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广州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孙中山就频繁向出席大会的各省、市代表提出：他们返回后千万要为黄埔军校宣传，并尽一切努力多推荐一些优秀青年参加军校招生考试。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7日刊登《陆军军官学校考试委员会启事》，内容如下：
本会奉帅令组织执行章程规定之职权，所有考试及审查方法，要以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要旨行之，以期选拔人才，无负重托。而连日以来本会各职员接获各方同志友好推荐要录之函件甚多，稍有徇私，不特无以示大众，亦违本会组织之本旨，与五权宪法中考试权独立之精神相抵牾，贻弊滋多，尚祈信仰主义，各守规律之各同志友好深予体谅，不甚厚幸，特白。
1924年春，我国处在军阀割据的黑暗统治下，曹锟用贿选手段刚当上了总统。北洋军阀政府内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3月29日，北京各校学生及民众团体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北京军阀政府无条件承认苏联。当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广州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会。全国正值青年对联俄联共政策热烈拥护。他们视广州为国民革命策源地，是黑暗统治下的中国放射出的一线希望之光。广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纷纷南下，以参加黄埔军校考试为荣，立志报国。
在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湖南以联省自治为旗号，实际上是依附于北洋军阀统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不能公开，自然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也就秘密进行了。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广州国民党“一大”会议以后，就返回这里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他们积极向各基层党组织提出要求，抓紧时间推荐优秀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三湘子弟蒋先云、贺衷寒、陈赓（即黄埔三杰），石门进步青年王尔琢、郑洞国；桃源的刘戡、刘铭等大批热血健儿都纷纷报名。当时应试的作文题目是“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数理化没有考。考后，何叔衡按照黄埔军校的规定录取了15名，另外又备取3名，并吩咐他们秘密分散搭火车抵汉口，再乘轮船赴上海去见毛泽东委员，然后参加上海的复试。
巴山蜀水、赣江南北、三晋大地、齐鲁故乡、荆州东西、陕北高原、黄河两岸、长江首尾、浙闽两广的文才俊秀纷纷南下广州，“到黄埔去！”一时成为革命青年最向往的口号。贺衷寒由湖北省党部农工厅厅长董必武介绍直接找廖仲恺入的校。陈赓等20多名考生，坐着太古公司的一艘又脏又乱的渡船刚上广州码头，就兴冲冲地打听黄埔军校招生地址，结果竟考错了学校。徐象谦（徐向前）1924年1月就告别了父母，冒着严寒，邀了白龙亭几位五台同学赴上海报考。徐向前在广州参加复试后，政治、作文考得不错；数学因无基础，几乎交了白卷。有几位同乡因考试成绩太差，心也凉了。大家每天只好蹲在小旅馆里，一边等消息，一边谈论怎么办的问题。有人说考不上就“卖猪仔”，去国外做苦力，或者是半工半读。当时他们想去的地方是俄国和法国。没有等多久，忽然来了通知，他们山西来的几个同乡全部被招生委员会录取了。当时北方报考的青年人不多，为了照顾西北偏远考生，孙中山特别关照北方的青年入学。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徐向前有机会成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学生。
湖南湘乡青年陈赓、宋希濂、李默庵从长沙育才中学初试录取后结伴而行，来到广州。陈明仁、左权、萧赞育、蔡昇熙、刘咏尧、李仁干、苏文钦等乘船抵达广州，萧赞育诗兴大作，在船上赠给苏文钦七绝一首：“妙龄壮志慕终军，跋涉湖山万里云。莽莽神州方丧乱，好凭巨臂扫烟尘。”诗中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壮志。他们投入了大元帅府办的军政部讲武学校。该校由程潜主办，后来并入黄埔军校，同学们编入第一期第六队。陈明仁密赴黄埔向蒋介石反映情况，后因事为程潜得知，他下令集合全校师生，将陈明仁罚打手掌三百，由少将校监督周贯虹亲自执行，打得陈明仁直在地上打滚。后来陈明仁打趣地说：“进了黄埔军校，挨三百棍也值。”
浙江孝丰考生胡宗南因个子矮，差点被黄埔招生委员会拒之门外，幸而廖仲恺相中了他，放宽录取，侥幸成了黄埔第一期学生。湖南石门的郑洞国赶到广州时，由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报名日期已截止，同乡贺声洋唉声叹气地说：“只好留在广州等待第二期招生。”郑洞国也一筹莫展，深悔当初未能早动身几日。正难过之间，同乡湖南临澧人黄鳌说：“我有个办法，不知能否一试？”郑洞国喜出望外地忙问：“什么办法？”黄鳌为他道出了事中的真相。原来他初到广州时，怕一次考不取，先后两次报名，谁想第一次考试就被录取，却还空着一个名额，建议郑洞国顶着黄鳌的名字去考试。郑洞国想了想，觉得别无他计，就决定大胆冒名一试。结果郑洞国不费力就考取了。同时录取的还有王尔琢、贺声洋。事有凑巧，郑洞国与黄鳌同编在第二队，区队长点名时，出现了两个黄鳌，引得同学大笑不止。假黄鳌郑洞国再也隐瞒不住，只好向中队长吐露了真情，并请求重新单独进行入学考试。但校方表示谅解，恢复了郑洞国的真名，从此郑了却了一桩心事。同在第二队的黄维、俞济时、李延年、桂永清、周士第、酆悌、李之龙等，后来都成了国共两党赫赫有名的战将。
