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蒋介石于1924年4月21日由溪口动身抵达广州。这时，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考试已基本结束，录取学生的名单、学生的政审也业近尾声。蒋介石这时返回广州，只等走马上任。关于孙中山最后圈定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一事，在溪口时廖仲恺已函告。蒋介石从廖仲恺的来函中得知事已到了紧要关头，再不返回怕真的错过良机了。忠厚老实的廖仲恺致函蒋介石的文字，话并不多，却很有分量：“如果党要办军校，而你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是要开罪全党的；将来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在廖的殷言相劝之下，蒋介石于4月26日进入黄埔岛开始正式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其实，关于黄埔军校校长人选，孙中山早有他更为成熟的打算，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人。据称，孙中山考虑了4位人选：一是当时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二是国民政府军事部长陈树人之子陈翰誉，三是孙中山的卫士大队长姚观顺，还有蒋介石。许崇智比蒋介石大一岁，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许出身豪门，有“花花太岁”之称，当然竞争不过蒋。陈翰誉、姚观顺论资历、战功、学历皆浅，难以与蒋抗衡。因此，更为合适的人选是蒋介石。蒋曾率团出访苏俄，办黄埔军校既然要苏联的援助，就必须物色一位苏俄政府认可的校长，好把将来的关系搞得更融洽。蒋介石知道，在孙中山眼中他是受重视的一员。永丰舰蒙难时，孙中山曾与他彻夜长谈，孙感叹地说：“我知道我至多能再活10年，而你却至少能再活50年。如果将来不发生什么不幸，那么希望你为我们的主义再奋斗50年，这是一点不过分的。”永丰舰上的平乱战斗，蒋介石忠诚可嘉，给孙中山留下深深的印象。因此，校长人选中，自然地将蒋介石放在优先的位置上来考虑。事实上，蒋介石在当时也确是最合适的人选。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说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校长是程潜，致使广大黄埔师生甚为惊诧。1989年5月10日黄埔军校北京同学会致函辟谣，认为：“遍查黄埔军校校长任命的历史资料和程潜先生在大革命时期的履历，程潜都不曾有过黄埔军校校长的头衔。洪顺文章所谓‘首任校长’，当在1924年5月3日蒋介石被正式任命之前。可是在这次任命之前，皆称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而不称校长；即使程潜曾被议论过，也不可能冠以‘首任校长’，更何况连议论或代理也未见诸正式文件呢。由此不难断定，洪顺所辑与史实不符，应予更正。”据笔者查遍历史资料看，程潜曾任过广州国民政府军政部讲武学校校长，该校建校地址当时也在黄埔，后来黄埔军校将该校学生并入，编入第一期第六队。陈明仁、李默庵、左权、萧赞育、苏文钦等均系从程潜办的军政部讲武学校转入黄埔军校学习的学生。
蒋介石逃离大陆后，于1951年在《过去军事教育之检讨和高级班成立之目的》一文中曾追忆办黄埔的情景：“我有一个志愿，就是希望我毕生能够办一个军事学校，照我自己的理想来训练一般有志的青年，完成建军、建国的使命。而且当时相信我这一个志愿如能实现，中国军事教育一定可以成功。在这一种军事教育制度之下训练出来的官兵，不仅能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并且还可以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所以我在民国十二年至十三年之间，什么事都不愿做，而只要创办军官学校，教育全国青年军人，为我唯一的志愿。”
不管蒋介石当年想法如何，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他确实是靠办黄埔军校起家的。当年如果蒋介石忸怩作态、拒不回广州办黄埔，或许历史又会重新改写吧。
话说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后，于5月12日就职视事，启用关防，并呈报及布告各机关查照等。在黄埔军校校长会客厅他召见了校本部各级官佐，安排人事任免，以狂热的情绪、忘我的工作态度，全力以赴地投入建校工作之中。据1924年5月3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载称：“对诸般校事，钜细躬亲，千绪万端，殚精擘画。尝于案头，置多册子，曰《筹备录》，曰《办事提要》，曰《会议提要》，凡有所举，先记其中，少则十余条，多或百余项，以资按次施行，其尽劳可想见矣。”
