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出走后十年里，萧红与整个家族几无联系。祖父已死，父母、亲人大都放弃乃至渐渐遗忘她了，弟弟张秀珂是她和家族间唯一的联系。
姜玉兰因病去世时，她的一女三子中萧红八九岁，富贵夭亡，张秀珂约三岁，连富刚刚出生不久。据梁亚兰后来回忆，姜氏去世不久她过门时，萧红还为她生母戴着孝，鞋面上缝着白布，别人撕掉了才领到她跟前磕头认母的，张秀珂也是别人把着给磕的头，她还抱了抱连富算是当了妈。[32]不久连富夭亡，张秀珂成了萧红唯一的胞弟。
梁亚兰进门后萧红上了小学，张秀珂搬到祖父屋里去住了，他经常半夜醒来就吃祖父的点心，因此肚子总是不舒服，但祖父像教萧红一样教他念诗，跟着祖父住的那段日子同样是他童年最愉快的记忆，后来祖父抽上了大烟，他又搬到下屋和老厨子睡，盖冰凉滑腻黑得发亮的被子，身上还有虱子来回爬；等他上了小学，因为父亲张廷举常年在外地任职，年初离家时就算好了他和萧红的学费、纸笔费，他从家里拿不到一点儿零花钱，馋了也只能偷个小瓶子去换糖球，早上上学时继母没起床，他吃不上早饭就到豆腐坊的盘子上拿两块豆腐边走边吃，豆腐坊上门收钱，继母就向父亲告状[33]……张秀珂的童年，因为赶上了家道衰败，比萧红的还要寂寞难熬，以至他很早就开始怀疑自己不是父亲亲生。
据张秀珂说，从萧红上学他就不常见到姐姐了，姐弟关系并不亲密，但他喜欢靠近姐姐，姐姐也关心他。他记得自己曾随萧红到呼兰女校去玩，上课时被放在姐姐和同桌赵同学之间，他趁她们听课不备，偷吃了赵同学的馅饼，姐姐和赵同学非但没有责备他，还欢迎他再去学校玩；萧红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期间放假回家，给他带过一个万花筒；萧红离家出走后从北平回家，给他买了个幻镜……但是，姐弟俩毕竟年龄相差较大，性格各异，渐渐地，张秀珂对姐姐就有些无法理解了，“比如她爱看毛边的鲁迅、蒋光慈等人的新小说，而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比我正在看的《西游记》《济公传》还有意思吗？又如不愿意同家庭订的汪姓人结婚，那就‘离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告状呢？再如因家庭封建意识太深，在众口一词的逼迫下，令人无法出气，那就慢慢避开好了，何必在死冷寒天，孤身一人跑到哈尔滨去呢？最后当在哈尔滨困极，没东西吃没衣穿的时候，即使不愿向家庭索要，也可向留在哈市的诸叔伯弟妹们要一点钱物，何必受那么大的罪呢？”[34]当时的张秀珂认为，就算与父亲、与家庭产生了矛盾，也没有必要使自己陷入到走投无路的境地。直到上了高中，他才开始明白萧红，明白了“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必须做这样的斗争”！
1934年张秀珂在齐齐哈尔上高中时，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悄吟和三郎的名字，得知悄吟就是自己的姐姐，他便写信到报社去探询，信中他可能倾诉了自己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萧红很快就回信，向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还鼓励他转学到哈尔滨去。可惜，那年秋天张秀珂真的转学到哈尔滨时，萧红已经和萧军去了青岛。
书信的联系仍在继续，信中萧红指点张秀珂阅读进步小说，偷偷给他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和《丰收》等书。张秀珂高中毕业后到日本留学，不久萧红也到了日本，姐弟二人本有机会在异国他乡重逢，但当时的日本处在特务统治中，张秀珂怕特务发觉，不敢去找姐姐，转回了东北。[35]萧红抱着与弟弟重逢的期望赴日，抵达日本不久得知他已回国[36]，她很失望。
1936年冬天张秀珂从东北到上海，找到了萧军。应该是萧军在信中通报了这一消息，尚在日本的萧红给他回信说：“珂到上海来，竟来得这样快，真是使我吃惊。暂时让他住在那里罢，我也是不能给他决定，看他来信再说。”12月15日的信里又写：“珂，既然家有信来，还是要好好替他打算一下，把利害说给他，……我是总怕他的生活成问题，又年轻，精神方面又敏感，若一下子挣扎不好，就要失掉永久的力量。”
