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了解工人
1.心系工人阶级
1842年10月，服役期满的恩格斯离开了柏林，回到了故乡巴门。归来的恩格斯在哲学上已经倾向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言行已与这个资产阶级家庭格格不入，老恩格斯为儿子“怪异”的思想和行为深感忧虑。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在父亲的施压下离开巴门，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继续学习经商。
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经济，文化、贸易、航运和工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国家在势力和财富上可以与它相匹敌。早在15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进行资本原始的积累。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18世纪下半叶，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在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阶段后，进入了大机器阶段。19世纪30-50年代，英国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一半，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工业集中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几个大城市。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灾难，在英国，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的城市，表现得更加突出。活着就是为了挣钱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着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随着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机器的资本主义的使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有增无减。
在此之前，恩格斯曾经来过英国。一次是1838年7月准备到不来梅实习商务，学习经商之前随父亲来的。当时，老恩格斯因为生意上事务必须来英国修改与合作人签订的协约。由于想让恩格斯早些熟悉商业事务，便带着恩格斯一起来了。两年后的1840年夏天再次来到大不列颠这块热土时，他已经是学习了哲学家思想、经历了内心成熟的年轻的思想者了。异国的文化给予他极大的震撼，打破旧观念，追求自由与解放。他所写的《风景》一文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你攀上船头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骨划破的波浪，怎样溅起白色的泡沫，从你头顶高高地飞过；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着的小明竟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 [1]
恩格斯又来了，这次要长期居住。作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正式职员。即将开始的两年商业生涯，为恩格斯从感性上接触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的日益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提供了一个身临其境的历史性机会。在此，他可以亲身地感受到广大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
他深切地体会到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相应的变革。资本主义的“蓬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其乐融融的繁荣景象，恰恰相反，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对工人阶级敲骨吸髓来获取巨大的财富，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广大工人阶级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死亡线上艰难地挣扎。在资本主义工厂中工人们要在环境肮脏潮湿的厂房里连续工作16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恶劣的工作条件，超负荷的劳动，使工人们极度透支体力，伤残者到处可见，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对此，恩格斯曾描述到：“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2]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还大量使用廉价的童工和女工。在普遍使用童工和女工的情况下，劳动者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成为资本家直接的剥削压迫对象。这样，“那种为资本家利益的强制劳动，不但把儿童游戏的地位剥夺了，并且把道德界限内，如家族自身，在家庭范围内自由劳动的地位剥夺了。”[3]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迫工人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从事繁重的劳动，童工和女工也不例外。例如，在煤矿中，十几岁的童工在狭窄的坑道里，卷曲着身子，用笨重的十字镐凿煤，有的则在自己的腰间系上链条，用四肢爬行，拉拽煤车。英国宪章运动的领袖和杰出诗人艾内斯特·琼斯在一诗中，对资本主义工厂残酷制度作了深刻的揭露：
工厂放出可拍的火焰，它胸中怀着密封的地狱；伊特那的怒火已经消散，活人的火山却还喷着。男人，女人，儿童在做工，被锁在狭小阴暗的地牢；当今的邢台一车轮飞动，生命之线飞快地断掉。天上的星星看着也发怔，烟雾弥漫，机器怒吼；这城市就象热锅沸腾，煮沸的毒水横溢四流。在那发臭的围墙里面，生命与死亡纠成一团；工人和工人肩并着肩，血肉与钢铁进行殊死战。车轮发出沉闷的噪音，厂里的空气沉重又闷人；力量在哀鸣，工人在呻吟，还有人们绝望的叹息声。尘土飞舞在他们的周围，那苍白、干裂、发热的嘴唇；梭子不停地穿去又穿来，苦工葬送了短促的生命。半裸的童工浑身打颤，听那机器可怖的吼声。女工们痛苦的心灵狂跳，想到孩子们受折磨真苦恼；那财神伸出红色的魔掌，把她们天生的智慧灭掉。听啊，这不见血的屠宰场，不时传来绝望的哀号：“啊，给我一滴水喝吧！啊，让我透口气就好！……””[4]
在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英国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从1802-1833年，由29先令降低到5先令。工人们经常挨冻受饿，过着非人的生活。在伦敦一个普通的工人区里，“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5]资产阶级的压迫，激起广大工人的反抗。工人们自发斗争，捣毁机器，秘密结社，彼此支持。有组织的罢工经常发生，“原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原因。” [6]这个被博爱自称的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悲惨世界，以及恩格斯所见所闻，激发了他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强烈的责任感。他对于资产阶级的惟利是图的行为极为愤怒。怎样能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为了找寻答案，他决心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恩格斯白天在公司上班，负责处理公司间的业务往来，收发信件，帮助收购和出售棉纱，学习技术等工作。虽然他对此毫无兴趣，然而做事认真负责的个性，仍然使他把一切工作处理的井然有序。
在闲暇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解工人阶级的工作中。他走遍工人们的生活区，在拥挤、脏乱的工人街区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观察他们的生活，与饱受痛苦的工人们交谈，询问他们的状况，倾听他们的心声，他还时常参加他们的集会，他们有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问题的独特见解。这里的生活经历正如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所说的那样：
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7]
经过不断深入的调查，恩格斯获得了大量真实的揭露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罪恶的材料。他指出，资本主义工厂所谓的人道制度，而实际上是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度。农奴的主人是实实在在的野蛮人，把农奴当成牲口；而工人的老板是伪装的文明人，把工人看做是机器，希望“机器”不停地运转。农奴的生存有封建制度作保障，“自由”的工人没有任何保障，比农奴的状况更为糟糕。资本家是血腥的没有心肝的国王，在邪恶的王国制造死亡。用劳动折磨人们的肉体，生生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不给他们一点希望。
