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商周时期
早期氏族社会，由于各个氏族集团间发展不平衡，部落之间常会发生战争。战争的目的，大抵是为了保护或扩展本部落利益，反抗侵略或是为了掠夺对方的土地、资源、财产、人口等，这种原始氏族间的战争极其野蛮。起初生产力低下，无法养活多余人口，同时过多的外来人口也会影响本族安全，战争中的俘虏便全被杀掉，“坠命亡氏，踣（bó）其国家”（《左传》襄十一年范宣子），意为：君死族灭，倾覆其国。便是那时的行为写照。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们逐渐掌握了俘虏的使用价值，觉得将他们变为奴隶更为可取，使“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令男子专门从事各种生产，女子则用来传宗接代。久之社会起了变化，出现了专门从事劳作的被奴役者和脱离生产的坐食者，以至有学者认为，正是在使用和奴役俘虏的基础上，产生了奴隶制度。
那时的战争，要动员整个部落的人参与，被征服部落的人都会沦为俘虏，进而成为奴隶。一个氏族被征服，就会产生种族奴隶。商代即已有这种种族奴隶，纣王曾征服东夷的广大部落，史书有“受（商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尚书·泰誓》）的记载，纣使夷人成为种族奴隶。周征服商，又把殷人降为种族奴隶，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都是殷之遗民。“怀姓九宗”原是殷的种族奴隶，以后就成了周的种族奴隶。
由于缺乏史料，难以详尽描述那时的情景，但商代大量杀死俘虏的情况在甲骨卜辞中也有记录，如记载一次杀死2656人的卜片（《卜辞通纂·后》）；有的俘虏被直接杀戮，有的则被用作祭祀的牺牲。郭沫若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曾根据《书经》记载，分析了当时殷人在快被征服时的担忧，“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商书·微子》），意思是：亡国之后，我们可能人人要遭屠戮，想当奴隶都办不到。可见商代杀死俘虏是很平常的事。周公为了安抚殷人，说：我们现在并不杀你们，还让你们种田筑屋，你们应该感恩怀德（《周书·多士》）。不杀俘虏已经是恩惠了。到周代，俘虏已不是被简单杀掉，而是使其成为奴隶，所以周人在亡国时的担忧，主要是怕成为奴隶，如《诗经·小雅·正月篇》中“民之无辜，并其臣仆”，意为：我们有何罪过，却要当他们的奴隶。商周各自在亡国之际，其人民的担忧不同，表现了两个时代俘虏境遇的差异。以上也可说明，俘虏的命运、境遇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商周社会的奴隶主要来源于俘虏，周代彝器中的铭文都有很详细的记录，如《周公簋》《大克鼎》之类。为了彻底征服和威吓对方，这些俘虏被大量屠杀后，余下的便沦为奴隶。所以说，奴隶的命运就是这些战俘的命运。奴隶的生命和人身权利毫无保障，被随意杀死、致残、用作祭祀的牺牲、殉葬、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等。奴隶的地位也是异常卑贱的，可以用作抵债、买卖，连牛马都不如，即使到了汉代，奴隶贩卖的价格也还不如马贵。
为了治服奴隶的反抗，统治者使用很多刑罚。在《周易》中，关于刑罚的记载至少有九处，刑具有桎梏、徽墨、监狱等。这些被刑之人，一是要做祭祀的人牲，一是要做奴隶。作为人牲的，自然是在祭祀时被任意宰割，在其他仪式中也会被使用，如出征祭旗、祝捷庆典等，都会宰杀人牲，以示庄重；作为奴隶的，要防止他们反抗，也为便于识别，便施以肉刑，这些刑罚非常残酷，常常故意致人伤残。《周易》记载的肉刑即有剠（黥）、劓、刖等。剠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刖是砍掉脚。此外，还有残忍的盲目，即眇刑，刺瞎俘虏的一只眼睛，叫眇一目。按郭老说法，他在解释“民”为奴隶时，分析说：“民字均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古时民盲通训，我疑古人以敌囚为民时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又在文中说：“俘虏愚憨而暴戾者，初则杀戮之，或以之为人牲，继进则利用其生产价值，盲其一目以服苦役，因而名之曰民。”[1]“臣”本意也是男性战俘、奴隶，不过是恭顺敏从，便留其双目，以目别之。
