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本研究旨在明确口头史诗的形式，以了解它与书面史诗的不同。所采用的方法是：观察歌手在无字传统盛行时的创作，并了解他们如何在不进行书面阅读和写作的情况下，学习和练习他们的艺术。
——亚当·帕里，《荷马史诗的形成》
在这项研究中，我描述并检视了拉科塔人的口头叙述实践，从来确认构成某种必要形式的因素，并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出于对乔治·斯沃德的作品的兴致，我开始了此项研究。乔治·斯沃德借用英文字母来拼写拉科塔语，创作了一部长达245页的作品。我所感兴趣的是，在没有任何书面文本作为辅助的情况下，他是如何创作这些长篇的，尤其是关于日舞的叙述。过去，研究荷马诗歌的学者们发现很难解释基于口头传统的文学作品完成时会有多长（洛德，《歌手》，10—11）。[46]他们无法理解口头诗歌和长篇叙述作品中的口头创作技巧。在早期的研究中我察觉到了这一问题，克服困难来寻求答案：乔治·斯沃德是如何创作的；他的作品是否源于比他同时期的任何作品都要古老的口头传统。这些文本的具体写作年代我们无从得知，但很有可能是在1896年至1910年间—1896年詹姆斯·莱利·沃克博士来到松树岭，而1910年则是克拉克·威斯勒提到乔治·斯沃德作品的那一年。科罗拉多州历史协会馆长基思·施鲁姆认为，虽然手稿没有注明日期，但这些叙述故事被认为是乔治·斯沃德在1905年前所创作的。
乔治·斯沃德作品的价值在于他能够阅读并且借用英文字母拼成的拉科塔语。在直觉的引导下，我学着在他用拉科塔语言和语法所写的原始文本中辨认他与众不同的书写，接着从他大量藏于丹佛市科罗拉多州历史协会的作品中挑选出四篇进行翻译。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将乔治·斯沃德的作品从拉科塔语译成英语，在此过程中，这些叙述越来越显现出诗歌般的特点，这是源于一种古老而保守的实践。
当时，我正缺少分析乔治·斯沃德创作结构的框架，而帕里和洛德的作品帮助了我，它们为分析乔治·斯沃德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框架，我对其十分感兴趣，尤其是帕里所强调的，应该从文本出发寻求解决方案。[47]乔治·斯沃德的作品与帕里所研究的史诗十分类似，并且帕里对荷马史诗的结论也同样适用于乔治·斯沃德的叙述，“像这般变化多样、生生不息的巧妙创作必定是许多诗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们都在寻找最好、最简单的方式，用相同的诗歌形式来讲述相同的故事”（《荷马史诗的形成》，266）。[48]
乔治·斯沃德仅仅通过记忆和口头语言写下了这些故事，其中一些篇幅还很长。而指导帕里和洛德的研究，并且影响着此次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确定在古老的歌谣和与之类似的乔治·斯沃德的叙述中存在的诗歌均源于声音而非写作，它们是歌手或叙述者回忆、追随其他叙述者所使用的风格而创作的（帕里，《荷马史诗的形成》，270）。帕里认为，书面写作也许更为人知晓，但它并不会影响口头叙述的风格和形式，这些风格和形式都源自传统的，其中富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荷马史诗的形成》，270）。事实上，一些研究荷马诗歌的学者认为，书面写作或许和口头叙述研究并不相关。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指出，在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的第一部分时，人们的读写能力还十分有限，这些故事都并未成形。沃尔夫相信，“公元前950年左右，这些史诗经由游吟诗人的传唱而形成，而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通过口头传授的方式流传于世”（帕里，《荷马史诗的形成》，xv）。同样，在乔治·斯沃德生活的年代，书写还未在拉科塔流行，他所创作的故事和书面文本并不相同；可以说尽管这些叙述是通过文字形式呈现的，它们依然是口头的。乔治·斯沃德表示，在创作初期他按照口述的方式写作，选取古老的语言而拒绝使用新的语言。（《沃克特藏》，108:1）。他将音节、词、词组组合成容易记忆的句子、小节、主题，以及故事模式，他十分熟悉这些内容在拉科塔口头传统中的运用。他依据拉科塔口头传统确定的固定模式使用熟悉的单词和叙事短语。（帕里，《荷马史诗的形成》，269）。
根据乔治·斯沃德的创作，在拉科塔语中，音节相互组合构成单词，同样，名词和动词的变形相组合构成句子。[49]在拉科塔语的简单句中，动词的变形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也可以插入介词音节所构成的前缀或后缀充当句中的动词；动词在语句的构成中起到了十分特殊的作用，这在之后的段落中有所提及。而当简单的句子结构变成错综复杂的句法时，拉科塔语的动词变形也变得复杂起来。事实上，在拉科塔语中约有五百个构成单词的音节，其中五分之一是完整的单词，而其余的音节中，有些仅仅是词干，有些是前缀或者后缀，也有少数的音节可作为词干、前缀或者后缀（比歇尔【21】，《语法》，129）。[50]
虽然乔治·斯沃德在创作时有足够的自由，但其行文风格受限于拉科塔传统。换言之，他讲述故事的方式并不完全是原创的，而是延续了一种植根于拉科塔文化中的叙述方式。在拉科塔口头传统中，该叙述风格被许多人所沿用。[51]举例来说，它与南斯拉夫口头传统中的传统很相似，即诗人们所吟唱的史诗会依照一定的用词风格，其中都包含大量的词组，这些词组起到两个作用：其一，每个词组都表达了一个基本思想；其二，每个词组都填充了诗歌结构，用来组成一个句子（帕里，《荷马史诗的形成》，270）[52]。在帕里之后，洛德对这些要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运用它们定义了程式这一概念，从而展开了进一步研究（详见第四章）。在评估行文风格时，帕里想要确定当诗人们按照一定程式编写叙事诗歌时，他们使用的措辞是否为口头的，是否来源于悠久的传统，因此他对原始文本进行了分析。[53]帕里发现，在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其措辞中包含的程式越多，就越能说明这些程式并非出自一个诗人之手（《荷马史诗的形成》，272）。这一推论同样适用于乔治·斯沃德的作品，特别是其关于日舞的叙述（详见本书第四、第六章）。
