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空间的相对扩大多少体现出对个体的重视，但并不意味放弃宗族伦理原则，只不过原则变成夹峙个体的房屋，督护个体的院墙。
威武雄峻的围屋，哪怕它表情冷酷，气氛森严，外墙的砖石土木显现出耐人寻味的紧张感，我仍不能把它仅仅看作防御的需要，我觉得集体的安全意识似乎为凝聚族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理由，以至围屋这种奇特的建筑形式甚至成为一种强大的宗族力量。它是物化的，强硬的。围屋的外墙有多么高大、厚实，宗族的力量就有多么严密、巩固。
从村庄的建筑格局来看，我把那些依靠建筑墙体及围墙圈成一个整体的村庄，看作相对于围屋的另一种类型。这类村庄有丰城的白马寨、厚板塘，贵溪的耳口曾家村，新建的汪山土库，以及吉水的桑园、仁和店等等。这类村庄把众多的个体建筑布局在一个整体里，从而形成半闭锁的居住环境，而不似围屋常常消解了个体的存在。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走进诸如白马寨这样的村庄，我倒在它们的高墙深院里捕捉到了隐蔽着的防范意识。说它隐蔽，是因为那高大气派的建筑所表达的炫耀意味，常常把它遮掩住了。
我如此认为，其实并不矛盾。也许正是那些独立存在的建筑个体相依相偎的情状，突出了在同一座祠堂里祭奉祖宗的人们的共同心理需要。
白马寨最初令我好奇的是它的村名，翻开江西地图，管村叫“寨”的实为鲜见。据说，此地原名桕塘，与宋代忠襄公杨邦乂、文节公杨万里同宗的白马寨杨氏先人迁徙于此后，至明崇祯年间出了个掌管符玺的尚宝司卿杨应祥，精通堪舆之术的杨应祥将家乡的地形地貌绘制成山川形势图呈于皇上，经皇上钦点，自是龙恩浩荡，于是村名由桕塘改为上点，沿用至清光绪年间。至于后来怎么叫的白马寨，我想并非避朝廷讳那么简单，也许通过那个“寨”字恰好能窥见厚实的高墙里的秘密。我差不多能凭着哪位“一字之师”的神秘暗示，去想象这个村庄走马远去、马蹄生烟的历史。
自古以来，白马寨杨氏亦耕亦读亦商，明清之间读书入仕、捐资纳监、获得封赠的族人达一百七十人。虽攻读蔚成风气，然交通之便、营商之利则诱使更多的人走马西南，足迹遍布云南、贵州和两湖两广。他们开典铺、估衣行、贩盐、贩粮，产生了不少名商世贾，其中尤以在湖南常德一带经商的白马商帮为代表。白马寨那气势不凡的建筑格局，那高大庄严的青砖住宅及精雕细琢的门罩，便是当年富甲一方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村庄四周的房屋以围墙相连，村南村北散布着十座门楼以供出入，形成相对封闭的村寨；而且，房屋的砖墙特别高，大大的青砖砌得严丝合缝，大面积的平整使墙面陡然透出几分庄重几分严峻；开在高处的小小的透窗，像一只只眯缝着的警惕的眼。于是，我想，它的严密和高峻，既是家族意识的反映，注定也是防御匪盗的需要。
白马寨为丰城市张巷镇所辖，张巷地方以养狗出名，听说每年被宰杀的狗数以万计，张巷有一则民间传说，大意是说有了狗的护佑才有了此地的人畜兴旺。糊里糊涂地相传至今，百姓在某一天早晨幡然顿悟，一味为狗歌功颂德，不经意间岂不是辱没了自己？于是，急忙改编那则民间传说，在其中添加了一个仙女为主人公，让故事美丽起来也高贵了起来。仙女与狗的雕塑现在就屹立于张巷镇的街中央。
我之所以联想到这个传说，是因为两次进入白马寨的经历，让我强烈地感觉到此处的狗充满敌意，那般凶恶、剽悍，好像来自骨子里、血脉里；奇怪的是，与之相邻不远的另一古村——筱塘镇厚板塘村的狗却是儒善，见了生人也不吠不咬。两相比较，我不禁讶然，莫非白马寨的狗也得高墙深院之要义？