蒋介石一向恭称孙中山为“老师”。在老师面前，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在那动乱年代，他借助老师的提携，登上了校长宝座。他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诩，既要应付那些国民党元老，又要玩弄革命辞藻，高喊联俄联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施展平衡之技，以便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他想效法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前事，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慢慢地去收拾南北各路军阀，统一国家政权。用他惯用的话说“有枪便是草头王”，只有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这几乎成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座右铭，即使是共产党，也笃信这一法宝。最初蒋介石也没有想到，黄埔军校竟会成为他发家的风水宝地，这也许应验了风水先生肖萱的预言。自从将母亲葬于溪口“慈庵”后，他就时来运转，此后便开始飞黄腾达。蒋介石还极为赞赏先祖在溪口“碧潭”的一首诗，曰：水碧涟漪静，羡鱼别有天。为龙应不远，飞去只当前。”这“为龙应不远”莫非就是“龙脉”起动？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在官场上可谓平步青云。到了1926年，他便荣升为北伐军总司令。蒋如何官运亨通，暂且不表。
且说蒋介石来到黄埔军校之后，励精图治，处处以大将风度率先垂范，确立威信，在言行举止、服饰装戴方面，他也都刻意装扮与不乏修饰。蒋介石在校园巡视时，总是身披德式黑大氅，全身披挂，马靴锃亮，龙行虎步，目不斜视。身后跟有一对全副武装的卫兵，威风凛凛，令人肃然起敬。从他踏上黄埔岛的第一天起，就经常召集官佐、学生听他训话，而且聆听训示时必须两腿并拢取立正姿势。他不喊“稍息”，即使训话两三个小时，也只得肃然立正，不敢稍有懈怠。他就是想通过训话来抬高自己的威信的。每次训话之前，他都要作一番准备，十分讲究演讲技巧，声音的抑扬顿挫，手势的起承转合，无不用心钻研。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载：“蒋校长致辞时，神采焕发，目光如电，能射人数百步外，喉舌尖亮，声浪远振四周。”当年先父吴起舞曾在黄埔多次聆听过蒋介石讲话；1949年笔者在成都也听过他的训话，那年他62岁，其威风不减当年。除了集体训话外，蒋介石几乎每日要召见几位学生个别谈话。据徐向前元帅写的《回顾黄埔军校》一文说：“毛泽东同志说过，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不过见面谈话的时间有长有短而已，他坐在办公室内，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我们山西十个人，蒋介石都单独谈过话。他总是用尽手段笼络人心。他还常常训话，每一次都说到三民主义，但讲多了，人们也都腻了。不过蒋介石借助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的方式，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有一天，轮到徐向前见校长了。“你叫什么名？”蒋介石问。“徐象谦。”“什么地方人？”“山西人。”“在家都做过什么？”“当过教员。”一问一答，是那么的无趣。在蒋介石眼里，徐是个“没出息”的学生。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就是眼下这个徐向前，在几年之后，竟然成为威震中国的红军名将。在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称号。
蒋介石一生奉行“宁为鸡首，不做凤尾”的信条。当年在许崇智的粤军中任参谋长，许那么信任他、重用他，然而蒋仍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经常拂袖而去。他曾说：“参佐军务，不为人谅，反遭龁。”而到黄埔任校长后，他一反常态，振作精神，处处给人以“励精图治”、“热情洋溢”、“严肃认真”的印象。平心而论，由于蒋介石从小受过儒家学说的教育与熏陶，儒家中那种强烈“入世”的倾向，很符合他“出人头地”的志向，当然他也从不讳言功名利禄。蒋内心最为服膺的是以孟子、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又常以曾国藩、拿破仑为偶像，十分重视修身养性。他熟记孟子格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四书五经、文辞、策论、诗文他也无所不习，因而有深厚的国学基础。蒋介石一生严于律己，不抽烟、不喝酒，常年清水一杯，总是一副清心寡欲的模样。