乔治·斯沃德所掌握的写作知识证明了他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可能仅限于拉科塔语，因为在生活和创作这些故事时，他是否精通英文写作还尚待商榷（详见第三章）。当时，书写这一记录形式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拉科塔文化正处于由口头转向书面的过渡时期。帕里认为：“或许人们对书写有所了解……所以写作知识可能会影响诗歌文本的呈现方式，但不会影响诗歌的风格、形式，并且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它是由诗人这个群体以及诗人所处的社会群体共同创造的。”[54]因此，想要判断某一种特定的诗歌风格是否为口头的，并且来源于传统，最佳的方法是将这首诗歌吟唱出来，仔细聆听，或是将它与其他使用相同程式的诗歌进行对比（《荷马史诗的形成》，270）。对于乔治·斯沃德的作品来说，《黑麋鹿如是说》【22】一书是很好的参照物，其中“很久以前”【23】章节使用了与斯沃德文本相类似的程式化语言（详见第四章）。据帕里所言，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荷马，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能看到口头诗歌与书面形式的诗歌的区别（《荷马史诗的形成》，269），同样，学者们在看待美洲印第安基于口头传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时也存在相似的问题。早期，帕里主要专注于研究这些诗歌是如何产生的；在创作中，诗人的读写能力对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荷马史诗的形成》，421，270）。美洲印第安基于口头传统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
目的及研究视角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阐释拉科塔人如何创作叙述故事，并由此产生一种书面文字形式。[55]研究对象主要为乔治·斯沃德所创作的四篇叙述故事，这些故事在语言的使用方面显得与众不同，其中蕴含了特殊的拉科塔习俗和传统，它们同历史上的与当时的拉科塔文化和社会息息相关。本研究的一项重要假设是文学派别——通过语言的构成、故事的形式和结构等各种方式区分出不同的故事类型——在一个不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文化框架下产生。
本研究为定性研究，涉及对一部具有文化特异性的口头叙述作品进行调研、评述并阐释，这类研究在历史和人类学学科中较为常见，是一种特殊的案例研究——人种志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分析拉科塔的历史文献和原始文本。首先，对口头叙述的主要来源进行评估，包括拉科塔语的录音和文字，这些资料藏于弗米利恩县南达科他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民俗中心，以及丹佛市科罗拉多州历史协会。然而，在这些材料中，我只选择了乔治·斯沃德的原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其文本中数不胜数的诗行和拉科塔语的广泛使用。[56]这篇原始文本以拉科塔语写成，其中包括三篇短篇叙述和一篇关于日舞的长篇叙述，我将它们译成英语，用以分析具有种族特色的口头传统。而这些我所鉴别和评估的历史录音和文本，其实只是现存的大量拉科塔语口头文学作品中的一小部分。
研究方法
研究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对拉科塔语叙述故事的原始文本进行分析；其次，采用逐字翻译和文学翻译这两种方法，将文本译成英语；[57]最后，运用口头理论对拉科塔文本进行分析，以明确此类叙述的创作过程。因此，所选文本的2240行内容均由原始语言拉科塔语译成了英语。为了确定这些故事是如何被创作的，以及掌握口述作品的第一手信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对这些叙述故事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目的是为了明确拉科塔口头叙述的形式。此处的“结构”意为逐行、逐节的程式化结构。研究的基础是将这些故事从源语言拉科塔语译成英语，重点在于乔治·斯沃德作品中的拉科塔语言和文化，乔治·斯沃德是拉科塔古老语言的使用者，而他将自己说的话书写下来。乔治·斯沃德写过一篇关于改变的文章，这篇文章证明了在1882年被殖民或者说被迫迁移到松树岭印第安保留区之后，拉科塔奥格拉拉部落所经历的迅速转变。[58]
叙述文本的翻译分为三个步骤：首先，逐字将拉科塔语翻译成英语；其次，按音节对每个单词进行分析，掌握其意；[59]最后，在语境中分析每个小节中的单个词语。[60]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拉科塔语中单词是由音节组成的，而构成所有单词的音节约有五百个。四篇拉科塔语原文及英文翻译详见附录。
在我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中，按音节翻译法在词意不明确时可以准确地表示动词的变形。例如，乔治·斯沃德使用了eyapi一词，它是由词干eya变形而来，具有动词词性，意为“他们说”，这也是一个程式化的词语，表示一句的结束。拉科塔语中，动词的变形出现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以及第三人称的单复数，特殊情况下会于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即“二元”形式下出现，[61]该形式十分特殊，常用于介绍故事中的讲述者。乔治·斯沃德并没有采用二元形式，[62]而是选择了第三人称复数——即用eyapi表示“他们的”，用来表明这些故事是人们所讲述的。[63]按音节翻译法的实际运用并没有将乔治·斯沃德所叙述的内容理论化或一般化，而是运用充分的事实依据，展现文章原本的内容。
