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火如荼
1847年12月31日，恩格斯参加了流亡在巴黎的德国革命者举行的新年晚会。在晚会上，恩格斯做了充满革命激情的精彩讲演。号召工人们要紧密地团结起来，勇于进行斗争，最终实现解放自己。巴黎警察从恩格斯的讲演中找出了他故意敌视政府的说辞，并对他加以严厉的指责。1月29日，恩格斯接到法国政府的通知，令他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在3天内离开法国。否则就把他引渡给普鲁士政府。而后，警察还闯进了他的住所，试图找到他的罪证，恩格斯只好离开了巴黎，回到了布鲁塞尔。
到达布鲁塞尔以后，恩格斯就重新投入到紧张的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中。1848年初，革命风暴的密云笼罩在欧洲的上空，革命一触即发。恩格斯深深感到，占有统治权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彻底地老朽‘无用’，” [1]正在逐渐走向灭亡。它强烈限制出版的自由，取消集会，颁布各种各样的法令来压制工人运动。恩格斯深信，一旦阶级斗争尖锐化，人民大众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1月12日意大利巴勒摩起义，揭开了革命运动的序幕，2月25日巴黎工人推翻了君主政体，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恩格斯指出：“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2]在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加速了其他国家革命爆发的速度: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普鲁士都相继爆发了革命，整个欧洲沸腾起来了。对于欧洲的政治形势作了详尽的分析：“资产者大人先生们，勇敢地继续你们的斗争吧！现在我们需要你们，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你们的统治。你们应该替我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中世纪残余和君主专制。你们应该消灭宗法制，实行中央集权，把比较贫穷的阶级变成真正的物产者——我们的新战士，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厂和商业联系为我们建立解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为了奖励这一点，你们可以获得短期政权。”[3]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成为了斗争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斗争中日益壮大起来。
欧洲革命爆发后，恩格斯给予了德国很大的希望。但此时在德国仍然毫无动静？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恩格斯严肃地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过错和恐惧，他们不敢行动。他写道：“但是如果德意志各邦政府还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这种害怕行动的心理上，那它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德国人将最后出动，因为他们的革命将完全不同于西西里岛的革命。德国的资产阶者和小市民非常清楚，在他们的背后站着日益壮大的无产者，无产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会提出完全不是这些资产者和小市民所希望的要求。因此，德国的资产者和小市民才表现出胆怯、犹豫和动摇；他们害怕冲突的程度并不亚于政府。”[4]恩格斯还准确地预见到，进行斗争的不会是资产阶级，“而是德国的工人；他们将起来彻底结束肮脏的和摇摇欲坠的德国当局的统治，而通过激进的革命来恢复德国的荣誉。”[5]资产阶级并不希望爆发革命，他们只是希望力图通过旧的统治势力达成妥协，进而掌握政治权力并获得更有利的经济条件。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并提醒人们要注意防范。谈及到胜利后统治权的归属问题时，恩格斯认为，统治权应该属于资产阶级，而不是属于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官僚、僧侣的联盟。科学地明确指出了德国革命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同时恩格斯也认识到，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世界的面目并没有真正地改变，革命还得继续深入。他警告资产阶级：“你们可以支配法律，作威作福。你们可以在王宫中欢宴，娶艳丽的公主为妻，可是别忘了‘侩子手就站在门前’。” [6]
此后不久，从德国传出的消息验证了恩格斯的语言。1848年3月9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德国别处的消息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黑，大学生、艺术家和工人正在进行认真的起义；在加塞尔，革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宣布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就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仍然顽固下去吧！那时一切都赢得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看他敢牢牢抓住自己的封建形式不放！不过鬼才知道这个可笑而疯狂的家伙会干出什么来。”[7]德国革命终于爆发了，工人、手工业者、小市民等团结起来，在街垒战斗中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受到了从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他不得不遵照人们的吩咐，在王宫的阳台上脱帽向盛殓在阵亡的战士致敬。此时的战斗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推翻了贵族、僧侣阶级，人民群众获得了重大的民主权利。面对风云涌起的人民革命，恩格斯满怀热情地奔赴其他国家，为打倒封建反动势力冲锋陷阵，勇往直前，成了全欧洲革命民主派的灵魂。
（二）前往巴黎
在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布鲁塞尔。为了转移人们的关注，比利时王国的统治者竭力煽动、挑拨比利时人们与居住在布鲁塞尔的外国人的关系，利用逮捕、抄家、驱逐等残暴的形式对待德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威廉·沃尔夫在布鲁塞尔被捕并遭受毒打。翌日被驱赶出境。3月3日下午5时，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限时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深夜一点钟，当地的警察搜查了马克思的住所，并以身份证明有问题，将其逮捕。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去找布鲁塞尔国际民主协会的主席让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她回家的路上当地警察竟以“游荡罪”逮捕了她。他们的遭遇受到了比利时广大公众的强烈抗议，迫使当局释放了他们。
恩格斯预料比利时当局早晚会对他采取措施。3月5日，他写信给英国宪章派机关报的编辑说：“我时刻都在等待着驱逐出境的命令，如果没有更坏的遭遇的话，因为谁也不能预料这个俄国式的比利时的政府还会采取什么手段。我已作好准备，驱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 [8]
即使比利时政府没有驱逐恩格斯，但恩格斯已经决定离开布鲁塞尔，到巴黎参加有马克思主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当时，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刚成立不久，人数不多。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性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9]