恩格斯看到工人阶级所承受的折磨，同时也看到他们自身的成长，工人们正在觉醒，日益扩大的不满情绪正在把大多数的人们组织起来，为反对残杀他们的魔王而进行坚决斗争的熊熊烈火正在燃烧。父亲们停止痛哭，母亲们不再做痛苦的呻吟，“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千百王的工人，起来，前进！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8]
恩格斯不但时刻观察工人阶级，而且也注意到了他们的敌人——资产阶级。他很快认识到，资产者同无产者的利益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工人们不再奢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的援助。尽管工厂主们极力地说服工人们，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关心工人状况的，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驳倒了他们的花言巧语。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是怎样说的，但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利用工人们的劳动，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当工人们的劳动产品能出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他们的劳动发财，当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他们饿死。
在关注工人生活疾苦的同时，恩格斯还对于工人阶级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而进行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进而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思考。在到曼彻斯特不久后的1842年底的时候，恩格斯就为《莱茵报》写了题为《国内危机》的政论文章，在文章中，他第一次在探索中为工人阶级的出路寻找答案。他主张：“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英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现在他们的觉悟程度的确还没有这样高。英国无产者只是预感到了自己的威力。”[9]根据自己深入的研究和身临其境的观察，带着改变无产阶级命运的渴望，一种新的理论正在恩格斯的心中开始孕育着。
1838—1842年正值英国宪章运动的顶点，几十万人参加宪章运动的活动。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恩格斯，也积极参加了宪章派的运动。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县长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10]
在英国期间，恩格斯结识了许多工人运动代表人物。这个热情开朗、思维敏锐、头脑灵活的年轻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跨越门第的甜蜜爱情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人区考察时，邂逅了一位小他一岁的天真纯朴、热情善良的爱尔兰姑娘——玛丽·白恩士。两人彼此相互鼓励，相互深爱着对方，两人获得了一份跨越门第的幸福爱情。
玛丽·白恩士出生于工人家庭，父亲是一位染色工人，母亲是一位纺织工。从小她就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残酷和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民族的暴行有着深切的体会。她痛恨压迫自己民族的英国统治者，憎恨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现实的社会，繁重的劳动并没有磨灭她热情爽朗、乐观豁达的天性，在她身上折射出工人阶级特有的纯朴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与资本家的大家小姐完全不同。恩格斯和玛丽共同的朋友德国诗人维尔特写过一首《玛丽颂》的诗，来描述赞美她的勤劳善良和勇于斗争的精神。英国殖民者侵占了她的家乡爱尔兰，掠夺了那里肥沃的土地，把那里世代居住的爱尔兰人民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迫使他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到英国，依靠出卖劳动力勉强为生。爱尔兰人民身上所承受的压迫，从小便在玛丽的心中埋下了与之抗争的种子。面对现实世界的重重压榨，她并没有任其摆布，逆来顺受。相反，在她的心中燃起了仇恨民族压迫的烈火。恩格斯被这一切所感染，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和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决心。
在玛丽的影响下，通过长时间地和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们的接触，恩格斯发现，当时工人们的生活极其贫困，阶级剥削异常残酷。恩格斯和玛丽走访了不少的纺织工，他们的悲惨生活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而悲伤的印象。他们“住的房子都是在最破落最肮脏的大杂院和街道里，通常总是在地下室中。往往是五六个织工住在一座只有一两间工作室和一间大的公用卧室的小宅子里，而且他们中还有些是已经结了婚的。他们的食品几乎光是土豆，有时有点燕麦粥，牛奶很少见，肉类就几乎从来看不到。”[11]然而，凄苦的生活并没有把工人们打击得萎靡不振，他们依旧勇敢、乐观并始终在积极探索改变被压迫命运的光明之路。
在日渐交往和相互了解中，恩格斯和玛丽在思想和感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默契和共鸣。在恩格斯的启发指导下，玛丽开阔了自己的知识面视野，那种朴素自发的阶级觉悟得到了升华，能完全理解和接受恩格斯的思想和主张。恩格斯最终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并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与玛丽对他的理解和关爱是分不开的。
1844年年底，恩格斯离开了英国，离开了曼彻斯特回到了家乡，他们不得不忍受离别之痛。一年后他们才在布鲁塞尔重新相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恩格斯只能把自己很少的一部分时间留给自己和家人。尽管他是一个头脑精明的商人，但他却无暇顾及自己和家人获取丰厚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常常居无定所、常常陷入窘境。但他们相互搀扶、彼此牵挂，无论恩格斯走到那里，无论是相聚，还是分离，他们始终彼此相爱。玛丽总是默默地支持着恩格斯。他们动人的爱情是人类爱情史上跨越阶级门第的经典。
（二）初次合作
1.世界观的转变
在英国的生活中，通过大量的走访和调查，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和特点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他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现实世界并非一些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主平等，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不存在超越阶级的真正的自由。如何建构一个关于社会进步的理论，既能科学地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又能指导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未来社会发展又应走向何方？恩格斯带着问题进行了认真，而不是肤浅地思考。
