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由孙中山任命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辞呈，擅自离职返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蒋介石住进刚落成的慈庵，每日拂案焚香，烧纸祭母，绕坟植树，带着蒋纬国在林间小道散步，好不清闲自在。其实，他的内心斗争却很激烈。临走前，他对英文秘书王登云说：“黄埔军校已决定不办了，筹备委员会马上解散。”害得王登云连忙召集筹备人员，当场传达蒋的指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这时，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在进行招生考试，湖南毛泽东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积极选送共产党员及优秀青年赴上海参加复试。孙中山一连让廖仲恺发了6封电报去催，又派邓演达亲自赴溪口劝驾，蒋介石不为所动。原来，他想借此事作为以退为进的手段，抬高他的身价。1924年3月2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重提陈炯明叛变时，他如何与其“共患难同生死”，并攻击当时孙中山所依靠的“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蒋含沙射影地攻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提出“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系统于不顾”，从而表明他和孙中山在政治上的不一致，反对他的联俄、联共政策。3月14日他又给廖仲恺写信，责备孙中山“对人对事之要点”不合中庸之道，劝廖不要过于相信苏联，说：“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又说“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国共合作伊始，蒋介石从言论到行动，都明显地站在右派的立场上。
孙中山见蒋介石迟迟不回，于2月23日委派廖仲恺代理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抓紧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有7个委员，他们是王伯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和宋荣昌。在广州南堤设立筹备处，廖仲恺担起了这副重担。孙中山又请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为黄埔军校总顾问。
鲍罗廷何许人也？鲍罗廷全名叫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年他生于俄国拉脱维亚，早年读完大学，青年时期即从事革命工作。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关在监牢里。岀狱后到英、美等国宣传革命，加入美国社会党，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18年7月回国，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参加共产国际，先后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又被派往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德国、英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帮助建立墨西哥共产党。1922年8月在英国被捕，判劳役半年。1923年返回苏联，10月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帮助中国国民党改组。鲍罗廷是职业革命家，经验丰富，刚健沉着，胸有成竹，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曾说：“凡是关于政治的，应听鲍罗廷的指导。”鲍罗廷根据苏联建军经验，为黄埔军校的建设制定了具体规划，并指派列沙托夫、加伦、切列潘诺夫、巴富罗夫等人为黄埔军校军事顾问小组成员，具体负责顾问工作。鲍罗廷上任后首先提出镇压1924年10月在广州发生的商团叛乱，学生军大显身手，初战告捷，令各地军阀和英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小看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娃娃。由于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许多反共举措采取妥协和让步，没有及时制止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1927年6月由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通过解聘鲍罗廷顾问的决定，7月鲍罗廷与其他苏联顾问返苏。鲍罗廷回到莫斯科后，任最高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代负责人等职务。1949年2月，苏联政府指控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间谍”，鲍罗廷由于与她在《莫斯科新闻》共事而遭到株连被捕。1951年5月29日，鲍罗廷在苏联远东一所劳动营中含冤死去。1956年苏联共产党为鲍罗廷平反，恢复名誉。可惜，鲍罗廷未能看到当年他呕心沥血创建的黄埔军校培养了像徐向前、陈赓、陈毅这样的将帅。不过，凡是上过黄埔军校的学生，都不会忘记鲍罗廷的名字。