当音节组合在一起构成单词、词组，有时甚至是整句话时，它们便有了另一层次的意义，就如同一个动词插入介词前缀或后缀就形成了它的变化形态。这些音节的意义在于构成了新的单词，而这些单词也被所构成的文章赋予了意义。例如，在进行逐字翻译时，wakinyan tonwanpi被认为是两个独立的单词；但在语境中该复合词意为“闪电”（比歇尔，《拉科塔语—英语词典》，531）。[64]
起初，拉科塔语并非书面语言。因此乔治·斯沃德在借用英语字母表来表示拉科塔语中的辅音和元音时，并没有使用区分特殊辅音的标记。[65]作为拉科塔语的使用者，乔治·斯沃德能够直观感受到拉科塔语在发音上的十分细微的区别，通常很容易发音；也就是说，拉科塔语很流利的人能够阅读用英文字母书写的拉科塔文字，并且发音也很容易。了解拉科塔语中语音如何发音很重要，例如，写作z或v的浊音和写作s或f的清音；拉科塔语中并不会使用英文字母v和f（尤尔，41）。当时和现在所使用的英文字母有：a、b、c、e、g、h、i、j、k、l、m、n、o、p、s、t、u、w、y、z；并未使用的字母有d、f、q、r、v、x。因此，拉科塔语的发音包括唇音、齿龈音、腭龈音、软腭音，以及喉音；不包括唇齿音和齿音。在发硬颚齿龈音时会发出清音的喉音。拉科塔语中特殊的辅音通常用变音的符号表示。本书遵循乔治·斯沃德的正字法【24】，即字母r表示喉音h，字母q表示声门塞音。[66]他假定读者对拉科塔语语法较为熟悉，因此可以依赖上下文正确发音，比如区分以下两个发音的差异：he（意为“那”）和re（意为“一座高山”）；所以讲拉科塔语十分流利的人能够根据句中单词的位置进行发音。
拉科塔语的发音还包括声门闭锁音、塞擦音、鼻音、近似音，且有一定的摩擦音。在拉科塔语中，近似音[w]和[y]是由舌头移动或滑动产生的，通常是由舌头移动或滑动到附近元音的位置所产生的半元音或滑音；当它们出现在wa、we、wi、wo、ya、ye、yo、yu等音节的开头时则为浊音。如今，这些词成为了辅音和元音的语音符号，在翻译拉科塔语时经常被使用；然而在乔治·斯沃德创作时这些符号还未被使用。
此外，有一点十分重要，单词的发音是由翻译得来的，并不能代表其拼写。在拉科塔语中，元音有紧元音和松元音之分，前者比后者的音更长。在发鼻音时，除了e外，其他元音在拉科塔语中的发音与在法语中的发音类似。若一个音节以bl、gl、gm、gw、mn开头，两个辅音之间则会插入一个非中央元音或短/e/音，而复合元音或双元音只会出现于几个单词中。当两个或多个元音相连时，每个元音都分开发音。
拉科塔语是一门相对晦涩难懂的语言，若想要理解乔治·斯沃德作品中所出现的方言，我们需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拉科塔语进行简单的分析。[67]此外，还需重点关注乔治·斯沃德的作品中用来构成句子的词语，以及用来表示拉科塔语辅音和元音的英文符号。拉科塔语原始文本中并不存在标点，而是使用某些单词作为句标，例如连词na用来表示某一个新句子的开始。
在掌握以上知识后，我们才可能理解乔治·斯沃德原稿的行文结构。[68]因此，他的作品在语言和文化方面都至关重要，这不仅在于作品保护了拉科塔语这门古老的语言的语音、语法、句法，还保护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整个拉科塔文化。从乔治·斯沃德使用拉科塔语对蜥蜴、海龟、蜻蜓等的命名来看，他在名词命名上煞费苦心，每个单词都嵌入了有关拉科塔文化的知识，包括每种生物在文化景观和叙事传统中所处的位置，如tusweca（蜻蜓）所展示的拉科塔文化生活和想象。就仿佛他知道有一天拉科塔人将不再记得那些描述他们文化家园的共同居住者的普通词汇。
逐字逐句的翻译起初似乎并不奏效，尤其当读者是非拉科塔语使用者时，这一翻译过程则显得更为徒劳，他们无法透过每个词或词群触及到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知识。[69]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仅使用逐字逐句的翻译显然不足以将文本的内涵表述透彻，所以将每个词拆分成音节，用来研究其结构，最终这些音节一同组成了每一个诗节中的词群。[70]
乔治·斯沃德手稿里有三篇叙述中包含了逐字逐句的翻译，手写在每两行文字间的空隙里。然而，这些翻译对于本研究并无用处。因为我的研究方法证明单词只有在语境中才有意义；而且这些手写的翻译似乎是一种训沽的意义。[71]当然，在极少数情况下，如乔治·斯沃德的叙述文字难以辨认时，这些翻译会有帮助。在描写日舞的长篇叙述中，我们并未发现手写体英文翻译。相关译文现存于一篇由达科他学者埃拉·德洛里亚所写的论文中，该论文全篇引用了乔治·斯沃德关于日舞的叙述，于1929年发表在《美国民俗杂志》中。[72]德洛里亚在引言中写道：“以下关于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叙述文本最初由一位名为斯沃德的作者写成，他来自奥格拉拉部落，该故事与沃克博士的手稿一同完成。由于达科他人所使用的正字法并不完善，且手稿的部分内容晦涩难懂，在几位老先生的帮助下我将文本陈列如下。该叙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语言价值，更在于它赋予了日舞这种由一位达科他老人所进行的仪式重要的意义，此外，叙述中所出现的祷词和歌曲也十分重要。”（354）
德洛里亚直接指出，文本使用的正字法具有局限性；然而她所持的观点，即该文本的重要性仅在于所传递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相关信息，也并不全面。事实上，该篇叙述的重要性在于其文字内容及价值。乔治·斯沃德运用原始的拉科塔语进行描写，加深了读者对这篇叙述故事的了解，同时也向一部分人证明，他的作品是以书面形式写成的。[73]他所描述的事件中的一些人物，在更大的事件中也都是人物；在拉科塔，口头叙述中人物角色大多是匿名的。[74]
我仅仅基于乔治·斯沃德的作品本身对其进行分析，未依靠此前的任何研究成果，但吸取了前人的错误经验，注重分析口述文章的形成过程（详见第五至七章）。此外，我通过拉科塔冬历中记载的内容，验证了乔治·斯沃德的个人陈述；冬历见证了拉科塔人民的历史。运用拉科塔冬历来丰富乔治·斯沃德的人物历史，这代表了一种非殖民化的方法，自20世纪后期以来，美洲的原住民学者们呼吁要在研究美洲原住民时将原住民自己的历史记录纳入其中（德文·A.米黑苏赫【25】，1）。