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恩格斯深入思考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经济规律。他大量阅读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断地学习帮助他找寻到了长期困扰的问题：人们关于吃、穿、住、行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条件、经济利益以及经济关系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恩格斯把他通过学习积淀的成果表现为一系列时事评论及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论著作，发表在英国的《北极星报》、《新道德世界》，德国的《莱茵报》、《德法年鉴》等重要刊物上。其中，1843年底到1844年初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等长篇文章，是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成果的深入研究和对它的创造性改造，是恩格斯在日益成熟的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这种理论努力的最早的集中成果。把存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价值、劳动、资本、竞争和垄断等主要现象作为一个基本的，必然的经济事实来阐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作为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过着最痛苦、最悲惨的生活。他在文章中写道：“土地或资本都比劳动强，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所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来生活。因此，工人所得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些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所瓜分。”[12]而这一切“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离和完成这一分离的人类分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而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它必然还会不断地加剧。”[13]理论的分析和实践的证实一个不争的事实浮现水面，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而只有铲除私有制才能在通向进步的未来之路上畅通无阻。然而，是谁推动历史前行的呢？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作了精确、完美的回答。
恩格斯发表于《德国年鉴》上的《英国状况》一文主要是对托马斯·卡莱尔的著作《过去和现在》所写的评论性文章。托马斯·卡莱尔对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作了较客观的描述：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巴士底狱，为了骗取几英镑的埋葬费以保活命，他们有的人甚至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而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惟利是图、厚颜无耻也如同当时英国的工业水平一样达到了世界最发达的程度。
对于托马斯·卡莱尔的著作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英国去年出版的、供‘有教养的人’消愁解闷和领受教益的大量厚本书和簿册子中间，这是唯一值得阅读的一本。”[14]而后恩格斯通过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15]他把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蕴藏着巨大革命能量的无产阶级身上。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所发表的文章，无论是什么题材何种形式来说，此时他在自己的世界观的发展上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政治国家关系的分析中与恩格斯在此问题中的很多思想不谋而合。两位伟大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出发，不约而同地在诸多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他们各自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是他们转向唯物史观的重要标志。
2.伟大的巴黎会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相互间的通信，表明他们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目标取向一致。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的途中，特意来到法国首都巴黎与马克思会见。在此之前两人的初次会面并不成功，当时恩格斯还与格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保持着联系，而马克思本人已与他们断交。正如日后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那是一次“十分冷淡”的会见。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才华仰慕已久，他以健步如飞的速度奔向此次与马克思会见的——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剧院广场上的雷让斯咖啡馆。
比恩格斯大两岁的卡尔·马克思有着宽阔、漂亮的前额，卷曲、柔亮的黑发，一双充满睿智、炯炯有神的眼睛。此时的马克思像大量许久未见的老熟人一样，打量着眼前的恩格斯，他身材瘦高、穿着考究，一头整齐的黄发整齐地分到两侧，灰蓝色的眼睛，高鼻梁，精心修剪好的胡子，带着礼貌的微笑。马克思的目光是和善的充满了欣赏和钦佩。
这次会见是彼此都怀着真诚的好感。在《德法年鉴》上各自发表的文章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已经相互了解彼此的观点。马克思十分赞赏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的历史使命的论述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虽然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国度，然而彼此欣喜的发现，在一切重大理论问题上，他们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不知疲倦地谈论着，从黄昏到深夜，从深夜到黎明。每次马克思的管家琳蘅走进房间为他们倒水时，他们都浑然不觉，而是沉浸在兴奋热烈、相互补充的讨论之中。他们共同认识到：工人阶级，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决定着他们担负着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他们一致认为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但当起消灭资本主义，并开创不同已往的任何阶级社会的人类新纪元的历史使命。为了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必须及时抛弃阻碍他们前行的错误观念。必须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在此基础上的工人阶级的科学理论。
两个人在理论上的相互碰撞，思想上的相互认证，彼此各自研究的成果相互影响。在巴黎相聚的短短的十几天里，马克思恨不得一下把自己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有益的思想、生活细节都告知这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马克思带领恩格斯参加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聚会，恩格斯在这里得到了自己在英国与工人阶级交往时相同的体会：工人们都是国际主义者，并且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恩格斯称赞法国工人是好样的。同时，恩格斯也向马克思介绍了在英国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情况。在朝夕相处的短短的几天里，作为无产阶级理论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对方以很高的评价。这次会见的收获了两个人持续一生的友谊。他们都不再孤军奋战了，他们身边有着一位能时刻坚定支持自己的忠实的战友。
友谊和事业的完美结合，使两位伟人的人生变得更绚丽多彩。任何动人的友谊在他们面前都会无法比拟。正如列宁所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16]