我国使用人殉祭祀的时间很久，不仅商周，春秋战国年间也有。殷商时期，祭祀使用人殉非常普遍，这在考古中已有大量发现。关于殷墟的发掘，在安阳小屯、侯家庄发掘的殷王宫殿、陵墓中，都发现大量活人被埋于地下，做阴间的护卫。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最多者竟有至千人的。从殷墟殉葬者中，我们可以知道，除极少数是近亲外，绝大多数是沦为奴隶的俘虏。如果是自己氏族部落的成员，不可能用这么多人来为自己牺牲，现抓俘虏也不可能，当然用的是奴隶。周代的殉葬情景，墨子在《节葬篇》中也有“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之说。
俘虏作为奴隶，平时要做苦工、服徭役，战时也是要出征的，《诗经》中便有这样的歌谣：“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邶风·击鼓》）意为：鼓声阵阵，积极练兵，我宁愿种田在漕邑筑城，也不想去打仗。还有：“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唐风·鸨羽》）王事即是征战的事情。意为：大雁展翅，落于栎树，征战之事没个完，不能种田，父母生活靠谁啊？老天爷，何时才能安居！
当然，奴隶也会进行反抗，争取改变自身命运。最为著名的便是商周牧野之战。关于此战，史籍并无详尽记载，但据一些零星史料对照，可知那是一场周以少胜多的战例，而且商师大败，即是由于奴隶的阵前起义。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还有庸、蜀、羌、髳、微、纑、彭、濮八个少数民族伐纣。纣王先前刚平定了东南夷，抓获的夷人俘虏就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他把这些人编入军队，统率七十万大军与武王对垒。纣王或许是令那些夷人奴隶在前面打头阵，史载：“纣师虽重，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2]“前徒倒戈攻于后”的应该就是这些夷人奴隶，正如郭老所言，古人的民族性是极强的，本民族的人绝不会对本族倒戈，帮助异族杀自己人。
奴隶反抗的事情也是连绵不断，殷人亡国后也多次反抗。周公平定叛乱后，加倍镇压，将殷人整个迁到洛邑，大兴土木，令其劳作不休，还严刑峻法，并三番五次恫吓他们：“尔乃迪屡不静……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周书·多方》）简单意思就是：你们不识王法，屡次造反，我才来告诫你们，不听我的便要杀你们，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我总要把你们杀个灭族灭种，不是我周家不和平，是你们自作自受！当然，周公也笼络他们，表示：“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周书·多方》）意为：你们从此好生在洛邑种田，老天爷会可怜你们，我周家也会赏赐你们，把你们提拔起来，给你们大官做。当然，鉴于当时周的势力较弱，武王灭商之后，并非一味镇压，而是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如封纣子武庚治殷，安抚殷民，分封诸夏后裔，安抚中原夏族诸侯等。
总之，无论是悲惨地死去，还是屈辱地生存，作为奴隶的命运都是可悲的。
第二节 春秋时期
一、宋襄公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想做中原霸主，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率军与楚国在泓水交战，由于不谙军事，使用其“仁义道德”理念指导战争，结果大败。楚军渡泓水之际，宋大司马公孙固建议襄公乘楚军半渡而击之，襄公不听；楚军渡河完毕，列阵之时，太宰子鱼又建议乘其立足未稳而击之，襄公亦不采纳。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意思是：“君子不再创已经负伤的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人。自古用兵，敌军处于狭窄艰危之地，就不要进攻。我虽是被亡商朝的后裔，也不攻击还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子鱼反驳说：“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耉，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同上）“二毛”指头发斑白的人。意为：“主公不懂战争。强敌处于不利地形，又没摆好阵势，正是天赐良机。即使这样，还怕不能取胜呢。面临强敌，即便是老年人，也要俘虏他，哪管他头发斑白啊！我们教育士兵败降可耻、奋勇作战，就是为了多杀敌，怎能对受伤未死的人就不再打击了呢？若爱惜已受伤的敌人，就不如不伤害他；若爱惜老年的敌人，就不如干脆向他投降。”