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他为救鲍罗廷的夫人曾丢了乌纱帽，令人可敬可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7年2月，苏联派往远东帮助中国共产党的鲍罗廷夫人鲍罗廷娜与三名外交邮务员乘苏轮“皇后”号由武汉赴上海，轮船行至南京浦口停泊时，被直系军阀张作霖的部属、盘踞在南京的张宗昌部逮送济南转解北京，5月，京师高等警察厅认为鲍妻等均系苏共党员，以内乱罪提交国民党京师高等审判庭庭长何凤丹审理。何凤丹191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1925年担任审判庭长，早年接受民主思想教育，在北京求学期间曾研读过马列主义，对《共产党宣言》中“各尽其力，各取所需”与“工农为世界真正创造者”尤为醉心。他承办鲍案，经阅卷认为：该4人虽是苏俄共产党员，并未参加我国的军事、政治活动，无罪可言，遂不顾生命安危，于7月12日毅然裁定，谕知不起诉，随即签发释票，恢复该4人自由，因而鲍夫人才得以脱险，秘密返苏。张作霖得知此事，本欲干预，但碍于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权，遂诬何凤丹接受过鲍夫人的贿赂，于当天下午派出百余名军警包围何的寓所。因何已避他处，张作霖又派200多名密探遍索京津两地未获，又通令全国军警机关严缉。7月13日北京《顺天日报》无端报道何凤丹办鲍案受贿银圆20万元。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骙与何的亲戚均被监视，何妻施渊如、堂弟何简受株连被关押317天。1928年张学良接管省府，他们才获释。何凤丹义释鲍罗廷夫人后，自己也封印弃职南归。为逃避当局通缉，何凤丹乔装打扮成商人，历尽周折，辗转4个多月才返回老家，隐居在离斜滩6里的坑底山楼中。北洋军阀垮台后，何凤丹才于1930年重新北上，在天津任律师。1952年，67岁的何凤丹义士病逝于故乡斜滩。
话再回头。且说蒋介石专程到上海，在他过去从事过经纪人炒股的汉口路证券大楼，拜见了他的盟兄张人杰（张静江）、戴季陶。佩戴陆军中将军衔的蒋介石一身戎装，突然出现在他俩面前，着实使他俩一惊。张静江乃浙江湖州四大富豪之一，比蒋大7岁，腿有点瘸。据说是在家乡一次火灾中，因上屋救火不慎跌伤成残疾，故常年拄着一根文明棍。此人与孙中山交往不浅。1902年5月，杭州人孙宝琦出使法国，张静江夤缘以参赞名义随孙出国。在轮船上，张静江与孙中山邂逅相识，孙中山见张年轻有为，遂以真情相告。张静江灵机一动，愿意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当时孙中山正要赴欧美等国向华侨募捐。张静江即表示以白银3万两相助，立即致函他在纽约通运公司任经理的妻舅姚叔兰，凭信付银两。孙中山到了美国，果然凭信取得白银3万两，对张萍水相逢热心相助颇有好感，后来张继续输财相助，孙中山对他十分重视。
蒋介石向张静江倾吐筹办黄埔军校困难重重，无钱无枪，还要受当时掌管广州财政大权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的窝囊气，真不愿意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张静江说：“对，不任命你为校长，你就不要出山。”张静江本想凭他与孙中山的交情，为蒋说项，又怕人到广州，正式委任状也公布了。最后，还是戴季陶劝蒋速回广州赴任。戴季陶说：“上海的证券可输可赢，而辅佐孙中山，此机不可失！”张静江也劝蒋应该和许崇智在广州扎下根，张在上海捞钱，共创天下，若蒋手头吃紧，张表示愿意资助。在上海，还见到了风姿绰约、魅力慑魂的宋美龄。两人在张静江的怂恿下缓缓步入舞池，翩翩起舞。虽然蒋介石在广州孙中山家中见过宋美龄一面，但没有交谈，这次意外相逢，使蒋介石萌发了想与宋美龄进一步建立友情的念头。蒋介石和宋美龄如何成亲，如何与孙中山攀亲，暂且不提，以后再详细道来。
且说刚才戴季陶提到“机不可失”，使蒋介石忽然想起这次在溪口上雪窦寺找太虚和尚为他算命的事。太虚和尚也说了“机不可失”四个字，怎么如此巧合？莫不是我命该在黄埔了？戴季陶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蒋以恩师称之，对戴的话他总是言听计从。戴虽比蒋小3岁，当年许崇智、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结拜兄弟时，戴为老四。戴季陶与张静江同是吴兴人，本名戴无仇，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1920年曾和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赴川，行至宜昌闻战火又起，他认为入川希望终成泡影，遂投江自尽，而被救之后，从此皈依佛门，取名不空。1922年，戴季陶返沪一心从商，当交易所经纪人，想做朱陶公，又改名季陶。后来说孙中山是继承周公文武孔子的圣人，他自己则以贤人自居，所以再改名传贤。戴季陶好色惧内，瞒着妻子在日本留学时与津渊美智子同居生下一子，不敢领回家，只好与盟兄蒋介石相商代为抚养。正好蒋介石的二房姚冶诚身下无子，乐意抚育，此子就是蒋纬国。
话说蒋介石在溪口正忙着为亡母坟茔植树修缮，坚信肖萱这位风水先生选定的墓地是风水宝地。此坟选在溪口北面3华里的白岩山鱼鳞岙中垄。从整个地形看像座弥勒佛，墓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眼上，山下就是白岩庙。肖萱说墓穴乃龙脉所在，地理之道重龙，凡龙盘虎踞之势，必出大贵之人。蒋深信肖萱的预言，将来自己必腰缠紫金，荣光无比。当蒋沉浸在梦幻之中时，他的盟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来到溪口。
许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期毕业生，原籍广东番禺，生于广州，字汝为。辛亥革命后任福建革命军司令；追随孙中山后，曾当过粤军第二军军长，对蒋十分器重。
许的到来，令蒋一惊。许崇智乃王孙公子出身，为前清浙闽总督许应骙之孙，号称花花太岁。他此行的目的是受孙中山之托劝蒋速回广州。许对蒋说：“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孙中山已经从苏俄要了几千条枪，大批款项，四周的军阀都红了眼。你倒好，却把个聚宝盆拱手相让！”蒋聚精会神地听着。许又说：“你要再不回去，可就错失良机！告诉你，孙先生已发言，若你再不回来的话，校长一职将考虑他人。”蒋介石经不住许崇智的激将，真怕坐失良机，便连夜打点行李，于4月14日动身。21日到达广州后，26日他就进入黄埔军校正式办公。蒋介石这一去就是两个月，军校筹备的重担全落在廖仲恺肩上。