3.第一次联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面期间，讨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态度，认为这个派别已经成为阻碍共产主义发展的危险的敌人。其中包括鲍威尔等人他们是从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极端的哲学派别。曾经“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17]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个派别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既发对封建制度，又害怕工人阶级。在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以后，随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走向反动。在理论上，坚持唯心主义，鼓吹英雄创造历史，否认人民群众的作用；提倡理论脱离实际，美化普鲁士王朝，吹捧封建统治阶级；宣扬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高于一切；污蔑工人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等等。为了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了一部重要的论战性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神圣家族”这个书名本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曼泰尼亚的一副名画的题目，画中有圣母玛利亚、圣婴耶稣、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圣伊利沙伯、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父。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这个名字，其表现的讽刺意味是不言而喻的。用画中的人物来比喻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的吹捧者们把鲍威尔比作天之子耶稣，把其他追随者比作他们的门徒。如此形象的比拟，实际上是在人们宣称，他们的理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疑的，如果对他们的理论有任何质疑，都将是对上帝的不满。这种危害大众的荒谬的理论已经到了极点。制止这种荒谬理论的散布已经刻不容缓，以“神圣家族”作为著作的标题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1845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共同的著作《神圣家族》在法兰克福正式出版发行。这部著作深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时期所研究的理论成果，阐发了他们正在形成中的科学世界观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在《神圣家族》中，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谬论，该书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少数的英雄人物，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随着社会革命越广泛、越深入，作为这个革命的名副其实参加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将不断提高，对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作用也将越来越大。由资本主义大工业产生的工人阶级具有优秀的品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伟大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他们身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人类从剥削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济学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不同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私有制中经济的运动规律及其自身的矛盾，论证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在阐述这一核心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围绕着科学的生产关系——唯物史观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概念来讨论的。并为日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神圣家族》的完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他们在理论探索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并明确指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物质利益展开的。
《神圣家族》出版时，马克思为了表示对恩格斯劳动成果的肯定以及对恩格斯这位难得知己的敬意，把恩格斯的名字署在了自己的名字前面。对此恩格斯深表不安，他认为马克思为此著作的创作付出了更多的辛勤劳动，自己并没有太多的贡献。此时，两位伟人的真诚和谦逊更加彰显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是这样评价的：“我已收到这本书——真太好了。你对犹太人问题、唯物主义的历史和《秘密》的论述是精辟的，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18]他们对两人第一部共同合作的著作感到十分满意。《神圣家族》合作的成功，标志着他们共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开始。
4.第一部经典著作
1844年9月初，恩格斯告别了马克思回到了故乡巴门。家乡的巨大的变化令他欣喜。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在这里广泛地传播。他刚回来不久就同当地的社会主义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集会。恩格斯在所参加的集会上都会做充分的准备力争发表启蒙式的演讲，向参加集会的人们阐明，共产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并且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对抗将会消失，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歧将会消除。恩格斯富于激情地演讲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作的精确的分析，在乌培河谷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在关注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恩格斯始终没有忘记另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把唯物史观巩固起来。在《神圣家族》所带来的广泛积极的反响，恩格斯更加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开始专心撰写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在玛丽的帮助下，恩格斯深入研究和整理了他过去在英国走访、观察的第一手资料，并根据体会和研究加以归纳总结。他在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内就晚成了这一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状况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确分析。英国工人阶级是产业革命的产物，从产业革命入手来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19]这些变革中最突出的后果就是导致了英国无产阶级的产生，与此同时相伴而生的产业革命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后果是英国资产阶级上升为贵族。这两个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唯一目的就是利己主义、惟利是图，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最大的利益。所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书中，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剥削和极端贫困的状况作了真实详尽的描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工人阶级地狱的真正的入口。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命运的关注，并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悲惨处境的描述上，他从更深的层次上对无产阶级的现状和历史使命进行了准确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阶级间的斗争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符合规律的，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正确的历史使命。他以英国工人阶级为例论证了这一规律，“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20]在斗争的初期，工人阶级采取破坏工厂设施、抢夺工厂财物的斗争方式。这种方式非但没能解决问题，最终还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工人阶级的运动必须与科学的理论相结合，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21]未来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独立完成的第一部经典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萌芽时期的一部代表性的著作。马克思对这部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著名的《资本论》一书中多次提到此书，并大量引用了其中的调查材料。在多年后他还称赞“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并且“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 [22]