根据口头叙述及口头文学的相关研究课题，我将翻译完成的英文译本与本文一起命名为《乔治·斯沃德的勇士叙事：拉科塔口头传统的组成过程》。第一步是以拉科塔人的角度将叙述文本从拉科塔语译成英语。完整的译文详见书后附录。
此次分析的重点在于仔细研究美洲印第安文学大专题下现存的内容。其中关键的一步是确定学术界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本土方法，来定义属于部落的特定文学。人们对当前定义与分析的美洲印第安口头和书面文学进行了讨论，其中一篇评论提出了十分关键的问题：要以印第安民族自身的角度来定义和分析美洲印第安口头叙述，这是因为现有的分析方法普遍都是由非印第安学者来制定的。目前，印第安学者正通力合作，提出了一套以印第安民族角度来分析美洲印第安书面作品的方法（韦弗、沃马克、勇士，15）。正是由于还没有相应的理论和方法问世，这些学者所做的工作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75]如前文所述，口头理论为本研究分析用拉科塔文字写成的具有部落特色的文学提供了有效的框架。当然，口头理论还适用于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帕里和洛德所发展的理论方法可应用于分析其他语言的口头文学中所蕴含的世界性的传统，拉科塔则属于其中的一种。
这便从印第安人的角度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今的学者怎样看待美洲印第安文学？
美洲印第安文学
一般而言，文学包含小说、诗歌、喜剧、评论等文字作品，这些作品被认为具有重要或永恒的艺术价值。由于美洲印第安文学也包括了基于口头的文学类型，其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学并无不同。正如拉弗恩·布朗·鲁奥夫【26】所言：“‘文学’包含了口头作品和文字作品两种类型，尽管许多人因为文学这一术语的起源而仅将其视为文字作品，但这种对‘文学’过于严格的阐释往往忽视了一点，即在我们的文学遗产中，都有一部分作品是建立在口述的基础之上，无论它是否为印第安文学。”对于文学的定义，鲁奥夫更倾向于美洲印第安语言学与文学学者威廉·布莱特所提出的观点，“在社会中，这些谈话或文本内容被认为具有以原形态进行传播、宣传、保存的价值”（vii）。[76]学者们普遍认为，20世纪以前，口头传统一直是美洲印第安文学的主要形式（鲁奥夫，vii）。[77]著名的口头传统研究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利（John Miles Foley）曾写道：“我们在接触一个实际的活动之前往往会先考虑版本和译本，这就如我们在实际进行阐述之前往往所做的准备工作。这种惯性思维并未得到验证，这是一种极其以版本为导向、受文本决定的文化……通常对我们而言口头艺术更像一件作品，而正是它的出版物和译本使其成为了作品。但我们却常常轻易忽略了它的生产过程。这种条件反射会对口头传统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因为口头传统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多样性方面都是书面文学无法比拟的。”
对于美洲印第安口头传统和书面文学的研究，通常都是以两者的这种区别作为切入点。埃里克·切菲茨【27】在其作品《1945年以来美洲印第安文学哥伦比亚指南》的引言中写道，尽管口述是美洲印第安社会与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选择区分口头叙事与书面文学，是基于政治、历史、文化等原因：“我使用‘文学’这一表达，或者更准确地说，使用‘文学’这一字面意义来表示由字母所形成的内容，即书写。欧洲人眼中的美洲本土文化是口头形式的，在1492年欧洲人入侵以前，书写并不属于印第安人掌握的技能之一，甚至在欧洲人进入后，如果不是印第安部落因为地理位置【28】而隔绝了书写的影响（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所有部落都结束了这种距离），他们对于书写的采用也会产生分歧”（55）。相较于口头形式，一些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书面形式来记录美洲印第安文学史，切菲茨便是其中一位，他说道，“我别无选择，只能叙述，因为口头和书面之间具有不连贯性，无法将它简单地写下来”（55）。这样一来，切菲茨便不必去解释口头传统的形式。进一步来看，许多美洲印第安文学传统主义者认为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之间并无间断；在不同形式的诗歌中，语言为他们保留了连贯性。[78]
切菲茨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对于美洲印第安口头传统的理解限制了美洲印第安口头传统的范围，他继续说道，“无论如何，这只是故事的大纲，之后我会进行扩充。美洲印第安文学是在接触了欧洲文化后才产生的，因为‘文学’一词源于拉丁语词汇‘字母’，指字母书写技术，它无法传递欧洲人入侵以前语言与印第安口头传统之间的关联，尽管我们（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可能会想象出这种关联”（55）。除此以外，他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主张：抵制将土地理解为不动产和抵制将口述理解为拼音文字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他认为，自从书写被引入印第安部落以来，便破坏了这片土地上传统的本土关系。在切菲茨谈所谓的“（后）殖民时期印第安国度【29】建设”的文章中，他采用了一种“基于联邦印第安人法【30】内术语的美洲印第安研究（AIS）方法”（6）。他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在文章内加入了美洲印第安研究中的相关术语，使其对于美洲印第安文学研究的方法具有合法性。切菲茨在分析时直接引用并修改现有的术语而不发展所需的新方法，如今的印第安本地学者们正在改变这类行为。