宋襄公的想法，常为古今军事家嘲笑，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说：我们不要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可见他的那一套用来打仗是不行的。但宋襄公的思想行为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只不过不能因时运用，在战争中他的这种“仁义道德”并非毫无思想价值，最终也会产生一些结果。
周初分封诸国，社会大体稳定，遵从其治。春秋时期周王朝逐渐衰落，只维持着表面统治，诸侯国之间进入了你争我夺的战乱时期，所以孟子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即便如此，诸侯间的战争，也要表面沿袭过去规制，打着维护周天子的旗号，制造战争借口，讲究师出有名。毫无理由地发动战争，表面道义上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宋襄公说自己虽是亡商之后，但也愿意遵从周制，按照礼制规范作战。要想争霸，就要维护正统尊严，自封仁义之师，宋襄公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其实春秋间此类情况并不少见，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共王眼睛中箭负伤，楚军动摇，晋将郤至率军击楚之精锐，“三遇楚王而趋避之”，并不俘获他，楚王赠之以弓，郤至不受，转而追击郑军。周灵王九年（前563年），晋悼公伐郑，郑国恰好有尉止氏等五族作乱，杀三卿而劫郑伯，郑国好不容易平定内乱，新君即位。晋悼公为示宽大，不因郑之内乱而用兵，遂不进攻，而郑即与晋和。欧洲中世纪奉行“骑士精神”，这种类似宋襄公，下了战表，两军光明正大，列阵而击的情况，不乏其例。
突袭、偷袭都是十分有效的作战手段，甚至可以赢得关键战斗的胜利，但未必能决定战争胜负。这跟战争性质有关，将那种“仁义道德”理念引进战争，会对战争性质是否正义、进步产生一定影响。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思想，可说是有文献记载以来，开创后世宽待俘虏政策之滥觞。这种有关战争伦理的思想，多少可算是人性的一种进步。
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宋襄公与诸侯在盂（今安徽霍邱）会盟，为衣裳之会。为防楚国不轨，太宰子鱼建议以兵车戒备，襄公则以“仁义”诚信为由，不带兵马。及会盟，楚兵衣内多露铠甲，襄公始知为楚所欺，在会盟地成了楚国俘虏。楚成王执宋襄公，随即围攻宋都，因宋已有戒备，久攻不下。几个月后，羞辱了宋襄公，楚国把他放了回去。尽管这样，在翌年的宋楚泓水之战中，宋襄公还是那样对待楚军，也实在是够固执的。楚国当然有道义上的损失，从此“楚人不义”的说法便在中原诸侯中传开。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率先冲入敌阵，腿部中箭，公子荡及护卫全部战死，士兵死伤甚重。不久，晋国公子重耳（后晋文公）流亡过宋，宋襄公在战败负伤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厚待重耳，馈赠了二十乘马车的礼物，对落难的重耳表现了仁义之举。由于箭伤甚笃，襄公于次年病殁。去世五年后，楚围攻宋都，宋考虑到当年关系，向晋求救。晋国大将先轸建议：“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晋文公也有报答当年恩惠之意，决定救宋。遂率兵东渡，与楚军对垒，最后酿成春秋时期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大败楚军。
