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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春

一周以来我都没碰过笔了。整整七天我啥也没写,甚至连个字母都没写。除了患一、两场病时,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事从未有过。我的生活——就是说不得不靠令人焦虑的辛劳维持的生活,这生活不是为生活而生活——所有生活都应该如此(注:“为生活而生活”(另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意即为了生活本身而生活,不受其他方面的影响。作者认为一切生活都应该如此。)——总是让人担惊受怕。挣钱竟然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三十多年来——我十六岁就开始自立了——我不得不把挣钱视为其目的本身。

我能想象,那只旧笔架(注:支撑笔尖的部分。笔尖可以更换。)心里在责备我了。难道它没有为我服好务吗?为啥我在快乐的时候把它丢弃在那儿,让它扑满灰尘?就是这只笔架日复一日靠在我的食指上,有——多少年了?至少二十年,我记得是在托特纳姆宫廷路(注:位于伦敦中心。)的一家店里买的。并且我那天还买了镇纸(注:也叫压纸器。),整整用掉一先令(注:英国1971年以前的辅币,等于十二便士。)——这样的奢侈真使我担忧。崭新的笔架多么富有光泽,而现在它已整个露出平淡的褐色木头。在我的食指上它留下了老茧。

我的老朋友,然而又是我的老敌人!有多少次我拿起它,一边不得不如此加以诅咒;我的头脑和内心都沉重,手在颤抖,患有眼疾的眼睛也昏花起来!我多么害怕不得不用墨水将白纸玷污!尤其是在这样的日子:春天蓝色的眼睛在云霞之间笑我,阳光照耀到我桌上,久久地让我差点发疯;因为鲜花盛开的大地多么芬芳,山坡上的落叶松多么翠绿,高地上的云雀唱得多么悦耳。曾有一时——好像比孩童期(注:此时在青春发育期之前。)还早吧——我热切地拿起笔,如果说我的手在发抖,那是因为我怀着希望。然而这一希望欺骗了我,我写的东西没有一页值得留存。我现在可以毫无痛苦地这样说了。那是年青时犯下的错误,只不过环境的力量使得这个错误延续。世界对我毫不公正,感谢上天我已变得明智起来,不会为此抱怨!为什么会有人写作呢,即使他写出不朽的东西,因被世界忽视而怀着愤怒。谁让他发表了?谁答应听他说了?谁又对他食信了?假如我的鞋匠给我做出一双极好的靴子,而我却因为心情不好,缺乏理性,猛地把它们扔到他手上,那么他是有正当理由抱怨的。可是你的诗歌,你的小说,谁和你讨价要买它们呢?假如那是诚实的临时工作,但却缺少买主,那你至多可以说自己是个不幸的工匠。假如你的工作十分崇高,你要为人们没付很多钱而烦恼发怒,那也是并不得体的。对于一个人心智方面的工作,只有一种检验,那就是尚未出生的后代人的评判。倘若你写出了一部伟大作品,未来的世人就会知道。但是你对身后的荣耀别在意。你得不到躺在舒适的扶手椅里享受盛名的机会。啊,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勇敢地表明你的意愿吧。承认你自己是个商人,向众神和人们申明你提供的商品比许多高价出售的东西更好。你也许是对的,而“时尚”没有转向你的货摊,的确对你苛刻。

屋子出奇地宁静!我一直坐着,悠然无比;我观察天空,看见金色的阳光照在地毯上——它形态各异,时刻变化着——我任目光游移于一个个形影和一排排可爱的书籍之中。屋内毫无动静。我能听见花园里鸟儿的歌唱,能听见它们的翅膀发出沙沙声。如乐意,我可以这样坐一整天,直至夜晚万籁俱寂之时。

我的房子极尽完美。我请到一位十分满意的女管家,实在三生有幸——她声音温和,脚步轻盈,到了言行显得谨慎的年龄;她身体强健,办事灵巧,凡我需要做的事足能完成,并且不怕幽居独处。她起床甚早。早餐时除对食物调一下料外已几乎无事可做。连陶器的丁当声我也很难听见,至于关闭门窗的声音则从未传入我耳里。啊,多么神圣的宁静!

根本不可能有人拜访,至于我去拜访他人,却是一件未曾梦到的事。我应给一位朋友写封信,或许在就寝前,或许留到明日上午。在无心思的时候,绝不能写一封充满友爱的信来。我尚未看报纸。一般而言,散步累了回来时我才看它。看见那噪杂世界的所作所为,人们找到的自我折磨的新方式,徒劳无益的新办法,以及新的危险和冲突,我真是觉得有趣。早晨我头脑十分清新,的确不愿想到如此可悲愚蠢的事情。

我的住房完美之至。其大小恰到好处,可把它布置得像家里一样整齐美观;我室内仅需这么一小块余地,少了它便谈不上舒适。它结构牢固,木料与灰泥做工细致,说明当时的人比现在更从容诚实。我登梯时并无吱嘎的声音;没有任何不和善的风向我袭来;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开关窗户。至于墙纸的色彩和设计这样的区区小事,我承认自己漠不关心。墙只要不唐突难看,我即已经满足。家庭首要的一点是舒适,至于具体的美,若你有财力、耐性和眼光,可以另外增添。

对于我,这小小的书房是美妙的,主要因为它是一个家。我大半生无家可归。我居住过不少地方,有的令我厌恶,有的令我欣喜,但直至今日我才有了家所给予的安全感。以前,我随时会被恶运和使人烦恼的贫困赶走。那时我一直心想:也许某一天我会有个家。而随着时光流逝,“也许”这个词的份量越来越重,当命运在暗中嘲笑我,我几乎绝望。如今我终于有了家。我把一本新书放上书架,说:好好立着吧,等我抽空看你。此时我高兴得一阵激动。这房子我租用了二十年,在此期限内它是我的。我当然活不了那么久;即使能够,我也有钱支付吃住的费用。

那些不幸的人却根本见不到这样的阳光,想到他们我为之同情。我想在《连祷文》(注:《连祷文》,指英国国教中的连祷文。)中新添一个祈求:“求上帝保佑都市的居民,尤其是所有居住于寄宿舍、公寓或任何将‘家’替代的可怜地方的人,他们可能因贫困或愚蠢而弄到这般境地。”

我考虑到斯多葛派(注:斯多葛派,公无前四世纪创立于雅典的哲学家派别,常指禁欲主义。)的美德是枉费心机。我明白,为自己在这小小地球上的住处烦恼可谓愚蠢。

凡苍天之目中所见,

智者皆视为幸福港湾。(注:引自莎士比亚戏剧《查理二世》第一幕第三场。)

但我对于遥不可及的才智,总是心怀崇敬。在哲学家铿锵有声的名言佳句里,在诗人和谐悦耳的诗歌韵律中,我发现一切是那么可爱。而那样的才智,我终生难获。假借一个无法具备的美德,于我何益?在我看来,我居住的地方及其式样至关重要;对此承认吧,切勿再另有所望。我并非四海为家的人。想到在国外死去我觉得恐惧。在英国,这便是我选择的住所,是我的家。

我并非植物学家,但长期来以收集花草为乐。我喜欢遇上一棵不认识的植物,去书中鉴定出它,下次它在路旁焕发光彩时我便能叫出其名。假如这棵植物是罕有的,那么发现它让我不无喜悦。自然是伟大的“艺术家”,将其普通花儿置于一般的景色里。即便我们认为最低级的野草,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其神奇与可爱——不过它却生长于每个行人的眼皮之下。珍稀的花则长于一旁,置于隐秘之处和“艺术家”更为微妙的心境;找到它,便享受到进入更神圣境地的感觉。即便我于高兴之中,亦对之心怀敬畏。

今天我走得很远,最后发现了长白花的小车叶草。它生长于幼小的桉树丛中。我久久地看着花儿,为其周围优雅纤细的树感到欣喜——它们呈橄榄色,光彩平静。旁边是一丛无毛榆,其树皮斑斑点点,似乎涂满了不知何种语言的文字,使小桉树更加妩媚。

我如此漫步,无论多久也没关系。我毋须赶回去完成什么任务,无论我呆得多晚,也不会使人烦恼不安。春光照耀着这些小路和草地。路旁出现每条蜿蜒的小径,我仿佛觉得必须去走走。春天使我恢复了某些久被遗忘的青春活力。我悠然漫步,毫无倦意。我像小孩一样独自歌唱,这歌我幼时就已学会。

由此我想到一件事。在一小村附近树林边的一个孤寂地点,我曾遇到一个约莫十岁的男孩,他靠着一棵树干,头埋在胳膊里,哭得伤心。我问他为啥哭,费了一点心思后——他比一个纯粹的乡巴佬好些——我得知大人让他带六便士去还钱,而他却弄丢了。小孩十分可怜,若表现在一个庄重严肃的大人身上,真可谓绝望痛苦万分。他一定哭了很久,脸上的肌肉全在颤动,似乎备受折磨,连手脚也在发抖。他的眼睛、声音均流露出极度悲哀——唯有最邪恶的罪人,才应遭受如此苦痛。而这只是因为他丢了六便士啊!

我真该和他一起流泪——为这场面所暗示的一切,流下同情和愤怒的泪水。春天的明媚难以形容,在这么一日,天地把祝福赐给了一个男人,却让一个小孩因丢失六便士伤心地哭泣,而天性本应使他快乐的——这快乐也许为孩子所独有。他明白损失相当严重;与其说他害怕面对父母,不如说他因想到带给他们的伤害而无比痛苦。六便士掉在路旁,致使全家人悲哀!对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文明”世界,该用什么言词来形容呢?