吉水的桑园村更是防范周密，如今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了。村中民居分三片而建，一片一院，每片约三十幢，村巷横平竖直，沟渠相连，整体规划浑然有序，风格统一，看上去颇有气势。然而，它却仿古代城池，四周除了有长达四五里的护村墙外，外围还有护村河。出入村庄，仅有一南一北两道门。在我们了解了古村对于水的寄托后，就会蓦然发现，人们要守护的不仅仅是富庶的生活，还有藏气蓄财的美好心愿。如今，若没有人介绍，那护村河很难辨识了，绿水环绕的景象已荡然无存，它被切割为一口口鱼塘，恍若一桌鱼肉自然的盛宴。我当然理解，那是为生计的饕餮，而决非为了狂欢。我进入桑园后，巧遇一群信奉天主教的农民挤在一间厅堂里，以女性为多，也有青年男子，他们站成一圈，轮流喃喃自语，似在忏悔吧。依然在祖荫下生活起居的人们，却把先人当初营建家园时暗藏在其中的祈愿拆除了，想必，浑然不觉的他们是不可能将此也作为忏悔的内容的。
目前尚鲜为人知的贵溪耳口曾家村，依山而建，层层叠叠，住宅分为四排，外部顺山势圈起高墙，整个村庄浑然一体，如雄峻的城堡；进村须由一条石阶山径横向而上，至坐北朝南的山庄大门前作九十度的拐弯方折入村中，可惜大门的门楼建筑已毁。山庄的森严还体现为内部以四五栋房屋构成各个小住宅院，各个均建有院门楼，四面青砖墙超脊，以防不虞，听说历史上发生过几次火灾，只是烧毁着火的局部，周围小院安然无恙；村中每栋房屋也是封火墙高耸，各各相连却不相通，但广开小门自由往来。为防止火灾蔓延的层层设计，不仅仅反映出人们对火灾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其实，客观上也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有层次的防御体系。
不过，深入其中，层层叠叠的院墙并不让人感觉紧张，这是因为，村中建筑既求同一，又存别异，既有幽雅的高楼台阁，又有宽敞的递进大厅，各个住宅院的门楼前都有一块空场，有的院前过道还围以花岗石栏杆。原来，建筑也是可以起伏跌宕、有张有弛的，犹如音乐。
占地一百零八亩的新建汪山土库，是一座以江南园林建筑、徽派建筑与清朝宫廷建筑相结合的清代官宦豪宅，二十五幢砖木结构的青砖大瓦房幢与幢相携、进与进相连、巷与巷相通，浑然一体，庄重肃穆。整个土库共有五百七十二个天井、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房间，庭堂重重，巷道交错，有祖堂、保仁堂、谷贻堂、光裕堂、醉月楼、望庐楼、接官厅等等，还有按皇宫御花园定制建造的稻花香馆；有进与进之间用于整体隔开的透巷，有横穿每幢房子、专供轿马出入的八尺巷，还有隔在每幢房子之间的回声巷，其回声来自埋在巷道之下的许多瓦缸，瓦缸里装满了石灰。这番精心设计，是为了吸潮祛湿，还是纯粹为了听响，或者兼而有之？
土库大部坍毁，存留部分基本完好，却是空空荡荡，一片死寂。我重重地踏响了深宅大院。我愿意玩味那悠远而空旷的回声。那声音仿佛是自然与生命的酬唱，建筑与心灵的呼应。遥想当年，它该是豪宅中的空谷，还是旷野上的宫殿？
走近土库时，我就感到诧异，并排九幢房屋浑然一体，形成一面挺拔的长墙，每座大门只是这面长墙的小小的开口，没有门楼、门罩，红石的门框也不过如青砖厚薄，这样低矮又简单的门面，怕是在所有古村落里都难得看见，而且，高达十余米的森严壁垒的墙面上，连几眼小小的透窗也开在险峻的高处，“一门三督抚”的荣耀完全封闭在这座豪宅的内部了。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它的建筑个性的是，如此规模、如此富丽的豪宅，却不重视与外界相连的道路。据说，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族人程天放每次返乡，宁愿绕道乘坐机帆船。当年日寇曾占领新建县的大塘街，而近在咫尺的汪山土库居然秋毫无犯，其恰恰得益于交通不便。
