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圆的井口、井台和水沟，像耐人寻味的符号，张贴在家居的入口，昭示着族人的共同心愿，它极可能就是围屋建筑的意义所在。
江西的古村最乐于以樟树为邻。安福县就遍指团团簇簇的翠绿，自诩为“无樟不村”。其实，巡视整个江西，将此说放大，也毫不为过。无论深山、丘陵，还是盆地、平畴，樟树随处可见，或者茂密成林，或者三两结伴，也有特立独行的。在山冈，在溪边，在村口，那亭亭如盖的绿就是樟树了，那最浓郁的绿就是樟树了。
樟树也是最亲近人的树。它可以用它巨大的树冠，荫护一座村庄，像老母鸡温暖的羽翼；它可以用它壮硕的躯干，把一个宗族的繁衍刻录于年轮，像一位高寿的亲历者。当然，它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平易的亲切。日日站在村前的古井边，眺望季节的来路，哪怕自己已经老态龙钟；或者，一棵棵厮守着百年的诺言，枝叶相挽，根系相连，环绕村庄或落户村中，就为了让耕牛有个反刍生活的去处，让柴草有个遮风挡雨的去处。我在某处村边的古樟下，听当地朋友介绍说，他曾带来一个班的小学生，试验那巨大的树洞到底有多大，结果它把四五十个孩子全都藏起来了。虽然内心腐朽蚀空，它的枝叶风华依然。
造访古村前，我情不自禁地要对它说些动听的话，它是村庄的仪仗队，或者迎宾的美人儿，站在那儿没法不让人说好的。
尽管樟树是广布长江以南的常绿乔木，喜好丘陵、平原的酸性土壤，但是，它与江西古村的亲密关系，想来，不会仅仅出于大自然恩赐的渊源，一定有着精神上的勾连。它根系发达，根基茁壮，多像一部族谱所炫耀的家道；它枝繁叶茂，浓荫蔽日，多像一座祠堂所寄寓的祈愿；它四季常青，百年不老，几乎就是宗族观念、生命意识的核心要义了。
还有什么树，能够替代樟树，成为民间理想的精神对应物呢？
考察民间禁忌，我们还会发现，大部分禁忌的形成，要么与事物谐音的意义不祥有关，要么与事物的某些特性有关。比如庭植的诸多禁忌中，北方许多地方忌栽桑、桃，因与“丧”、“逃”谐音，忌栽柳、楝，因柳不结子而楝为苦果。凭此，我禁不住自己的主观臆想：在“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的古代江西，村庄对樟树的钟情，是不是也寄托着“文章铺路”、“文章立身”那蓬蓬勃勃的人生理想？
可惜的是，村庄没有给我这样的说法，在古代诗文的经典里也少有樟树的踪影，尽管历代江西文学大家璨若群星。树木的形象只有被文人赋予了某种品格，成为寄托着文人精神的象征物，才可以进入诗词歌赋中的，比如最常见的松柏、桃李、梅竹。既然如此，凡俗的樟树被诗文所冷落，也就不委屈了。
婺源县虹关村有棵古樟，“栽培远自南宋前”，树龄在八百岁以上，一时倒是惹得“休黟祁歙盛名传”，“几多词客增诗意”。民国间，一村民曾汇集古人咏樟诗词文章五十多题，编成《古樟吟集》刊行。一书专记一树，似乎少见。其中有诗赞曰：“村外又村千户荫，树间生树四时春。”这“村外又村”的比喻，真是樟树“下根磅礴达九洲，上枝摇荡凌云烟”的绝妙写照。
故尔，我们尽可以把它视为宗族繁茂的寓言。我在瑞金九堡镇上的两座钟氏祠堂里，看到了一个家族枝繁叶茂的壮观景象。只不过，那是一片片霜叶。排列整齐的灵牌，分成好几路纵队，高低错落地占据了祠堂上方的整个空间，而每块灵牌上，又是密密麻麻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家族所有先人集结在祠堂里，所以，我震惊——
叶落归根。根就是一座建筑？
一个名字，一片叶子。那笔画是它的骨骼，或者叶脉。
召唤他们叶落归根的，该是宗族的力量了。正如当初人们聚族而居一样。