我把手伸进衣袋,创造了六便士的奇迹。

半小时后我才恢复平静。毕竟,对人的愚蠢行为发怒,希望他别那么傻,是毫无用处的。对于我,重要的是六便士的奇迹。唉,我已知道有一天会完全给不起这点钱,或者必须少吃一顿饭。为此,让我再次高兴和欣慰吧。

我一生中有一段时间,若突然处于目前享有的境地,便会遭到良心谴责。什么!收入足可供养有三四个人的工人阶级家庭——有一座完全供我自己使用的房子——随处可见到美丽的东西——而得到这一切,绝对什么也不用操心!为了自卫,我那时会处于艰难的境地。我时刻满怀同情地想到,芸芸众生为了活命,必须经过怎样的挣扎。“维持生命的价值多么低廉。”(注:原文为拉丁文。本书出现的个别拉丁文和德文引语采用李雯野先生的译文,在此致谢。)这只有我才最清楚。我曾流浪于街上,忍饥挨饿;我曾栖身于最贫穷的处所;对“特权阶级”的愤怒与嫉妒之情,我明白是何滋味。是的,除了那一切时间(注:即指目前。),我自己也属于“特权”里一员,如今我在其中可有一个公认的地位,而且毫无自责之感。

这并不意味我对广大民众的同情减弱。我去某些地方,看某些场面,能最有效地毁掉生活带给我的一切平静。假如我置身一旁,故意无视那边,那是由于我相信世界趋于好转,而非更糟——因为又多了一个人过着与文明人身份相称的生活。凡有心维护正义的人,让他去呼吁指责吧;让有能力的人向前拼搏吧。而对于我,那将背离造物主的旨意。我知道——若我还有点见识——我生来就是要过宁静与思考的生活。我知道唯有如此,我所具备的优点才有用武之地。我活了半个多世纪,明白使世界黑暗的多数错误和蠢行,存在于那些心烦不安的人身上;明白使人类免于毁灭的多数善举,在于富有思考的宁静生活。世界日益噪杂。而我,绝不会参加到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喧嚣中去,即使仅就我保持沉默这一点而言,我也为大家的福利作了贡献。

如果只发放养老金,让五分之一的人过上我辈生活,那么国家的收入将发挥多大作用!

“先生,”约翰逊(注:约翰逊(1709-1784),英国文学家,词典编纂家。)说,“一切称贫穷绝非是邪恶的争论,显然都让人看到它是一个巨大的邪恶。极力让你相信靠一大笔财产可以活得非常幸福的人,你根本见不到(注:意即只要有钱就会过得很幸福,不需要别人费力让你相信这一点。)。”

这个很懂赏识的忠厚老人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贫穷当然是一件相对而言的事,这个词尤其涉及到作为一个有智力的人的状况。如果我相信报纸,那么在英国就有一些带头衔的男女,他们要是每周有二十五先令确定的收入,就无权自称贫穷,因为他们只需要小马倌或洗碗女工那样的智力即可。给我同样的收入我也能生活,但我的确是贫穷的。(注:暗指那些有头衔的人并不比他更有智慧,却有着较好的收入,由此表明自己受到不公的待遇。)

你对我说,钱不能买到最宝贵的东西。你说的这句老生常谈证明,你根本不了解缺少钱是个啥样子。我想到,自己生活中由于每年缺少无力再多挣到几英镑,就得遭遇那一切悲哀和无聊,这时我真被钱的意义吓呆了。就因为贫穷,我失去了多么美好的快乐,而那些简单的快乐方式是每颗心灵都有权得到的啊!一年又一年,我与所喜欢的人相聚都难以实现。忧愁,误解,还有无情的疏远,都因为我无力做自己希望做的事,而假如有一点钱我是可以办到的。由于手头拮据,无数家常的乐趣和让人满足的东西都被缩减或禁止。仅仅因为境况受到限制,我就失去了一些朋友。我本来可以与有些人结交朋友,但他们仍然和我是路人。那令人痛苦的孤独——有时你的心灵渴望友情,却不得不忍受孤独——常常诅咒我的生活,而这只是因为我贫穷啊。要在精神上获益,必然需要付出王国的钱币,这样说,我想并非夸大其词。

“贫穷,”约翰逊又说,“是一个巨大的邪恶,它孕育着太多的诱惑,太多的痛苦,我因此真诚地劝你避免贫穷。”

就我而言,对于极力避免贫穷的事我不需要任何告诫。伦敦许多的阁楼都清楚,我是怎样在与那个讨厌的室友讨价还价。她并没有我和一起住到底(注:大概是这个室友有钱后搬走了。),这让我惊奇。这是造物主的一种不合理,在一个个断断续续醒来的夜里时而使我茫然不安。

我能希望再看到几个春天?性情乐观的人会说十年或十二年;就让我冒昧谦恭地希望五、六年吧。这够多的了。五、六个春天,从白屈菜最初长出来到玫瑰发芽,都受到可喜的欢迎和亲切的关注,谁会冒昧说这是一种吝啬的恩赐呢?五、六次大地重新穿上盛装所表现出的奇迹,和我们从来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壮丽与妩媚,展现在我久久注视的眼前。想到这一点,我就担心自己要求得太多。

“人是爱抱怨的动物,老想着自己的苦恼。”(注:原文为拉丁文。)我不知这句话源自何处。我是在沙朗(注:指皮埃尔·沙朗(Pierre Charron,1541-1603),法国哲学家。著有《三个真理》一书。)的著作里见到的,其中引用它时并没标明出处;它常常出现在我脑海里——此话说得不错,是一个令人忧愁的真理。至少,在许多漫长的岁月里它对于我是真实的。我想,诺不是有自我怜悯这样的奢侈,生活常常难以忍受;在无数情况下,它一定可以使人免于自杀。有些人谈谈自己的痛苦可以颇感宽慰;不过这样的闲谈,对于在沉思默想中所怀有的痛苦却不能给予极大的慰藉。幸而,在我的回忆中从未有过那样的怪癖;的确,甚至就短时的痛苦而论,它也从来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以致成为主要的邪恶。我屈服于自己的弱点时,我是了解它的。在它给我带来安慰的时候,我鄙视自己。我可以发出轻蔑的笑声,甚至“在逆流到来之时,泰然处之。”(注:原文为拉丁文。)瞧,多亏有了支配我们的未知力量,我的过去已将其死去的东西埋葬。不仅如此,我还能够冷静地怀着喜悦,认可我所经历的一切贫穷。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造物主确实把我塑造成这样,其用意何在我无从知晓。不过,按照永恒事物的发展结果,这才是我的所在。

假如正像我总担忧的那样,在生命的末年我处在无助的贫困之中,我还能如此达观冷静吗?难道我不会落入抱怨自怜的深渊,趴在那儿,两眼固执地避开头上的阳光?

在这快乐的德文郡春天早早地到来,使我欢喜。想到英国有些地方我就不安扫兴;那儿,报春花在让人威胁而非抚慰的天空下哆嗦。真诚的冬天尽管白雪覆盖,让植物的芒上挂着霜,但我是能够热忱地欢迎它的。然而日历的允诺久久不能实现,三月和四月在忧郁地哭泣,刺骨的风摧残着五月的荣耀(注:暗指这些现象都是不合常规的。)——这些,多么经常地把我的勇气和希望剥夺。但在这儿,我几乎不会相信最后一片叶子已经落下,在常绿植物上面简直看不到发光的白霜;而西边吹来的微风,让我因期待蓓蕾和鲜花而激动不已。即使在这涌动着灰暗的天空下我也如此,它表明二月仍然没有违背常规——

和风将年长的欧洲蕨吹动,

四处游动的牧人明白

山楂不久就要盛开。

我始终想到最初在伦敦度过的岁月,那时一个个季节会在毫无觉察中过去,那时我很少看一眼天空,成天被囚禁在无尽的街道也一点不感到难受。在六、七年的时间里我从未看看草地,甚至从未到长满树子的郊区去走走,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奇怪。我为宝贵的生活拼搏,在多数日子里,我对一周后自己是否有吃有住都无法确定。固然,八月炎热的中午我会偶然想到大海,可是要满足去那儿的愿望根本不可能,所以这愿望也从没太让我烦恼。的确,我有时好像几乎忘了人们要外出度假。在城里我住的那些可怜地方,季节并无显而易见的变化。根本没有满载行李的马车让我想到快乐的旅行。我身边的人每天照常去辛苦工作,我也一样。我记得在无精打采的下午,书籍令人厌烦,昏昏欲睡的大脑挤不出任何思想。此时我会走到某个公园去,恢复一下精神,但却感觉不到任何快乐。天哪,那些日子我真是在苦干啊!我远远没想到自己是个让人同情的对象!后来我想到了,这时我的身体因过度劳累、空气不好、食物糟糕以及许多不幸的事情,已开始变坏。之后,我产生了去乡下和海滩的疯狂的渴望,还想到了其他更遥远的事情。但是,在我干得最辛苦、并经历着如今看来是可怕的穷困岁月里,我确实根本不能说受苦了。我那时并没受苦,因为自己毫无身体柔弱的意识。我的健康抵抗着一切,我的精力对环境的所有恶意不屑一顾。只要有鼓励,无论这鼓励多么小,我都会怀着无限希望。好好睡一觉(常常在我如今害怕想到的地方),每天早晨我就会精神饱满地奔赴战场,而我的早餐有时也不过是一片面包和一杯水。正像人们一般的幸福那样,我现在也不能肯定自己当时是不幸福的。

很多人年轻时,在经受艰苦的日子里,都有着友情的支持。伦敦没有巴黎的那种拉丁区(注:这里有不少高等教育机构。),但是文学上如饥似渴的初学者,通常都有自己合适的同伴,他们是住在托特纳姆宫廷路或尚未得救(注:指宗教意义上的得救。)的切尔西(注:伦敦自治城市,为文艺界人士聚居地。)的穷作家;他们过着微不足道、玩世不恭的生活,并有意识地为之骄傲。就我的处境而言,奇怪的是我从不属于任何群体。我避免随意与人相识,在那些严酷的岁月里我只与一个朋友交谈。寻求帮助,寻求在发展中得到支持,决非是我的本能。不管我取得什么进步,都凭借自己的力量。正如我漠视别人的支持一样,我也不把他人的忠告放在眼里。我只接受来自我大脑和心灵的忠告。由于穷困所迫,我不只一次向陌生人乞求获得生计的办法,这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最为令人痛苦。可是我想,假如我欠下某个朋友或同伴的债,我会发现情况更糟。事实上,我从没学会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社会成员”。在我看来,始终只有两个实体——我自己和世界,而这两者的关系通常都是敌对的。就组成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而言,我不仍然是个孤独的人吗。

我曾经对此于轻蔑中不无自豪,但现在看来,假如它不是一个灾难,又假如让我再生活一遍,我也是不会选择那样的。

六年多时间里我都走在人行道上,从没踏上过大地——公园也不过是用草地伪装起来的人行道而已。然后最糟糕的事过去了。我说最糟糕的事吗?不,不,远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一个人年轻力壮时,与饥饿抗争有其令人愉快的一面。但不管怎样我开始谋生了。有时我半年都能确保不愁吃的穿的。如果健康允许,我会希望从并非不足的工资中留出一些,供多年开支。它们是我在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乐意时,独立工作挣得的工资。我不无恐惧地想到在办公室耗尽的生命,在那儿你得服从一个老板。文学这一职业所具有的荣耀,就在于它的自由,它的尊严!

