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黄埔军校既然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理所当然的就会有左、右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也是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国共两党大规模较量的前奏。蒋介石陪着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举行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后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18日，国民党元老中的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以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弹劾案”。大意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党的党团秘密活动，这是非法的，请中央执委会“从速严重处分”，并提出国共两党应“分道扬镳”，“分作两起”，这样“更佳”云云。这个弹劾共产党的提案“事前征得蒋中正校长同意”。蒋介石在国民党右派元老中总是装扮成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同时在孙中山、廖仲恺、周恩来的面前，却又表现积极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在1924年6月24日和29日对黄埔军校学生训话时，他都号召“向俄共党员学习”，说俄共党员“个个肯负责任，守纪律，始终努力奋斗，视死如归”，“俄国共产党党员只愿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竭力讨好苏联军事顾问。1925年10月，他还亲自送长子经国赴苏联孙逸仙大学学习。该校后来改名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由国共两党推荐，鲍罗廷审定。如谷正纲、邓文仪、皮以书、屈武（于右任的女婿）、王新衡、白瑜、冯洪国、冯弗能、于芝秀（于右任之女）、韦永成、卜通明等，以上都为国民党要员子弟，包括蒋经国在内。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廖承志（廖仲恺之子）、林祖涵、杨尚昆（杨暗公之弟）、乌兰夫等。蒋经国、廖承志、陈复（陈树人之子）号称“留苏三公子”。如果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岂能将亲生儿子送往苏联呢？蒋介石送子女赴苏留学，这一招他蒙蔽了不少党国要人及黄埔师生。其实，蒋经国当年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因参加上海“五卅惨案”游行被校方开除。后来他又进北京吴稚晖办的北京外语补习学校，因反北洋军阀而被捕关了两周。蒋介石见儿子不好好念书，到处闹事，又执意要往苏联，就顺着儿子的意思，让他到俄罗斯去磨炼磨炼，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蒋以此为“资本”，大肆吹嘘“谁反共谁就是反革命”。以后他自己倒应验了这句“口头禅”，自食其果，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校长以后，他身边有两位左、右手，也就是本书第三回提到的“黄埔四巨头”之中的王柏龄、何应钦。蒋介石、周恩来则是“四巨头”中的魁首，也是今后国、共两党的首领，本书挂帅的人物。
王柏龄何许人也？此人乃江苏江都人氏，字茂如，生于1888年，比蒋介石仅小1岁，少年时好习武，14岁入南京陆军小学，以成绩优异被保送陆军速成学校（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学习，1908年与蒋介石一同考取留学日本的官费生，上振武学校学习。他与蒋介石同窗三载，毕业后又一同分配到野炮13联队实习，辛亥革命后一同返国参加光复沪宁之役，王柏龄与蒋介石情同手足。蒋介石发迹后，总忘不了提携这位同窗。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王再次东渡日本，进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学习，毕业后回国，经陈其美、蒋介石推荐，加入居正领导的山东讨袁军任总司令部参谋、代参谋长、旅长等职。1917年应唐继尧之邀，出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云南高等军事学校炮兵科长等职，历时7年之久，具有一定的军事教育经验。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后，任命王柏龄为大元帅大本营高级参谋。黄埔军校成立后，王柏龄任筹委会委员、教授部少将主任。说实在的，王柏龄在筹备军校和制订教育计划、教材编写、规章制度的制定方面，确实花费大量心血。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至少每天要工作18小时，三四个月下来，人并不觉苦，内心的热忱，也并没有减低，真是精神振奋，身体就不成问题。”