司马迁评论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指出他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但君子依旧赞美他，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已经缺少礼义之举了，而宋襄公还能坚持礼让，实在难得。宋襄公以一小国之君想当中原霸主，不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下功夫，不顾谋略，还在信守周初诸侯争执时的办法，只是运用道德力量，认为不义之兵不能胜过“仁义之师”，实在是误认了时代和对象。
宋襄公把过去氏族公社间械斗遵循的原则用到了战争中，那种原始的“仁义”理念即在人们群殴中也有体现：多人打一个，是为不仁；挥刀对拳头，肯定不义；用奸用诈，即为不仁不义。由是即使晋文公在稍后的城濮之战时，对这个问题也有所考虑。凯旋班师后，赏功以狐偃为首，先轸次之。众将不解，问：“城濮之战，都使用先轸计谋，何以如此？”文公说：“城濮之战，狐偃要我守信，先对楚军退避三舍；先轸告我抓住战机，以取胜为重。我用先轸之计获胜。先轸胜敌者是一时之利，而狐偃守信者为万世之功，岂能将一时之利加于万世之功上呢？所以狐偃先之。”可见那时对于“仁义”的考虑，还是有重要地位的。
更有当代学者认为，所谓战争中“不擒二毛”的规矩体现了一种敬老精神，将尊重老人的道德置于具体战争的胜负之上，这种理念不也是很崇高吗？战争固然要争胜负，但我们也必须清楚，世界上一定要有超越战争胜负之上的价值理念。否则，一切靠暴力说话，社会岂不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3]
斯人已去，留下的故事值得我们思索。历史上很多战争，残酷对待被俘被囚人员，不论老幼，肆意侮辱、随意折磨，每念至此，难道不让人们怀念宋襄公的“仁义道德”吗？
二、大胆使用“兵败被俘”之将的秦穆公
秦穆公图霸中原，苦于没有机会。周襄王二十二年（前630年），根据翟泉之会约定，秦晋共袭郑国。郑国老臣烛之武缒城而下，晓之以理，说退秦军。秦遂与郑结盟，派大夫杞子等三人留戍于郑。二十四年（前628年），郑文公、晋文公相继去世，秦又得杞子之报：“我已掌管郑北门之防务，若潜师来袭，郑国可得也。”抓住这个时机，秦穆公便想出兵，蹇（jiǎn）叔劝说：“劳师以袭远，不易成功。我军越千里以袭人，郑必知之。我军劳而力竭，欲攻敌人之有备，实无成功之望。”穆公不以为然，遂拜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与白乙丙三人为将，领兵而东。发兵之际，百里奚、蹇叔哭之，穆公怒问：“何也？”答曰：“臣老，恐不见吾子，故哭耳。”二十五年（前627年）春，秦军行抵滑国（今河南偃师）境，遇郑商人弦高以牛十二头犒师，知郑已有备，袭郑难于成功，遂灭滑国班师。春夏之交，秦军回程行抵渑池地区。
晋国正处于去冬晋文公去世之国丧中，尚未发葬。得知秦军情况，先轸建议晋襄公：“秦穆公不听蹇叔等人忠告，以贪婪兴师，是天赐我击敌良机，天之所与不可失，贪婪之敌不可纵，违天不祥，纵敌生患，必击秦军。”也有人认为，秦穆公有恩于先君晋文公，今击其军，无以对先君。先轸曰：“秦今不哀吾丧而兴兵伐吾同姓，是秦先无礼于我，何能顾及过去之惠，吾闻：一日纵敌，将为数世之患。吾人为后世子孙谋，当无愧于先君也。”晋襄公遂墨绖督军，以先轸为将，发兵击秦军。三月末，秦军进入殽函地区（今河南陕县东），由于抢掠滑国子女玉帛，车辆载重，行李增多，队伍拉长，行动迟缓。晋军则埋伏于殽谷与函谷两侧山上。四月初，秦军进入山谷中狭地中伏，晋师大破秦军，使无一人脱逃，并俘虏孟明视三将及大批士兵。
返回晋都，晋襄公以俘馘献于文公之殡宫，准备用来为文公下葬。所谓“俘馘”，“俘”是指俘虏；“馘”则是割取敌人死尸的左耳，用以计数报功，这一传统延续很久。眼看一场战俘屠杀在所难免，晋文公夫人，是秦穆公女儿，晋襄公嫡母。得知此情，亲自来为秦国三名囚将求情说：“都是此三人造成秦晋两家失和，穆公对他们恨之入骨，请把这三人放回，让秦君烹了他们解恨。你又何必屈尊惩罚他们呢？”襄公应允，便放了他们。先轸得知，大为不满，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隳（huī）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襄公听了十分后悔，忙派阳处父去追回他们。追至河边，三将已上船，阳处父解下车左边的骖马，假托襄公名义赠送给孟明视。孟在船上叩首说：“承蒙晋君宽宏大量，不用我们的血涂抹战鼓，让我们回秦国受死。虽死，也不会忘记这次战败；如秦君按晋君好意赦免我们，三年后一定回来拜谢晋君好意。”