当然,事实上我不只服务于一个老板,而是服务于一大群老板。独立,确实啊!(注:此处表示轻蔑、讥讽。)假如我写的东西不中编辑、出版商和公众的意,我从哪里得到每天吃的?我的成功越大,我的老板就越多。我是众多人的奴隶。承蒙上天的恩赐我让某些人——他们是那群不确定的人的代表——感到满意(就是说,让我自己成了他们获益的一个来源)。他们暂时对我是仁慈的。可我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会坚守住已经得到的阵地呢?难道有哪个辛劳的人的处境,会比我的更不稳定?想到这点我就不寒而栗;看见某人毫不在意地行走在深渊的边上,我就会发抖。整整二十年来,我靠着这支笔和一点纸,就让我和家人有吃有穿,使我身体舒适,并且阻挡着世上所有的敌对力量——它们一一朝着一个除了自己的右手便毫无办法的人发起进攻——想到这些我便惊讶不已。

不过,我刚才想到最初离开伦敦的那一年。我产生出一种不可抵抗的冲动,突然决定去德文郡,那是英国的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三月底时我逃离了讨厌的寄宿处,还没来得及反省自己此行的细节,我就发现我已沐浴在阳光下面,坐在离此时的住地不远处。在我眼前,是宽阔的埃克斯绿色的山谷,和霍尔顿松树覆盖的山脊。这便是我生命中品尝到无尽乐趣的时刻之一。我的心境十分奇异。尽管青少年时我就对乡村很熟,曾见过不少英国的美景,但我好像发现自己第一次来到大自然面前。在伦敦的那些年头,我整个早年的生活变得模糊不清。我像个在城里出生长大的人,几乎只知道一条条狭长的街景。阳光和空气,在我看来有几分神奇——确实,它们对我的影响之大,这影响只比后来意大利的空气逊色一点。那真是春天灿烂宜人的好天气呀。几朵白云飘浮在蓝天之上,大地散发出醉人的芳香。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个太阳崇拜者。我怎么生活了那样久,却没问过天上是否有太阳呢?在那片焕发光彩的天空下,我本该一下跪拜在地上。我一边走着,一边避开每一片阴影;即便只是一棵白桦树干的影子,我也觉得仿佛它夺走了自己一天的喜悦。我光着头走去,这样金色的阳光就可将慷慨的恩赐散发到我身上。那天我一定走了大约三十英里,可我并不觉得劳累。假如我再有一回当时支撑我的那种力量就好啦!

我已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在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区别。仅仅一天之内我就惊人地成熟起来。这无疑意味着,我忽然有意识地欣赏起种种活力与敏感——它们一直在发展壮大但却为我不知。只举一个例子:直到那时,我对于植物和鲜花很少关心,可现在我发现自己对路边的所有朵花和植物,均深感兴趣。我边走边采集到大量植物,保证次日买一本书,将它们全都鉴别出来。这并非一时的情绪;从此以后,我就对田野里的花没失去过兴趣,始终渴望对它们全都了解。在我所说的那个时候,我的无知此时看来多么可耻,而我不过也像普通人一样——无论生活在城里的还是乡下的。春天时节,随意从树篱下面采集一打植物,多少人能够说出一半常见的名字呢?对于我,花儿象征着一种极大的释放,一种奇妙的苏醒。我的眼睛突然打开了,那以前我一直在黑暗里行走,而我却不知道。

那年春天漫步的情景,我记得一清二楚。埃克塞特更多地具有的,是乡村的而非城镇的气息,我在它的一条外街上寄宿,每天早上都要出去作些发现。天气再温和不过了。我感受到气候的影响,这影响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空气有一种令人安慰的东西,它使我获得的平静并不比欢喜少。我沿着埃克斯蜿蜒的小径,时而走向内地时而走向海边。有一天我漫步在富饶温和的山谷里,走过鲜花盛开的果园,经过一座座农舍——它们一座比一座漂亮——然后又经过一座座村庄,它们掩映在隐秘的常绿植物当中。接下来,我爬到松树覆盖的高处,凝视着因留有前一年的石南而呈现出褐色的沼地,觉得脸上拂过一股从泛起白沫的英吉利海峡吹来的风。周围这片美丽的世界让我欣喜若狂,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我享受着,既没回顾过去又没展望未来。我是个根深蒂固的自我主义者,没想到对自己的感情细查一番,或者自寻烦恼,把自己的幸福与别人更加幸福的命运相比较。那是一个有益健康的时刻,它让我获得一种富有生气的新生活,并且教会我——在我可教的范围内——如何用好它。

在身心方面,我都一定比自己的年龄看起来大得多。一个人五十三岁时,不应该经常去想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华。在这些春天的日子里我本应该享受它们本身,可我却产生一个个回忆,想到失去的春天。

什么时候我会回到伦敦,重游自己在最穷困时住过的所有地方。我已经大约二十五年没见到它们了。不久前,假如谁问我觉得这些回忆如何,我会说某些街道的名字,朦胧的伦敦在我心中留下的某些印象,只要一呈现在我面前就使我难受。我确实因为回忆起艰难贫困的情况感到过痛苦,不过说实在的,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虽然我有过那一切不幸,但与本来会出现的情况相比,我在回顾时倒发现那部分生活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后来的许多时候还比不上呢,而那时我过着体面的生活,吃的东西绰绰有余。来日我会回到伦敦,在过去那些既亲切又让人恐惧的地方度过一、两天。我知道,有些地方已不复存在。我仿佛看见托特纳姆宫廷路末端那条弯弯的路,我沿着它从牛津街走到莱斯特广场;在那片迷宫里的某个地方(我想那里总是雾蒙蒙的,点着煤气灯),有一家店铺,橱窗里放着馅饼和布丁(注:一种以面粉、牛奶、鸡蛋等为基料的糊壮甜食。),它们放在金属蒸具上一直加着热。多少次我曾站在那儿,饥饿不堪,却连一便士的食物都买不起!那家店铺和那条街早已不在了,有谁像我这么满怀深情地记得它们吗?不过我想,我经常去的地方大多依然存在:再次走在那些人行道上,看看满是污垢的门口和半明半暗的窗户,我会产生出异样的感觉来。

我仿佛看见隐藏在托特纳姆宫廷路西边的那条小巷,在那儿,我先是住在顶楼一间偏僻的屋子里,然后不得不换到正面的地下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周六便士是有差别的,在那些日子里,六便士可是一件需要考虑的重大事情——唉,它意味着可以吃上几顿饭(有一次我在街上“发现”了六便士,高兴不已,此时还记忆犹新)。正面的地下室是石地板,家具有一张桌、一把椅、一只脸盆架和一张床。窗户当然自从安装好后从没清洁过,它从上边小巷的一块扁平的门窗栅栏得到光线。我就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工作”。是的,我即在那张肮脏的松木桌上进行“文学创作”,顺便说一下,我在桌上放了几本当时有的荷马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晚上我躺在床上,常常听见一队警察行走的声音,他们沿着小巷前去换岗。他们的脚步声有时回响在我窗户上方的栅栏上面。

我记得在大英博物馆,曾遇到过一件生活中让人又悲又喜的事。有一次我去洗手间洗手,注意到在一排面盆上方刚贴出了一则通知。它不知何故这样写到:“请读者切记,这些面盆仅供偶尔清洗时使用。”啊,这样的文字真是有意义啊!难道我自己不是不只一次乐于大大方方地使用肥皂和水——比当权者们想到的还要大方吗?就此而言,在那座大圆顶下面工作的一些可怜人比我还更需要呢。那则通知让我笑得很厉害,不过它真是意味深长。

有些住处我已彻底忘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总是搬迁——我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一口小箱里时,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时房子里的人无法忍受。在那些日子里我并非挑剔苛求,我与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极少交往,但我却时时被迫离开,因为人们的那种亲近让我受不了。在别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逃离一个个引起传染病的环境。在其中一些地方我竟没患上致命的疾病(我一直吃得很糟糕,也总是劳累过度),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秘密。我遇到过的最坏的疾病,是并不太严重的白喉(注: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喉部疾病,患者多为小儿,重的可以致命。)——我想原因并不难追踪到,那就是“楼梯下面”的垃圾箱。我向女房东说到这事的时候,她起初感到惊讶,然后是愤怒,最后很快就把我赶走了,还对我大加侮辱。

但是除了贫穷外,总体而言我并没多少抱怨的。在伦敦,每周靠四先令六便士你不可能期望过得很安逸——在那些日子我还是个受到严加管制的学徒,从没付出过比这更多的钱住上一间“有家具并提供服务的屋子”。我也不难满足,只需要一小块有墙壁的地方,让自己能够置身其中,不受外界干扰。没有文明生活的某些舒适东西,我甚至都不再遗憾了。楼梯上铺地毯我认为相当奢侈,而在我房间的地板上铺地毯,是我做梦也没有过的奢侈。我的睡眠很好,我在一张张床上度过了一个个无梦的夜晚,那些床现在只是看上一眼都会让我的骨头发痛。有一扇锁着的门,冬天有炉火,另外有一斗烟,这些便是最基本的东西;有了它们,我即使住在最污秽的阁楼里也常常心满意足。在我的记忆里经常出现这样一间屋子,它在离伦敦大道不远的伊斯灵顿(注:英国大伦敦内的一个自治市。)。我的窗户面向里真茨运河(注:在伦敦中心区有一座里真茨公园。)。一想到它,我就会回忆起也许是自己所经历过的、最厉害的伦敦大雾。至少连续三天我都不得不让灯点着。我透过窗户往外看去,时而看见运河那边的街上有几盏模糊不清的灯,但多数时候那儿只是一片发黄的黑暗,它们使得窗玻璃把火光和我自己的脸反射出来。我觉得可怜吗?一点不。那笼罩一切的阴暗,似乎只是让我的壁炉角更加舒适。我有足够的煤、油和烟草,我有书读,有感兴趣的工作。所以我只出去在伦敦大道的一家咖啡店(注:西方的咖啡店通常也卖各种食品。)买到吃的,然后急忙回到炉子边。啊,我的雄心,我的希望!假如我知道有谁可怜我,我会感到多么惊讶和愤怒!