当时，由于德国出现大好的革命形势，恩格斯决定只在巴黎稍作短暂的停留。他们更关注德国的运动。他们认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而无产阶级则随其后再推翻资产阶级。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达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10]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个恩格斯共同分析了德国的形势，认为这次的革命只是长期革命的一个良好的开端，“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建议和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结成同盟。” [11]
但直接的统治权仍然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革命必须继续进行。为了支持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撰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纲领，呼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目标是：剥夺贵族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建立一个依靠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力量，依靠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部分民主资产阶级的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为什么德国人民的命运和发展前途取决于民主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取决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透彻把握。
但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无论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差不多在半个世纪后，当恩格斯在总结这段时期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已经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2]恩格斯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纠正不妥当的结论。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回到祖国
为了参与德国的革命，1848年4月初，恩格斯从巴黎动身返回德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德国革命运动。科伦是莱茵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无产阶级力量比较集中，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活动的中心；由于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这里享有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出版自由。因此，马克思个恩格斯以科伦为基础，领导德国民主革命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无产阶级政党还不能把自己的要求提到首要地位，必须以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进行活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联盟。后来恩格斯回忆说：“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13]当然，这个民主派到处强调自己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政治行动上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着以下主要区别：“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却保护他们；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人也只敢把联邦共和国作为自己渴望的对象；第三，无产阶级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首并主要由他们领导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14]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在德国各地运动中成了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进而起了重大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着手重新创办《莱茵报》使之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和一份大型的民主派日报。恩格斯为了解决资金的筹集问题回到了家乡巴门。革命使这里的工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恩格斯不好意思再向工人们筹钱。眼前的斗争与资产阶级的目标有相同之处，他试图去说服资产阶级，尽管他费尽了口舌，但仍然没有得到工厂主和商人们的资助。资产阶级不愿意把自己的金钱交给他们未来敌人的手中。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里写道：“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 [15]
恩格斯的父亲从一开始就以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来对待儿子的来访。他曾经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及过此事，虽然他对恩格斯华而不实的见解不能理解，但对于知道他要离开巴黎也并不是由衷的高兴。他同乌培河谷的大多数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在革命之后对民主派和工人心怀恐惧。恩格斯的其他亲属中大多数的想法也没什么两样。他的叔父奥古斯特·恩格斯，作为巴门的市议员，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代表巴门市出席在科伦举行的代表会议，主张反对任何共和政体的运动并拥护君主立宪政体。
在乌培河谷以猜疑的眼光看待恩格斯这个“叛逆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不仅仅是他的家族人。恩格斯曾写信给马克思说：“这些人都像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煽惑人心。”[16]甚至连爱北斐特的一个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者组成的民主派组织，也拒绝关于社会问题的任何讨论。恩格斯以售股方式来筹措的经费。他又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了一些。可钱还是不够，最后，马克思从他刚获得的遗产中拿出了很大一笔钱投入这个事业中。
在第一期出版前，本来需要有三万塔勒作为固定资本和活动资本，但只筹措到了不到一半的塔勒。恩格斯后来写道：“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17]尽管经费方面遇到了异常的困难，但是，《新莱茵报》在以前追随者的支持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力以赴的工作热情，使报纸一开张就生机勃勃。它常常是一天出版两次，还带有附页，以最快的速度，最新的消息传递给大家。很快，《新莱茵报》就成了德国最引人注目、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恩格斯说：“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18]