其实，谁都知道，王柏龄的功劳，有一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叶剑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叶剑英当年投考云南讲武堂时，王柏龄是该校的教育长。王柏龄从粤军第8旅张民达旅长那里借调旅参谋长叶剑英来黄埔，张民达真舍不得放叶走，但碍于廖仲恺的情面，只好对廖妥协。所以临走时，张民达对叶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大本营指名调你，不能不放行，但有一个条件，你还是8旅的参谋长，作为8旅代表去参加办校，办完就回来。”叶剑英是答应了张民达的要求，才来到黄埔的。孙中山最值得称道的有粤军中的“两达”：一是第一师第3团团长邓演达，再就是8旅旅长张民达。孙中山经常说：“干革命，有‘两达’就有希望。”叶剑英当年护卫孙中山登永丰舰避难表现出的临危不惧的精神，也是王柏龄十分欣赏的。“拔剑角群雄。”王柏龄依靠叶剑英，把个教授部办得井井有条，不仅得到了校长、党代表的嘉许，也乐得他逍遥自在，三天两头地往广州跑。王柏龄娶了三个小老婆，分居在不同地方，生活糜烂，还常常去逛妓院，烟酒嫖赌，样样都会。有一次，王柏龄喝得醉醺醺的，一头闯进邓演达的房间，喋喋不休地大谈嫖经：“像咱们这种身份的人，要嫖就去‘清吟小班’（头等妓院）、‘下处’（三、四等妓院）是去不得的，不然弄上一身‘广疮’（梅毒），可就得不偿失。清吟小班打茶围，每次大洋一块，叫‘开盘子’，像你一身无牵挂，完全可以一月付30元大洋‘包盘子’嘛！”以上情节摘录自尹家民先生著《蒋介石与黄埔“四凶”》一书，决非笔者杜撰。据说，王柏龄由蒋介石介绍来黄埔“做官”，常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居，被人称为蒋的“第一只手”，办学只会“纸上谈兵”，打仗实为常败将军。
王柏龄于1924年年底兼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2团团长。东征淡水一役，见敌势凶猛，他不顾防线的完整和友军的安全，率领团指挥所先行后撤，以致所部失去信心，防线被敌人冲开缺口，幸被教导第1团及粤军一部赶来增援，才稳住阵脚。战后，蒋介石下令撤了王柏龄的团长职务，念其办校有功，调任他为黄埔军校参谋长，后升为教育长。王柏龄对蒋唯命是从。蒋为了排斥打击军校内的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指使王柏龄等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周恩来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当时，王柏龄是黄埔军校内最顽固的反共人物，对“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他出谋划策，积极支持，而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则百般刁难，千方百计诋毁与打击。只醉心于风花雪月、酒楼妓院的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学生眼中是个“花花太岁”。他不仅经常逛妓院夜不归宿，而且还在教育长任内大肆挥霍有限的经费。蒋介石恨这位同窗太不争气，在以后的官场生涯中，几次提拔，几次撤职。蒋介石只是在黄埔军校左右两派斗争中，把他推到前台当打手，而对他的人品则流露出鄙夷。
在左派学生眼中，像王柏龄这样的人品，简直是黄埔的耻辱。王柏龄与邓演达的一场纷争，以及他如何秉承蒋介石的意志与周恩来周旋相斗，以后再详细交代，在此暂且不表。
再说黄埔军校开办以后，名声越来越大，全国各地热血有为的青年，千里迢迢报考黄埔军校。国民党、共产党各省市基层组织也源源不断地推荐优秀党团员前来报名入校，一时广州人才济济。
黄埔军校的确由于它的革命性而受到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的爱戴，一批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军官，陆续慕名而进入黄埔军校，这里先不提号称“黄埔八大金刚”中的7位，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刘峙、陈继承，单说一位后来国共两党都一致公认的“和平将军”张治中。他乃“八大金刚”中唯一留在大陆的爱国不反共的将军。也有人称张治中、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为“黄埔四凶”。张治中这位传奇人物，国民党右派忌恨他，称他为“四凶”之首；左派尊重他，称他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一生都是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度过的。从1924年年底他进入黄埔军校开始，直到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前后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达25个年头，以自己的忠诚、质朴、勤勉、敢于直谏和聪慧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张治中也是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军事教育家，前后干了10年，真是“桃李满天下”。为“和平”他四方奔走，不遗余力，三上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私交很深，也受到中共领导的欢迎与敬仰。邓颖超在为《张治中回忆录》所做的《序》中说，“文白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将世世代代为中国人民所纪念”。郭沫若对张治中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个人对那独夫异常忠诚，但是对中共的友谊还是比较持久，比较有诚意。这个人爱国，却又实际参加了独夫的一些卖国勾当。