造物主时时会报复我一下。冬天我的喉咙疼痛无比,有时会久久地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当然从来不会去看病,而只是把自己锁在屋里,如果确实觉得很难受就去睡觉——我躺在那儿,没有吃的或喝的,直到又能够照顾自己为止。凡是合同里没有规定的,我决不去求女房东什么,只有一、两次我的确得到过她自愿的帮助。啊,想到青年时期能够忍受的一切,真是奇妙!回想到三十年前的事,我现在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多么柔弱的可怜虫!

十一

我还会再过一次阁楼和地下室的生活吗?不会的,即便我今后有五十年时间确保能获得现在所享有的满足!一个人有着无限可悲的屈从的力量,他会从更好的方面看待事物,而把一切最糟糕的忘记,让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乐观者。啊,可是精力、热情和青春都被浪费掉了!在另一种情绪里,我会为目睹珍贵的生命力被用到可鄙的奋斗上面而流泪。多么可怜啊!并且——假如我们的良心意味着什么——那真是大错特错了!

毋须寻找乌托邦(注:指理想的完美境界,空想的社会改良计划(源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摩尔所作《乌托邦》一书)。),想想一个人在青春时期会怎样。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时,人有可能获得天然的快乐和可喜的成果,但我猜想一千人当中没一人能发挥出一半的可能来。几乎所有人在回顾他们初期的生活时,都必然看到它因为贫困的处境、偶然发生的事和任性的行为,而被扭曲,变得黯然失色。倘若一个年轻人努力避免更加严重的错误,倘若他始终专注于所谓最有利的机会,倘若他并不公然显得自私自利,而是慎重地克制住每一个自身的利益(这里的“利益”只理解为物质上的好处),那么他就用好了自己的青春,从而成为一名模范和令人骄傲的对象。我怀疑,在我们的文明中,年轻人在面对生活时,是否还有其他容易追求的理想。这是唯一完全可靠的道路。然而把这与可能的情况相比较,看看是否人们尊重了人性,人的理智是否服务于人的幸福。少数人能够回想到少年时天然的乐趣,随后有大约十年把旺盛的精力很好地发挥出来,也许还伴随着一种十分快乐的记忆,从而使得他们一生都变得和谐了。这样的人差不多像诗人一样少有。大多数人根本不去想自己的青年时期,或者偶然回顾一下时,也意识不到所失去的机会,不知道自己在一步步衰退。只有与这些愚钝的人相比较,我才能为自己富有耐性、勇于搏击的青年时期自豪。我的面前有一个目标,它不是普通人的目标。即便深受饥饿,我也没有放弃心中的意图。但是这样一个明智而热情的青年,满怀美好的想法,却在贫民区的寄宿房里忍饥挨饿;比较之下,你会觉得对这种可怜的病态,正确的治疗方法就是施予一剂速效毒药算了。

十二

每当我看着自己的书架时,我就会想起兰姆(注: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评论家。著有《伊利亚随笔集》。后面“褴褛的老将”指破旧的书,语出该书中的一篇文章。)写的“褴褛的老将”。并非我所有的书籍都来自二手书摊。它们许多刚到我手里时,都非常整洁,封面是新的,有些甚至装订得十分堂皇,令人惬意。可是我经常搬迁,每改变一个地方我那不多的藏书都会受到糟糕的待遇;说实话,我对待它们的安康通常不太关心(在所有实际的事情上我都笨拙无能),甚至最美观的书都让人看到我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不只一本书,被一颗打入包装箱的大钉严重损坏——它们受到了种种亏待,而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现在我有了闲暇时间,内心也宁静起来,我因此发现自己越来越细心了——这是一个例证,说明环境让美德变得容易这一千真万确的真理。不过我承认,只要一本书没有散掉,我是不太为它的外观操心的。

我知道有些人说他们乐意读图书馆的任何一本书,就像读到自己书架上的书一样。这在我看来是无法理解的。首先,我通过“气味”就知道自己的每一本书,只需把鼻子搁在书页里它们就会让我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比如我的吉本(注: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这里和后面的作者,均指他们的书。),它们是装帧不错的八卷本米尔曼(注:伦敦的一位出版家。)版本,我一遍遍地读了三十多年——只要我一打开它们,那美好的书页散发出的气味,就会让我想起所有获得这份奖赏时所产生的狂喜。或者我的莎士比亚,即那部剑桥版的莎士比亚——它有一种气味把我带回到生活中更远的时光。因为这些书是我父亲的,我在还不能够读懂它们的年龄时,父亲经常允许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让我恭恭敬敬地翻阅它们,以此作为对我的款待。这些书散发出的气味与那时完全一样,我把它们某一本拿在手中时便产生一种异样的亲切。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常读莎士比亚的这个版本。我的眼睛现在仍然不错,所以我读环球版的,我买它的时候也够奢侈了。这便是我为什么对书怀有奇特的感情,这感情源自于所作出的牺牲。

牺牲——它的意义可绝非是那么轻松自在的。我买过许多书,而花的钱本来应该用到生活中所谓的必需品上面。有很多次我站在书摊或书商的橱窗前,心中的渴望和身体的需求彼此冲突,使我备受折磨。就在用餐时间,我的胃叫嚷着要吃东西,但是我看见一本久已垂涎的书时停了下来;我注意到价格如此划算,“无法”放弃它。然而要买它就意味着得忍受饥饿的痛苦。我那本赫尼的《提布卢斯(注:提布卢斯(公元前54?-19?)古罗马诗人,有传世诗集两卷,主要为爱情诗。)》即在这样的时刻抓到手的。它放在古杰街那家旧书店的书摊上,在这儿你时时会从一大堆废物中发现一本相当好的书。价格是六便士——六便士呀!那个时候我常在牛津街的一家咖啡店吃午餐(当然也是我的正餐),这是一家真正的老咖啡店,我想类似的店现在很难见到了。六便士是我身上所有的钱——是的,我在世上所有的钱。它可以买到一盘肉和蔬菜。但是我不敢指望那本《提布卢斯》会留到次日,那时手中应有一点钱。我在人行道上踱着步,用手指摸弄衣兜里的铜币,同时眼睛盯住书摊,两种渴望在我身上斗争着。我买下了书,把它带回住处,一边吃着涂黄油的面包(注:意指由于买了书吃得就很简单。)一边贪婪地读起来。

在这本《提布卢斯》里,我发现最后一页上面用铅笔写着:“1792年10月4日读毕。”近一百年前,谁是这本书的主人呢?再没有任何题字。我乐意想象某个穷困的读书人,就像我一样既贫穷又热切,用自己一滴滴的血买下了这本书,甚至也像我一样兴致勃勃地读起来。这样的“猜想”有多少与实情相符,我难说。仁慈温和的提布卢斯!有这样一位诗人给我们留下的关于他的形象,我想,比罗马文学里任何类似的东西都更令人欢喜。

或者在茂密的林中悄然而行,

对适于聪明善良者的事情予以深思?(注:原文为拉丁语,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8)的《书信集》。)

在我拥挤的书架上另有不少书也如此。把它们取下来,我就会多么栩栩如生地回忆起一次斗争和胜利的情景。在那些日子里钱除了能获得书外,对于我不代表任何东西——我对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关心。有些书我非常非常需要,它们比身体上的营养更需要。当然,我可以在大英博物馆读到它们,但那与拥有它们,让其成为我的财产并放在自己的书架上,可不是一回事。我时而会买到一本表面再破旧拙劣不过的书,它蒙受羞辱,让人愚蠢地乱涂、撕毁、弄脏——没关系,我宁愿读那样一本书,也不愿读一本不属于自己的书。不过我有时也为自己纯粹的自我放纵行为内疚。一本书会吸引住我,而它并非是我真正渴求的;这样的奢侈,如果慎重一些我会放弃掉。比如我那本容-施蒂林(注:容-施蒂林(1740-1817),德国作家,以自传《海因里希·施蒂林的一生》闻名。)的书即如此。我是在霍利威尔街被它吸引住的,我在读《诗与真》(注:德国伟大的作家歌德(1749-1832)的自传。)时就熟悉这本书的名字;我一页页地翻阅着,越来越好奇。但那时我控制住了。的确,我付不起十八便士,这意味着我当时确实穷困。我又两次从它面前走过,每次我都让自己相信没有任何人会买那本容-施蒂林的书。某一天我手里有钱了。我好像看见自己当时急忙跑到霍利威尔街(在那些日子我习惯每小时走五英里),好像看见那个头发灰白的小老头——我即和他谈买书的事——他叫什么名字呢?——我想那个书商以前是个天主教牧师,身上仍然有着某种神职人员的尊严。他拿起书打开,沉思了片刻,然后打量一下我,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是的,我真希望有时间读它。”

为了买书我忍饥挨饿,有时去干一些搬运工的苦活。在波特兰路车站附近的那家小店,我遇见吉本的第一版书,价格贵得真荒唐——我想每套一先令吧。要拥有那些整洁的四开本大书,我得卖掉外套才行。碰巧我身上没带够钱,不过住处的钱却是够的。我那会儿住在伊斯灵顿。和书商谈好后,我走回去拿到现金,再走回来,然后——我从尤斯顿路(注:伦敦的一条街道。此处曾设有一所绘画学校。)的西端拿着这套书走到伊斯灵顿的一条街上,那里远远超过了天使酒店。我来回跑了两趟,那是我一生当中唯一用常衡(注:以十六盎司为一磅。意指书很重。)来想到吉本的时候。我两次——是三次,如果算上我回去取钱那次——从尤斯顿路下去,又爬上本顿维尔。至于是什么季节天气如何,我一点记忆也没有。买到书的欢乐把其他一切想法都赶走了。的确,我只想到书的重量。我的精力相当好,但是肌肉的力量不够,最后一趟跑完时我躺在一把椅子上,身上冒着汗,浑身无力、发痛——不过我却满怀喜悦!