《新莱茵报》的总编辑是马克思，不过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而是率领众多十分自觉的，随时准备奉献自己全部力量的共产主义者、政论家、作家和诗人组成的精英团队。大概在过去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一家报纸的编辑部有如此更为卓越的班子。在这个集体里恩格斯是一个外交政策和军事问题的专家，大多数的社论由他亲自执笔。他和马克思轮流撰写主要的文章。《新莱茵报》成功存在的一年表明，这两位若干年以来就习惯携手工作的巨人，在相互合作方面是如何地默契。在许多年以后恩格斯仍然满怀激情地描述他和马克思在编辑部共同工作中计划地作了明确的分工。按照当时的习惯该报发表文章是不署名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很难分辨出哪些是马克思的文章哪些是恩格斯的文章。而许多文章是由其中的一个人执笔而带有另一个人曾经参与的痕迹，大多数文章看来是经过共同商定后才写下来的。他们在编辑部共同工作共同战斗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恩格斯是位优秀的记者，马克思曾风趣地对别人说过：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19]有时当马克思还在为一句话反复斟酌的时候，恩格斯却已一气呵成地迅速地写完一篇稿子，他挥笔成文是那样毫不费力，实在令人惊讶。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公开出现的，但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20]《新莱茵报》努力争取人民群众赞同它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其中心意义是为保护和扩展革命赢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
《新莱茵报》从开始就把主攻方向对准重新变得强大起来的反革命势力。凡革命势力要使革命的微薄成就再次化为乌有。反动势力使用阴谋诡计指使他们的帮凶官僚机构、司法机关和警察大肆攻击这些成就。在德国的一切反势力中，最危险的是普鲁士国家，在恩格斯许多既尖锐又辛辣的文章中，大多是抨击普鲁士精神的。因此，他和其他编辑同科伦的政要和高级军官曾进行过多次的较量。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的第一期社论中就阐明德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国民议会所应担负的任务的看法。大声地呼吁公开宣布德国人民拥有主权，应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和人民主权这个原则相抵触的东西。
《新莱茵报》让资产阶级注意到他们有使农民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的历史责任，同时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和小农在为实现乡村的民主关系而斗争中，彼此存在共同的利益。它在努力把全体农民争取到革命斗争中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写的社论中阐述了他们共同制定的关于民主主义德国的外交政策的思想：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它本身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这篇带有原则性的文章论述了这个著名的原理：“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国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认为欧洲各国的种种革命运动永远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恰恰相反，它们都是相互作用，是一个具有全欧洲统一革命中不同的组成部分。因此恩格斯宣告说：“为了使德国人不再违反德国本身的利益，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流血牺牲和浪费金钱，我们就应当争取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彻底摧毁旧的建筑。只有到那时，重新恢复起来的旧制度的血腥而又怯懦的政策才会被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所代替。” [22]
从这种国际主义立场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维护所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民族利益。他们热情地站在为争取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民族一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地创办下，《新莱茵报》成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辩护人，把争取德国人民的利益斗争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利益的斗争又将地结合起来。坚决地支持任何国家人民群众的任何革命运动，坚决揭露敌人的罪行，撕去他们的虚伪的面具。《新莱茵报》用战斗的利笔深深地直击敌人的胸膛，打得敌人粉身碎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新莱茵报》在工人群众中建立了极高的声望和威信。反动政府对此毫无办法，最后使出了卑鄙的手段：以马克思不能出具国籍证明为由，硬称他是“外国人”，进而把他驱逐出境；以恩格斯组织参与了群众起义为由，对他发出了逮捕令。《新莱茵报》被迫停刊。
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出版了最后一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致科伦工人》：“《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23]
《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1日创刊到1849年5月19日最后一期止，共出版了301期。马克思个恩格斯共在上面发表了350多篇文章，及时准确地论述和评论了当时革命的种种问题，并为无产阶级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它虽然被迫停刊，但它所开创的事业由此继续延伸。恩格斯在回忆《新莱茵报》的最后日子时写道：“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支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 [24]
（四）四次战斗
《新莱茵报》停刊前后，恩格斯积极参与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得的运动。在德国人民与反革命势力的最后几场大搏斗中，他不仅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且直接参加进行武装革命，在爱北菲特和巴登的起义队伍中英勇战斗。
由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虽然继续保留君主政体，具有极强的保守性。但宪法规定了德意志是统一的国家，人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群众的要求。恩格斯曾指出：“每向统一德国迈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在人民看来，都是朝着消灭小邦割据局面和免除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迈进一步。”[25]因而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宪法却遭到德国各派反革命势力坚决的抵制和反对。普鲁士政府指责这部宪法是万恶之源。激起人民不满的情绪，反动军队做好了镇压群众的时刻准备。恩格斯指出：“整个德国正处在内战前夜。”[26]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首先在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爆发。当普鲁士政府召集后备军去镇压起义的群众时，很多地方的后备军拒绝入伍。政府动用了军队。在爱北斐特、佐林根等城市的工人建筑了街垒，手拿武器，准备同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