“土库”是个让人感到生分的名词。《辞海》中解释为一是用来储藏粮食的建筑，二是“店铺”一词的英文译音，叫人怎么也不能与这座豪宅联系起来。在这座豪宅里，我倒是看见了一间谷仓，为了防潮防鼠虫，地板高出地面至膝盖，形成一个隔离层。由此，我想，称住宅为土库，极可能与新建地处鄱阳湖滨湖地区的地势有关，当地朋友闪烁其辞，他们跟着这么叫过来，并没有谁去追究它的来历。朋友们只好用当地产的封缸酒灌醉我的好奇心。据说此地的酒颇能祛风寒，胃寒肚痛的喝一口便见效。醉眼回望土库，顿时觉得那土库也周身血沸、两颊微醺了。
清人所撰《安成塘边刘氏族谱·序》历数安福县塘边村刘氏历代官宦，尔后称：“诸老先生著书著集，传世极其多也。自唐宋世居于塘边，古今文献。世传诗书理学，代有仕宦科名，奕叶贵显，盖乡邑望族也。”塘边村的村落文明中浸透了“耕读固本，农商发家”的思想，其族训也言辞恳切地劝诫后人：“子弟以读书为先，不能仕进者，农耕工商，亦需各敬本业，努力上进。”
作为我国南方独树一帜的“群落”式民居，由塘边各个建筑群落统一规划、自成一体的气派，我们不难想像当年“塘边老表一把伞，走到外地当老板”的盛况，那种腰缠万贯的得意。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如此，该篇序文却只是津津乐道于读书仕进，以至根本就不屑于染指工商的历史。
那些富商财主大约料想到自己被文字冷落的必然遭遇，他们只能以建筑为自己立传了。依靠在四川经营盐业、在云南经营百货绸缎布匹而发家致富的塘边人，毕竟骨子里浸透了儒雅，不甘于有钱无势，他们中贾而好儒、商而兼士者有之，买官鬻爵者也不乏其人。希望子弟学而举业，于是，纷纷兴建塾馆、书舍、书屋；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于是，都在修建的祠堂府第冠以“大夫”、“司马”之类的爵位；到了清朝中后期，塘边的大富豪更是大肆斥资购置田土山林、建造房产，“群落”式民居大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
所谓“群落”民居，就是大村庄里筑着大院子、大院子里套着小村庄，半封闭的大院内，一幢幢民居虽就范于其中，却也保持着门户独立。如此看来，它既不像北方宅院，又不似赣南围屋。倒是和丰城的白马寨及厚板塘、新建的汪山土库有某些相类之处，然而，区别也是显著的，那些村庄本身就是一个大院，而塘边村中却坐落着若干个大院，现保存完好的就有四处。一处处群落，就是一个个血缘相亲、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群落的院墙高耸，设有一二个大门，大门有的是牌坊式的，有的称为“马廊”，意为到此者下马下轿，步行入内。进入马廊有一小厅，是门子、更夫的住所，他们日夜值班，保护群落的安全。马廊的得名还因为院门两侧的附属建筑状似马廊，这马廊为全体住户公用，下层是仆人、丫环的住所，上层用作书舍和储藏间。
各个群落中的民居，从格式、大小、高矮到建筑材料的规格、质地、颜色大体是一致的，一幢幢纵横排列，总体成棋盘形。房屋前后间距不足两米，两边巷道恰好可以撑开雨伞。高高的山墙，既显示出不甘人后的家族气派，又起着防风、防雨、防火的作用。民居建筑工艺精巧，质地坚固，砌墙的青砖经过打磨，墙体平整光洁；楼板屋瓦都是双层，防漏且隔热；门框、窗架、墙角、柱础、台阶、阴沟，均用青石凿成不同规格的材料，砌得严丝合缝，既美观又耐用。