有钱人听到这个故事会吃惊。我为啥不让书商寄送那套书呢?或者,如果我不能等,难道伦敦的大路上没有公共汽车吗?我怎么能让有钱人明白,那天我买了书后再也付不出一便士了?不,不,这种节省劳力的支出不是我所能够负担的。凡是我喜欢的东西,我确实都靠自己的汗水挣来。在那些日子我简直不知道坐公共汽车是什么滋味。我曾在伦敦街上一连走了十二个小时和十五个小时,而从没想到付车费让自己的腿休息一下,或者给自己节省一些时间。我穷到了极点,某些事不得不放弃,坐车便是其中之一。

多年以后,我以甚至更低的价格把那套吉本的第一版书卖了。同时卖掉的还有许多对开本和四开本好书,我无法拖着它们经常搬迁。那个买这些书的男人说它们就像“墓石”一般。为什么吉本连市场价都达不到呢?我经常为那些四开本书惋惜得心里作痛。《罗马帝国衰亡史》印制得十分精美,读到它多么令人高兴啊!那些书页,与其庄重的主题是相称的,一看见它就觉得欣喜。我想现在是可以轻易再买到一本了,但它对于我不会像以前那本一样,那本书让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卑微与艰辛。

十三

一定有个别在精神和经历上与我相似的人,他们会记得波特兰路车站的那家小书店。它有着不同的特性,书籍属于严谨的一类——主要是神学著作和经典著作——大多是被称为无用的旧版书,一点收藏的价值都没有,已经让实用的现代出版物取代。书商是一位十足的绅士,仅仅这一事实,以及他给书标出的特低价格,有时就会让我想到,他经营那家书店纯粹是因为喜爱文学。在我眼里是无价之宝的书,我花几便士就买到了;我想,自己买到的任何一本书都没超过一先令。正如有一次我注意到,有个年轻人刚从教室出来,看到我兴高采烈地从那个亲切的书摊或里面更丰富的书架上获得那本旧书,他只能是既惊奇又轻蔑的样子。比如我那本羊皮纸的《西塞罗(注: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著作家。)信札》:它短小厚实,有格雷维斯(注:格雷维斯(Johann Georg Graevius,1632-1703),德国古文物研究者。)、格罗诺维斯(注:格罗诺维斯(Jan Frederik Gronovius,1686-1762),荷兰植物学家。)和我不知多少其他老学者们所作的注释。啐!已经完全过时了。但我却毫不那样认为。我对格雷维斯和格罗诺维斯怀有深厚的感情,假如我像他们懂得一样多,即使受到那个年轻人的轻蔑我也会非常满足。求知的热情决不会过时。这个例子——如果再没别的——像圣火一样在我面前燃烧,永不熄灭。从哪一位现代编辑身上,我能发现洋溢在那些老学者们注释里的爱与热情呢?

即便当今最好的版本,也颇像是教科书。你经常觉得人们并不把作家的著作视为文学,而只是教科书。单纯就做学问的人而论,过去的比现在的强。

十四

今天的报纸上登载了不少关于春季赛马的消息。我一看见它就十分恶心。它使我想起一、两年前,我在萨里郡(注:英国英格兰的一个郡。)的一个车站见到的那则关于附近举办某些赛事的海报。如下便是我抄在笔记本里的海报内容:

“为确保参加此次赛事的公众安全舒适,执行委员会雇请了如下人员:14名侦探(赛马业的),15名侦探(伦敦警方(注:注:尤指伦敦警察厅侦缉处)。),7名巡官。9名军警。”

76名警察,以及一支专门从预备队和门警队挑选出来的编外分队。

上述警力将只是维护秩序、驱逐不良分子等。强大的萨里郡警察部队还将予以协助。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闲聊的朋友当中无意提到赛马问题,被他们公认为“乖僻”。这样的公共集会,连创办者们都声称对所有体面的人是危险的,难道反对它们真的乖僻吗?人人知道,举办赛马主要是为了让傻瓜、无赖和盗贼们高兴与谋利(注:作者的观点难免带有偏见。)。明智的人让自己参加这样的事,声称有他们出现“比赛的特性便从本质上高尚起来”,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只是表明,明智的人会多么容易丧失其理性与端庄。

十五

昨日我漫步了很远,中午在一家路边客栈吃饭。桌上放有一本通俗杂志。我浏览一下,发现有一篇某个妇女写的《猎狮记》,在这篇文章中我见到有一段似乎值得抄录如下:

“我把丈夫叫醒时,那只狮子——当时它离我们约四十码(注:一码约0.914米。)远——

向我们直扑过来;我用303式枪正好打中它胸口,后来我们发现它的气管和脊骨都打碎了。它再次向我们扑来时,我第二枪把它的肩部打穿,它的心脏也被打得稀烂。”

能看看这位会玩枪舞笔的女英雄,我会觉得有趣。她大概是个很年轻的女人,在家里时,或许她那副身段在客厅里还显得优雅呢。我可能会喜欢听她谈话,和她交流思想。她会让人对古罗马颇有身份、在圆形剧场有自己席位的的夫人怀有相当不错的看法。那些夫人在私生活里,大多乐观优雅,富有教养,性情颇令人惬意。她们谈论艺术,谈论文学,会为莱斯比亚的麻雀(注:罗马诗人卡图鲁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公元前84-54)写的一首题为《莱斯比亚的麻雀》的诗。此段的言语中暗含讽刺意味。)流泪;与此同时,她们又都是鉴定家,很能鉴别破裂的气管、粉碎的脊骨和撕开的内脏。不可能她们许多人都喜欢亲手屠宰,为此我得认为,我们通俗杂志上的那个女猎手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夫人。不过毫无疑问,她和那些罗马贵妇人会相处得很好,因为她们发现彼此只有一点表面的区别。她那血淋淋的回忆,受到注重通俗趣味的编辑欢迎,这个事实也许比编辑或公众所感到的更有意义。假如这位夫人要写一部小说(她也许会),那么小说将具有现代气势的真正特征。当然,她的风格是从所喜爱的读物中形成的,很有可能她的思维与感知方式也多受其影响。假如这还不是典型的英国女人,我猜想不久就会了。的确,“她的行为是很正常的”,这样的女人应该养育出不同寻常的后代来。

我十分迷惘地离开了客栈。在从另外一条路返回时,我不久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小山谷的边上,谷中有个农场和果园。苹果树鲜花盛开,我站在那儿凝视着,这时一整天都吝啬阳光的太阳,突然变得光辉灿烂。对于当时见到的情景我无可言状,只能梦想到那鲜花盛开的山谷多么宁静可爱。在我身旁,一只蜜蜂嗡嗡地叫着;不远处,一只布谷鸟发出欢叫;从下面农场的牧地上,传来羔羊咩咩的声音。

十六

我绝非是人们的朋友。他们作为一种力量——这力量决定着当今的潮流——让我感到不信任和害怕;而作为一种可见的大众群体,他们又让我避而远之,常常使我产生厌恶。在我一生更多的时候,人们对于我只意味着伦敦的民众,在那样的形象之下,没有任何意义适度的词语可表达我对他们的看法。而我对乡下人并不怎么了解。偶尔瞥一眼他们,也不会彼此更熟悉一些。我身上的每一本能都是反民主的,我害怕想到当民众不可抗拒地开始统治时,英国会成为什么样子。

不管正确或者错误,这便是我的性情。但因此就争辩说,我对所有在社会地位中比我更低的人都无法容忍,那就大错了。个人与阶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最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中。以某人自身为例,通常能发现他有着某种理智,某种向善的东西。但在这个社会的有机体中把他放到大众里去,十有八九他会成为一个无耻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随时会在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做出任何坏事来。由于民族倾向于愚蠢和卑鄙,所以人类前进得非常缓慢;又由于个人有向善的能力,所以人类毕竟在前进着。

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那个人时,我会为人取得如此小的进步感到惊奇。现在,当看到大众里的人们,我又为他们有了现在的进步感到惊奇。

我由于自负得愚蠢,常根据一个人的智力和成就来判断其价值。凡是缺乏逻辑的人,我看不到任何好处;凡是没有学问的人,我看不到任何魅力。现在我认为,一个人必须区分两种形式的智力,即大脑的与心灵的;并且,我已把第二种智力视为远更重要的东西。我决不会说智力无关紧要,只有傻瓜才总是既让人生厌又对人有害。不过说实在的,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人之所以不愚蠢荒唐,并非在于他们拥有的智力,而是在于他们拥有的心灵。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我看见他们相当无知,满怀偏见,能够作出最可笑的错误推理来;然而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无上的美德、善意、可爱、谦逊与慷慨。他们拥有这些品质,同时也懂得如何加以运用。他们有着心灵的智力。

在我家中替我干活的那个穷苦女人,甚至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初,我认为她是个异常好的佣人。认识三年之后我发现,她是我所知道的应该享有“优秀”这个词的少数女人之一。她能够读读写写,就这些。如果再多给她一些指导,我肯定那会害了她,因为那会把她自然的动机给搞糊涂,而在精神指引上又无法给她提供任何光明。她履行着生来从事的职责,并且带着受到恩赐的满足感,一种尽到责任后的快乐,她也因此高高地置身于文明人的行列里。她的欢乐在于生活井然安宁——对于任何一个孩子,还能给予他什么更好的赞扬吗?