三将回国后，秦穆公身着白衣到郊区迎接，对着三人哭诉：“我不听百里奚、蹇叔劝告，使你们蒙受了屈辱，你们没有罪，一定要尽心雪耻。”又说：“这是我的错，尔等何罪？我不会因为一次过失就抹杀别人的功劳。”随即恢复三人官职，愈加厚待他们。且重用孟明视，使其专任军事，此后，秦军逐渐强盛。
秦穆公还使用外交手段，为联合楚国，他释放了（前635年）攻打鄀国（今河南内乡县西北）时俘获的楚军将领斗克。周襄王二十七年（前625年），孟明视再次统军伐晋，欲报殽败之仇。秦军与晋师战于彭衙（今陕西澄县西北），复大败，秦军被晋人耻笑为“谢恩之兵”。这次秦军虽没上次败得那么惨，可孟明视却比上次更感惭愧，直觉无地自容。他自己上了囚车，希望穆公治罪。当年底，晋军报复，取秦地注及彭衙而还。穆公不为所动，照旧任用孟明视。他知道各种阅历对一个将军的重要。孟明视变得老练成熟，他发愤图强，修明政事，善待百姓；将所有家产和俸禄捐献出来，送给阵亡将士家属；认真练兵，待机复仇。次年夏，秦第三次伐晋，穆公亲自统军，还用孟明视为将。孟精选士卒，渡河焚舟，决心不胜即死。秦军很快攻取晋国的王官（今山西闻喜县西）和郊地（今山西永济县东虞乡境内）。晋人避其锋锐，不敢出战。秦军遂从茅津渡过黄河，重赴殽山，埋葬了三年前在那里阵亡将士的遗骸，祭祀三日后返回。此役奠定了秦穆公后来成为西戎霸主的地位。
对于孟明视等战败被俘将领重新使用，表明秦穆公的宽宏大度。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体谅下属，容忍他们的几次失利，并给以支持和信任，使败军之将，重新奋勇。这种态度和度量是穆公最终成功的保证，也是做大事的领导者应有的重要品质。
三、楚庄王不筑“京观”
所谓京观，“京”是人工筑起的高丘，“观”为阙、牌坊之形。“京观”指将俘虏全部杀死，将尸体堆在大路旁，覆土夯实，做成坊阙之形，也叫“武军”。当然做京观使用的也有很多本来就是敌军阵亡者的尸体。这样做是为了昭示子孙，炫耀武功，震慑敌人。这种做法，在春秋时期即存在。《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中，楚军大胜。战后，楚国大臣潘党问楚庄王：“大王何不筑武军，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王不同意，说：“非尔所知也。止戈为武。国家使用武力有七德，是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这样才能让子孙知道使用武力的意义。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我们只能造一间灵堂，告慰先君事成而已。武非吾功也。古时明君讨伐罪人，取其首恶筑成京观，以为大戮，用来警告。这些晋军都是为国家尽忠效命而已，有什么罪呢？怎能拿他们来做京观？”遂下令妥善安葬晋军阵亡者，祭于黄河，拜祖先而去。
楚庄王不筑京观的做法，确实在古代战争中闪烁着人性光辉。但在以后的战乱时期，那种屠杀战俘、修筑京观、炫耀武力的野蛮行为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成为战胜者沿袭的陋习。
四、被俘为囚九年的智罃
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春，楚庄王兴兵伐郑，郑力战不支，郑襄公肉袒牵羊以降楚。两个月后，救援的晋军赶到。晋军统帅荀林父了解到郑已降楚，郑襄公之弟子良为质于楚，且楚三军正驻于郑地的情况，便召集诸将商讨对策。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不如待楚军南归后，再行伐郑，这样既可避免与楚军作战，又可控制郑国。这一意见得到大多数人赞同，然而中军副帅先豰（hù）反对。他是先轸之子，十分骄横，说：“威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为三军之帅，而非丈夫，不足以与谋，诸子能为，我不为也。”竟率所部，径自渡河南进。下军大夫荀首说：“豰军必危，违令而行，豰司其咎。”但司马韩厥则向荀林父建议说：“先豰偏师陷敌，如果失利，应由元帅承担罪责，不如全军跟进，战而不胜，罪责由大家分担。”荀林父听此建议，遂被迫令全军在衡雍（今河南原武县西）渡黄河，选择邲地（衡雍西南）驻军，自西向东按上中下三军排列，与楚军对峙。由此开始晋楚邲之战。
