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黄埔军校开学大典之后，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双管齐下进行着。第一期学生于5月5日入校，第二期学生于8月1日入校，到年底第三期学生又开始陆续踏进黄埔岛。在苏联军事顾问和各级教官的督促下，学生黎明即起，晚上10点才吹熄灯号，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讲课和操练，常常弄得师生筋疲力尽，倒床就睡。生活之紧张，纪律之严明，凡是进过黄埔军校的人，都有深切体会。当年练就一个强壮的身体，到老还腰板笔直，走路昂首挺胸，这几乎是黄埔健儿一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黄埔军校的教育，吸取了苏联红军的经验，实行军事和政治并重的方针。为了加强政治教育，由政治部制定了《政治教育纲要》。纲要中阐述了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主义与政策的意义、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性等问题；介绍了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各种重要的情形和趋向，以及革命运动起于工农群众的物质要求，并依靠民众实力贯彻党的策略方针的主张；同时还指出军事学术与军事锻炼互相结合的必要性。从而，使黄埔学生认识和了解个人在军队中的责任，认识和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的事项，以求得自己完全适应于伟大革命事业的需要。为了贯彻《政治教育纲要》对学生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政治教育，黄埔军校确定了政治教育科目。基本科目有“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等18门课程。军事课程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筑城学”、“交通学”、“地形学”、“马学”、“卫生学”、“经理学”等，这使学生掌握和学会运用一般军事学的原理、原则。术科课目有“制式教练”、“阵中勤务”、“典范令”、“服务提要”、“技术”、“马术”、“劈刺术”以及野外演习、战术实习、野营演习等，这使学生掌握各种阵中勤务及技术原则，培养指挥小部队作战的能力。高教班还要学习特种战略战术学、战史、作战计划、动员计划、参谋勤务、后方勤务、兵棋、国际法等。入伍生则从最基本的科目如基本教练、散步教练、班排连教练、射击教练、战斗教练、散兵壕构筑法等学起，使之达到上等兵及军士教育的初步要求，为升入本科打基础。从第二期分科起，军事课程根据兵种不同，还有更详细的分类。
军令如山。在平时，无情的军事法规是一种有力的监督体制，督促一名真正的军人锻炼成为品学兼优的高才生；而战时则是激励黄埔学生冲锋陷阵、毫无畏缩、流血牺牲、死而后已的强大约束机制。黄埔军校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法规，先后有《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革命军惩罚条例》《革命军连坐法》以及《革命军刑事条例》等等。任何人违反，都要受到惩罚。在黄埔岛上设有类似监狱的军人禁闭室，分为重禁闭、轻禁闭、禁足三种。如犯损坏枪械、毀弃服装、遗失子弹、私取公物、藐视官长、凌轹同人、无故开枪、有意殴人者，则处一日以上两月以下之重禁闭；如犯执务怠惰、服装秽乱、酗酒滋事、聚众赌博、玩忽走火者，则处一日以上两日以下之轻禁闭。至于犯有疏忽失礼、嬉笑无礼、粗蛮无理、大声叫嚣、随意谩骂、语言秽杂、仪容颓唐者，处禁足一次至五次。所谓禁足就是放假不准出校门。
有一次，蒋介石曾对一位进校前散漫惯了的学生因其违反校规，惩罚立正5分钟。因该学生不服惩罚，校长就以此为例，决定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教训：“今天有一个学生，因为他不守规则，罚他5分钟的立正，他不肯立正，还要与长官强辩，毫不懂得做学生做党员的纪律。他起先不照命令做事，已经犯了军纪，后来罚他立正，他偏不肯立正，就是犯了两重纪律，所以要罚他坐禁闭室。当时他还要违抗，说是用强力压迫他，说是饭吃不惯，讲了好多没有道理的话。这种藐视官长违抗命令的事，别的军事学校里都很少，而我们革命党军官学校，号称为青年同志守纪律的学生，倒犯了出来，岂不可叹。”蒋介石对学生的军容风纪十分重视：着装风纪扣子不扣、帽子戴歪或者与老师及上级相遇时不行军礼，规定都要挨尅。有一次，他对卫兵训话：“你们卫兵自己格外谨慎，格外守规矩，不可做违反风纪的事情出来。你们能够服装穿得整齐，寝室扫得干净，拿枪拿得好，带刀带得正，立像立，坐像坐，人家一看见你们，就晓得这个学校是很整顿的。倘如你们寝室不干净，纽扣上下不正，领头参差不齐，衣服肮脏，军帽歪斜，懒惰骄慢，一些人没有姿势，没有精神，人家进得学校第一重门，看见你们卫兵不良，就知道这个学校的内容是很腐败的。”黄埔军校风纪严明，这种优良传统一直保持下来，在这方面受到军事专家的好评。
言归正传。且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经过近半年的严格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他们成为生龙活虎的标准革命军人。平时他们在沙盘上演习，在野外操练，虽属纸上谈兵，但却斗志昂扬，练就了过硬的技术本领。经过卧薪尝胆，几个月下来，当初的文弱书生如今已调教成一支精锐之师，犹如一把待出鞘的利剑，正欲一试锋芒。恰巧广州发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陈廉伯利用商团叛乱，孙中山于1924年10月14日下达平定商团的手令：