聚族而居的需要决定了村庄的形成，同时，强有力地影响了村庄的建筑布局和风格。
赣粤闽的客家民居是中国四大民居建筑之一。客家围屋规模宏大，平面布局严谨，防御功能较强，所表现出的中国传统的礼制和伦理观念以及强烈的风水意识，在中国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这“夯土的史书”或“石头的史书”，无疑是研究民族、民俗、社会人文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赣南是最大的客家聚居区，有八百万客家人。唐末两宋以来，大批北方、江淮移民南迁，作为闽、粤两省西、北邻的赣南，自然成为南迁移民的第一停留地，他们与当地土著交融，形成了一支有着独特的文化心理、民情风俗的客家民系。若干年后，定居赣南的许多移民由于种种原因不安于现状，继续迁徙；而到了明清时期，定居闽、粤的客家人，包括由赣南迁去的，又有许多返回到赣南。世事如变幻莫测的棋局，历史上客家人的行踪如飘萍一般，而他们的足迹却是硕大无朋，巍巍然散落在赣粤闽的山水之间。
我指的自然是客家围屋，那城堡似的土围子。客家人迁徙到南蛮之地，不仅要融入陌生的自然环境，而且还要面对当地的土著，他们只能以相依为命的宗族关系来应对任何可能的冲突了。建造便于聚族而居，且防御性极强的围屋，仅仅从外观上就给人以威风凛凛的集团形象，何况，一座围屋，就是一座城堡，共同的居住空间，迫使本来就有血缘关系牵连着的人们更加紧密地凝聚起来，以便保证找到新的家园的宗族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
赣南现存近五百座客家围屋，多建于清代中晚期，少数建于明末清初。好些年前，我曾经看过龙南县的几座围屋，第一印象就是人们依靠建筑拥抱成团，相依为命，而把土木牢固地结构在一起的正是宗族的力量。
我觉得，围屋建筑最能反映人们聚族而居的紧密关系。为了维护这种紧密关系，它严密的高墙充满了警戒之意，甚至不惜隔断自然，自成一体地独立于世。好像饱尝了飘零之苦，倍加珍惜安定的生活；好像时时在居安思危，枕戈待旦地提防着外界的入侵。
在久旱之后的早春，一片片被焚毁的山林时时闪过车窗，偶尔，还能看到一柱黑烟在苍茫的远处腾空而起。我就是目睹着席卷草木的火光，穿过遮蔽了夕阳的浓烟，又一次来到龙南，去看龙光围的。火光、浓烟、焦土，这些有关灾难的意象，好像并没有引起周围村庄特别的警觉，如果我们仅仅凭此去联想历史，那也是矫情的。但是，在一条曲折、狭窄的土路上，经历了几番柳暗花明，忽然见到布满枪眼的围屋时，我眼前的确依稀有烽烟吹拂。龙光围是赣南唯一的石围。一色的花岗石到顶，端正四方的格局，四角是高耸的碉楼，每一面有一侧碉楼凸出墙体，整体给人坚固沉重的冷峻感。整个围屋，只有一个出入口，却是双重的门，几根粗大的门杠一拦，想必再野蛮的攻击也难以撞开。围屋中央的住宅已经坍塌，有精雕细刻的斜撑、雀替躺在残砖朽木之中，那些祥禽瑞兽目光迷离鼻息尚存。与它们相伴的只有几位老人了，所以，围屋里面安静得能听到他们孤独的叹息。
围屋内部苍凉的衰败景象与其外观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平整光洁的外墙上，根本找不到岁月的任何痕迹，恍若一座新城。它的历史感需要登高鸟瞰。当它以城堡的形象雄峙于我们的视野里时，我们便可以感受到回荡在丘陵怀抱中的历史生活了。通过天井弥漫四野的，是聚族而居的祈祝；通过枪眼喷吐出来的，是同仇敌忾的呼喊。