恩格斯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5月10日，他随身携带两箱子弹来到了爱北斐特。随后，他给安全委员作了关于当前局势分析的报告，希望对起义有所帮助。会后决定有他领导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还把为数不多的大炮交给他支配。恩格斯立即接受了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恩格斯积极参加起义军队的各项活动。出席军事委员各次协商会议，组织工兵连，改建街垒，拟定计划。恩格斯适时地向安全委员会建议：第一，解除由资产者掌握的市民自卫团的集体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给工人；第二，设法从“中立”区内弄到武器，继续扩大起义，采取措施，加强工人的战斗能力，使运动重新蓬勃发展起来。恩格斯获得了当地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的极大信任。但爱北斐特的资产阶级却十分恐惧，他们担心恩格斯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担心他会在这里建立“红色共和国”。便使用各种手段排挤恩格斯。安全委员会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于5月14日，通过决定，恳求恩格斯离开本市。被这个决议所激怒的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战士们强烈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做出保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恩格斯很感动，但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决定离开。
5月17日，《新莱茵报》发表文章，向爱北斐特的工人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指出：“让那些对我们的编辑表示如此深厚的情谊和如此依恋不舍之情的贝尔格和马尔克的工人记住，现在这个运动只是另一个更重要千百倍的运动的序幕，在那个运动中涉及到的将是他们工人切身的利益。这一新的革命运动将是现在这个运动的结果，而只是这个新的运动一开始，恩格斯更会——这一点工人们可以相信！——象《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刻出版在战斗岗位上，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 [27]
在离开科伦之前，有史书记载，恩格斯在郊区也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斗争。5月15日，有一批武装队伍前往格莱弗拉特。是为了从军械仓库里夺取更多的武器和服装。因为爱北斐特起义者们需要这些东西。领队的就是恩格斯。恩格斯骑着马，佩戴着军刀和手枪出现在军械仓库前。之前他让小分队占领好阵地，并在仓库的大门前布置好了岗哨。做好一切准备。他拔出手枪，冲向执勤的卫兵，强制命令他们同他一起进入仓库。卫兵没有做出任何抵抗行为。恩格斯从现有的武器和服装里挑出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带到院子里分给大家。恩格斯对自己能够亲自参与这次武装起义的成功感到很自豪。
恩格斯在爱北菲特参与起义活动的时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诗人，阿道夫·舒尔特斯曾写了几节幽默的诗，来描述这个巴门名门望族家庭的“浪子”诗中描述：“这是弗里德里希·——先生：儿子完全不像父亲！教区里最虔诚的父亲！却教育出一个‘上帝所诅咒的人’。起初他像非洲霍屯督族人那样，恶意地亵渎我主上帝，后来是一个十足的过激共和党人，在城市把街垒筑起。他出现在爱北斐特：完全像丹东—罗伯斯比尔，如果事情不是那样反常，他也许会博得英雄的称誉。早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在顽童中最富有才气，让上帝降福给老——先生吧，为他有这样一个浪子。”[28]
《新莱茵报》停刊后，于6月13日，恩格斯前往德国西南部，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地区的人民武装起义。作了维利希的副官。起义的部队处境十分艰难，常常要与优势的敌人进行战斗。这支部队大多数战士是工人，他们纪律严明，作战英勇，是由共产主义同盟盟员领导的一支部队。共产主义同盟盟员起了模范作用。恩格斯说在这支部队里，“无论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29]共产主义同盟活动家约瑟夫·莫尔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他在一次激烈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副官的恩格斯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卓越的组织者和英勇的战士。他经常在司令部研究作战方案，或是在前线亲临现场指挥战斗。无论在什么地方，执行什么任务，他都不屈不饶地坚守自己的岗位。
恩格斯在前线除了完成许多重要的任务以外，先后四次直接参加了战斗。6月17日，恩格斯接受的第一次考验。担任此次战斗掩护任务的维利希部队在林塔尔附近的峡谷同敌军的一个师团的前头部队相遇而战。战争打响时，恩格斯正率领侧翼分遣队穿越峡谷地带，他迅速做出判断派步枪手去占领左右两边高地，同时派两个连增援右边的步枪手，并且加大对普鲁士士兵的包抄，他自己则带领几名士兵登上左边的小山坡以能够清楚地观察敌军的情况。由于及时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在战斗的前半程里，尽管敌人的火力猛烈，分遣队也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可是，后来守山的士兵放弃了阵地，包抄部队鲁莽行事，致使这次战斗在敌人的猛烈的攻击下遭遇了失败。恩格斯在这次战斗中显露出他英勇和智慧。他的积极奋战勇猛大胆，受到了战友们的赞扬。
恩格斯参加的第二次战斗，是在6月21日，地点在巴登的卡尔斯多夫。恩格斯身处第一分队。而此时部队总共有七百余人，两门大炮，与对手相比，力量相差悬殊。尽管如此，当战争一打响，恩格斯就立刻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但是队伍中的骑兵乱了手脚，慌乱中调转马头，向后方猛冲，有些士兵在慌乱中向自己的战友开枪，结果队伍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幸好普鲁士的军队同样缺乏战斗经验，胡乱放了一阵枪后便在慌忙中退出了战斗。敌我双方都准备不充足，使这次战斗成了一场毫无意义和结果的战斗。
恩格斯参加的第三次战斗是在6月28日，恩格斯与第一师的参谋部人员正在罗滕菲尔斯的一个小旅馆休息，突然得到情报说驻扎在米歇尔巴赫的前卫部队遭到普鲁士士兵的进攻。恩格斯估计这很可能是敌人的侦察活动，但恩格斯还是带领参谋部的人员火速感到作战地点，经过认真的勘察，找准攻击方向，隔着山谷用步枪相互射击。不久，巴登起义军的常备营赶到，普鲁士士兵寡不敌众，值得被迫撤退。
6月29日，普鲁士军队发起了全面进攻。称为啦斯塔特会战，这是恩格斯参加的第四次战斗。恩格斯所属的那个师在毕什维尔附近迎击了普鲁士第一军团。这次战斗是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双方伤亡都很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位亲密的战友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7月12日，在起义失败后，恩格斯跟革命军队转移到瑞士。恩格斯作为第一支德国革命军队的最优秀的副军官，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先后四次直接参加战斗中，恩格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睿智大胆、积极奋战，并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受到战友们的热烈赞扬，“所有在战火中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非凡的镇静和漠视一切危险的气魄。”[30]而他却非常谦虚说：“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31]这些战斗经历对恩格斯有着非常寻常的意义，它不仅使恩格斯获得了难得的政治经验，同时获得了宝贵的直接的军事经验，为日后恩格斯从事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础。
