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祖母范氏比祖父张维祯年长四岁，1845年生，1911年萧红出生时她已近古稀之年。《呼兰河传》里写了一个“我”和祖母之间的小细节：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加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把那白白透着花窗棂的纸窗给捅了几个洞，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着排给捅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地抢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欢她。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这段文字曾被不少学者视为萧红童年凄惨、曾遭重男轻女的祖母虐待的有力佐证而不断引用，为此，萧红家人张秀琢特意在文章中澄清说自己曾就此事向父亲张廷举求证，张廷举笑着告诉他，奶奶并没有真的用针扎过萧红，“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画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30]此说还是比较可信的，范氏老来丧子，抚养嗣子张廷举长大，为他操办婚事，自然是希望早日抱上孙子，萧红的降生，可能的确让她失望过，但《呼兰河传》里亦有这样的文字：“我祖母有三个女儿，到我长起来时，她们都早已出嫁了。可见二三十年内就没有小孩子了。而今也只有我一个”，说明“我”的降生在这个二三十年没有小孩子的家庭里还是被当成喜事的，更何况姜玉兰后来接连诞下男孩，范氏心愿得遂，有什么理由一直视孙女为眼中钉呢？
其实，萧红早年的自叙性散文《蹲在洋车上》中也曾写到祖母：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祖母常常进街。我们并不住在城外，只是离市镇较偏的地方罢了！有一天，祖母又要进街，命令我：
‘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
“那时因为我过于娇惯，把舌头故意缩短一些，叫斗篷作斗风，所以祖母学着我，把风字拖得很长。”
“她知道我最爱惜皮球，每次进街的时候，她问我：
‘你要些什么呢？’”
“‘我要皮球。’”
“‘你要多大的呢？’”
“‘我要这样大的。’”
“我赶快把手臂拱向两面，好像张着的鹰的翅膀。大家都笑了！”
祖母学着奶声奶气的萧红把斗篷叫作斗风，每次上街都问萧红要什么，说明她自有亲切慈祥的一面，只是不像祖父那样千依百顺罢了，比如她每次都忘了买皮球。
《呼兰河传》里还另有一段跟祖母有关的叙述：
“在她临死之前，病重的时候，我还会吓了她一跳。有一次她自己一个人坐在炕上熬药，药壶是坐在炭火盆上，因为屋里特别的寂静，听得见那药壶骨碌骨碌地响。祖母住着两间房子，是里外屋，恰巧外屋也没有人，里屋也没人，就是她自己。我把门一开，祖母并没看见我，于是我就用拳头在板隔壁上咚咚地打了两拳。我听到祖母‘哟’的一声，铁火剪子就掉在地上了。”
“我再探头一望，祖母就骂起我来，她好像就要下地来追我似的。我就一边笑着，一边跑了。”
“我这样地吓唬祖母，也并不是向她报负，那时我才五岁，是不晓得什么的，也许觉得这样好玩。”
由这段细致生动的文字，不难想象萧红后来捡起童年往事拂去尘埃时浮现在她脸上的沉醉珍惜的表情，一个童年黑暗受过虐待的人在回忆过去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表情的。张秀琢也说，姐姐萧红的童年跟黑暗完全无关，家里生活条件优越，长辈对她也很娇惯，只是她自尊心强，谁要是说了她骂了她，她就几天不理睬谁，所以只和祖父亲近，和祖母、父亲、母亲都不怎么亲近。[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