有一天,她对我讲了一个过去的故事。她母亲十二岁时去做家政,可你认为条件是什么?小姑娘的父亲是个诚实的劳动者,他“支付”给女儿去的那个家的人每周一先令,用于教会她自己希望担任的职责。今天的任何一个劳动者,如果也让干这样的事,会怎样露齿而笑、瞪起双眼啊!我的女管家在她那类人当中是比较特殊的,这我已不再吃惊。

十七

差不多连续下了一天雨,不过对于我这却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日子。我已吃过早饭,正仔细看着德文郡地图(我多么喜欢一张好地图!),以便查一查我打算远足的路线;这时忽然有人敲响门,M夫人拿着一大包用牛皮纸包好的东西走进来,我一眼看出里面一定是书。定单是几天前寄到伦敦的,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收到。我怀着怦怦跳动的心,把包裹放到一张明净的桌上。我一边把炉火弄得更旺些一边看着它,然后拿起削笔刀,庄重而谨慎地——尽管手在发抖——着手把它拆开。

仔细查阅书商的目录,在这儿那儿把可能买的书作上记号,真是一件乐事。以前,在我很少能够省出钱时,我尽可能把书目放到看不见的地方。而现在我一页页地欣赏它们,愉快地发挥着判断的效力,而这个判断是自己必须作出的。不过更令人快乐的,是拆开你已经买了但尚未见到的书。我绝非追求稀有珍品的人,对于初版与特佳版本图书不以为意。我要买的是文学作品,是人精神的食粮。当最里面一层包装纸被打开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了书的封面!第一次闻到了“书籍”的芬芳!第一次看到了精美的标题!眼前这部作品的名字,我熟悉了半辈子,但就是从未见过这本书。我恭敬地把它拿在手里,轻轻地打开。我浏览着每一章的题目,预想着我将受到怎样的款待,激动得眼睛模糊了。有谁比我更牢记着《效法基督》(注:大概系德国的坎普滕的托马斯(Thomas a Kempis,1380?-1471)所著。)中的这句话呢——“我在所有事物中追求被安静,然而我却得不到——除非在某一角落手中捧着一本书?”(注:原文为拉丁文。)

我身上具有学者的素质。只要头脑能够悠闲安宁,我就会积累起学问来。在大学里面我会生活得很幸福,会毫无伤害,我总是不断想象着东半球(注:即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尤指欧洲。)。米什莱(注: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在其《法国史》的序言中说:“我从世界的边缘上经过,我以历史为生活。”(注:原文为法语。)这犹如我现在所看到的,是我真正的理想。在我整个的拼搏与痛苦中,我总是更多地生活在过去而非眼前。我在伦敦简直处于忍饥挨饿的时候——那时要靠我的笔维持生活看来不可能——有多少日子我都在大英博物馆度过,漠不关心地读着书,仿佛我没什么可担忧的!我早饭吃过没涂奶油的面包,把另外一块面包装在衣袋里作为午饭,在那间大阅览室的一张书桌旁坐下,面前放着一些绝不可能给我带来直接利益的书;现在回想起来我真觉得吃惊。那时我努力读着一部部德国人写的论古典哲学的巨著。那时,我读阿普列尤斯(注:阿普列尤斯(约123-约180),古罗马作家、哲学家。)和卢奇安(注:卢奇安(约120-约180),2世纪希腊修辞学家、讽刺作家。),读佩特罗尼乌斯(注:佩特罗尼乌斯(?-66),古罗马作家。)和《希腊诗选》,读第欧根尼·拉尔修(注:第欧根尼·拉尔修(约200-约250),古希腊哲学家。),以及——天知道还有什么!我忘记了饥饿。那个我必须回去过夜的阁楼从没使我感到不安。总体说来,我好像觉得那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我赞许地对那个瘦弱苍白的青年微笑着。那是我吗?那就是我自己?不,不!他已经死去三十年了。

从高尚的意义上讲,学问那时是拒不接受我的,而现在又为时已晚了。然而此时我仍贪婪地读着保萨尼阿斯(注:保萨尼阿斯(活动时期为143-176),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著有《希腊记事》。),并保证要把他写的每个字都读完。凡是对旧时的文学有点兴趣的人,谁不想读保萨尼阿斯,而不只是引用一下他的话或者提到他?这儿是达恩(注:达恩(Felix Ludwig Julius Dahn,1832-1912),德国律师、作家和历史学家。《日耳曼诸王》是他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写的《日耳曼诸王》:关于罗马的日耳曼征服者,谁不想尽量知道得多一些?等等,等等。直到最终我都会阅读——并且也忘记。唉,这就是最糟糕的地方!假如我能把任何时候学到的知识掌握住,我便可自称是一名学者了。无疑,对于记忆最坏的莫过于长期的烦恼、焦虑和畏惧。我对所读到的东西,只能记住一点片断,但我仍然会持久而快乐地读下去。我要为未来的生活积累学问吗?确实,我已不再为忘记知识烦恼。我在送走时光的时候获得了幸福,而一个凡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十八

难道这就是我吗?——亨利·赖克罗夫特,在无忧无虑休息了一个晚上后,不慌不忙地起床,像个上了点年纪的人那样从从容容穿好衣服,走下楼去,高兴地想到能够静静地读书,读一整天书。难道这就是我吗?——亨利·赖克罗夫特,在许多个漫长的岁月里感到厌倦的一名苦工。

我不敢去想那些留在身后的东西,留在被墨水玷污的世界里的东西。那会使我难过,并且有何意义呢?然而,既然已往那个方向看过了,我就必须加以思考。啊,你这个身负重担的人,谁此时坐下来用笔从事该死的苦役了?你写作,并非因为你的头脑中、心中有什么要写——它非得表达出来不可——而是因为笔是你能运用的唯一工具,是你得到生计的唯一办法!一年又一年你们那群人都在增加。你挤到出版商和编辑的门前,千方百计要卖出稿子,据理力争,还与他们相互咒骂。啊,多么遗憾的场面,真是荒唐,令人心碎!

现在以写作谋生的男女不计其数,在这样的工作里,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到持久的生计。他们从事写作,是因为不知道干别的什么,或者因为文学这一职业以其独立性和让人眼花缭乱的奖励吸引着他们。他们愿意抓住这个可怜的职业不放,通过乞求和借钱来弥补一点,到最后要干别的已来不及了——然后呢?凭着我一生留下的可怕经验,我得说那些鼓励青年男女在“文学”上寻求生计的人,只能是在犯罪。如果我的意见还有点威信,那么我会在凡是人们能听见的地方大声说出这个事实。任何为生活进行挣扎的方式都是可恨的,而文学舞台上的混战,在我看来比什么都卑鄙可耻。啊,你那些每千字的价格!啊,你写的一篇篇短文和谈话录!啊,那些在混战中被踩在脚下的人将会面临怎样可悲的绝望!

去年仲夏时,我收到一封某个打字员恳请我光顾的函件。某人不知怎么弄到我的名字,以为我仍在干写作的苦活。这人写道:“如果你做圣诞节的工作有压力,需要任何额外的协助,我希望效劳,”等等。

假如与一个店主说话,一个人又会如何写呢?“你圣诞节的工作有压力”!我甚至恶心得笑不出来。

十九

我看到,有人正提高他那悦耳的声音称赞强制征兵的办法。只是每隔很长时间,人们才能在评论杂志或报纸上读到这类东西;我高兴地想到,多数英国人甚至像我一样因此受到影响,因恐惧和反感而觉得恶心。既然强行征兵在英国是不可能的,谁愿意冒险去说它呢?凡能够思考的人都看出,我们对于人身上存在的野性力量所采取的防范多么微不足道——拥有特权的种族,对它已经采取了缓慢而艰难的阻止。民主对于文明的一切更加美好的希望充满威胁(注:言语中不无讽刺意味。),而建立在军国主义之上的君主政权的复苏——它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并非不自然的相随相依关系——又让前途十分渺茫。这时只得出现某个“屠杀之王”,因而民族之间会相互残杀起来。让英国处于危险境地,英国人就会战斗,在这样的极端时刻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但如果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屈从于全民从军的灾祸,我们这些岛民(注:英国是一个岛国。)必定又会遇到什么可悲的变化!我愿意想到,他们为了保卫其人性的自由,甚至会采取并不审慎的行动。