蒋介石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迹股票市场时，倒是吃喝嫖赌无一不精，然而转瞬间却摆出一副道学先生的架势，不再越雷池半步，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蒋介石住在学校里，起床号一响，他就进入学生寝室巡视。人们常见“在天色还朦胧未明的清晨，他一个人便站在校园中，凝神沉思”。一天早晨，他发现教官刘峙、顾祝同、陈继承睡懒觉，便立即不顾情面严加斥责，致使他们面红耳赤，寄颜无所。在练兵场上，只要他一出现，全场官兵就无不肃然起敬。他具有训练有素的标准军人的风姿，昂首挺胸，腰杆笔直，威严有度，尤其那标准的步幅和步速，加上一身戎装，更加使其仪表整齐端庄。他常常戴一副白色手套，举手还礼，姿态刻板而略显真诚大度。这自然与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受过严格的军官培训相关联。如果学生、官兵在路上遇见他，没有向他敬礼，他一定要追究给予处分。有一次，他经过禁闭室，听到有位学生在里面号啕大哭，马上板起面孔，高声训斥：“革命军人是有价值的，自爱的，犯了校规受处分，认错悔改就是了。哭！丧失了革命军人的人格，错上加错，特再加禁闭三天。”说罢，通知值日官执行，然后扬长而去。在短短的40天内，即从1924年5月5日第一期新生入学，到6月16日开学典礼这段时间，蒋介石对学生共进行“精神训话”11次。其主要内容是讲革命与做人的意义，黄埔军校办学的方针以及如何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和爱护老百姓等，自然也不忘谈他过去追随中山先生的光荣革命经历。蒋介石还亲自教唱校歌。他经常对学生们说：“我们跟孙总理干革命，就应当不怕苦，不怕死；怕苦怕死，就干不了革命！我国受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欺凌，国内军阀割据一方，横征暴敛，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救国救民，由我们之手建立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孙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谁反对我们就反对谁。我们共同努力，如果我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我。”后来他搞清党反共，许多聆听过这次训话的黄埔学生，就高举义旗，出师有名反对他，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巧合吧！在节假日，蒋介石也师生同乐，常邀请学生来他官邸做客。当大家玩得最高兴时，他就说：“我家里藏有三件宝，谁找到了大大有赏。”大家既好奇又有趣地翻遍每个角落，搜出的东西送到校长面前，校长均摇头微笑不语。眼看无人猜着，这时蒋介石的三房陈洁如便悄然对李之龙耳语几句。李之龙随即在校长床铺枕头底下捜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俾斯麦传》和《曾文正公家书》。校长见状高兴得眉开眼笑，说：“之龙到底是我的好学生，懂得我的心意。这三本书我每天必读。因为做人做事，成大业做大事，教育儿女都少不了。希望你们认真领会其中的奥妙！”他的高足李之龙，4年后竟死于其手下，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蒋介石与陈洁如缔结良缘何地何日不详，据周榆瑞和克洛席尔著的《蒋介石传》关于蒋陈婚姻有如下描述：“以上海的金钱、权力和腐化，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对蒋介石的吸引从未褪色。由陈其美的引导，蒋始涉足上海的销金窟。就在此时，蒋陈邂逅。蒋当时很潦倒，住在一个密不通风的陋室里，到长三堂子去，对他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慰藉。蒋陈先同居，后结婚。直到宋美龄介入为止。”估计蒋陈缔婚在1921年。唐纳文所摄蒋陈婚照时间是1922年，1927年离婚，前后共同生活了6年之久。陈是继毛福梅、姚冶诚之后的第三夫人，比蒋小10岁。关于陈的出身，过去曾有过多种说法，其中“艺妓说”流传最广。据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自述，她祖籍镇海，乳名阿凤，父亲是纸商，兼经营土特产及手工艺品。蒋陈是在张静江（即张人杰）家中相识的。1919年夏，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去看望张静江，正巧遇到张静江续弦的好友陈洁如。那时14岁的洁如身材苗条，眼大鼻高，面目清秀，充盈着少女的纯真和娇艳，令蒋怦然心动。从此蒋开始对陈热烈地追求，但数次求婚都被陈母拒绝，直到1921年陈父因心脏病猝死，蒋登门吊祭时，才赢得陈及其家人的好感。在答应与原配夫人毛福梅、二房姚冶诚脱离夫妻关系后，蒋陈才举办了婚礼。陈比姚冶诚的运气好得多，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陈独享蒋夫人的风光。据黄埔一期学生宋希濂回忆：“傍晚，蒋陈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陈洁如年轻美貌，有文化，且善解人意，因而深得蒋的宠爱。