这个人是个大官僚，却也常常讲点民主。”郭沫若的话，可说比较客观而中肯，道出了张治中在政治斗争中的矛盾心情和政治生涯的传奇经历。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安徽省巢县西乡洪家疃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6岁入私塾发蒙，16岁在杂货店当学徒，流浪于扬州、安庆等地。他在扬州盐防营当过兵，后当警察，感到世态炎凉，飘零四方。当时他给自己起名为“警魄”，后取警、魄中的文白作字，以纪念青少年的凄苦境遇。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上海参加学生军，1912年冬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1916年毕业，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北洋军阀的腐败使张治中难以忍受，终于使他出走转赴广州，追随孙中山护法，在桂军中任连长、营长、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大队长等职，为刘震寰主办的靖国军培养了一批基层军官。
张治中入黄埔军校由廖仲恺向蒋介石推荐，1924年12月正式被委任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附，后代理总队长。王耀武、常乾坤、陈修和（陈毅胞弟）、方先觉、戴安澜、康泽、刘安棋、肖人鹄、毛人凤这些著名的战将，当初都接受张治中的严格训练。张治中刚到滇军任毓瑞的第8旅上尉差遣时，就不甘寂寞，将身边的3个勤务兵集合起来，天天训练，后来慢慢增加到10多人，最后增至50多人，把一群旅部散漫惯了的士卒训练得有模有样。这使任旅长十分欣赏，于是他下令再征集一些士兵，成立旅部警卫队，由张治中当队长，从此开始了他带兵的戎旅生涯。张治中靠3个勤务兵起家，从严治军，天天与学生一起生活与操练，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实干，赢得师生的敬仰。张治中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很融洽，这得追溯到两年前的往事。1922年他脱离军队，带着夫人洪希厚及长子一真，赁居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楼面，每月房租大洋16元。他专心入青云路师寿坊第3条弄堂的上海大学补习俄语。他与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高语罕等共产党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喜欢听高语罕的课，对社会主义思潮有了初步认识。来到黄埔军校后，上海大学的恽代英、高语罕、萧楚女都令张十分景仰。尤其是目睹了周恩来、邓演达、熊雄这些人的崇尚实干、不求当官的作风后，他与他们的交往自然就十分频繁起来，言论也逐渐左倾。张治中来黄埔不久，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请示上级后回答他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太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候，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你看怎么样？”张治中虽未入党，但他在以后军校两派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青年军人联合会”，对“孙文主义学会”的某些干将如贺衷寒、邓文仪、冷欣等不屑一顾。在表面上，他则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上。
张治中亲共的表现，一度使蒋介石怀疑他是不是共产党，曾密询心腹干将王懋功。王经过调查力言并无其事，流言不足信，为张治中说了许多好话；加上张治中在黄埔军校的保定同学都为他开脱，这才打消了蒋介石的顾虑。然而张治中毕竟是有用之才，几番踌躇，蒋终于还是以怀柔为主，将张治中笼络在身边了。
1925年2月，黄埔学生军出师东征，张治中率入伍生总队留守后方并维持校本部正常训练。6月，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东征军回师平叛，张治中率留校学生组成突击队，包抄叛军后路，由猎德强渡珠江，攻占石牌车站，摧毁滇军指挥所，并乘胜扩大战果，会同东征军平定刘、杨叛乱，为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做出很大的贡献，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不久，张治中调任东征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协助指挥作战。以后蒋介石先后委任张治中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团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张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毕业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他又被委任为军官团团长。至此，张治中一身兼八职。蒋介石对他的重用可想而知。张治中每天从早到晚，乘坐汽车、汽艇往返于广州与黄埔之间，其劳累可说在当时的黄埔军校高级官佐中是独一无二的。在黄埔岛上，他与邓演达算是比较正派的革命军官。