跟忧心忡忡的萧红相比，萧军待张秀珂随性多了，据他后来所说，二十岁出头的张秀珂“是一个诚朴、谨慎而自重的青年。从素质来看有一些神经质，同时他谨慎得有点和他的年龄不相称，过于‘成年人’气了，已经失却了一个青年人应有的活泼和奔放的特点了，这当然也是自幼没有爱，没有充分的阳光所造成的结果”。萧军在自己的住所附近给他租了个亭子间，时常和他一起吃饭，告诉他暂时不必考虑别的问题，到上海各地方看一看，得知他喜欢语言学，便介绍他去学习世界语。[37]张秀珂没有兄长，也没得到过什么父爱，萧军的关怀照顾自然会让他心里充满感激和新奇，何况敏感内向的青年本就容易对孔武有力、豪爽大气的成年男子产生崇拜之情，张秀珂之喜欢和信任萧军，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写给萧红的信里，热烈、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点：“有一件事我高兴说给你：军，虽然以前我们没会过面，然而我从像片和书中看到他的豪爽和正义感，不过待到这几天的相处以来，更加证实、更加逼真，昨天我们一同吃西餐，在席上略微饮点酒，出来时，我看他脸很红，好象为一件感情所激动，我虽然不明白，然而我了解他，我觉得喜欢且可爱！”[38]看到弟弟这样喜欢和夸赞自己的丈夫，萧红很高兴，她马上就把这段话转给了萧军。姐弟二人都不知道，当时萧军正热恋着他和萧红共同的好友黄源的妻子。
次年年初萧红回上海，与张秀珂重逢，那是一次难得的长时间团聚，他们还一起去拜了鲁迅墓。只是，萧军的婚外情给这次团聚抹上一层阴影，萧红返沪后与萧军热战冷战不断。张秀珂记得有一次他一进屋，萧红就告诉他刚才他们争吵，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马上争辩说是碰坏的，并申诉着自己是如何有理，张秀珂问萧红他们到底为什么争吵，萧红又支吾不答。因为实在信任和崇拜萧军，张秀珂选择了站在他那边，他不听萧红的话了，萧红去北平问他去不去，他也不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次闹矛盾，责任不在萧红。七七事变后张秀珂决定前往陕北抗日，萧红问他能否习惯陕北的黑馍，他说那算啥你顾虑得太多了，然后就带着萧军写给红军里的熟人的书信去了西安。姐弟俩大概都没有想到，那就是永别了。1941年，身在香港的萧红写《“九一八”致弟弟书》，诗意地回忆了那个离别的晚上：“你走的那天晚上，满天都是星，就象幼年我们在黄瓜架下捉着虫子的那样的夜，那样的黑黑的夜，那样飞着萤虫的夜。”
抗战时期萧红四处流徙，张秀珂亦随部队流动作战，两人很快就断了音讯。1938年初萧红到山西临汾，听说张秀珂在不远的洪洞前线，就托人给他带信，可惜张秀珂没收到信，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正在汾阳、孝义整军，他不知道姐姐就在附近的民族革命大学里任教，一次难得的见面机会就这样错失。半年后，张秀珂将自己写的几篇通讯报告之类寄到延安，他以为萧红在延安，结果自然是收不到任何回音。四年后，他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偶然在军部的文艺副刊上看到了萧红困居香港的消息，他写信给她，请她到根据地来，还是没有收到回音。1942年夏天，同样是在那个文艺副刊上，他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他写了一首极尽哀思的长诗欲发表，却还是毁掉了。
在萧红的童年记忆里，弟弟张秀珂可以说毫无存在感，《呼兰河传》写到“我”的弟弟，只有“那时他才一岁半岁的，所以不算他”这一句。成年之后，他们又仅得短短数月相聚，彼此实在不算亲厚。然而，生命走向尽头时，病榻上的他们都忆起了自己最亲的人：1941年9月26日，萧红在香港《大公报》的文艺专栏上发表了《“九一八”致弟弟书》；1955年4月，卧病北京和平医院的张秀珂口述了《回忆我的姐姐——萧红》一文，次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