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航空局长陈友仁、甲车队长卢振柳、工团军团长施卜、农民自卫军主任罗绮园、讲武学校监督周贯虹、滇军干部学校校长周自得、兵工厂马超俊、警卫军司令吴铁城：
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此令。
为什么要平定商团叛乱呢？说起来话长。原来，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由岑伯著任团长，陈鉴持任副团长，以“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为宗旨。商团有枪械可以自卫，协助警察站岗，相当于保安部队。1919年，由与英帝国主义分子有密切关系的陈廉伯任团长，此人乃广东南海西樵简村人氏，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在广州最具金融实力的汇丰银行工作。当上买办后，他开辟园林，大兴土木，在广州西关建英式大厦，过着富豪的荒淫生活。陈廉伯勾结军阀、官僚、政客，投靠英帝国主义资本家，而视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为眼中钉、肉中刺。在广州沙面租界，他招兵买马，培训商团团丁，企图建立“商人政府”。黄埔军校开办后，本来与商团无矛盾，据密报孙中山得知陈廉伯私购军火，意欲颠覆广东革命政权，就下令蒋介石注意来往船只，查缉走私军火。1924年8月10日，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价值百万元的德式枪械1万余支，手提机枪42挺，大炮两门，由悬挂挪威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运往广州。刚入口岸，该商船就被黄埔军校派来的学生扣留，并将军械起存于学校。于是陈廉伯以广东革命政府扣留枪械为借口，动员了2000多名团丁包围了大总统府，煽动商民罢市。8月13日，廖仲恺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名义，请蒋介石派两队学生前往广州市内维持治安，向民众宣讲扣械真相，驳斥敌人谣言。当时黄埔军校枪械奇缺，学生强烈要求把扣留的枪械发给他们。蒋介石说：“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要始终保管，那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军的模范给大家看，这是我对扣械案的主张。”8月25日，商团胁迫广州及附近周边大小百多个城镇罢市；28日，英国派出9艘军舰集中广州白鹅潭水域，公开进行恫吓；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这是讨伐北洋军阀的有利时机，加上他想借此调一批军阀部队离开广州，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因此便准备出师北伐。蒋介石虽然不是十分同意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但还是派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跟随到韶关。孙中山离开广州后，大元帅由胡汉民代理。胡汉民对商团采取妥协态度，致使商团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把黄埔学生视为“娃娃兵”，没有放在眼里。经过反复做工作，商团枪械发还了5000支，由广州市市长兼全省民团统率处督办李福林出面交涉运回广州。此事本来可以协商和平解决，但商团得寸进尺，他们拿到被扣的武器后，突然宣布全省实行第二次总罢市。这天正好是“双十”节，陈廉伯决心要在这一天大闹广州。国庆节，按照惯例将举行庆祝游行，一大早，在观音山下的第一公园里，已是人潮汹涌，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在这里举行“双十”节庆祝大会。这一天，黄埔军校的学生，一部分留在黄埔举行阅兵仪式，一部分前来广州参加国庆游行活动，以显示强大的革命力量。黄埔军校学生队伍军装整齐，朝气蓬勃，英姿飒爽，他们所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刚从法国回来的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主持庆祝大会。此时他还没有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职务，但廖仲恺就已打定主意，要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挑大梁。周恩来如何来黄埔，暂且不提。
且说庆祝大会后，接着举行示威游行，在标语口号中有“打倒商团”、“拥护革命”等内容，愤怒的声讨使商团团丁恨之入骨，但又不敢对抗。当工农群众和黄埔学生游行队伍经过广州市太平南路时，被商团截住，说前面正在装卸货物，勒令游行队伍改道而行。双方争执起来，先是互相对骂，然后是推推搡搡。商团惊恐地发现人群愈集愈多，怒吼之声震耳欲聋。商团团丁胆虚，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市民20多人。面对商团的公然侮蔑攻击，孙中山态度强硬起来。13日，孙中山下令吴铁城率领警卫军从韶关返穗，蒋接到“平叛令”后，立即部署作战。当时下午，蒋介石由广州北校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城内。出发时，车刚发动又熄了火，司机下车修理，蒋等得不耐烦，换车先行，令警卫排长黄友文等人随后乘他的车进城。他的车挂着青天白日旗，很醒目。不久车修好上路，行至东坡楼时，突然遭到乱枪伏击，汽车油箱被打裂，司机中弹，慌乱中车翻，黄友文和卫士都被打死。事后査询，是驻军杨金龙旅被商团用重金收买，伏击蒋介石。杨对执行伏击任务的两个连长说：“发现插有青天白日旗子的车，就集中火力把车打翻，把车内所有的人打死，而后有重赏。”但也许上天保佑，蒋改乘了汽车，才得以幸免于难。人们纷纷说，这是蒋母葬在风水宝地的缘故。蒋也深信不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蒋介石日后对风水先生肖萱还有提携，此是后话。