楚庄王本拟南归，不想与晋军作战，但大臣伍参说：“荀林父新主中军，号令不行，军中分歧，战之必胜。”楚王遂与令尹孙叔敖挥师北进。晋军的两个将领魏锜、赵旃（□）因与荀林父有私怨，以和谈为名，擅自出动向楚军挑战。荀林父担心二人有失，便派侄儿荀罃（即智罃，荀首因功被封于“智”，后以此为氏）前去追回二人，实际晋军并未做好大战准备。魏、赵二人的行为，激怒了楚庄王，下令楚军迎击。孙叔敖说：“宁我迫人，无使人迫我。兵法云：先人有夺人之心。迫之也。”楚军随即猛攻晋军。智罃正遇楚军先锋，被楚公子生擒。荀林父忽见前方楚军汹涌而至，又后阻黄河，时值黄昏，措手不及，便仓皇下令全军北渡逃遁，甚至发出“先渡者赏”的命令。由于没有组织，晋军一片慌乱，中下军毫无秩序涌向黄河岸边。除中军大夫赵婴齐所部因有准备先行渡河外，其余溃不成军，跳入河中，争抢渡船，蚁附船缘，船上人挥刀乱砍，以至断指断臂落满船舱，溺河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
晋军混乱渡河之际，发生一段精彩故事。下军大夫荀首登舟时，忽然不见其子荀罃，部下报告，才知其已为楚军所掳。荀首大怒，重又登岸，召集所部亲族，向敌反攻，意欲夺回其子。荀首冲入楚军，射死楚将连尹襄老，又射倒公子穀臣，一并掳回，作为日后换俘之用。荀首此举虽为其子，却掩护了晋军渡河，楚军也因此没有过度追击。
周定王十九年（前588年），邲战九年后，晋人想用楚公子穀臣和连尹襄老的尸体换回荀罃。此时，荀首已担任晋国中军副帅，成为晋国重要的实力派人物，所以楚人答应交换。放行前，楚共王与荀罃有一段对话。共王问罃：“你恨我吗？”罃答：“两国交战，臣下不才，成了俘虏。您的手下没有杀我取血涂鼓，让我回晋受罚，这已是大王的恩惠了。臣下确实无能，又敢怨恨谁呢？”王问：“那么感谢我吗？”罃答：“两国都为自己国家着想，解除百姓痛苦，各抑怨恨相互谅解，双方释放俘虏，建立友好关系。两国友好之事，我没有参与，又感谢谁呢？”王说：“你回到晋国，拿什么报答我呢？”罃答：“臣下无所谓怨恨，君王也不受人恩德。既无怨恨，又无恩德，不知要报答什么？”楚王说：“尽管如此，你也要把想法告诉我。”罃答：“托大王的福，被囚之臣能把这副骨头带回晋国。如晋君杀了我，我死也不朽；如晋君按大王好意赦免了我，把我交给他手下大臣荀首，荀首把我杀死在宗庙里，我亦死而不朽。如能不死，让我继承先人职位，处理要事，带领军队管理边疆时，即使遇上您的将帅，也不敢回避，一定竭力死战，绝无二心，以尽为臣之礼，这就是我能报答大王的。”楚王叹道：“不可与晋争锋。”于是隆重礼待荀罃，放他回国。
荀罃作为俘虏，直言不讳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不卑不亢，其言行代表当时统治阶层里较为高尚的价值观，为各国统治者所能接受和认可，毕竟维护国家利益是爱国的基本内容。楚共王从王道考虑，自然希望自己的臣下也能如此，所以并未责难，并在听后略表敬意。
智罃（即荀罃）回国后，又经历了几起内乱，先是栾书、郤锜两家诬陷、屠杀赵氏；接着晋麻隧之战破秦，鄢陵之战又大败楚军；随后国内出现了栾郤之乱，栾书弑君，杀死了晋厉公。周简王十三年（前573年），智罃从雒邑迎晋悼公即位。十四岁的悼公很有抱负，在大臣辅佐下开始修复国内士卿动乱造成的创伤，积极复兴霸业。智罃逐渐受到重视，开始一展身手。他成为晋八卿之一，担任上军将，后来又任中军元帅，做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如听取建议，在郑地虎牢筑城，作为进取中原的跳板。联鲁制齐策略的实施。针对楚国，采用“三分四军轮回作战”的战术。攻取偪阳。臣服郑国。最后辅佐悼公，恢复了晋国霸业。
智罃成熟老练、机智果敢，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也是悼公恢复霸业的第一功臣。智罃成为春秋史上有名的乱世雄才、治世能臣，其心智品德的成长，不能不说和他年轻时被俘为囚九年的精神历练有些关系。
五、出于争俘的成语“上下其手”
成语“上下其手”是串通作弊、歪曲事实的意思。它来自于这样一段史实。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楚伐郑。五月，楚军围攻城麇（jūn），郑将皇颉驻守于此，出城迎战，兵败，被穿封戌俘虏。这时王子围前来争功，二人相持不下，便请伯州犁来裁决。伯州犁说：“让我们来问问这个俘虏吧。”于是，让俘虏站着，伯州犁说：“所争的，是您这位君子，还有什么不明白呢？”伯州犁对皇颉暗示，举起手说：“这位是王子围，是我们国君尊贵的弟弟。”然后又放下手说：“这个是穿封戌，是方城外的县官。是谁抓住了你？”皇颉说：“我遇上王子围，打败了。”穿封戌听罢大怒，抽出兵器去追王子围，没有追上。楚军带着皇颉班师了。以后主使别人串通作假捣鬼，常被说成“上下其手”。要说穿封戌，最应该追杀的首先是伯州犁，因为这种裁决是蓄意搞鬼。而郑将皇颉公然说谎也该被重处。
第三节 战国时期
