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三”是《三国演义》，“列”，是《东周列国志》，“马”是马克思主义。
耿四喜是梨园世家，几代都是吃戏饭的。他父亲是在科班抄功的，他善于抄功，还善于“打通堂”。科班里的孩子嘴馋，有的很调皮，把老板放在冰箱里的烧鸡偷出来，撕巴撕巴吃了，老板知道了，“打通堂！”一个孩子在台上尿了裤子，“打通堂！”全科班的孩子都打屁股，叫作“打通堂。”耿四喜的父亲在鼻窝里用鼻烟抹了个蝴蝶，用一条大白手绢缠了手腕，叫学生挨个儿趴在板凳上，把供在祖师爷牌位前的板子“请”下来，一人五板或十板。用手绢缠腕子是防备把腕子闪了。每人每板，都一样轻重，不偏不向，打得很有节奏。打完一个，提上裤子走人，“下一个！”这些孩子挨打次数多了，有了经验，姿势都很准确利落。“打通堂”培养了他们的同学意识，觉得很甘美。日后长大了，聚在一起，还津津乐道，哪次怎么挨的打，然后举杯共进一杯二锅头。“干！”
耿四喜是个“人物”。
他长得跟他父亲完全一样，四楞子脑袋，大鼻子，阔嘴，浑身肌肉都很结实，脚也像。这双脚宽、厚、筋骨突出，看起来不大像人脚，像一种什么兽物的蹄子。他走路脚步重，抓着地走。凡是“练家”都是这样走，十趾抓地。他很能吃，如《西游记》所说“食肠大”。早点四两包子，两碗炒肝；中午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晚上少一点，喝两大碗棒子粥就得。
他学的是武花脸，能唱《白水滩》这样的摔打戏，也演过几场，但是台上不是样儿，上下身不合，“山东胳臂直隶腿”，以后就一直没有演出。剧团成立了学员班，他当了学员班抄功的老师。几代家学，抄功很有经验。他说话有个特点，爱用成语，而且把成语的最后一个字甚至几个字“歇”掉。学员练功，他总要说几句话勉励动员：
“同学们，你们都是含苞待，将来都有锦绣前。练功要硬砍实，万万不可偷工减。现在要是少壮不，将来可就老大徒了！踢腿！——走！”
他爱瞧书，《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看得很熟。京剧界把《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合列为“三列国”。三国戏和列国戏很多，不少人常看这两部书，但是看得像耿四喜这样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全团无第二人。提出“三列国”上的大小问题，想考耿四喜，绝对考不倒！全团对他都很佩服，送了他一个外号：“耿三列”。没事时常有人围着要他说一段，耿四喜于是绘声绘色，口若悬河，不打一个“拨儿”，一讲半天。于是耿四喜除了“耿三列”之外，还博得另一个外号：“耿大学问”。
“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一塌糊涂。成立了很多“战斗队”。几个人一捏估，起一个组名：“红长缨”“东方红”“追穷寇”……找一间屋子，门外贴出一条浓墨大字，就可以占山为王，革起命来：勒令“黑帮”交代问题，写大字报，违反宪法，闯入民宅，翻箱倒柜，搜查罪证。耿四喜也成立了一个战斗组。他的战斗组的名字随时改变，但大都有个“独”字：“独立寒秋战斗组”“风景这边独好战斗组”，因为他的战斗组只有他一个人，他既是组长，又是组员。他不需要扩大队伍，增长势力。后来“革命群众”逐渐形成两大派，天天打派仗，他哪一派也不参加，自称“不顺南不顺北战士”。北京有一句土话，叫作“骑着城墙骂鞑子——不顺南不顺北”。不过斗黑帮的会，不论是哪一派召开的，他倒都参加的。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口沫横飞，声色俱厉。他斗黑帮永远只是一句话，黑帮交代问题，他总是说：“说那没用！说你们是怎么黑的！”
中国的事情也真是怪，先给犯错误、有问题的人定了性，确立了罪名，然后发动群众，对“分子”围攻，迫使“有”问题的人自己承认各种莫须有的问题，轮番轰炸，疲劳战术，“七斗八斗”，斗得“该人”心力交瘁，只好胡说八道，把自己说成狗屎堆，才休会一两天，听候处理。这种办法叫作“搞运动”。这大概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黑帮对耿四喜还真有点怵。不是怕他大喊大叫，而是怕他的“个别教练”。他每天晚上提出一个黑帮，给他们轮流讲马列主义。他喝了三两二锅头、一瓶啤酒，就到“牛棚”门外叫：“×××，出来！”这×××就很听话地随着他到他的战斗组，耿四喜就给他一个人讲马列主义，这叫“单个教练”。耿四喜坐着，黑帮站着。每次讲一个小时，十二点开始，一点下课。耿四喜真是个“大学问”，他把十二本“干部必读”都精读了一遍，“剩余价值论”“政治经济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都能讲得下来。《矛盾论》《实践论》更不在话下。他讲马列主义也是爱用歇后语：“剩余价”“上层建”“经济基”……
因为耿四喜熟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使剧团很多人更加五体投地，他们把他的外号“耿三列”修改了一下，变成了“三列马”。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耿四喜调到戏校抄功，他说话还是爱用歇后语。
耿四喜忽然死了，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呜呼哀哉了。
开追悼会时，火葬场把蒙着他的白布单盖横了，露出他的两只像某种兽物的蹄子的脚，颜色发黄。
原载《小说》1997年第1期
点评
小说《三列马》是汪曾祺晚年创作的“当代野人系列”之一。小说塑造了耿四喜这样一个“文革”投机分子的形象。耿四喜虽出身梨园世家，但他的“山东胳膊直隶腿”让他“台上不是样儿”，因此没演过几场戏。但就是这样一个业务水平并不精粹的人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天地。耿四喜的才华，也是他混迹于梨园的看家本领——熟读经典。他将京剧界人士常用的《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看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成为了全团唯一一个“耿三列”“耿大学问”，并得以立足于剧团。而“文革”一来，他则将十二本“干部必读”都精读了一遍，将马列主义经典倒背如流，更使人对他五体投地，从而得以立足于“文革”。
但讽刺之处在于，他的这些学问其实是徒有其表的，典型的例子便是他喜欢将成语后的一个字甚至几个字“歇”掉：“含苞待”“锦绣前”“剩余价”“上层建”“经济基”……小说以他的不伦不类来映射“耿大学问”这一名号的虚伪——其真实用意只在于用学问来装扮自己，以混迹于剧团和他所属的那个时代，从而满足自己的私欲。
“文革”这个大舞台给予了耿四喜满足私欲的机会，也给予了他暴露自己人性丑恶的条件。小说写出了他的世故圆滑和阴狠毒辣：自成一派战斗组，不顺南不顺北，两边不得罪。但斗黑帮的会他却一个不落地都参加：义愤填膺，声色俱厉；整黑帮时借着酒劲发泄，单个“教练”，施展他的“大学问”……在他死时，小说特意提到了他的“像某种兽物的蹄子的脚”，隐喻了他人性的异化——一个半人半兽的存在物。这一切，既是他人性中恶的发展，也是“文革”对他的异化。可以说，汪曾祺成功地刻画了耿四喜，也成功地刻画了产生耿四喜的那个环境和时代。
（陈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