且说15日凌晨4时，以黄埔军校为主的各路大军4000余人，兵分五路包围了商团驻地西关，恰如疾风扫落叶，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就把商团军的叛乱镇压下去了。参战的黄埔一期学生关麟征操着陕西口音大声吼道：“火攻，烧他娘个蛋！”此话点拨了蒋介石。蒋怕火烧民房影响不好，经请示孙中山后进行火攻。于是学生军用汽油点燃杂物，一时火光冲天，风助火势，火焰四处乱窜，直扑街垒，烧得商团军一败涂地。商团首恶分子乘火光连夜偷偷弃兵丁逃往香港，团丁缴械投降。16日，孙中山电令将两西濠口商团的大新公司占领充公，指示胡汉民“不必畏惧外人干涉”。23日，孙中山又电令将所有商团各机关房所悉数充公，永不发还。参加平叛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三队学生，有黄维、李延年、郑洞国、周士第、许继慎、酆悌、曹渊、关麟征、李仙洲、陈赓、杜聿明、廖运泽、李之龙等。商团的陈廉伯能与黄埔这些未来的将星交手，也算得他独享的一种殊荣吧！平叛商团这一仗打出了黄埔军校学生的威风。战斗结束后，他们仍感到“不过瘾”。初试锋芒，杀鸡竟然用上了牛刀。商团叛乱被镇压，解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个“心腹之患”，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军阀及右派势力，使广州这块革命策源地得以巩固下来。黄埔军校师生从扣留商团枪械到镇压商团叛乱，始终起到了模范、先锋作用，显示了这支革命武装力量的威力。对此，孙中山十分欣慰。蒋介石也因之名声大震。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曾就平定商团叛乱写道：“黄埔军校虽然参加人数不多，但却成了政府军的核心，革命党人纷纷集合在它的周围。”
且说黄埔军校在创建过程中，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积极贯彻落实三大政策，另外有共产党的参与和苏联的帮助，所以终于打开了局面。国共两党输送的优秀青年，经过半年多的培养教育，在平定商团叛乱中他们初露锋芒；革命军官的培养也初见成效。在此基础上，黄埔军校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按照总理的办校宗旨，尽快地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军官。然而黄埔军校建校之初所设立的政治部，却形同虚设。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很少到黄埔办公。接事近3个月中，其就因与国民党元老张继不合，对政治部的工作心灰意懒，而悄然溜回上海，不再过问黄埔军校的事。政治部在几个月中没有主任，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更无具体组织，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后由邵元冲代理政治部主任。这位国民党要员乃前清举人，封建思想浓厚，根本不懂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去做。他性格孤僻，平日里既不联系学生，也不接近党代表和苏联顾问，只是每隔几天从广州乘船来学校走一趟，看看公文而已。他是一个十足的官僚，间或偶尔向学生演讲，但因口才极差，内容陈腐无聊，被学生戏谑为“催眠曲”。不久，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不再过问政治部的工作。党代表廖仲恺经蒋介石同意，找加伦顾问商量，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来做政治部主任。
廖仲恺首先想到了张申府，想请他向中共中央反映，代为物色恰当人选。张申府乃河北献县人氏，原名张嵩年，字申甫，北京大学毕业，与李大钊创办过《每周评论》，任《新青年》编委。1920年10月，他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3月，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共旅法小组，曾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他在柏林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1924年返国任蒋介石的英文、德文翻译，曾与廖仲恺一同参加黄埔军校筹备工作，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因与主任戴季陶有隙，又不满蒋介石飞扬跋扈的作风，上任仅一个月就辞职离校。但张与廖仲恺私交甚密，廖通过张要求共产党选人才，想必是十拿九稳的。张申府与陈独秀关系很好，曾向廖仲恺推荐上海大学一批老师来黄埔任政治教官，如恽代英、高语罕、萧楚女、沈雁冰、阳翰笙（欧阳本义）等。