陕西米脂杜聿明刚完婚正度蜜月，忽然在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上看到广州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他顾不得新婚燕尔的柔情，毅然邀集陕西籍同乡关麟征、张耀明等11人踏上了南下的行程。他们下榻陕西会馆。一见考生逾千，杜聿明生怕落榜，联名给国民党元老、原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致函，请求为之疏通。半个月后，才接到于右任的回信，约杜等在饭店见面。于见家乡青年不远万里投笔从戎，语多勉励，表示愿意鼎力推荐。4月28日发榜，杜聿明、关麟征、张耀明、马励武、董钊、马师恭、杜聿昌等11人榜上有名，这当然与于右任的保荐不无关系。于右任爱才若渴，临别时还送杜聿明亲笔抒怀的条幅：“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陕西鄠县（今户县）的关麟征原名关志道，因家境变故，中途辍学，正愁前途无望。忽然他听一位朋友说：“孙中山在广州闹革命，开办一所军官学校。于右任在上海秘密招生，弄了两张报名卡，写了两个名字，除我以外，还有一个吴麟征，但吴嫌远不想去，你如想去，把吴改成关就行了。”关麟征听了非常高兴，当即带上他父亲为他筹措的25块银圆，与朋友从西安启程赴上海，转道到广州，关志道就改名关麟征了。15年后，关麟征的名字，响彻了抗日战场，成为著名的“关铁拳”。
1924年春，在上海环龙路1号，毛泽东负责接待各地前来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的复试工作。上海地区包括湖南，他对湖南老乡没有照顾。郭一予撰写的《关于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介绍：“来上海复试的18名湖南考生，只取了8名。毛泽东的国文基础十分扎实，因此，经他眼里筛选过的文章十分出色。”“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1921年10月与毛泽东在衡阳结识，并由毛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19年蒋刚满19岁，领导了衡阳的“五四”运动，并任湖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蒋先云身材魁梧，才华出众。南下广州前，长沙、衡阳等地贴满水口山矿警军营部的通缉令：“通缉水口山矿聚众闹事者蒋先云，凡拿获解部者，赏洋一千元；来部引导，因而拿获者，赏洋五百元。”蒋先云由党组织安排，他告别正在热恋中的堂妹，来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3月29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人头攒动，1200余名报考者在这里进行总复试。先考国文，一道作文题曰《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蒋先云乃才子，又是共产党员，对这道作文题，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地就写出了一篇妙文华章，而且是第一个交卷。蒋先云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优等生，早在上国民小学时，作文就超群出众。一次，老师让用“月”字造句联对，蒋先云造的是：“残月西斜，凄洒人间；日出东升，大地红遍。”老师当即批道：“表于景，寓理于景，含义深厚，超脱异常。”蒋先云曾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从事工人运动时他就练出一副好口才，写文章文笔流畅，说理透彻。因此，蒋先云入学考试名列第一名是意料之中的事，可谓之金榜题名，头名状元矣！
成为国民党复兴社台柱的贺衷寒，湖南岳阳人，21岁被武汉学生会推选为代表赴苏俄考察，回国后在武昌一中教书，曾一度加入了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因意见不合而退出，后来到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之一。毛泽东的战友黄爱、庞人铨领导长沙工人斗争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捕杀后，贺衷寒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对赵大加抨击。赵恼羞成怒，把贺衷寒逮捕，关了3个多月。在狱中贺受尽折磨，几乎丧命。后经人保释出狱返回岳阳老家。其父劝他安心在家教书，不要在外面惹是生非。贺衷寒哪里听得进去，还是跑到武汉找董必武介绍去了上海，投考黄埔军校。当他到达上海轮船码头时，不料满载乘客的轮船刚离岸开往江中，直奔广州。贺衷寒立即雇了小舢板紧追该轮，幸被当时投考黄埔军校之一的船客伸手援助，他才得以攀登上船。贺向援助他的船客询问姓名，才知是胡宗南。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俩情同手足，私交甚深。贺衷寒因胡宗南的一臂之力，没有误了考期，也称他机遇匪浅。后来贺虽飞黄腾达，但因得不到校长的信任，终究仕途暗淡；而矮个子胡宗南以浙江同乡的优势，后来成为举足轻重的“西北王”。安徽六安人许继慎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曾任省学联常委兼联络部长，因积极参加与领导了反对三届安徽省议会贿选，及驱逐皖系省长李兆珍等一系列学生运动，1923年秋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逃亡上海。1924年春，他又毅然南下广州投考了黄埔军校，后来成为红1军军长。他是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军事将领之一。