名将白起与战争暴行
白起（？～前257年），郿（今陕西眉县）人，战国后期名将，事秦昭王，知兵善战，每攻必克。但他的军事才能却是和大肆屠戮诛杀战俘的残暴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史上明确记载肆意大批阬杀战俘的第一人。
身经百战，建功立业
白起几乎参加了昭王时期秦争夺中原，开疆拓土的所有战争，为尔后奠定统一六国的基础立了大功。秦昭王十三年（前294年），秦进军宜阳。白起初为左庶长（中级军官），带兵攻打韩之新城（今河南伊川县西），韩僖王命公孙喜为将，率韩魏联军驰援新城。穰侯魏冉为秦相，他举荐白起为左更，率军于伊阙（今洛阳龙门）攻打韩魏联军。白起大胆以主力绕出联军后方，将联军压迫到伊阙山狭隘处聚歼。是役斩杀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擒其将公孙喜，拔韩地五城。伊阙之战后，韩魏一蹶不振，秦势力进入中原，秦昭王开始自称西帝。白起因功迁为国尉。
这之后数年间，白起的军事才能得以广泛施展。他伐魏、击赵、征楚，为秦开疆拓土，被授武安君，一路因军功升为统军大将。随着经历战争增多，白起对待敌军的手段也日渐残忍。
秦昭王三十四年（前273年），秦大举伐魏，分三路围攻魏都大梁（今开封市），秦相魏冉亲率中路大军，北路由客卿胡阳统领，南路由白起率击楚之兵而进。其间，韩、齐相继派兵援魏，都被击败。赵国援兵则与魏联合，进攻华阳（今河南郑县）。白起与胡阳南北夹击，大破联军，斩杀十三万人。魏将芒卯败逃，三将被俘。这时白起已经屡杀降卒，他接着与赵将贾偃大战，贾不支北退。白起追至黄河边，将二万赵国降卒沉于黄河。四十三年（前264年），白起攻打韩陉城（今山西曲沃西北），斩首五万。而后，又取韩南阳（今山西沁县）、野王（今河南博爱县），接连略取韩地。
长平阬俘，恶行昭著
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年），秦军夺取韩上党（今山西晋城），上党军民投降赵国。此时，赵使廉颇为将，统率三十万大军进驻长平，加上原上党军民共四十五万人，与秦军对峙。秦军先突袭赵前哨，斩一裨将及四尉，略有小胜。赵军凭太行险阨，据垒坚守，两军相持四月有余。其间秦军先锋攻陷赵前垒两座，又斩杀二尉。但廉颇为将老辣，只是坚守待机，消耗秦军。
此时赵王责怪赵军屡有损失，廉颇胆怯惧战。秦相范雎则使人携千金赴赵施反间计，扬言：“廉颇好说，即将降秦，秦兵只怕赵奢之子赵括。”赵王中计，不听蔺相如等人劝阻，执意用赵括为将。赵括母亲深知其子，得知后赶紧上书赵王，请勿用括。她说：“昔者其父留言，括只善夸夸其谈，若用括，必破赵军。”又说：“其父为将时，躬亲尊敬的老师有十余人，朋友有几百人。他把大王宗室赏赐之物，全部送给军吏和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而今括为将，军吏无人敢仰视他；大王赏给他的金帛，全都归藏于家，购买田宅。大王认为他能和其父相比吗？”赵王说：“吾意已决，不要说了。”括母说：“如有意外，请勿连累我。”
秦王得知赵括为将后，立即暗中遣白起为上将军，统领秦军，并传令军中有敢泄露此消息者斩。赵括至军，出兵击秦。白起佯败而走，据垒不出。赵兵乘胜攻打秦军壁垒，此时秦军张开两翼，发出两支奇兵。一支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一支五千骑兵，隔开赵军壁垒。赵军被分割，粮道也断。白起出轻兵击之，赵军即溃，只好筑垒待援。秦王得知，马上征发国内十五岁以上男子，悉数来到长平（今山西晋城高平市城北10公里的长平村），阻绝赵的救兵和粮草。赵军无粮，向齐国求借，齐王不允。当年九月，赵卒绝粮四十六天，饥饿难耐，先是杀战马充饥，最后竟暗地里杀食自己的战友。赵括无奈，决定分四队突围，他亲率精锐搏战，竟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赵卒全部投降秦军。
白起此时却暗地谋划说：“秦克上党后，上党百姓不愿降秦却归赵。赵卒反复无常，一定要把他们杀光，以绝后患。”白起用计安稳赵降卒，将他们哄入长平关附近一个名为“杀谷”的深谷中，堵住谷口两端，预先埋伏的秦军齐出，箭射火烧，土石俱下，将四十万手无寸铁的降卒全部活埋，只留下二百四十名年少者回去报信。此役秦军前后斩首俘虏共四十五万人。消息传回赵国，举国震惊，人们痛哭不止。赵王因括母有言在先，也没有为难她。想来当时情景，一定十分惨烈，史书上仅有“流血成川，沸声若雷”八个字记载。阬杀四十万赵国降卒的事件，成为战国时期，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大规模屠杀战俘的惨案。