本研究并未明确涉及美洲印第安文学史中的历史、政治背景，有关乔治·斯沃德的例外。因此，在第三章介绍乔治·斯沃德的生平时，遵循“通过某一时代特殊的生活条件来解释这一时代的特定产物”这一方法，力图效仿帕里的研究成果（帕里，《荷马史诗的形成》，xxiv）。从印第安人的角度出发，结合乔治·斯沃德的自传以及相关历史信息，解释了乔治·斯沃德生平的重要事件，而这些历史信息来源于拉科塔冬历的保管者，他的身份类似于部落历史学家。主要目的是借助分析乔治·斯沃德的作品挖掘拉科塔口头叙述的形成过程，从而描述拉科塔口述的形式；[79]其中，作品本身尤为重要，而同样重要的是能够理解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是传统的产物。[80]本研究的一个重点是依靠作为文学语言的原始拉科塔语，让如同一幅路线图的拉科塔语的叙述故事，在精通该语言的人们面前打开，指引他们回归原始传统的方式，通过口头传统来传达基本思想。因此，乔治·斯沃德的文本代表了一个值得被保护的美洲印第安人群体，也代表了通过拉科塔口头传统记录在其手稿中的拉科塔文学。这是一个开始，我们将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印第安本土方法以定义特殊的部落文学。
拉科塔口头传统
19世纪时人们对拉科塔口头传说很感兴趣，由此出现了一段收集和出版口头叙述和歌曲的活跃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81]《沃克特藏》便是其中的一部作品，据沃克所言，该书于1896年开始创作，同年他被调往松树岭印第安保留区。1902年，时任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种学主任的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到访保留区，此后开始资助沃克进行实地考察。威斯勒从1903年6月8日起，与沃克保持了长时间的通信往来。他首先给沃克寄去了100美元的资助款和一些关于藏书的建议。在之后7年的通信中，威斯勒鼓励沃克对战争用盾及其制造进行研究，并对如何向收集者支付报酬提出建议（1904年3月31日）；资助了沃克一台留声机用于记录仪式和歌曲（1904年10月13日）；要求沃克提交一份正式的申请以为他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1905年3月1日）；记录有关苏族音乐的唱片内容（1905年3月17日）；建议使用测量杆测量拉科塔人的身高（1906年4月11日）；记录“熊赞歌”【31】的收集过程，并询问他们的目的、重要性、翻译（1906年6月17日）；询问沃克关于拉科塔比赛活动手稿的创作情况（1906年7月6日）；表明博物馆对拉科塔族人的头骨或骨骼很感兴趣（1906年10月30日）；记录关于沃克出售一套鹰爪藏品的内容（1907年1月25日）；讨论对于拉科塔族人的身高测量对儿童成长研究价值，以及对于小儿科的价值（1908年12月11日）；对沃克前往纽约的行程提出建议，并且评论了拉科塔语的手稿（1909年7月31日）；讨论了1910年的工作安排，其中包括恢复印第安人的本土服饰以及收集原始的手稿和译稿（1910年1月27日；《沃克特藏》）。
威斯勒在写给沃克的信件中提到了一些与乔治·斯沃德直接相关的内容，他们讨论了乔治·斯沃德的作品，以及作品的两种翻译：写于每两行之间的字面翻译和作品的意译（1910年2月20日）；向沃克提出了对于《日舞》手稿的建议（1910年8月4日，1911年2月14日，1912年2月5日、25日）；对收集者所提供的资料和翻译发表自己的见解（1911年10月31日）；引用了一列“达科他之神”中的内容（1912年2月2日）；评论“印第安方言的翻译方法”（1912年3月8日）；并且指出如何标记重读元音、乔治·斯沃德的拼写错误，以及如何在《日舞》的手稿中进行修正（1912年3月26日）。[82]沃克是最早使用乔治·斯沃德手稿的人，他可被视为拉科塔本地语材料的提供者。
20世纪的学者们引用乔治·斯沃德作品的情况很多，有的学者直接使用乔治·斯沃德的作品，却未提及他的贡献。如达科他州作家埃拉·德洛里亚在文章中只标明了自己的名字（详见她于1929年在《美国民俗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乔治·斯沃德《日舞》叙述的翻译）。有的学者如雷蒙德·德马利【32】也使用了乔治·斯沃德的作品。作为《拉科塔的信仰与仪式》（Lokota Belief and Rifual）一书的编辑，他在前言中写道，“本书的第四卷将会呈现乔治·斯沃德作品的翻译，他是奥格拉拉族的勇士、印第安事务处警察，也是松树岭保留区内印第安犯罪法庭【33】的法官。应沃克的要求，斯沃德大量记录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从宗教、神话到仪式、战争，甚至游戏，此外，他还写了一篇自传介绍自己。所以，与前三卷所呈现的主体内容不同，第四卷是从个人的角度审视整个拉科塔族的生活”（沃克，《拉科塔的信仰与仪式》，xiv-xv）。德马利所提到的乔治·斯沃德的自传篇幅很短，本书第三章详细记录了乔治·斯沃德的生平。截至本研究之日，德马利所提及的第四卷尚未出版。
已经出版的作品中关于乔治·斯沃德的内容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德马利在论述拉科塔语的变化时将这一观点归因于乔治·斯沃德，“[斯沃德]坚称，自从白人传教士使用文字将拉科塔语书写下来后，这门语言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为既然拉科塔语曾是一门正式语言——现在仍在许多仪式和正式演讲中使用——那么每个音节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单元”。德马利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据斯沃德所言，传教士所接触到的与英语单词相对应的连续的拉科塔音节实则是短语。但是年轻一代的奥格拉拉族人接受了新的观点，并且拉科塔语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年轻人已经无法理解古老的正式语言”（沃克，《拉科塔的信仰》，21）。而乔治·斯沃德真正所说的是，“白人的介入使拉科塔语发生了变化，他们将其写成文字，而现在的年轻人正是按照这些文字说拉科塔语，所以年轻一代的奥格拉拉族人无法理解正式的拉科塔语”（《沃克特藏》，108:1）。他没有直接提及与拉科塔语相关的传教士，因为在这段时间或是之后的时间里，拉科塔族人的教育并非主要依靠这些传教士。[83]拉科塔社区中还存在其他的教育类机构，如印第安事务局，所以乔治·斯沃德很可能使用wasicu一词来表示欧裔美国人。[84]而沃克所提到的“传教士”一词可能比乔治·斯沃德认为的更具有政治性。[85]乔治·斯沃德与沃克的关系在一些学术著作中有所体现，由其中可知，沃克仅从乔治·斯沃德处了解了拉科塔语，[86]但沃克却将其归因于托马斯·泰恩（Thomas Tyon）和乔治·斯沃德二人。[87]