如果说，黄埔军校仅仅招收知识青年，那就错了。为了革命，当时许多身为要职的军官，也想投考黄埔军校。如著名的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比起蒋先云、贺衷寒等人，才学与胆识均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15岁就考入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的青年，19岁又进了烟台海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1921年他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同年8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李之龙任中共汉口地委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后，奉命调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的英文翻译兼秘书。当时他年过27岁，比起宋希濂、胡宗南，可称得上是老大哥了。李之龙强烈要求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党组织安排他一边当学生，一边仍兼任鲍罗廷授课时的翻译。他是黄埔一期学生中年龄偏大的一位。不过，在履历表上，他填的是25岁，实际上李之龙生于1897年12月。1928年2月8日，驻广州国民党海军第4舰队司令陈策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将李之龙判处死刑，鲜血洒在广州黄花岗，时年31岁。李之龙死于非命，惜之深矣！
在黄埔考生中，以范汉杰的资历最深。1924年投考黄埔军校前，曾任江平舰舰长，桂军刘震寰的中校参谋，作战课长，第6路军司令。他宁肯丢掉司令这顶乌纱帽，甘入黄埔当学生。毕业后，再从少尉排长干起，实乃黄埔学生中绝无仅有之人物！1947年范汉杰官至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虽兵败被俘，一生中传奇经历也颇耐人寻味，暂且不表，留到以后再述。
当然，黄埔学生中，也不乏有识之士的大学生，如侯镜如入黄埔前，曾就读于河南大学理科；宣侠父受党的指派入黄埔军校前，已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专业；孙元良是由李大钊遴选到广州考入黄埔，入黄埔前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修政治专业；周逸群是黄埔二期毕业，进黄埔前，曾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政治经济系，入黄埔时，写下诗句：“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忘秦？”；伍中豪曾毕业于北京大学，可见当时“要革命的到黄埔去！”的口号是多么深入人心！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成为热血爱国青年志士的一种追求与理想。当然也有“走后门”入学的。俞济时18岁时在奉化城里一家米店当学徒，后经族叔俞飞鹏介绍，考入黄埔一期，族叔就是黄埔军校军需处处长，又是蒋介石的同乡。俞济时以后飞黄腾达，逾格提携，官至国民党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蒋介石的侍卫长，赴台后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权倾一时。
广州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各地热血青年争相南下，报考黄埔军校，一时成为时尚。中共中央为了支持办好黄埔军校，分别于1925年11月1日发出第60号通告，1926年10月又发出第22号通告。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选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青年投考黄埔军校，强调“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李大钊还亲自推荐李运昌（四期）、周仲英（六期）投考黄埔军校。毛泽东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亲自主持考生的复试工作。湖南省的何叔衡、陕西的于右任为选拔优秀青年入黄埔军校，不遗余力。从1924年春至1926年底，邓文仪、黄维、李仙洲、周士第、廖运泽、彭干臣、王叔铭、阎揆要、袁仲贤、张镇、曾扩情、左权、邱清泉、廖昂、卢德铭、覃异之、余洒度、郑介民、周逸群、常乾坤、戴安澜、方先觉、康泽、毛人凤、王耀武、曹广化、段德昌、郭化若、李弥、吴起舞、李运昌、林伟俦、李天柱、刘志丹、倪志亮、唐生明、唐天际、文强、伍中豪、肖芳、谢晋元、严明、张灵甫、赵尚志、郭汝瑰、廖运周、莫文骅、邱行湘、宋时轮、陶铸、许光达、张平化、郑庭笈、赵一曼、陈伯钧、程子华、戴笠、廖耀湘、罗瑞卿、宋绮云、王诤等人，陆续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大将军衔的湖南长沙籍黄埔五期炮科毕业生许光达（即许德华），1921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受党的推荐，考入黄埔军校。临行前，他写下抒发豪情壮志，气吞山河的《无题》诗：“誓要去，上刀山。浩气壮，可入鬼门关。男儿气短，豪情无限。地狱也独来独往还。”他将报考黄埔军校当做人生追求真理的起点，即使上刀山，入火海也在所不辞，义无反顾！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就这样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1924年3月27日，由广州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分别主持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招生考试工作，各地推荐来的1200多名考生参加，考试安排3天，科目有作文、数理化等。这次考务工作因考生成绩较好，酌情放宽了录取名额的限制，未出现埋没人才的憾事，4月28日那天发榜，正取学生350名，备取学生120名。共产党员蒋先云以优异成绩名列第一，真是一石惊天，引人注目。