张治中35岁当上校，在黄埔军校中并不多见。他不是靠读书、靠圆滑处世或吹牛拍马而升迁，而是靠刻苦学习、真枪实弹中打出来的。张治中曾回忆说：“我带兵，无论到什么地方，决不带行军床，总是等士兵睡下后，躺在他们的空档里；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把士兵安顿好，自己才休息。吃饭当然是同在一起，兵吃什么我吃什么。作战我总是站在第一线。”在黄埔军校带入伍生，他是最先起床的一个人，也是最晚睡觉的一个人。早晨，他带着学生，围着黄埔岛要跑步20多华里；深夜紧急集合急行军，身为总队长的张治中总是在学生当中，与学生同甘共苦。由于他的严谨治校，精心育人，黄埔军校入伍生优良的训练传统，一直传到笔者这一代人的身上。笔者至今回忆当入伍生的紧张生活，还感到不可思议，吃饭5分钟，一吹哨子就动碗筷，一听哨声就终止进餐，不管你吃完没吃完，动作慢了就得挨饿。最热的时候专到太阳底下练操；最冷的季节，就穿衬衣练“劈刺”，用汗水来抵御严寒。考入黄埔军校，入伍生训练是一关，好多人都是过不了这一关而被淘汰。张治中十年执教，五度统兵，不仅是著名的军事教育家，而且也是抗日战争中的名将。以后的事，暂且不提。
再说说黄埔军校另一批值得一提的风云人物。首先介绍军事教育的骨干力量，那当推军事总教官何应钦，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战术教官严重、陈继承、顾祝同、刘峙，兵器教官钱大钧；以后陆续进校的还有副校长李济深、教育长方鼎英、胡谦等；至于陈诚、蒋鼎文、汤恩伯这些后起之秀，当年在黄埔不过是名不见经传者，只能称一般官佐而已。
政治教官方面，周恩来入主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张申府、邵力子（仲辉）、熊雄这些上海大学的元老派进黄埔，聂荣臻、包惠僧、成仿吾（成灏）、鲁易、陈奇涵、萧楚女、恽代英、陈潭秋、高语罕、毛泽覃、邓初民、陈毅、郭沫若、李达、李富春、沈雁冰、孙炳文、项英、阳翰笙（欧阳本义）等，这批赫赫有名的文臣泰斗，也陆续被聘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或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因而，使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充满活力。
自然，陈公博、周佛海、缪斌、陈立夫、陈果夫、张国焘这些人物，也在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执过教鞭。像“二陈”（陈立夫、陈果夫）因其父乃同盟会元老陈其美，与蒋介石有师徒关系，所以陈立夫成为蒋介石校长办公厅的英文秘书，而其兄陈果夫则为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委员。当时“二陈”是黄埔军校极红的人物。
何应钦两度赴日本求学，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经同学王柏龄的推荐，来到黄埔军校任少将军事总教官。何应钦1889年4月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荡村，祖籍江西临川，父亲何其敏经商，母史氏。他在五兄弟中排行第三。何应钦17岁保送入贵州陆军小学，1909年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年去日本入振武学校，以后又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学成回国，被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任命为黔军第1师步兵第4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并负责筹办贵州讲武学校和组织新军训练，7月任该校校长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这年4月，何应钦与贵州督军刘显世的外甥女，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结为夫妻，因而受到重用提拔，从此名声渐起，崭露头角。1920年王文华在沪遇刺身亡，新派势力落入黔军第4旅旅长谷正伦手中，何被迫离开贵州去昆明，投奔云南督军顾品珍。何到昆明后，被贵州守旧派势力收买的凶手用枪击伤胸部，幸得一位法国医生治疗，才恢复健康。何应钦于1924年1月来到广州，通过保定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关系，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参谋，并协助筹建黄埔军校，考选下级干部，负责学生的短期训练。
何应钦从小就受过良好的军事素养教育。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下，他是一位标准的军人，理论实践水平都很高，作风正派。当年留日时，中国留学生以与日本女孩谈恋爱为时髦，而何应钦算是最本分的，从不近女色。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时，他身为阅兵指挥官，站在队伍前列，立正屏息聆听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的训话，有如木桩，一动也不动，而且总是全神贯注，毫无一丝倦意，这在所有教官中是独一无二的，也给蒋介石极其深刻的印象。开学典礼那天下午举行的阅兵仪式，499名第一期的学生，分作4队，由各队队长、副队长引领，在何应钦的统一号令下，正步通过检阅台，步伐整齐，英姿飒爽，精神抖擞，得到孙中山的频频招手称许；紧跟着又进行了分列式方队表演和训练演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阅兵仪式，使在场的粤、湘、滇、桂军的头领为之侧目，深表佩服。何应钦为了这一天的阅兵，花费不少心血。半个月前，第一期学生预备教育期满时，他就进行了一次预演，对训练中的一招一式，举手投足莫不遵循操典教范，严格要求。他总是以身示范，为人师表，受到师生的敬佩。何应钦进入黄埔军校任军事总教官，算是任人唯贤，选中了对象。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中，他可说位极人臣，被人称为“福将”。