一个有学问的德国人,向我说起他当兵的那一年,他告诉我假如再多一、两个月他就会通过自杀来得到解脱。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勇气让我坚持不了一年。羞辱,愤怒,厌恶,会使我发疯。在学校时,我们每周都要在操场上“军训”一次。我只要一想到它,即使在四十年之后,我都会为那个巨大的苦恼战栗——在当时我是经常为此难受的。那种毫无意识的机械训练,本身就几乎让我无法忍受。我讨厌站在列队里,听到指令时一下把胳膊和腿伸出去,被迫整齐地踏着脚步。我觉得失去个性非常丢脸。然后,当我站在列队里,那个操练军士斥责我无能——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当他把我叫成“7号”时,我感到无比耻辱和愤怒。我不再是一个人,我成了机器的一个部件,我的名字是“7号”。见我旁边的人兴致勃勃、热情积极地进行操练,我常感到惊讶。我盯住那个小子,问自己怎么我和他的感觉会有这样大的差别。他们还与军士交朋友,有的为“越出界限”和他走在一起感到得意。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对我而言,我想自己从没像憎恨那个肩膀宽大、表情严厉、声音刺耳的家伙那样憎恨别人。他对我说的每个字,我都觉得是一种侮辱。远远地看见他我会转身跑开,以免不得不向他敬礼,甚至神经变得紧张不安——这一点使我非常痛苦。如果有谁伤害过我,那就是他;他给我带来了身心两方面的伤害。我极其严肃认真地认为,自己从少年时代就有的紧张不安的问题,即起源于那些该死的操练时刻;我也相当确信,正是从那些不幸的时刻开始我产生了强烈的自尊——它成为我最麻烦的个性之一。这种性情当然是存在的,我本应该使其减少而不是加剧。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会因为想到在学校的那个操场上只我一人才敏感得如此痛苦,而自鸣得意。但现在我非常确信,我的许多同学当时心里都把自己的反感压制着。即便那些喜欢操练的孩子般的人,我相信到了青壮年的时候,欢迎对自己及其同胞强行征兵服役的人也寥寥无几。从某种角度上讲,英国在被人征服下流血牺牲,也远比以热心积极或不加思考地接受强行要!征兵的办法获救好些。这种观点不会为英国人认可,但假如有一天热爱英国的人谁也不再怀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么这对于它将是一件遗憾的事。(注:此节主要反映了作者反对“强行征兵”(conscription)的办法。这从一个方面也看出他不愿受到束缚的思想和个性。)

二十

我已想到人们可以把艺术解释为:它是对生活激情的表达方式,此种方式既令人满足又永恒持久。(注:记住作者关于艺术的这个解释,就不难理解前后的内容和词句。对于艺术,作者强调的是情感而非理性的东西。)这个解释适用于人们所采取的任何艺术形式,因为在艺术家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时,无论他在创作一部伟大的戏剧,还是在木头上雕刻一片树叶,他都从周围的世界某个方面的崇高享受中,受到感动和激励。这一享受本身,就比别人所获得的更为强烈;凭借一种力量——我们不知他是如何获得这种力量的——他用看得见或听得到的形式,将充满罕有生命力的情感记录下来,从而使那种享受更加强烈和持久。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艺术创作,即便他只是一个耕地的农夫,日出时在田野里哼出一些自称的优美曲调——这纯粹是健康与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他在生命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情趣推动下,唱着或努力唱着,而他也只能唱出质朴的歌词来。另一个也曾是个耕地的农夫,他歌唱雏菊,歌唱田鼠,或者创作出富有节奏的叙事诗《桑特尔的便帽》(注:杰出的苏格兰民族诗人彭斯(1759-1796)的一首名诗。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在田间劳动。)。不仅生活对于他有一种激情——它比让霍奇(注:原文为“Hodge”,待考。)感动的激情强烈和微妙得无法衡量——而且他用语言和音乐把这激情表达出来,从而传达到人们的心中,其魅力经久不哀。

在我国,一些年来人们对于艺术谈论得不少。我猜想人们开始谈论时,维多利亚时代真正的艺术冲动已衰退,一个大时代的能量几乎耗尽了。当实践活动衰退下去的时候,种种原则总是成为引起激烈讨论的内容。一个人成为艺术家靠的并非是思考,甚至不会以此在这方面取得一点进展——这与说某个“是”艺术家的人不能得益于有意识的努力,绝非一回事。歌德(注: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哲学家。)(那些在每一人性特征上都与他不同的模仿者经常强调的例子)对于他的《浮士德》(注:浮士德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歌德以此创作了同名诗剧。)就有过足够的思考。可是他青年时代写的那些抒情诗呢?它们就他所取得的成就而论并非毫不珍贵,而是他极其仓促潦草地胡乱写在纸上的,因为他无法停下来把它们写端正。我敢于写出这样一个古老的事实吗?——即使只让自己去看待——即艺术家是天生的而非造就的。这样说似乎并不多余,因为现在已经听到对司各特(注: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轻蔑的批评,理由是他毫无艺术良知,他只是并不考虑风格地乱写,他在开始写作前从不精心策划——正如人们当然知道的,福楼拜(注:福楼拜(1821-1880),法国小说家。)就历来如此。毕竟,为什么没人听说有个叫威廉·莎士比亚的人,用几乎应该受到谴责的、漫不经心的方式写出所谓的艺术作品?有一个姓塞万提斯(注: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唐·吉诃德》的作者。)的粗心大意的人,对自己的艺术作品并不太认真——他在有一章里描述说偷了桑乔(注: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的驴子,但不久他即把这事简直给忘了,让我们看到桑乔骑的是一匹“花马”,好像啥事也没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不是有个姓萨克雷(注: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代表作为《名利场》。)的人,他在一本极富“个性的”小说的最后一页不知羞耻地承认说,他在有一页里曾让法林托什勋爵(注:萨克雷《新来者》中的一个人物。)的母亲死去,而在另一页里又让她活过来吗?但这些艺术的罪人依然置身于世界顶级的艺术家之林——从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存在”在其批评家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的作品就是一种对于生活激情的、既令人满足又永恒持久的表达方式。

毫无疑问,某人很久以前就偶然有了我的这个解释。这没关系。难道这对于我就不是那么原创了吗?不久前我还会为这种可能感到烦恼,因为我的生计需要避免剽窃——即便看起来是剽窃。但现在我与法林托什勋爵一致了,非常愿意从本身智慧自然的萌芽中获得乐趣,而不为别人是否也有了同样的想法自寻烦恼。假定我在对欧几里得(注:约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几何学家、教育家,被称为几何学之父。)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发现了哪怕是他几何证明中最简单的东西,我会在某人对他的书引起注意时变得垂头丧气吗?毕竟,这些自然的萌芽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产物,只是出于偶然它们也许在世界的市场上才毫无价值。在如今我自由自在时,我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就是为自己而理智地生活。以前,在阅读中我遇到什么给我留下印象或让我欣喜的地方,我就写在笔记本里“备用”。每当读到一节动人的诗或某一句散文,我总会想到可以在自己写的什么东西里引用一下——这是文学生活不幸的结果之一。现在我极力阻止这种习惯的想法,扪心自问:我读书和记忆为了什么?这的确是有史以来人向自己提出的一个最愚蠢的问题。你读书是为了让自己快乐,让你得到安慰和力量。这么说,快乐完全是自私的吗?安慰可以持续一小时,给自己增添力量是为了无人能对抗。唉,不过我明白,我明白。假如不是因为有一小时一小时似乎悠闲的阅读,我会有什么勇气住在自己的这处小屋里,等待生命结束?

有时我想,假如我很有兴趣朗诵一段文章时身边有谁听着,那该多好啊。不错,可全世界有哪一个人,我总能得到他富有同情的理解呢?——而且,通常又有谁能和我获得同样的欣赏呢?这种心智上的协调是最为罕有的事。我们一生都在渴望它:这渴望像魔鬼一般驱使着我们,把我们赶入荒芜的境地,常常最终让我们陷入泥潭和沼地。毕竟,我们知道这种幻想是虚假的。每个人命中注定要孤独地生活。想象自己已逃脱了共同命运的人是幸福的;正在这样想象的人也是幸福的。那些没有获得这种幸福的人,至少避免了幻灭的巨大痛苦。难道面对一个事实——无论它让人多么不安——不总是很好的吗?永远放弃无用的希望的大脑,会在日益的平静中得到补偿。

二十一

今天,在我整个花园四周传来鸟儿响亮的欢叫。说空中充满了它们的歌声,根本无法让人想象出那此起彼伏、如笛如哨的声音,以及如打击乐器般的颤音,这些悦音时时升向天空,如此和谐,令人欢欣鼓舞。我不时注意到一只较小的鸣禽似乎极力拉开嗓子,在狂喜之中努力要比所有其余的鸟唱得更好。这是一种赞美的合唱,大地上的任何孩子都没有这样的声音或心境唱出这样的歌来。我听着的时候,被那欢天喜地的合唱感动得难以自制。那热情洋溢的喜悦多么温柔亲切,我的生命融化在其中。我怀着不知多么深深的谦卑,两眼模糊了。

二十二

只需看一看那些文学期刊,然后对这个时代作一下判断,你就不难相信文明确实已经取得了巨大而可靠的进步,并且这个世界正处于颇有希望的启蒙阶段。我一周又一周地浏览一页页挤得满满的广告,看到许多出版商非常积极地推出各种书,无论新近写的还是过去写的。我看见在文学的各个分支都有无数工作者的名字。所公布出来的东西,有不少同时自称只有暂时的意义,或甚至根本没有意义。可是引起富有思想或勤于钻研的人注意的印刷物,真是堆积如山啊!它们给大众提供了一长串经典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装帧漂亮,价格低廉。像这样的珍品,从来没如此便宜、如此美观地呈现在所有能够珍视它们的人面前。对于富人,他们可以买到一本本豪华的书籍,其版本颇有气派;在艺术作品上所投入的精力、技术和费用真是不可计算。全世界的以及所有时代的学问,无不在这里体现出来。不管你从事什么研究,你迟早都会在这些广告栏里发现吸引自己的东西。这儿是学问之士们的劳动成果,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每个科目。科学将其在天地间的最新发现呈现出来,它向幽居独处的哲学家说明情况,也向市场上的民众说明情况。人们闲暇时从事的种种稀奇的探寻,在无数出版物上发表出来;此外还有不无智慧的琐碎、古怪的事物,以及根据人的每一兴趣从各条僻径搜集到的种种东西。有一些寓言家,可满足具有其他情趣的人。说实话,在这些各式各样的书目中他们通常享受着殊荣。谁愿意计算一下他们?谁愿意计算一下他们的读者?创作诗歌的人倒是不少,但善于观察的人会注意到,当代诗人在这份具有大众趣味的索引中并不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游记则颇多,人们对于遥远地方的见闻所怀有的趣味,似乎只比对于浪漫的奇遇所怀有的强烈趣味略有逊色。

有这么多的书摆眼前,难道我们不应该认为,当今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人们心里在想什么吗?假如不是整个民族在这个知识领域里满怀渴望,如此庞大的商业怎么可能繁荣呢?你无疑可以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的吧?——即在全英国,在城镇和乡村,私人图书馆正迅速发展着;一般的人都把大量时间用到阅读上面;文学上的抱负是人们努力奋斗受到的最通常的激励之一。

事实即如此。这一切都可谓是当代英国的现状。但是对于我们的文明前景问题,人们足以能够安然无忧了吗?