伊莱恩·贾纳是另一位熟悉乔治·斯沃德作品的学者，他是《拉科塔神话》一书的编辑，并为该书撰写了引言。在一篇名为“塔特：正如冬令营所讲述的，拉科塔人的神话”的评论中，贾纳写道，“手稿与1917年出版的经编辑的材料之间存在着结构与主题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人们纷纷猜测哪一种更贴近斯沃德的原意，而不仅是按照原文生硬地拼凑。相较于编辑过的故事，先前未出版的手稿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更有艺术天赋的叙述者”（沃克，《拉科塔神话》，15）。除了文学，乔治·斯沃德的著作对人类学和其他学科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前所述，这也许是因为特德洛克和其他学者提出了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贾纳对翻译与原稿的相似度所做的观察（也可参见特德洛克，《2000年》，1）。这些观点反映了口头传统正确的发展进程。
什么是美洲印第安口头传统？[88]20世纪及21世纪初的学者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回答这一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其中的一种解释来自切菲茨，他认为既然不存在美国本土文学，那么在没有字母书写技能出现时就与语言无关；“美国在接触欧洲之前不存在本土文学，确切地说，‘文学’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意为‘字母’，由此用以表示字母书写的技能，它无法翻译出在欧洲入侵以前美国本土的口述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随后他做了进一步阐述，“[而且，]它也是美国本土文学（我是指印第安人的书面文字）的主要动力之一，来想象在和欧洲接触之前文学与语言的关系……坚持传统是美洲印第安人抵抗欧洲殖民主义的重要方式”（55）。切菲茨和其他学者并未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在与欧洲接触之前，这种存在于文学之前的智力表达形式就已经存在。我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抵抗，而是为了描述欧洲人抵达美洲大陆以前，也许是几千年以前就存在的事物。它将周密地分析口头传统中语言的使用，从而对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某一方面进行系统性分析。
其他的学者试图通过广泛的田间调查和收集大量的文化材料来描述口头传统，以达到理解并解释口头传统的目的。弗朗西斯·登斯莫尔【34】便是其中一位，她自1907年起为史密森学会【35】、美国民族学局【36】录制音乐，1911—1914年，她录制了大量的拉科塔歌曲并将它们抄录下来。此外，登斯莫尔还采访了创作这些曲子的歌手，从歌手处得知他们创作歌曲的技能是从别人那儿习得的。登斯莫尔认为这支持了关于原创作者的公共的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口头传统的部分内容。[89]这种共同作者的观点如今依然存在，源于帕里和洛德所说的学者们的一种信念，他们相信存在一个固定的文本，并以某种方式代代相传，文本形式只会在传承过程中因记忆的缺失而发生细微的变化（洛德，《歌手》，9—10）。我们或多或少会认为基于口头传统的叙述故事就是“固定”的文本，或是说与之类似；但正如洛德所言，“当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口头创作的过程，并且能够更全面地欣赏个人歌手在宣扬传统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角色时，我们必须要开始质疑我们对于歌曲的创作了”（《歌手》，99）。登斯莫尔一直在重复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认知，即在文字出现之前，没有读写能力的人依靠的是强大的记忆力，她提到，“在目前的作品中，一个人录制50至60首歌是较为平常的，他们将曲子抄录下来后再从中进行挑选，由不同歌手所录制的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也会被拿来进行比较”（61—62）。[90]在登斯莫尔收集材料的那段时期，收集者们倾向于修改原文本，或者如他们所说的优化文本内容，如果某一版的歌曲或者文章可用，他们便会将内容杂糅在一起公开出版，当时洛德和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对他们进行了警告。[91]
如果口头传统的延续仅仅依靠机械记忆，那么长篇作品的存在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在研究荷马诗歌的作品中，帕里首先明确了这一矛盾。随后，洛德回应了帕里对该问题的观察，他写道，“如果荷马诗作是由多名作者一同完成，那么我们仍然无法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如此长的篇幅”（《歌手》，10—11）。帕里和洛德都认为早期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多不足，因为这些理论和方法无法使学者们理解口头诗歌的创作技巧（帕里，《荷马史诗的形成》，270；洛德，《歌手》，11）。也就是说，在研究口头文学时，学者们更注重研究内容而忽略了口头传统的发展过程（拜纳姆，29）。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许多人热衷收集美洲印第安音乐和故事，[92]这一现象在19世纪后期达到高潮，因为当时的学者和其他人都认为印第安人会从美洲的土地上消失。《沃克特藏》也是当时的产物，该书将乔治·斯沃德的叙述收入囊中。资料收集其实是一门艺术，它需要收集者具有一定的技巧，他必须清楚别人期望得到的东西，否则可能没办法完成得很好；而这种技巧很大程度上依赖记录员，记录员需要对整个记录过程做出客观的指导（帕里，《荷马史诗的形成》，474）。[93]乔治·斯沃德亲手抄录了所有资料，而且作为沃克的朋友，他很清楚该向沃克提供什么。正因如此，乔治·斯沃德的手写稿大大提升了这些叙述故事的文化及语言学价值，此外，正如本研究所提到的，这些故事作为拉科塔口头传统的文学价值也得到了提升。