坐落在上海青云路师寿坊第三条弄堂的上海大学，虽不挂校牌子，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最早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府，曾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说。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在改组升格之际，原准备由陈独秀任校长，后因陈的政治色彩太浓，便改由刚从陕西抵沪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为校长。孙中山对上海大学情有独钟，1923年春曾亲批月拨万元资助上海大学办学。当时在这所大学上学的有李硕勋（李鹏之父）、杨之华（瞿秋白之妻）、王稼祥、博古、吴熙（陈独秀外甥）、康生（张耘）、孟超、杨尚昆、白善明、陈赓等。这些人后来都是中共的重要干部。张申府向中共中央推荐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于1924年9月返国，党派周恩来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陈延年任委员长后，周恩来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当时很多人都称他为总教官。1924年11月，孙中山正式任命周恩来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年，周恩来才26岁。
周恩来，号翔宇，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早年读私塾。1910年随伯父到东北，先后在铁岭银冈书院沈阳关东模范学校读书。1913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曾组织“敬业乐群会”的学生团体，亲自编辑出版《敬业》杂志，同时担任学生会校刊《校风》主编。19岁毕业后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离开祖国时，他曾写下一首充满济世豪情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21岁的周恩来忧心如焚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报》，猛烈地抨击孔孟旧礼教，提倡科学、民主和改革。组织著名的进步团体“觉悟社”，提出了最终要铲除剥削阶级的奋斗目标。同年9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与邓颖超、马骏、郭隆真等主编机关刊物《觉悟》杂志。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6月，与赵世炎、李维汉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他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他主编的《少年》（后改为《赤光》）月刊，起了中共在欧洲的“喉舌”作用。1923年初，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积极从事国共合作。他因协助国民党特派员王京岐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绩斐然，而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1924年春，他在法国建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他的卓越才能引起了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瞩目。廖仲恺与中共有关部门协商后，请周恩来的旅欧老朋友、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写信并汇款到巴黎，特邀周恩来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廖仲恺亲自把周恩来接到黄埔。码头上，38岁的蒋介石与26岁的周恩来握手。据宋庆龄回忆，周恩来当时年轻有为，英姿飒爽，才华横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难怪张申府向廖仲恺推荐的那份15人的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张申府与周恩来相识于天津觉悟社，周那时刚20岁出头。他代表觉悟社发言时思路敏捷，对社会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那次侃侃而谈，加之周待人诚恳而热情，这一切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法国留学，张对周的胆识才学、为人品德赞叹不已，称他为中国新世纪的雄才。来黄埔军校后，周恩来当然不负众望。在任政治总教官时，他给黄埔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由于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备受学生爱戴。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开展各项政治工作，他认真研究了西欧和苏俄的军事经验，认为“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极好”，是效法的榜样。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首先健全了组织，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拔王逸常、黄鳌、杨其纲等中共党员任主任，制定了教导团士兵政治训练计划，开展学生政治讨论活动，出刊物，办壁报，工作日趋活跃。政治部还建立周会制度，邀请廖仲恺、张太雷、宋庆龄、邵力子、鲁迅在周会上讲话，周会的学术空气极浓。