（五）工农联盟
在1850年夏天，恩格斯完成了另一经典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这是一部史论结合的著作，是对德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进行的唯物主义分析的卓越典范。恩格斯在这种分析中把理论上的深刻总结和政治上的尖锐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300多年前爆发的一场伟大的农民战争的深刻分析，论述了1848-1849年革命时期同样碰到的许多重要的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揭示农民革命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
恩格斯指出，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所反对的敌人，大多数也是1848年革命的对象。他运用唯物史观，对16世纪初期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德国的工业和农业在15世纪虽然有了显著的进步，但16世纪时工业和农业仍然十分落后。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民遭受着各种压迫和剥削。压在他们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当作牛马。绝大多数时间在主人的田庄里干活，剩下自己的劳动时间的所得，还必须缴纳地租、战争税、帝国税等一些列税费。主人可以任意殴打自己的农民，用残酷的毒刑，“挖眼”、“割鼻”、“火焚”等手段来折磨农民。这种情况，必然引起农民的反抗和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经常是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要反对封建制度，就要必须反对教会统治。恩格斯说：“宗教战争实质上是有着十分明确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下，这只能用时代的条件来解释。”[32]因此，把激烈的积极斗争归结为“神学上的争论”是完全错误的。
《德国农民战争》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发对派，在农民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与他们的后代门徒次产阶级立宪派在1848-1849年，所扮演的角色完全相同。中世纪的时候市民要求廉价的教会，19世纪资产阶级要求廉价的政府。种种迹象表明，“路德在1517到1525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君主立宪派从1846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经历的转变。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33]历史表明，“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资产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34]16世纪市民阶级与19世纪资产阶级的背叛，是最总造成德国两次强大人民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1525年农民战争的目标是：清除封建统治、实现国家统一。这个目标仍然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任务。300年来，德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成效十分缓慢。国家四分五裂，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是德意志民族落后与欧洲其他文明民族的重要原因。16世纪农民战争未能最终完成这个任务，而1848年的农民革命又以失败告终。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引起革命的原因仍然存在。所以，反封建的斗争还将必须继续进行。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总结两次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其中主要有：第一，必须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反对地方的狭隘性。无论1525年或1848年，参加革命的阶级的地方狭隘性，严重束缚着运动的发展，妨碍革命目标的实现。因此，“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35]第二，农民必须和工人联合起来。两次德国革命表明，市民反对派及其后代门徒资产阶级立宪派是革命的叛徒，而农民自己有没有能力单独担负革命的任务，只有与工人阶级紧密联合，才能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也才能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贯穿《德国农民战争》全书的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有着巨大的革命意义。第三，必须揭露资产积极伪装同情劳动人民的甜言蜜语，粉碎他们争夺群众，把革命引入歧途的阴谋。所有这些，对德国革命意义重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非常关注农民问题。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时候就指出：无产阶级如果得不到农民的合唱，那么它在一切国度中的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在后来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又进一步论述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和无产阶级对待农民的正确态度等问题。
19世纪9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才、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在欧洲比较发达的法国和德国资本主义国家里，农业中的资本集中十分剧烈，大批农民处境十分艰难，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农民运动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农民运动的发展，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爱尔兰大西西里，从安达卢西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36]因此，正确制定工人政党对农民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成为法、德工人政党的迫切任务。
恩格斯为了纠正法、德两党的严重错误，于1894年11月撰写了《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在文中，恩格斯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建立工农联盟的重大意义：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无产阶级只有争取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才能取得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同时，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帮助下，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剥削，获得真正的解放。就是说，工农联盟是符合工农两个阶级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目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到农民中去进行工作，揭穿资产阶级煽动农民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揭露大地主的伪装面纱，把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