那么，自19世纪初起，收集美洲印第安歌曲和故事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收集工作需要怎样的技巧？威斯勒从1902年开始支持沃克在拉科塔松树岭印第安保留区内展开田间调查，并出资赞助他的研究，并且从1903年6月8日起一直写信鼓励他。威斯勒在信中写道，“我可以遵循一般原则，即我们都需要一篇与乔治·斯沃德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翻译。关于翻译，我建议意译，而你的经验表明在手稿两行文字间翻译更好，因为这样可以检查原文。当然我不认为我给你的建议是最好的，因为你了解那个特定的环境，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资料”（1910年2月20日，《沃克特藏》，4:2）。
的确，沃克似乎具有一种洛德所理解的工作本能。虽然他可能没有接受过人类学方面的训练，但是他了解那些向他提供信息的人，并能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叙述故事。[94]沃克明白除非他收集的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否则无法彻底地研究这些叙述故事，尽管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未发展出对创作方法的研究。由于长期的田间调查，沃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为线人们提供了更好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如他让乔治·斯沃德用拉科塔语将叙述故事写成手稿，他积极寻求威斯勒的帮助，希望能出版所搜集的资料。这与登斯莫尔的方式截然不同，登斯莫尔所做的工作包括收集、研究，并出版歌谣合集。内哈特【37】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收集了《黑麋鹿如是说》一书中叙述者所说的内容，并出版成合集。[95]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收集者们从包括拉科塔部落在内的美洲印第安部落中收集了大量的文化资料。到20世纪初期，他们开始注重歌曲中的其他要素，如音乐分析和乐谱。正如登斯莫尔在其作品中写到的，音乐分析和乐谱被视为组成歌谣必不可少的成分。[96]为了描写诗歌的成文过程，帕里和洛德与歌手本人进行了沟通，不仅如此，和信息提供者、歌手，以及叙述者保持联系也同样重要，在威斯勒的帮助下，这些叙述者所创作的故事由沃德出版。在与信息提供者进行沟通之后，帕里和洛德对作品的产生过程加以描述，从而对口头传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登斯莫尔和沃克都对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歌手和叙述者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其中包括乔治·斯沃德，他们被认为是生活在特定时间及特定地点的个体。登斯莫尔和沃克收集了许多拉科塔歌谣以及源于口头的文本，并将它们加以描述，整理成资料。这些资料储存了大量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珍贵信息，这也正是登斯莫尔和沃克的作品的价值所在。[97]对于本研究而言，这些资料也十分重要，我们能够理解叙述或诗歌的构成，从而分析原始拉科塔语中口头叙述及诗歌的构成过程。
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为了在吟唱诗歌的同时出版它们的文本，于是在收集和编辑这些源于口头的文本如乐谱、录音，以及口头传统的背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许多学者仍然无法理解这些歌曲和叙述故事的构成过程。[98]弗里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家们在研究中更普遍地采用合作的方式，其中包含以下可变因素：探究和阐述的美洲印第安传统，实施调查的表演者（们），以及处在整个表演过程中的研究者（们）（埃弗斯和托尔金，x）。通过合作，学者们往往力求参与表演及传统承载过程的各个阶段，此外，据弗里所言，优秀的学者试图“承认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无论是最初的规划阶段还是野外调查及最终出版，研究人员必然会具有一定主观性”（埃弗斯和托尔金，viii）。尽管研究取得了以上进展，但对于美洲印第安口头传统的争议仍在继续，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本世纪，人们重新对美洲印第安文学进行了评估，其中资料提供者和研究人员成为了重要的评估要素。印第安作家琳达·T.史密斯【38】在其作品《非殖民化的方法：研究与原住民》中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在研究中，研究对象转变为研究人员的原因是什么？”她明确了后殖民主义时期人们对于研究对象及研究人员的方法论争论，其中涉及政治以及印第安本土研究者的战略目标。史密斯认为，非印第安本土的研究者必须清晰地阐明自己的意图，如此才能成功通过她所谓的十字路口（143）。切菲茨将方法论的争议视为双方均否认彼此的存在（3），即后殖民主义研究常常忽略印第安本土人民和本土学者，而这两者也同样极力抵制或拒绝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方法论（韦弗、沃马克、勇士，39）。[99]切菲茨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所遭遇的阻力是导致该时期的研究忽略印第安本土问题的原因。在这种环境之下，印第安本土学者们被迫依赖现有的研究方法和本土做法，或彻底冲破藩篱、推翻理论，并继续推陈出新，提出关键性问题，同时基于印第安本土研究方法明确新的分析法。这种做法是基于美洲印第安人的知识主权，而知识主权又依赖于政治及文化主权（M.布朗，6）。