几十年后，年轻的列宁当读过恩格斯的著作后也深有体会，“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23]恩格斯本人在晚年时回忆这部著作时也自豪地说，这部著作至今为止也没有让他感到“脸红的地方”。
（三）再度联手
1.与密友并肩作战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成功合作的著作，同时也标志着他们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始。人类历史上这两位伟人的名字和共同的事业永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同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可他们彼此扶持，风雨同舟。
1845年2月，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参与了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激励无产阶级起来向压迫他们的阶级进行反抗。因此，激怒了政府被迫离开法国，流亡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随后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和女儿也来此与其团聚。马克思一家在那里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来源，饥饿、贫困时刻笼罩在他们家。马克思一家的艰难处境令远在他乡的恩格斯十分担忧。他知道马克思把仅有的一点钱用在创办《德法年鉴》上了，有遭到驱逐，从而陷入艰难的生活困境。恩格斯把自己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得到的稿酬寄给了马克思一家。他在给马克思的信里写到：“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24]马克思收到密友的稿酬，十分激动，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正是在恩格斯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马克思一家才度过了难关。
1845年4月，为了分担马克思的工作和忧愁，恩格斯离开了家乡巴门，来到布鲁塞尔，他住在布鲁塞尔的圣若塞—汤—诺德工人区，地址是同盟路7号，与马克思的家相隔不远。后来玛丽也来到布鲁塞尔与恩格斯共同生活。他们在布鲁塞尔生活的这段时光是愉快的。
1845年7月，恩格斯陪同马克思一起去了英国。他们希望在那里同正义者同盟和宪章派的领导人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帮助马克思尽快熟悉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大国的生活，进而了解它的工业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他们第一个停留的地方就是恩格斯熟悉的曼彻斯特，在著名的切特姆图书馆里，他们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在其他地方难以看到的英国古籍。此次英国之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需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他们日后创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感性滋养。
2.创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
从英国回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他们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往往给人们以误解，很多人认为他们的观点和费尔巴哈的见解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两者是有巨大区别的。马克思当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的真正缺点在于：“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25]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的概念脱离了社会历史条件，无法使工人阶级明确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去消灭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明确地阐述自己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26]六个多月的共同创作的成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后来被恩格斯成为“无比大胆的著作”问世了。马克思家的忠诚的朋友和管家海伦·德穆特在几十年以后还得清楚地记得：每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他们自己这部著作时，他们所发出的爽朗的笑声在晚上响彻全屋，使得住在一起的家人无法入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黑格尔以后的各派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体系与结构在科学上的错误、偏见、片面性和绝对化，而且第一次揭露了他们的社会经济根源。两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些学说没有一个是科学的世界观，都不能作为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曾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地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7]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它的“直观性”，只是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客观事物，理解人。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这一主要缺点进行了详细的、具体的揭露和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由于其“直观性”的缺点，使得他在探讨历史的时候，倾向了唯心主义。因此，要超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并建立一种崭新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既要坚持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唯物主义的传统观点，又不能把物质世界仅仅理解为直观对象，不能简单地把人仅仅理解为直观者，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建立科学的实践观，并在此基础上去理解物质世界，理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从实践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规定了方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紧紧围绕冲实践出发这一路线，从人类生产劳动出发去考察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着重研究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规律。他们断定：生产的客观前提和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能力构成生产力。并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存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就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揭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他们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和国家的性质。