后来要不是宋美龄闯进蒋介石的生活，为了“政治”联姻，陈洁如与孙中山攀亲，陈洁如的婚变是不会出现的。宋美龄取代陈洁如成为蒋介石夫人后，于1927年8月19日乘船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获硕士学位。1933年返回上海定居，蒋批给她5万元的生活费。上海解放后，陈洁如被邀为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陈洁如获得周恩来的批准去香港定居，改名陈潞。蒋经国闻悉后，特为她在九龙窝打老道买了一套公寓，赠给“上海姆妈”作为养老的安乐窝。1962年，蒋介石75岁时，曾派戴季陶之子戴安园秘密送去一封亲笔信给陈洁如，信中说：“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指，未尝须臾去怀。”在这种安慰之词的背后，也略致歉疚之意。1971年2月21日，陈在寓所中风去世，享年65岁。临终前，她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道出了心中长期的积郁：“30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国家荣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陈曾获杜月笙一笔巨款，使她生活上绝无匮乏之虞，但她终身未再嫁。死后，陈的骨灰被送回美国安葬。异乡孤冢，正和她生前一样，无人过问，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此话离题太远，暂且停住，话归原处。
且说蒋介石在黄埔大出风头时，他对黄埔军校经费拮据一事，却不闻不问，一概交给校党代表廖仲恺处理。廖仲恺才真正是黄埔军校的“慈母”，他为蒋分担了不少忧愁。
廖仲恺是孙中山麾下的三员大将之一，另两位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一个华侨家庭。父亲廖竹宾为旅美华侨。廖仲恺幼年在美国求学，1893年回国，在家乡广东惠阳读私塾，学习经史策论。甲午战争爆发后，廖仲恺受维新思潮影响，放弃旧学，于1896年入香港英国皇仁书院学习。1902年赴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读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09年，毕业回国，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法政科举人，后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任翻译。他以这一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与林伯渠、宋教仁一起策划反清武装斗争，后被清政府侦知，宋出走日本，廖因与陈昭常同乡，得以潜伏下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廖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1914年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任财政部副部长，秘密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1923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财政部长，5月调任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坚定地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是中国国民党中最坚定的左派人士，受到国共两党的尊敬与爱戴。据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尚明轩所著《廖仲恺传》介绍说，廖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学说介绍者之一。他曾以“渊实”为笔名，先后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虚无党小史》等文章，并参与了20世纪初期中国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廖仲恺兼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黄埔军校初创期间，由他主持召开的筹备会议达32次之多，他经常一天工作15个小时。孙中山指定广东省财政厅等机关每月拨给黄埔军校经费3万元，但实际上每月能给黄埔的不过6000元左右，这是财权掌握在滇、桂军范石生、杨希闵手中所致。武器奇缺，经费捉襟见肘，全部依赖廖仲恺一人东奔西跑勉强苦度。在忙完公务后，他不辞劳苦经常于深夜到杨希闵公馆等他签字拨款。杨是个大烟鬼，廖来后要强忍住刺鼻的烟味。在杨床边他苦苦哀求，诉说衷肠，恳切希望杨签字，这样才能领到款子，然后再连夜送到黄埔军校，以解决几百名师生的伙食费问题。据何香凝回忆：“我记得有几晚廖先生半夜两点多钟才回家，有一夜到4点钟才回家。我十分生气地骂他，他含泪长叹一声说：‘我晚上是在杨希闵家等他抽完大烟才拿这几千元给我，不然，黄埔学生两天后便无米下锅。……’”何香凝得知丈夫如此操劳，心痛极了，就连忙帮他打水洗澡。何香凝回忆说：“有一次学校买东西，钱不够，向我要400元，我又没有这么多钱，只好借了女工的30元钱才凑足，解了燃眉之急。”