“文明坊”群落是塘边村最大的民居群落，内有民居二十四幢，纵横数十条宽度一致的巷道。据说，当时这个大院的主人，就是建造者及其后裔和近亲，多为商家和读书人，种地的只有三户半。整个大院只有前面一个大门出入，后面设有一个小门，但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开。院内不准饲养牲畜家禽，不准堆放柴草杂物，厕所也建在院外。如此等等，营造出一个安全、清洁、舒适、和睦的居住环境。各个群落一侧，均建有祠堂，由于群落民居相距紧密，巷道狭窄，娶亲嫁女进不得花轿，老人过世抬不出灵柩，所以，祠堂自然成了村人举办红白喜事的公共场所。
对外整齐一致、内部自成一体的群落民居，恰好反映了塘边刘氏大宗族的宗支关系和家族内部的亲缘关系。要知道，塘边村的很多男人长期在外经商，有的路途遥远，十年八载也难得回来一次，留在家中的只是家眷老小，有的甚至只有女眷。于是，兴建这种半封闭式的民居，既是家族意识的强烈表达，又不失为对女性的严密的防范措施。
是的，在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民居建筑必定会反映出积淀着封建伦理观念的深层心理，它的封闭、半封闭的格局，并非只为聚拢族人，以相依为命的团结和砖石土木结构的屏障，防御外部世界的侵扰，其间，也布置着许多不宜张扬的微妙情感。那是几分警惕，几分狐疑，几分牵挂；那是未雨绸缪的警惕，关于红杏出墙的狐疑，相隔千山万水的牵挂。
建筑的确也能够营造出封建礼教的强大环境氛围。如果说，封闭的围屋最大限度地压缩了私密空间，几乎把人们的内心生活都放置在逼仄的公共环境中，放置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话，那么，在半封闭的群落民居里，私密空间的相对扩大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对个体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放弃了宗族的伦理原则，只不过那些原则变成了夹峙个体的房屋，督护个体的院墙，变成了弥漫于院中巷道的严肃空气和凛冽目光。
我的认识或许有些刻薄。但是，考察了诸如白马寨这类被人唤作“女人的村庄”的高墙深院，我执拗地相信走马远去的男人一定把心底的隐忧告知它了，一定把贞节的秘密托付给它了。一部工商的历史，就是女人苦守村庄的历史；一个没有男人的村庄，定是筑有铜墙铁壁的村庄。一旦洞穿了这一秘密，我们将会发现，所谓安全意识，原来不仅仅部署了防范外患的坚固工事，还暗设了化解内忧的预警系统；它需要顾及的不仅仅在于金钱财产、身家性命，还包括思想、情感、名誉等等。
我相信，这不是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测。因为，建筑的确可以成为封建礼教的精神工具，事实上，以牌坊为代表的建筑甚至成了封建礼教千年不朽的象征。它的强大的象征力量即使在今天，仍然生动地遗存在我们的语言里，所谓“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即是。这一比喻的鲜活状，恰好证明了集体记忆的深刻。牌坊作为纪念性建筑，分为道德坊、功名坊和标志坊，古代对建牌坊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牌坊的规模、用料和牌楼多少因人因事而不同。我们日常所称的牌坊，其实特指道德坊。
瑞金的九堡密溪有一座建于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的牌坊，那是用十七块大型青条石和石板构成的三开间门洞式石坊，第二层匾曰“节孝”，署有奉旨筹建的包括兵部右侍郎、巡抚诸官在内的各级官员的姓名。牌坊现已残缺不全，但坊石上的龙首龙尾和八仙过海等浮雕图案仍清晰可见。那是一位尚未圆房的年少女子，为她甚至不曾谋面的夫君，守寡毕生，站成了这般形销骨立的模样！