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阐述了无产阶级有责任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世界的历史使命，将这一论断在实质上得到了深化和完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集中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他们通过揭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国家学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这部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无产阶级从事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描绘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前景。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哲学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
1845年5月，当《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刚一写完，马克思和恩格斯便着手考虑它的出版问题。他们为此与一些出版商积极联系，但都没能成功。直到两年后的1847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为出版这部著作继续努力着，但都一一落空了。他们的著作一直停留在手稿状态。而后，1859年马克思在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序言的时候，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命运这样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楚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8]不过，老鼠的牙齿没能接受这个任务，致使《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的手稿一直保存完好。一直到1932年，才出现了这部手稿的完整的批注本，被收在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中。至此，这部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体系，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有着重大意义的著作才得以问世。
3.共同创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无产阶级建立新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奠定看理论基础。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但要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还要使无产阶级确信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并让它开花结出硕果。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29]这就必须大力宣传新的理论，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为此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必需的。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2月，在布鲁塞尔创立了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通讯委员会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日果等人的主持下，（日果是当时布鲁塞尔图书馆的职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共产主义者的国际关系做了不少工作）通过积极的活动，逐渐建立起来一个范围广阔的国际共产主义信息、宣传系统。进而，加大了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团体之间的联系，相互通报情况，研究斗争策略，在宣传栏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教育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培养了一批革命的核心力量，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然而，委员会的各项活动都是在条件贫困的处境中开展的。马克思和妻子燕妮带着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日常开销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在拿出钱来支持委员会的运转，其难度是可想而之的。恩格斯虽然有时可以收到家里寄来的汇款，但要应付日常的各项开销因此也是很拮据的。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获得一笔预付的稿费，可是希望落空了。他们只能拿家里值钱的东西送进当铺，但仍然不能摆脱经济上的困境。1846年4月3日，恩格斯不得不给住在伦敦的妹夫艾米尔·布兰克写信：
亲爱的艾米尔：
请立即寄给我六英镑或一百五十法郎左右。我在一两个星期以内寄还给你。本来我等着老头4月1日寄钱给我，但是没有寄来，看样子，他是想在来参加你孩子的洗礼时顺便带来。但是我现在有价值一百五十法郎的东西在当铺里，在亲人们到来以前要去赎回来，因此现在我必须有这一笔钱。出现这些麻烦，是因为一个冬天我在写作方面几乎一文钱也没有挣到，因此我和我的妻子不得不几乎完全靠家里寄钱度日，而家里寄来的钱又不太多。现在我手头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稿子，已经完全写好或写好一半，这种窘境今后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总之，请你把钱寄给我，我一收到家里的钱就还给你。
你的兄弟弗里茨在这里住了几天，昨天早晨回家去了。最后，我再一次请求你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守秘密。祝好。
你的弗·[30]
到了夏天，恩格斯的经济状况也未见好转。不得不搬出同盟路7号的单独住宅，和玛丽一起住进了位于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便宜的旅馆，和马克思一家成了邻居。这两位朋友经济状况如此恶劣，以至于委员会的经费也不得不从德国的熟人当中募捐来补充。尽管条件艰苦，马克思和恩格斯力争在一切有社会主义小组活动的地方，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
1847年1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正义者同盟的邀请，加入正义者同盟，肩负着把这个德国手工业者半密谋半宣传性的组织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任务。正义者同盟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后，于1847年6月2日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从巴黎跟到伦敦。恩格斯代表巴黎组织，威廉代表马克思所在的布鲁塞尔组织来参加大会的。由于赶上马克思家里经济状况特别困难，他未能参加这次大会，他写信告诉恩格斯，“有你们俩去参加会议，我就什么都放心了！”在大会期间，恩格斯多次主持发言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主持了许多重要文献的起草和审定工作。代表大会的一项成果，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意义重大的决定，鲜明的反映了这个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
大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才、新口号，代替了原来阶级观点模糊的“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这是大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新口号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阶级利益、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 从此，这个响彻云霄的口号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奋斗的誓言。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克服组织内部的思想混乱等情况，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参加了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就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作了精彩的发言。并且得到了来自各国的工人代表们的拥护。大会经过商议后修改和通过了同盟章程。