1924年5月9日，孙中山正式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党代表制是学习苏联红军经验而确立的。建立党代表制的目的，在于加强党对黄埔军校的领导，保证党的主义和方针政策在军校贯彻落实。党代表是代表组织对军校各项工作实施监督与指导，与校长同等职权，军校签发的任何文件与命令，没有党代表签署就没有效用，党代表还具体负责党务和政治训练工作。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其装备、经济之困窘确属事实。据王柏龄所著《黄埔创始之回忆》中说：“孙中山在开学前，批发300支粤造七九毛瑟枪给黄埔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并不以黄埔军校为重，只知道拍军阀的马屁。廖先生交涉了不少时日，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供给卫兵守卫。开学两三个月后，所批发的枪支仍然石沉大海，毫无动静。”后来孙中山责令广州石井兵工厂厂长马超俊拨黄埔步枪500支，到5月2日，蒋介石致廖仲恺的一封亲笔信证实了这一点，现全文照录如下：
仲恺先生大启：
本校步枪，除已领到二百三十杆外，尚差三百五十杆，其中三百杆，本月十五日以前须发学生枪操，不然恐于预定课程，有所妨碍。如万不得已，则于本月二十日以前，缴足三百杆，其余五十杆，或在月底缴齐亦可。务请转催马厂长，设法办到。现值战时，子弹虽不能配足，但最少每枪亦要配五十颗才可，祈作为说明。如昨日领来之枪，未有粒弹，则不可也。以后每枪还须请其补助百颗为祷。此请近安。
弟中正
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廖仲恺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尤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当时滇、桂、粤省军阀说廖是孙的“钱袋子”，对他恨之入骨，但表面上还得应付。蒋介石与廖共事多年，廖处处对蒋礼让三分。他是个没有野心的人，与他合作只会得到无私的帮助而无须提防之。同时蒋又知道廖是一个坚定的左派，说话得掌握分寸，所以蒋、廖在黄埔合作得非常融洽，孙中山闻之也十分欣喜。蒋一再提高每月学生伙食费标准，由原来6元增至8元，他只管支出，不管钱的来路。因此，廖只好到处筹措经费，满足每月8元的伙食标准。这难怪后来政治教官恽代英开玩笑地说：“广东大学学生，是文而雅又弱；岭南大学学生，是香而艳又骄；黄埔学校的学生，是黑而臭又壮。但却是姑娘追求的目标。”
廖仲恺在黄埔人称“黄埔慈母”，但他那段巧合天成的姻缘却鲜为人知。廖夫人何香凝乃百万富翁何炳桓的第九位千金。
说到廖何缔结良缘的事，还需从廖仲恺之父临终时遗留给廖的择偶提亲条件说起。原来，廖仲恺的父亲是广东的“客家人”，崇尚读书及女子不缠足。其临终遗嘱两条：第一，按照客家人的习惯，儿子将来一定要娶个大脚的媳妇；第二，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因此儿子一定要遵办。16岁的廖仲恺含泪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廖仲恺归国不久，即由叔父廖志岗介绍到香港求学。当叔父督促他成家时，他就将父亲的遗嘱提出来，他说：“我要讨一个大脚的女子为妻。”当时，廖志岗是一位有身份的洋务官绅，照此推理，他的侄儿媳妇当然不会是位目不识丁的大脚村姑，而必是一位名门的大脚“千金”。世间之事自有巧合，廖家经过打听，何公馆的九小姐就留有一双“天足”，完全符合廖仲恺的提亲条件。再说何香凝那双“天足”是几经反抗缠足才保住的。原来，何幼时在家里常听人讲述太平天国女将的故事，知道这些女将都是“天足”。她们行军打仗，健步如飞。于是她暗自下定决心，自己要学太平天国的女将，无论如何不缠足。何小姐7岁时，母亲强行施以缠足术。先将幼嫩的小脚用温水浸泡，再缠上长长的裹脚布，最后缝上密密的针线。晚上，何双脚肿胀难忍，她就趁大伙睡熟，偷用剪刀将裹布剪开，收藏起来。第二天，母亲发现后，又强行将何香凝的脚裹起来；晚上，她又照样用剪刀剪开，将裹脚布藏在祭坛下面。就这样，裹一次，剪一次。大概经过十来个回合，她父亲终于说话了：“由她去吧！”母亲授意，只得作罢，但天天愁女儿嫁不出去。
在时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廖仲恺虽未享受自由恋爱的幸福，但巧合天成却结为终身革命伴侣。廖何1897年10月在广州举行了婚礼。
正是：廖何姻缘巧合天成，革命伴侣千古流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