渼陂的栋头节孝祠前，曾建有坐北朝南和坐东向西两座贞节坊，它们记录着一对母女的命运遭际。母女俩均为年少丧夫，从一而终，守节至死。这两座牌坊，一座已于大跃进年代被拆除，另一座顶部被毁尚存下部，是为女儿之坊。那女儿也如密溪女子未嫁已寡，故牌坊明次间均填以砖墙而不开门，仅在明间隐现拱门形状。那堵砖墙遮挡住了花容月貌凋零的过程，也遮挡住了我们窥望那个年轻生命的所有欲念。
在流坑，则有婆媳二人相依为命，矢志守节，赢得了“孀声懿范”的赞誉。时为清代晚期，做婆婆的张氏二十三岁丧夫，未及生育，便将亡夫的次侄过继为子。她含辛茹苦将继子抚养成人，不料儿子在娶妻后不久，竟一病不起，命归黄泉。从此，一对婆媳，两个寡妇。念其“贞操贯日，克励终身”，经族中绅士推举，乐安知县奏请朝廷予以旌表。面巷而建的“旌表节孝坊”，通过石刻、堆塑、砖雕、彩绘、墨书等艺术手段，竟把女性凄苦的命运装饰得如此富丽堂皇！
我所看到的江西最大的牌坊，当属东乡县黎圩镇浯溪村的“贞孝”牌坊。为清道光皇帝钦封，坐落在村口的大路边。四根高耸的麻石柱支撑着雕花的石枋和匾额，表彰的是儒生王某未婚之妻李氏。李氏为员外的女儿，十六岁订婚，未婚夫亡故时，其扶棺成亲，一直住在婆家，毕其一生几十年不曾迈出自家的庭院和绣花楼，堪称贞孝之楷模。传说，她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有一次见“鸡公鸡婆打嗝”（东乡土话，大概是形容公母求偶的啼声吧），居然憋忍不住笑了一下。这一笑的代价是，牌坊上还有两层怎么也加不上去了。
作为封建礼教的象征，牌坊建筑首当其冲地毁于“文革”年代，应是毫不奇怪的事情。能够幸存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倒是多少有些叫人意外。所以，我走遍江西古村，见到的贞节牌坊却是大致有数，而且，当地的朋友往往会对这类建筑给予特别的介绍，也许是因为它背后有着具体的人生内容吧？
当我在努力回忆着散布于各处的贞节坊时，我猛然发现，在取封闭、半封闭建筑格局的村庄里，似乎少有贞节坊。这个发现让我怀疑自己的记忆。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也许这个事实能够证明，一旦民居建筑规定了私密空间并暗设了化解内忧的预警系统，那么，牌坊式的彰扬和教化也就不很重要了。
宁都县有“早期客家摇篮”之谓。该县的田埠乡东龙村，号称“千年古村”，鼎盛时期人口逾万。半千古塔，百座祠宇，百口池塘，百间民宅，构成了古村的独特景观。我横穿村子，进出几座祠宇，却是未见牌坊。我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它的封闭。然而，它的封闭并不是通过建筑来实现的，是依靠非常奇特的环境把自己闭锁在高处，闭锁在荷花香里。
它的环境的不可思议，引来了法国学者，引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师生。甚至，该大学还通过航拍摄下了它的全貌，以深入探究客家建筑的风水之谜。
我从宁都县城去东龙村，是驱车穿过相邻的石城县城而后攀着崎岖的黄泥路上山的。幸好天公作美，一直阴着的天始终没有下雨，否则哪怕四轮驱动的“猎豹”也上不去了。当吉普小心翼翼地盘旋而上时，我联想到赣南某县的道路。那是我受命反映辉煌成就时听到的一个故事。说的是那个县如今从大山间勘测出一条捷径，新修的道路不仅比老路里程少了几十公里，而且，少了许多的险峻、许多的曲折。于是，人们推断，古人为避战乱，故意让道路专拣陡峭艰难走，道路成了人们避灾禳祸的迷魂阵。解放以后，因为没有再筑路，也就糊里糊涂地在那条老路上颠簸了半个世纪。我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所以，我怀疑，进出东龙村也许会有比较平缓的路线，也许那是前人根本就不愿开辟出来的路线。