有两件事必须记住。无论文学上的商业活动多么可观,就其本身看来,相对而言还是不够的。其次,文学活动决非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证明——证明标志着真正的文明人的精神状态。

我们对每周出版一期的“文学报刊”姑且不论,看看每天早晚出版的报纸。在此你即可了解到事情的真正意义。读读日报吧——三便士一份或半便士一份的——想想它都留下了什么印象。或许有几本书被“得到短评”了。假定这样的“短评”无论如何是值得注意的,你再把它所占用的版面,与人们生活中对于物质上的兴趣所占用的版面相比,你就可以衡量一下在知识上所作的努力,对于普通人究竟有多重要。那些读书的公众——就读书这个词值得考虑的任何意义而言——是非常非常少的;即使明天印刷图书的工作统统停止了,并不会感到有任何欠缺的公众大有人在。有关学术著作的广告虽然颇让人受到鼓舞,但事实上它们也只是面对少数几千人而已,这些人分布在整个讲英语的世界里。许多很有价值的书缓慢地销上几百册。有一些男女,将买严肃文学作品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还习惯去公共图书馆里——总之他们把这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假如把大英帝国各个地方这样的人都集中起来,他们如果不能舒舒服服地呆在阿尔贝特大厅(注: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一座著名建筑,是艺术家们聚集的地方。)里,那我可真是大错特错了(注:意即人数并不会很多。)。

但即便如此,难道这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即我们的时代在向着文明的特性发展,这正如从热爱知识的东西上所表现出来的。关于知识与情感方面的著作,以前什么时候传播得这么广泛过?少数真正富有才智的人,不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吗?难道他们不是实实在在地引领着前进的路,无论大众多么缓慢、散乱地跟在后面?

我是乐意相信这一点的。当令人忧郁的证据强加到我身上时,我常对自己说:想想理性的人经常出现的情形吧,想想他多么辛勤地把光明散布到各处;既然人类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努力又怎能被盲目粗野的力量压倒?是呀,是呀。不过这个我亲切地视为有理性的人——他既自己受到启迪,又给人以启迪——这个我紧随其后的创造者、研究者、演讲者或勤学的绅士,他总是代表着正义、和平、美好的举止与纯洁的生活吗?总是代表着走向真正文明的所有事物吗?这是一种带有书生气想法的错误推理。经验从各个方面都证明,即便旺盛的精神生活也只是人的一个方面,而他的另一方面在道德上却是尚未开化的。一个人可能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但他对人类的理想却会毫无共鸣。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甚至诗人,也有可能是货币市场的赌徒,社会上拍马屁的人,大喊大叫的沙文主义(注: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一种反动民族主义。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用暴力向外扩张势力,所以把这种思想叫做沙文主义。)者,或者是肆无忌惮的幕后操纵者。至于“科学的领路者们”,哪一个乐观者敢于声明他们站在高尚的美德一边呢?假如人们必须这样来看待那些站出来,并声称自己就是给人指导与鼓舞的人,那么只是倾听的人又如何呢?读者大众——啊,读者大众!一个审慎的统计学家不会贸然说,那些实际上阅读了优秀图书的人,二十人中只有一人与其作者怀有共鸣。这些装帧漂亮、高雅可喜的丛书,似乎得到人们广泛的赞同,但你以为它们保证会受到所有买者真正的赏识吗?记住,有些人买书是为赶时髦,欺骗邻居,或甚至是为了取悦自己。想想那些希望赠送廉价礼物的人,那些只是喜欢书的外表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忙碌的大众,他们的热情并非取决于知识和信念;他们是一大群半受教育者,是我们这个时代富有特性、充满危险的人。他们确实买了大量的书。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少数人的大脑和良知才证明他们应该有那种热情,假如我对他们不予承认,苍天也不容忍。对于这样的人——一万人中有十个——给予一切帮助和兄弟般的安慰吧!可是许多油腔滑调的人呢,那些装腔作势、连书名和作者名都读不正确的人,那些带着浓重的鼻音把韵律给抹杀的人,那些多出六便士将未切的书页糟蹋的人,还有随时给书商计算折扣的人——从他们当中,我能看到未来一个世纪的希望吗?

我得知他们教育欠缺的状况将会得到改善。我们正处在过渡阶段,一边是情况不佳的旧时代,只有少数人才享有做学问的特权;一边是幸福的未来,所有人都将自由地接受教育。这一论点是不幸的,因为教育是一种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东西;不管你怎么教育,只有少部分人才会从你极大的热情中获益。期望在贫瘠的土地上得到丰收是徒劳的。凡人终究是凡人:假如他越来越意识到了权力,假如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自作主张,假如他手中掌握了国家所有的物质资源,唉,你就会遇到目前这种状况——它以其不受欢迎的精神力量,隐隐地威胁着每个受到祝福或诅咒的英国人。

二十三

每天早晨我醒来,我都感谢上天给了我安宁。这便是我的祈祷。我记得在伦敦的日子里,自己会在睡眠中被撞击声、叮当声、咆哮声和尖叫声惊醒,而我又有了意识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憎恨周围的生活。木头和金属发出的噪音,车轮的辘辘声,各种工具的敲打,刺耳的铃声——所有这些够糟糕的了,而更糟糕的还是有人大喊大叫的声音。在这个世上,最使我气愤的莫过于某个傻瓜欢笑时发出的吼叫或尖叫,最使我憎恨的莫过于有人大怒时又喊又闹。如果可能,除了几个可亲的人外,我决不愿再听见人说话的声音。

在这儿,无论我或早或迟醒来,我都置身于舒适的宁静之中。偶尔路上会传来马蹄富有节奏的得得声。也许有一只狗从邻居的农场里发出吠叫。或者一列火车从埃克斯的另一边远远地传来轻柔、低沉的声音。不过,这些几乎就是我不得不听到的了。一天中任何时候传来的声音都极为罕有。

不过在早晨的微风里,树枝沙沙作响。欢快的阵雨敲打在窗子上,悦耳动听。一只只鸟儿唱出晨歌。近来有几次我睡不着躺在床上,忽然听到最早的云雀发出第一声欢叫。我差不多为自己的不眠之夜感到高兴。在这样的时刻唯一让我烦恼的,是想到自己漫长的生命浪费在人世间毫无意义的嘈杂里。一年又一年,这个地点都一样地宁静。除了我已经得到的,如果我再有一点点好运,再有一点点智慧,我的成年时期就会过得平平静静,晚年时我也就会久久地回顾这树荫下的安宁生活。但事实上,我现在的享受中带着某种忧愁,因为我没有忘记,这种传来悦耳之声的宁静不过是更加宁静的前奏——那种宁静等待着要将我们所有人包围。

二十四

最近,我一个早上又一个早上朝着同样的方向散步,意在看看一片生气勃勃的落叶松。它们现在呈现出来的色彩是世上最为可爱的。它似乎让我觉得双眼清新惬意,又使我心中欢喜无比。很快这色彩就会发生变化,我已经感到最初那光彩熠熠的鲜绿,已在开始变成夏季的那种素净。落叶松片刻间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来——有机会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享受到这种美的人,是很幸运的。

我日复一日来到这儿,不仅悠然自在地走上前去看落叶松,而且被赐予心中的宁静——这样的享受需要如此——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奇妙的吗?当春光明媚之时,有多少人能在某个早晨发现自己非常安宁,以致能够全身心地享乐天地间的壮美?每五万人当中有一人能这样吗?想想吧,如果一连五、六天一个人都能够静静地思考,而不会受到任何忧虑和当务之急的打扰,那么命运一定赐予了他多么非凡的厚爱啊!人们是相信“嫉妒之力”的,此种信念在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样的根深蒂固也颇为合情合理),以致我问自己是否我将不得不承受什么灾难,从而为获得这段神圣的宁静日子付出代价。命运之神以其至高的恩赐,从整个人类中挑选出少数人,而有一、两周我即成为其中一员。也许每个人会依次得到这样的机会;对于多数人而言,一生也只有一次,并且十分短暂。我自己的命运似乎比一般人的好得多,这有时又让我害怕。

二十五

今天我漫步在一条可爱的小径上,发现路上有了一些脱落的山楂花。它们呈乳白色,即使脱落了也发出芳香来,散布在五月的光辉里。

我像应该的那样获得了享受吗?从我有了自由那天起,我已四次目睹岁月的新生,每当紫罗兰让位于玫瑰时,我总会产生一种恐惧,害怕自己得到上天的恩赐时没有充分珍惜。我有好多个小时都埋头于书中,而本来是可以置身于草地的。我的收获是相当的吗?我怀着疑虑、缺乏自信地倾听着,看心里能如何辩护。

我回想到那些快乐的时刻——认出每一朵开放的花儿,发芽的树枝带给我惊奇——一夜之间它就呈现出绿色来。照耀在黑刺李上的第一道纯洁的光线,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曾在它那熟悉的坡旁,观察着最早的报春花,并且在其林里发现了银莲花。草地上的毛茛熠熠生辉,长有不少驴蹄草的山谷沐浴在阳光里,我对此久久地注视。我看见柳枝上面的球果有一层光亮的银色软毛,在金色的尘埃中十分壮观。我每次注视这些普通的东西时,心里的赞美与惊奇有增无减。它们现在又一次离去。当我转向夏季的时候,一种疑虑与喜悦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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