多了，粮食让麻雀们吃了。于是，人们一边大办钢铁，一边消灭麻雀。人们约定好了一个日子，在同一时间，一声号令，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校的学生、家庭妇女，全中国人民开始敲打锣鼓，没有锣鼓的敲脸盆、敲茶缸和饭盒，一片噪声从城里传到了乡下，从地上传到了天上。麻雀本来胆儿就小，听到这铺天盖地的噪音，麻雀们慌不择路到处乱飞，飞到哪里都是震耳欲聋的响声。有的麻雀飞到半空中已经震碎了心脏，它们纷纷从天上掉到了地上，有的掉进了海里。掉到陆地上的麻雀让人们捡起来，用黄土包了放进火里烧了吃了。麻雀那么点肉也不解馋，只能塞塞牙缝。这一年，麻雀被列入了“四害”，但老鼠也是“四害”，老鼠比起麻雀幸运多了，因为老鼠的生命力比起麻雀更加顽强，老鼠也比麻雀聪明，不会轻而易举地上人类的当。一夜之间，麻雀折腾得没剩下了几只，而老鼠却没见少。它依然在偷盗人类的粮食，而且越偷手段也越高明。
那时候，人们已经吃不饱肚子了。到了1959年，说是遭遇了灾荒，年景变得更加糟糕。吃米要粮票，吃肉要肉票，吃鱼要鱼票，买布要布票，就是买轴线，也要线票。
一切发生的根源，是自然灾害。因为灾害，人们时常想起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的丰收年景，那可真的是丰衣足食。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才有多少人口，1958年，全国已有六亿五千万。过了一年，家家户户都在生孩子，许英莲和邓仁修也生了四个孩子，中国恐怕超过七亿人口了。
到了年底，讨论生活救济的时候，大伙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家家户户生活也都过得不富裕。上有老，下有小，平均每个人也就十来块钱的生活费。有的人自己生活困难不好意思说出来，可他也不愿意提别人的名字。
许英莲说：“咱们今年的困难救济，我建议给小葛吧。”
许英莲平时说话，总能得到大伙的一致赞同。可是今天，大伙没有应和她。她知道，大伙的心里有想法，肯定因为她丈夫是个反革命，所以才不想把救济金给她。
许英莲说：“咱们就事论事。小葛家的男人出事了，不错，他是反革命，可是，小葛和孩子们不是反革命，从前，他们家是两个人挣工资，生活不困难。可现在，他们全家靠着小葛一个人的工资，他们家五个孩子，小葛才挣三十六块五，算一算，他们平均每人才六块钱，我们鞋袜部没有比他们家再困难的了，我想，小葛她应该得到救济。”
于过兰听说了这件事，直接反映到了丁书记那儿。“许英莲是想讨反革命家属的好，是拿着国家的救济金送人情。”
丁书记说：“过兰同志，如果小葛必须救济，那就应该救济。咱们是新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因为家里有人犯了错误，或者是犯了罪，就要牵扯到全家。封建社会一人犯罪，株连全家；新社会，一个做事一人当。小葛的丈夫犯罪了，她和孩子没有罪。”
于过兰心里有气，她面对着丁书记，也是无可奈何。丁书记是个四平八稳的人物，他说话处事从来也不动气，甚至都不大声说话。在百货公司这么多年，他是滴水不漏，纹丝不差，想找出他的一点毛病，真的是难上加难。
于过兰有个姑舅哥哥在商业局当党委书记，她也找过这位马书记，反映丁书记的情况，马书记听了她反映的情况以后说：“老丁是个好同志，你也不想想，那么多的营业员，他能给你评上劳动模范，能让你入党，你拍拍心口窝儿想一想，你做出的贡献是比别人突出吗？不就是你们公司党支部书记老丁的一句话吗？当上了劳动模范，你工资比别人高，你的荣誉也比别人多，你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别再鸡蛋里面挑骨头了，知足吧。”
这一年冬天，山东老家打来了电报，邓仁修的姑姑去世了。接到了电报，邓仁修痛哭流涕。这是曾经替代母亲哺乳过他的人，没能熬过灾荒年，患上了浮肿病去世了。邓仁修跟领导请假，他要回山东老家给姑姑送葬。因为不是直系亲属，领导也没有给他假期。没有办法，邓仁修想给老家寄一笔钱去，办理姑姑的后事。因为给大儿子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借了别人不少钱。他东拼西凑，向车间互助会借了三十块钱，好不容易才凑得了五十块钱。他想给姑姑家多寄些钱去，他找到了父亲邓元阶。
听说自己的姐姐去世了，邓元阶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你姑姑死了，死了也就死了。”
邓仁修说：“爹，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寄回老家，给姑姑料理后事。”
邓元阶说：“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和非。我没有钱，就是有钱，我也不会给别人的。别说你姑姑，就是你妈死了，我也不掏钱。”
邓仁修从岳父岳母那里借得了五十块钱，凑成了一百块钱寄回了老家，给姑姑料理的后事，山东老家来信说，因为有了他寄回的这笔钱，后事办得很体面，邓仁修的心里才得到了些许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