东龙村坐落在一片台地上。所谓台地，顾名思义，像一座戏台，高耸于平地上。上山之后发现，这片台地，又是群峰间的盆地。它共有四个隘口，分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地势东高西低，狭长的盆地上依山而建的民居，形成了几个建筑群，其间是莲田和稻田。丰腴而鲜艳的荷花开得正旺，家家门前却是围坐着剥莲子的老少。莲荷的清香气息悠远而神秘。
谁能想到，这登高一望便把村舍田园尽收眼底的地方，竟是此地李氏繁衍生息、宗族兴旺的风水宝地！在盆地中看四围的峰峦，山并不高峻，植被并不茂密，如何孕育出两条潺潺不绝的山溪，细流如线，怎能养育这许多的人口，许多的田地、池塘和花朵？
谁能想到，这个独处一隅、交通不便的村子，曾经却是由宁都往来福建的必由之路。村中的老人回忆历史，唇齿之间，还有商铺客栈，还有烟花柳巷，但是由那狭小的古隘口和崎岖的山路，我们今天是无法想象当年的富足和繁华的。经过隘口时，我看见放在路边的茶水摊，没有人看管，只有茶壶和水杯在迎候路人。这是村人的行善之举，可见此地依然民风淳朴。不过，如今东龙村门庭冷落、路上行人稀少，品味那盛情的茶水，总觉得有几分自作多情的荒谬。它仿佛是凭吊着车马辚辚的日子，仿佛是渴盼着宾客盈门的热闹。
我把那个茶水摊看作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东龙人置身于封闭之中，却因袭了老祖宗的开放襟怀。是的，东龙李氏的先人自迁徙至此，不知是一条古道勾引了他们的思绪，还是相对闭锁的环境激发了他们的向往，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走出去的念头。像江西众多古村一样，东龙也崇尚教育，攻读入仕是当初他们走出山门的唯一捷径。众多的文人官宦中，最远的，去了伊犁任知州。清中叶以后，东龙人经商的多了起来，有了钱就要建房置地，村里的古民居多为那一时期的建筑。至于田产，更是远到福建的长汀、宁化，近至邻近的几个县。解放初期划阶级成分，全村三百多户人家竟划定了四十七户地主。倘若依据分布四处的田产画出这个村庄的版图，想必会叫今人大吃一惊的。田产遍及各地，就要派出族人管理，于是，久而久之，东龙李氏便落户四乡。而村中人口由鼎盛时期的数万之众，到目前的不足两千。这一锐减的人口数量大致可反映出东龙人不甘于画地为牢的心态。
这种心态必然反映在建筑里。当地人所说的“百间老屋”，指的是“东里一望”建筑群体，俗称“仁方公祠”。它始建于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于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竣工，由祠堂、厢房、庭院、护墙组成。屋主人李仁方，名光恕，有由国学贡生赠儒林郎布政司经历。整座建筑群占地四千三百平方米，大门东向，前院花岗石嵌砌地面，主体建筑占地二千平方米，高八米，青瓦覆顶，青砖风火墙。分上下两栋，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东曰“东园”，西称“西圃”。西厢房占地一千平方米，高六米，为两层楼房；东厢房被焚毁后改建。它的四周皆砌围墙，前院的花墙仅高一米多，视野开阔，墙外为水塘；而后院却用青砖砌着高达五米的墙。据此，人们联想到客家围屋，判断它受到围屋建筑的影响也就不奇怪了，甚至，花墙上的枪眼颇可以成为有力的佐证。