纵观美洲印第安研究的各个领域，口头传统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也是研究的重点。我们不难发现，为了了解美洲印第安文化，学者们通常会采用跨学科的方式，将历史学、人种学，以及相关材料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人种历史学研究方法（康奈尔—斯萨斯斯【39】，1）。20世纪80年代，美洲印第安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研究和出版物不断涌现，从而促进了人种历史学的广泛应用（康奈尔—斯萨斯斯，6）。切菲茨写道，这一时期研究美洲印第安文学的主要方法大多具有人种学的特点或形式，他认为这种方法“着重强调在有限的文化背景下印第安原始文本的形式或审美，却淡化或忽视了美洲印第安文学形成时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也许以上观点不具有普遍性，但在研究基于口头传统的文学时，我们需要将故事置于其创作时的文化背景中，这样才能理解决定文本形式的口述行为，而口述行为是在特定文化中定义文学的起点。[100]
此外，人种历史学方法还广泛应用于美洲印第安研究的其他领域，如联邦印第安人法及印第安人教育。直到1988年，在田间工作的学者们才意识到自己所进行的研究缺少理论框架。其中一位研究员说道：“无论是讨论过去的研究、书面作品，还是教学，我们都未将理论作为主导内容。”（康奈尔—斯萨斯斯，8）史密斯认为，本土人民的观点普遍被边缘化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印第安人的周围充斥着西方的权威论调，即理论均来源于西方，他们所制定的规则将本地的一切都趋于理论化，印第安人彻底失去了发声的机会。”许多在该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工作的学者意识到，创建一套适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包括美洲印第安口头传统和美洲印第安文学下设的子领域的分析模式，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韦弗、沃马克，勇士，15，201）。[101]
那么，在分析口头文学时，我们该如何构建问题并确定分析方法呢？印第安本土研究方法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分析？帕里的口头理论是本研究适用的方法之一，该理论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口头传统。[102]与帕里用希腊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成的作品类似，本研究以乔治·斯沃德的原始文本为例，得出其适用的方法，并归纳出一种在文化上较为恰当的分析方式用以分析源于口头的叙述故事。我们主要通过分析拉科塔语的原始文本来确定传统的叙述方式，流利使用拉科塔语对于分析十分重要，其关键在于方言，因为方言能够引出分析的参照框架。[103]我的拉科塔语相对流利，这使我得以胜任这项工作。在分析中，印第安本土方法十分有效，我们可以正确识别并分析叙述中反复出现的或押韵的动词，从而理解它们的文化内涵，并在研究中做进一步阐述。[104]此外，如前所述，美洲印第安学者一直主张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本土方法，包括教当地部落的族人书写美洲印第安历史（米，1）。本研究同样使用本土方法，通过证实乔治·斯沃德的生平为当地人描绘拉科塔部落的历史。此外，乔治·斯沃德的故事将他作为一个人而非“研究对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米，10）。[105]
人们对20世纪早期收集的拉科塔相关资料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这些资料是否为传统资料，而在于最后呈现的形式是否为文学，或者只是口述文本。例如，在《黑麋鹿如是说》一书中，叙述者黑麋鹿被描写成一位精通传统歌曲和叙述的拉科塔人，他的故事固然引人入胜，但至今仍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将黑麋鹿的叙述写成此书的内哈特是否了解拉科塔的口头传统。[106]当你尝试用原始的拉科塔语阅读乔治·斯沃德的作品时，你会清晰地发现文中的口头程式化结构模式，这一模式的口头特征以及结构对于我们理解拉科塔口头传统十分重要。[107]帕里首先指出传统决定构思（《荷马史诗的形成》，270），同样，拉科塔传统为拉科塔口头传统的结构绘制了蓝图。下一章我将会介绍口头叙述实践，并展现拉科塔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决定口头叙述的形式；文中只会提及有助于形成口头叙述形式的要素。正如对于帕里和洛德而言在收集歌曲的过程中有必要了解创作这些歌曲的歌手，了解叙述者乔治·斯沃德，并通过他的作品了解口头叙述实践本身也同样十分重要，这将是第三章中的内容。第四、五、六章分别从程式、文本、主旨层面对原始语言进行深入分析，剖析拉科塔口头传统的组成内容，从而确定该传统的特质，即这三章将通过分析原始文本向读者说明该如何满足口述实践的需求。最后一章总结了本研究所得出的原理，以及其对美洲印第安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仅展现了研究的初步阶段，并简单指出了下一步可能会进行的研究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