据王逸常回忆：“周主任每天除用少量时间浏览政治部工作人员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志、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务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适度，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周恩来从平定商团叛乱之后正式到黄埔军校上任。其实，在这之前，他曾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直接与中共黄埔军校支部联系。当时，进入黄埔军校的中共党员有熊雄、金佛庄、毛延祯、郭俊等教职员及官佐；有蒋先云、陈赓、李之龙、张其雄、杨其纲、徐向前、王尔琢、游步仁、许继慎等一期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1/10。当时侯镜如、李默庵、郑洞国也是中共党员。蒋先云是中共黄埔军校支部书记，王逸常任宣传干事，杨其纲为组织干事，许继慎、陈赓是候补干事。这批共产党员当时直接受“明星”的领导。“明星”即中共广东区军委的代号。说来奇怪，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国、共两党党员均可报名入校。但蒋介石却另立章程：凡新生入校，即发表登记入册。登记后，即为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样，入校的共产党员也成为国民党员。这种状况直到国共分裂，才不再允许跨党当“两栖”党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第二期学生陆续入校。他千方百计将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学生安插到黄埔军校刚建立的教导1、2团任连党代表，为以后的东征、北伐培养了大批骨干。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共产党员虽不公开活动，但实际上亦堪称为人表率。蒋先云是水口山矿的职业革命家，威信高，群众拥护；陈赓诙谐，在湘军、上海大学都涉足过，人缘极好；李之龙来黄埔前就是海军军官，素质高，能力强；金佛庄则是学生队队长，深受学生爱戴。徐向前在《回顾黄埔军校》一文中写道：“蒋先云学习十分刻苦，往往还挑灯夜读。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党的重要指示，周恩来一般都是通过蒋先云来传达，蒋成了政治部联系中共党员学生的桥梁。第二期学生入学后，许多进步青年都纷纷加入共产党，像周逸群、卢德铭、古宜权、陈恭、邝鄘、胡秉铎等，都是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培养与吸收的优秀党员。周恩来在黄埔还协助蒋先云发起成立左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与团结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军官。后来，由王柏龄出面组织了一个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缪斌、贺衷寒、冷欣、潘佑强、邓文仪为骨干；杨引之、胡宗南也成为该会的活跃分子，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团体组织。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双方甚至动拳头，打得头破血流。黄埔军校两派为何斗争，结果如何，这里暂且不表。
且说周恩来虽然离开了广州文德路那幢坐落在小楼二层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室，但他除了紧张地工作外，还时常与远在天津的恋人邓颖超鸿雁传书。已经整整5年没有见面了，周恩来仍然不能忘怀天真、活泼、性格开朗的“小超”。邓颖超与周恩来是1919年认识的，那时候觉悟社刚成立，郭隆真特别介绍了一位15岁的少女，她就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让敌人头疼的女演说家邓文淑（即邓颖超）。周恩来对邓印象很好，在北京陶然亭相聚时，两人还仅仅是觉悟社志同道合的同志。以后周恩来留学法国，周、邓全靠鸿雁传书建立感情。周恩来回国后，邓颖超作为中国国民党天津代表前来广州参加“二大”。临行前她给周恩来先写一封信，说明了准确的时间及上岸地点。周恩来派陈赓到珠江码头去接，周恩来还特地给陈赓一张邓的照片，以免认错人。陈赓是近视眼，他在码头等乘客一个个走完了，还是没有迎接到“新娘子”，回来时非常懊恼。哪知陈赓到了周恩来的住所时，邓颖超已先行到了。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正式当了周恩来的新娘。然后，邓正式调到中共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邓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1925年初转为共产党员。她的父亲是广西人，而她自己则是在1892年生于河南。她同周一样，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也同周一样，没有了父亲，全靠母亲抚养成人。1915年邓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最感兴趣的是地理、历史、音乐、汉语，最不喜欢针线活。周、邓结婚时，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他的“八互”信条，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正是：一对模范的革命夫妻，两位互敬的历史伟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