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885年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他的先祖是江苏人，明代始迁广西落户，祖父是清代秀才，父亲是廪生，都以教书为业。李济深6岁丧父，跟随叔父读书，12岁就入“大馆”（私塾一类启蒙馆）学做八股文，国学基础较好，18岁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1919年被选送保定陆军大学深造，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当过粤军第一师师长。1926年5月他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因与蒋介石关系不好，无论是当教练部主任或副校长，仅是挂名而已，很少到黄埔军校上班。他追随孙中山，与邓铿乃莫逆之交。在东征、北伐战争中，他带兵打仗，很勇猛。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经历汀泗桥、武昌战役，一路势如破竹，有“铁军”之称。
黄埔军校战术教官顾祝同也是“黄埔八大金刚”之一。此人乃江苏涟水人氏，1891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靠叔祖父启蒙及赵启录资助，得以继续求学，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曾任连、营长，1922年到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任军事教导队区队长。当时蒋介石是许崇智的参谋长，粤军素有排外风气，蒋介石要在粤军中立足，必须团结一批非粤籍的中级军官，以为根基。作为蒋介石的下属，江苏籍的顾祝同引起了蒋的注意。黄埔军校成立，蒋特邀顾到军校任中校战术教官，1924年10月调军校管理部代主任。蒋介石认为顾祝同敦厚诚实，可信可用，因而对他格外垂青。在东征、北伐战争中，顾祝同因小有战功而官位连升，从初入黄埔军校时的一名中校教官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辖涂思宗、黄国梁、陈诚3个师，1929年后改调第1军军长，抗战时与卫立煌等号称“五虎将”。
顾祝同当教官时，在一本有关黄埔的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顾祝同上操迟到，正巧遇上蒋校长集合全体师生训话。蒋一见顾祝同光着头，边扣军衣边往队里插，不禁火冒三丈，立即喝令出列，当场下跪示众，以儆效尤。不知是偶尔疏忽，还是要给部下点颜色看，蒋校长训斥完毕，竟扬长而去，忘记了直挺挺跪在地上的中尉军官。第二天早操，蒋介石抬眼见一个人僵硬地跪在操场上，头上、背上已蒙上一层白皑的霜片，便问跪者何人，为何跪在那里。当他知道是自己做事荒唐，被自己头天罚跪的战术教官时，不禁大为感动，觉得此人忠心耿耿，诚实可嘉，便亲自将顾祝同扶到校长接待室，连连赞赏。当蒋介石得知顾祝同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略加思忖，当面宣布：委任顾祝同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兼任管理部主任。顾祝同因祸得福，虽被罚跪24小时之久，却跪得个官运亨通，连升三级。这对从小就练就‘跪功’的顾祝同来说，当然是值得的。”
俗话说“史重典实”，顾祝同“罚跪24小时，跪出个中校教官来”只能当“传说”，而无实据。顾进黄埔军校前已认识蒋，而且官阶已是中校，军校没有中尉当教官的，最多是个助教，并非笔者为顾溢美，失实之传说不可信，只能姑妄听之。顾祝同在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遵照蒋介石的密令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成为千古奇冤，此是后话，暂且不表。顾祝同与刘峙争宠，与陈诚暗斗，只不过是个才能平平的军事将领。毛泽东把顾祝同列为仅次于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之后的第5号战犯，是和他一贯反共有密切关系的。1950年3月20日，顾祝同和蒋经国要不是在西昌坐飞机逃得快，迟10分钟就会成为共产党的俘虏。
战术教官刘峙也是“黄埔八大金刚”之一。刘峙，字经扶，小名蠢子，别号天岳，1892年6月30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一个农民家庭。父被邻村一个恶霸打死，其母胡氏被迫改嫁，他随母寄人篱下，备尝人间艰辛，从而养成他谨慎、畏缩和善于忍耐的性格。刘峙1914年入保定军官学校二期步科，1924年5月由何应钦介绍，到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后调校本部参谋处当科长。蒋介石对刘峙比较器重，经常单独找他谈话，施以恩威。刘论才干平庸无奇，论魄力迟疑逡巡，只是靠着忠心效蒋而平步青云。北伐中他也算一员虎将，人称“福将”，中原大战中的“悍将”，抗战初期的“逃将”和解放战争中的“败将”；又有人称刘峙为“长腿将军”，撤退时跑得最快。正是：救得命来就是福，韬晦思过也不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