但是，我靠着花墙张望，如同凭栏观景。坐落在盆地南侧的“东里一望”，真是个揽胜养眼的好去处。东高西低的船形盆地，地势一目了然，东边的古隘口依稀可辨，西边的水口塔分外醒目。还有古时文人琢磨出来的什么“巽峰插天，虎嶂乔峦，七星怀冢，双涧抱村，凌霄胜阁，虹桥锁水，永乐古寺，玉栋擎云”等八景，尽收眼底。想当年，哪怕闲庭信步，也是可以傲视商贾往来，纵览云飞云驻的。而且，这个独处一隅的建筑群与村庄只是隔着田亩，鸡犬相闻，气息相投，于是，花墙和水塘的隔断，在我眼里就不是为安全设置的屏障了，而是因地制宜的水榭阑干。仿佛它的主人要赏玩的是亭亭小荷，袅袅炊烟，哞哞牛吼，以及随古道涌来的滚滚风尘。
且不说“东里一望”的围墙与围屋工事般的高墙不可同日而语，仅仅这一个“望”字，也让我们窥破了它的眼界、它的心机。我想起汪山土库。汪山土库威严地独立于平畈之上，高傲的外表之下，内里却是怡然自得的平静；而它则谦恭地依傍着山水田园，庭院里温情脉脉的张望，似乎永远回望着来路、远眺着去向。
这样的张望，一定属于骚动着的内心；这样的内心，大概不会把自己围困在厚实的土围子里。
赣南寻乌“龙衣屋”的群体式建筑特点，或许可以被我们看作是客家围屋的变异。
就整体布局来说，围屋是全包围结构，大多呈圆形或方形。而“龙衣屋”则以祠堂为中心，以弧形房屋层层加围，形成独特的半包围状，犹如给龙添上了一件件外套，故名“龙衣屋”；围屋规整的布局，决定了它们多择址于宽阔平坦的地方，而“龙衣屋”则依山势而建，不仅外围房屋层层叠叠如梯田一般，就是同一层房屋也由两边向中间缓慢递增高度，建筑方法可谓匠心独运。
该县菖蒲乡五丰村的“龙衣屋”，始建于明末清初，堪称寻乌客家“龙衣屋”的代表。房屋以祠堂为中心已围了七层，每层中部有用圆石垒成的龟背形“花台”相连，意在龙气畅通。其中最长的一层房屋围长二百六十余米，房屋一百二十间。房屋最外层与祠堂落差高达十二米。整个“龙衣屋”占地约三万平方米，共有大小房间四百五十间，居住着八十多户人家五百多人口。
由于“龙衣屋”并非一次围成，而是随年代推移层层加固，每层构造不同、风格各异，分别反映出当时的建筑特点和居住习惯，如第四层房屋被当地人称作“烽火屋”，房屋外层均为厚达一米的夯土承重高墙，无屋檐，内宽外窄的漏斗形透窗全开在高墙上部，房屋两端同时配有碉堡式的“火角”防卫。这些功能倒是和围屋如出一辙。而到了第七层，变化就非常鲜明了，甚至出现了现代气息浓郁的砖混房。
关于“龙衣屋”的来历，有传说称，是一个叫廖饼的仙人光临此地，指着自己坐的木椅弧形靠背明示于人，房屋按此形状围祠堂而建，定能人财两旺。风水学说在这里又一次以神示的面目出现。然而，“龙衣屋”的建筑特点，无疑也是充分地体现了对当地客观条件的考虑。所以，它既经济实用、坚固耐久、冬暖夏凉，又具有防风、防水、防震、防匪盗等功能。
宁都县东龙李氏的先祖选择一片“台地”开基，一定也包含着安全的考虑。可是，让先人们想不到的是，其后东龙村竟也四次遭兵燹。其中一次是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的儿子进驻此地，烧掉不少房屋，我在好几个古村的记忆里都见识过石达开点燃的熊熊烈火。看来，文化注定是易燃品，经不得一粒火星的，何况战火乎？
尽管，今天村中的老人仍喜不自禁地数说着七十多位官位在科级以上的李家子弟，以此夸耀崇文重教的传统，但是，他们眼里的落寞和感伤还是不由自主地流泻出来。为着人丁兴旺而择风水宝地，为着功名利禄而背井离乡，为着光宗耀祖而大兴土木，到头来却是繁华不再，风光不再，曾经的山间闹市俨然变成世外桃源，许多的高堂华构如今已是人去楼空。这是不是一种宿命？
不过，恰恰是在这个古旧的村子里，我被一些花木感动了。怕有七八种吧，簇拥在一个逼仄的院子里，它们的旁边是码成堆的柴草，是胡乱放置的农具用具，是艰辛的日子和感伤的叹息。
那些被精心呵护的花草，大概就是依然存活于人们骨子里的那些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