恩格斯根据他们的经济地位的不同，把农村居民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大土地占有者、大农和中农、小农、农村雇用工人。他认为，农村雇工是工人阶级的忠实同盟者，是工人政党首先英国维护的阶层。小农是农民当中最重要的阶层，对待小农的态度是确定对待其他阶层态度的立足点。他详细论述了小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私有者。作为劳动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作为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念根深蒂固，拼命抓住小块土地不放。小农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冷漠态度，甚至容易轻信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把工人政党看作敌人。但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能够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工人政党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这部分农民身上。
对于大农和中农，以及大土地占有者，恩格斯认为是决不能联合的，“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37]
恩格斯对农民所作的阶级分析，为工人阶级政党制定农民和土地问题的路线和政策，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德法农民问题》一文中，恩格斯还特别论述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和政策。
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38]对于大农和中农，要使他们逐渐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引导他们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对于大土地占有者，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后对他们只能采取剥夺的方式，将剥夺来的土地交给组成合作社耕种这些土地的农业工人使用。“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 [39]
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拟定了一个在当时来说相当完备的大纲。这是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多年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充分说明，恩格斯的这个设想是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实际规律的科学预见。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205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548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515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532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533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515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32-133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553-554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17 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503-504 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72-73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597-598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19-20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535 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42 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42 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79 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26 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 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604 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178 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178 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179 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619 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25 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550 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565 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598-599 页。
[28] 阿道夫·舒尔特斯：《无名氏画像》手稿，摘自一册1848-1849 年的未发表的手稿。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219 页。
[30]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摩尔和将军》，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68 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525 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第400 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第406 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第385 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第482 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84 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94 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98-499 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0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