3.将帅君臣失和，矜持被杀。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秦军分两路继续攻赵，取皮牢（今河北武安县），定太原；白起则率军围攻邯郸。赵王恐惧，请苏秦之弟苏代用重金贿赂秦相范雎以求和。苏代劝范雎说：“武安君（白起）前擒赵括，今围邯郸，如灭赵秦王得天下，武安君必为三公。他为秦拔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溢于此。其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今亡赵，赵民不愿为秦民，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君无所得。不如让赵割地求和，无以为武安君之功。”范雎很以为然，便以秦兵疲惫、亟待休养为由，请求秦王允许韩赵割地求和。秦昭王同意，遂于正月罢兵。白起本欲趁势扫平赵国，闻知此事，遂与范雎结隙。
当年九月，秦再次发兵攻赵，正赶上白起有病，不能随行。第二年正月，秦将王陵围攻邯郸，不顺利，昭王发兵增援，结果王陵损失五名校尉，依然不克。白起病愈，此时昭王欲以白起代替王陵。白起说：“邯郸并不好攻，且诸侯救兵将至。秦虽破赵长平军，但也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现在远隔河山取人国都，赵为内应，诸侯攻于外，秦军必败，事不可行矣。”昭王亲自下令不赴，使范雎去请，白起依然坚辞不就，继续称病。他是否对上次无故撤兵心存芥蒂，也未可知。
昭王使王龁（hé）代替王陵为将，至八九月间，依然不能拔城。此时楚春申君与魏公子带兵数十万击秦，秦军伤亡惨重。白起听到此事说：“大王当初不信我言，现在怎样？”昭王闻此大怒，强令白起出兵。白起仍称病不起。昭王遂免去白起官职，将他降为士兵，迁往阴密（今甘肃灵台西），由于白起有病，未能成行。三个月间，诸侯不断进攻，秦军几次败退，使者日日告急。昭王痛恨白起屡次抗命，派人遣出，不得留在咸阳城内。白起出咸阳西门十里，到杜邮（在今咸阳市内）时，昭王余恨未消，与范雎等群臣商议：“白起出城还是怏怏不服，口中有话，恐其作乱。”遂派使者赐剑，令白起自裁。白起引剑自刭前说：“我何罪于天，而至于此。”沉思良久，大约是回顾了一生行为，说：“我也该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可见，长平阬卒的暴行，在白起心中也留下了阴影，令其终生难忘。
虽为一代名将，司马迁赞他“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但其心险恶阴暗。当时白起副将司马靳，也参与策划了长平阬卒事件。他和白起一起被赐死杜邮，这也应验了那句“杀降不祥”的古语。
白起死于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十一月，秦人认为他死非其罪，多表怜惜，乡邑地方都祭祀他。只是后人提到白起，无不联想到四十万赵国降卒，这些人难道不抵白起之冤吗？三国时魏人何晏曾从对秦国得失的角度评论过白起“善战拙胜”的行为，他说：白起诈而阬赵降卒四十万，岂止是残暴？以后也难以再得其志。“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即从战略得失讲，阬俘行为好像一时加强了秦取天下的力量，反而更坚定了赵国及诸侯拼死抵抗，绝不投降的决心。仗打胜了却使军队气势受损，没完成战略计划。白起之所以不敢再战邯郸，忌讳前事，愧对赵卒，担忧诸侯救兵拼命，也是一个因素。白起善战但不善取胜。长平之事，也给秦声誉带来极大损失。“战杀虽难，降杀虽易，然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4]
后来秦攻邯郸果然失败，史家也认为：虽有白起长平之胜，还是无补王龁邯郸之败。
注释
[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275页。
[2]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25页。
[3]郑连根：《济南时报》，2011年7月4日。
[4]司马迁：《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集解，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23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