话说廖仲恺代理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实干快干，甚至专到南堤1号筹备处办公，处理日常重大事务。广州当时有旧式军队以及打着革命招牌的各式军校。如有程潜办的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实际由李明灏负责）、湘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军官学校及桂军讲武学校等。他们对孙中山办黄埔军校评头品足，袖手旁观，等着看笑话。甚至有的人刻意刁难，根本不希望出现一支新型的国民党军与自己“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抢自己的饭碗。筹备处当时有两位得力干将：一位是从粤军第1师第3团兼团长职务岗位上抽调来的邓演达；另一位就是被廖仲恺十分器重的青年爱国军人——当时任粤军第8旅参谋长的叶剑英。邓演达是粤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的心腹主将，叶剑英则是粤军第8旅旅长张民达的左右手。廖仲恺为借调这两位能人费尽了周折，最后终因黄埔军校筹备处执意坚持，他两人才来筹备处报到。邓、叶在廖仲恺的领导下，开始了艰难的军校筹备工作。
1924年1月24日，即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孙中山决定将筹备中的“国民革命军官学校”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这是因校址设在广州黄埔岛的一种习惯称谓。军校成立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该委员会委员长，而实际上由廖仲恺负责。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最后选定广州东南黄埔岛旧有的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和海军学校，为黄埔军校校址。
黄埔岛距广州市20公里，在珠江之中，四面环水，远离城市，南连虎门，背负升旗山。全岛有10平方公里，山峦起伏，林木葱翠，是当时广州的一方净土，也号称广州的第二门户，实可谓培养军官的理想之地。后来黄埔岛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显赫的将帅，成了中国培养将军的摇篮呢！
叶剑英这位风华正茂的军官，1922年秋被任命为东路讨贼军第8旅参谋长。调来黄埔军校后，任教授部副主任，时年27岁。他负责掌管军事理论教育，亲自讲授兵器学，是当时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广东梅县人，生于1897年4月28日，7岁上私塾，以后进三堡学堂。辛亥革命后，进入梅县务本中学读书，由于品学兼优，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22岁报考云南讲武堂，为该校第12期炮科学生。毕业后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先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见习官，后到广州孙中山组织的军政府副官处工作，并经吴铁城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经梧州东下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由叶剑英、陈策等人护卫，先登宝壁舰避难；后来叶剑英察觉宝壁舰官兵不可靠，遂护卫孙中山改乘永丰舰前往黄埔。叶在孙中山广州蒙难中忠心耿耿，临危不惧，表现了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胆识；1922年秋又被任命为第8旅参谋长。他调到黄埔军校任教后，对创建革命的军官学校起了积极作用。叶剑英对古代兵器中的宝剑十分偏爱，当他投笔从戎时，便将自己的名字叶宜伟改为叶剑英，取其“要做剑中英雄，以武报国”之意。叶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一生英勇善战，机智果断，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始终陪同周恩来参加国共多次谈判，号称儒将，他的传奇故事暂且不表。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叶剑英亲自参与编写讲义、制订教育计划；从布置校舍到招生、聘请教职员等事宜，都事必躬亲，努力做好。苏联第一个军事顾问组切列潘诺夫等应邀参加了军校的筹备工作。
1924年3月1日，黄埔军校新生入学试验委员会成立。虽然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但他仍在老家溪口闹情绪，迟迟不归。不得已，孙中山委任李济深兼代，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9人为委员，积极准备迎接新生入学考试。
黄埔军校各项筹备工作如期顺利进行。仅2月至5月短短4个月中，廖仲恺亲自主持召开筹备处会议32次，先后完成了制定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职员，招考学生，审查教职员及学生资格，决定第一期教学计划，决定全校师生须加入国民党，设计学生制服、帽徽、领章样式以及书籍购买等一系列事项。
黄埔军校在干部的配置问题上，也经过一番周折。他们广聘天下贤士，接纳全国优秀军事、政治人才。由李大钊介绍来准备担任广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共产党员张申府，积极向廖仲恺推荐英才。在廖仲恺的恳求下，张申府很快列出一个包括周恩来、周佛海在内的15人名单。廖仲恺欣闻尚在法国的周恩来回国怕旅费不足，连忙汇去路费，促其来黄埔就任要职。
为解决黄埔军校基层干部之不足，3月24日，筹备处会议决定：从广东警卫讲武堂和江西讲武堂等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50人充任军校学生队正、副队长之职。