开始时，黄埔军校第一期编为步兵4个队，后来，从军政部讲武堂等单位拨来一批学生，编为第6队。原定修业期限一年，旋因革命战争急需人才，缩短为半年，而且日夜加紧训练步伐。从第二期开始分科授课，由单一步科增为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宪兵五科。1924年10月、12月创建直属校本部的教导第一、二团，以何应钦、王柏龄为团长。所谓“黄埔建军”，从一开始，国共两党党员的汗水、鲜血就是流在一起的。第二期有学生499人，第三期招学生1233人，第四期猛增至2654人，第五期2620人，第六期分别由黄埔和南京招生，学校正式改组。从1924年5月至1930年9月这段时间史称黄埔军校。国共合作期间一至五期办学共毕业学生7390多名。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继续办第六期，毕业学生718名，第七期毕业学生666名。1930年9月正值第七期学生毕业之际，蒋介石电令“第七期毕业后，埔校停办”。10月下旬发给官佐薪饷，要求两个月内遣散。于是闻名遐迩的黄埔军校停办，黄埔时期也遂告结束。黄埔军校办学期间曾三易校名，建校时校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所属各军自办的军官学校、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校名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5月15日，校名改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
且说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和潮州、南宁、武汉、长沙分校，都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也是根据国民革命的需要迅速发展壮大的。从1924年创建到1927年6月，3年期间，从步兵单兵种发展为包括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多兵种以及经理、政治、通讯等多学科；学生从500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增长40倍。其间，除黄埔军校培养的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外，潮州、南宁、武汉、长沙4处分校也为国民革命军输送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武汉分校。武汉分校又称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是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以邓演达为主任筹建的。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500多名学生跟随北伐军迁至武汉，邓演达兼政治科主任。同年11月1日，武汉分校成立招生委员会，邓演达为主席，郭沫若、彭漪兰、王法勤、杨树森、王乐平、陈公博、李汉俊、董必武、刘芬、包惠僧、纪钱、郑强、李民治（即李一氓）等14人为委员。12月8日，录取各地男生986名，女生195名，编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招收女性参加系统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训练。1926年12月，本校第五期炮兵科、工兵科学生1200余人迁往武汉。1927年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改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蒋介石兼校长，汪精卫兼党代表，邓演达代理校长职务，顾孟余代理党代表职务，张治中任教育长兼训练部主任，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后由施存统（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代理政治总教官为李达，政治教官有高语罕、沈雁冰、吴文褀、陶希圣、樊仲云、许德珩等。此外，还聘请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李季、蔡畅、章伯钧、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项英、彭泽湘、陆沉、郭冠杰和苏联顾问铁罗尼等任政治教官；军事总教官为兰腾蛟。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出席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徐谦、董必武、詹大悲等要员。武汉分校规模之宏大，教官人才之众多，不亚于黄埔军校。赵一曼、陈伯钧、程子华、郭天民、胡兰畦、廖耀湘、罗瑞卿、盛文、沈策、王诤、谢冰莹、张瑞华等均是武汉分校学生。武汉分校由于有大批共产党员及左派人士参与执教，因而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他们为今后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罗瑞卿，著名抗日巾帼英雄赵一曼（赵淑宁）两人就是由黄埔军校重庆招生办事处介绍，结伴乘船东下，来到武汉报考黄埔军校的。
罗瑞卿1926年时18岁，原在四川南充中学读书。南充中学的校长张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文教员周鸣柯都是参加了革命党的。在他俩的教育下，罗瑞卿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曾带头反对当地封建军阀何光烈，又打了地头蛇秦同淮，因而他成为何光烈的眼中钉、肉中刺。南充当地土豪劣绅视之为“不肖”子孙、异端分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罗瑞卿不顾外公、父母的反对，毅然奔赴重庆，报考了黄埔军校。罗瑞卿临别故乡时，曾愤愤地说：“他妈的，岂有此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考黄埔军校去，当兵吃粮方不亏我这副好身板。”罗瑞卿身无分文，流落在重庆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就只好到一家“老虎灶”去讨口水喝，以水充饥，不料竟晕倒在地，右手被滚烫的开水灼伤。此时罗凑巧遇上赵一曼，赵一曼帮他支付了药费。事后他们又一同去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找杨闇公（杨尚昆胞兄）帮忙，并从省党部取来介绍信、轮船票、路费，双双登上“希望”号江轮，告别了家乡父老，来到武汉进入黄埔军校。正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危难之中遇贵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