其中第一条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在大会上恩格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到恩格斯的列斯纳写道：“恩格斯身材魁梧匀称，举止敏捷稳健，说话简洁有力；气概英武，像一个军人一样。他非常乐观，谈吐诙谐而中肯。凡是和他接触的人，立刻就会得到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31]同盟代表大会圆满的召开，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起来了，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诞生了，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4.共产党人的公开宣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委托他们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的纲领”。早在1847年6月恩格斯就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此《草案》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设计了22个问题，阐述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及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历史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强调了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必要性和基本条件，以及共产主义与民族、宗教的关系，比较全面的回答了共产主义政党的依靠力量、活动方式、奋斗目标等基本问题。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共产党人对待革命的辨证态度：发对密谋活动，确信一切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革命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或某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镇压，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共产党人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这次恩格斯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就写成了《共产主义原理》为共产主义同盟拟定了第二份纲领草案。《原理》在《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对很多重要的思想作了新的表述。内容更丰富，结果更缜密。1847年11月23日，在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原理》的写作的主要内容写信告诉了马克思：“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32]恩格斯在此在谈及到了自己关于同盟纲领的想法，他说：“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党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33]这个想法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但基本内容和结构还和《共产主义原理》大体相同。
《共产主义原理》提出并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原则，其中包括：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废除私有制是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共产主义者最不反对用和平的方式废除私有制，但是由于敌人对无产阶级发展的强烈镇压，也会用实际的革命行动开捍卫自己的事业；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实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等等。
1847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先后回到布鲁塞尔，继续商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结构，这个文件最后由马克思来定稿。文章采取了宣言的形式。《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明确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如同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为此，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团结。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34]《宣言》的成功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完整的革命世界观出现了，它被誉为“科学社会主义出生证”，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95-96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450 页。
[3]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第1 卷第477 页。
[4] 艾内斯特·琼斯：《英国宪章派诗选》第91-92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309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512 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273 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472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549-551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516 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426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622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610 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626 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628 页。
[16] 《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95 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 卷，第16 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9-30 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281 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501 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529 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339 页。
[23] 《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91-92 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2-23 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51 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473 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4 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 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97 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462-463 页。
[31]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3 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23 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23 页。
[34] 《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1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