到1924年5月止，黄埔军校领导机构组成。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校本部是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以下设六部、一室、一厅。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后来由周恩来继任，副主任张崧年；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副主任吴子泰，后来由陈适继任；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副主任俞飞鹏；军医部：主任宋荣昌，后金诵盘继任；总教官室：由何应钦任军事总教官；校长办公厅：为军校的领导办事机构，以邵力子为秘书长。
总教官室人才出类拔萃，战术教官有顾祝同、刘峙、陈继承、严重、陈焯、邹竞等人；兵器教官有钱大钧、文素松等。后来汪精卫、鲁易、邵力子都任过政治部正、副主任，聂荣臻任秘书。从1926年第四期开始，吴稚晖（敬恒）、顾孟余、陈公博、高语罕、陈其瑷、于树德、安体诚、张庆人、萧楚女、恽代英、许德珩、张申府都当过政治教官。施复亮、沈雁冰、孙炳文、项奂、曾泽生、成仿吾、王昆仑、季方、汤恩伯、张治中、张静愚等均云集黄埔，一时成为全国著名学府。“严师出高徒”，在国共两党精英会聚的黄埔军校，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在“以俄为师”的思想指导下，孙中山毅然决定：黄埔军校汲取苏联红军建军经验，接收苏联政府援助的200万卢布、8000支步枪，大量吸收中国共产党人到校任教。当时，中外军事家、政治家“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无不惊叹孙中山招贤纳士，藏龙卧虎之襟怀。
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情况下，黄埔军校能独树一帜，异军突起，除了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外，主要有苏联红军的榜样，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参与。国共两党精英办校，是各路军阀所难以容忍的，他们拉山头，占地盘，招兵买马，重用亲戚，讲究行帮义气。不管他们办的是讲武堂，还是军事学校，但培养出来的军官皆胸无大志，而只能替军阀卖命，其前途自然可悲。黄埔军校师资来自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滇军、粤军、黔军、湘军、桂军所办的讲武学校。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如邓演达、张治中等，都是当时年轻有为、爱国热忱极高的少壮派军官。
邓演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总队长、教育长之职。他1895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永湖乡，保定学校六期毕业。此人才华横溢，英气勃发，一身正气，他是蒋介石生平最嫉妒的竞争对手。他练兵具有坚定刻苦的精神，驭下极严，但处处以身作则。他对学生训话，始终保持台上台下立正姿势，常常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虽酷暑严寒，也从不例外。他认为军人不能耐数小时立正之训，只配当土匪，不配做革命军人！邓后来虽被蒋逼走，但他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威望，甚至高于蒋介石。然而邓演达终然未能跳出劲敌蒋介石的手心，他如何被蒋谋杀的，留在后面再详细道来，在此暂且不表。
黄埔军校1925年10月增设了入伍生部，由方鼎英任部长，唐星任副部长。另外黄埔军校还设有特别官佐，先后担任特别官佐的有陈诚、徐坚、季方、徐成章、吴嵎、黄为材、简作桢、刘宏宇、严伯威、杨本烈、徐光武等。
且说陈诚，此人有“袖珍领袖”的绰号。他是浙江青田人氏，字辞修，1898年1月4日出生，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炮科，1924年任黄埔军校上尉特别官佐。他在黄埔军校初创阶段并非显赫官佐，但自在校长办公室任职后，经常与蒋介石接触，受到校长器重，官至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参谋总长、台湾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权倾一时。他是国民党“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成为蒋介石逃往台湾后的主要助手。
黄埔军校创办初期有“黄埔四巨头”之称，他们就是蒋介石、周恩来、何应钦、王柏龄4位名人。蒋介石、周恩来可说是国共两党的魁首，在黄埔军校创建时，他们就共同战斗过，以后又分道扬镳。在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们打过不少交道，也称得上是冤家对头。蒋介石、周恩来是传奇中的主角，他们的恩恩怨怨，以后的章回中将会陆续提到，暂且不表。
且说何应钦、王柏龄这两位干将的简单历史。何应钦在黄埔身为战术总教官，后来他与蒋介石共事长达半个多世纪。1979年3月11日何应钦90大寿时，国民党元老谷正纲借用《易经》之典故，将蒋介石与何应钦的关系形容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凤从虎”，毕生依蒋而贵，离蒋则衰。这位来自贵州山区的国民党一级上将，乃日本士官学校第11期学生，与蒋师兄师弟相称。王柏龄则是沾日本振武学校同学的光，曾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有一些军事教育的经验，被蒋邀请进了黄埔军校任教授部主任。此人为人荒唐，思想反动，唯蒋介石马首是瞻。黄埔军校因广聘师资，延揽人才，才有日后的声望。正是：网罗天下栋梁材，赢得桃李满园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