建成于康熙初年的杨村燕翼围，因墙高达一十五米，被称作“高守围”，是赣南现存最高的客家围屋，下层几乎两人高的墙裙部分用花岗岩砌成，围屋高大、厚重如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由它机关重重的大门便可看出，安全意识是围屋最基本的建筑原则。大门的第一层为钉有铁钉的大门，顶部留有可以流出沙子的消防孔；第二层是内砌有护墙，用粗大的门杠横拦大门；第三层为从二楼贴墙放下的千斤闸，最后还有厚重的便门。四层的围屋，有房间上百，底层为膳食处，中间两层作为住所有外廊相连，第四层走马楼则环行相通，平时用作贮物，战时为射击层。墙上开有百余处枪炮孔，可打击各个方向的来敌。围屋院内有两眼暗井，一为水井，二为储备粮草、木炭等作战物资的旱井。墙体内还预埋了垂直排污孔道，战时大小便等通过孔道排于外面。据说人们在其中闭关自守一年，也无须出围，它把艰难的困守都考虑到了。
不知是否因为这座围屋东北角、西南角的炮楼凸出墙体，鸟瞰如飞燕展翅，才被人称作“燕翼围”的。这样的“燕翼”，该是多么沉重的飞翔！每根翎毛都有箭一般的凌厉，每声呢喃都是紧张的告诫，每个眼色都流露出和平的期盼。
如果说，燕翼围、龙光围强烈地突出了军事防御的功能的话，那么，关西新围则比较多地考虑了家居的因素，使之既是一座森严壁垒的城堡，又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庄园。
关西新围为当地名绅徐名钧建于清嘉庆年间。这位徐家老四年轻时大约是个沉溺于灯红酒绿的花花公子，搜空囊中后，从苏州、扬州带回来两位张氏做了二房、三房，日子可能大不如从前了。这两位小老婆倒是贤惠，拿出平生全部积蓄以鼓励他打起精神，重振家业。徐老四便做起木排生意来。我注意到，江西许多古村的发达，都与竹木贸易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郁郁葱葱的大自然造就了江西古村的建筑艺术。在竞争激烈的江河上，徐老四能够迅速发家致富，也是得贵人相助。传说他某日在南昌救起一落水儿童，岂知竟是道台的公子。道台大人自是感激不尽，其回报是在江西境内水域免缴税收的特权。从此，贩运竹木途中的重重关卡，对徐老四却是网开一面，于是，许多老板依附在徐老四的名下，免缴税收省下的钱财，拿一部分孝敬徐老四。得人助的徐老四也得天助，有一年发大水，各家的木排被洪水冲乱了，徐老四也不客气，索性统统视为己有，浩浩荡荡运出去卖了，发了一笔横财。发家后的徐老四动用百万巨资，建成了这规模宏大的关西新围。
这座正方形的围屋，占地达七千平方米，面积为赣南五百多座围屋之最，其墙高九米，为三层的土木结构，底层为三合土夹大卵石筑外墙，厚两米，四角各建有十余米高的炮楼，各层均有火炮眼。它不同燕翼围的最彰显处在于，围内套建了一幢五列、前后三进的豪华大宅，这核心建筑就像“回”字形整体结构中的“口”字，这座豪宅正中为祠堂，对称分置十八厅，共有十四个天井，上百间主房。与豪宅配套的有戏台、书房、轿房、花园和消防水池，并将牲畜圈养在围外。整座围屋结构严谨，布局巧妙，廊、墙、甬道连通，既复杂又序列分明。
有意思的是，徐老四的心事极巧妙地布局在偌大一座围屋里。关西新围不同于别的围屋，开了东西对称的两个大门，龙南历来有“门朝东，妇娘养老公”的说法，其中似有讥诮之意，而徐老四真是有情有义，偏偏顺应了这一说法以彰扬女人的恩德；这还不够，那西门干脆就是为讨女人欢心而开的，西门外是一处叫小花洲的园林，如今水榭亭台早已被毁，池塘干涸，草木尚未复苏，一架连通塘中岛的小桥上，栖息着两只红脑袋的黑鸭子。既然塘中无水，那么，它们作沉思状匍匐于此，大约是缅怀某一夜的雨打芭蕉，或是凭吊某只酒杯里的残月了。难怪，村人介绍西门时，言辞间充满情色。
人们言之凿凿地说着徐老四的风流韵事，是有根有据的。他自己好像并不肯仅以建筑记录发家史，还要通过艺术来炫耀自己的风流史。他的豪宅前，有大小两对红石雕的狮子坐镇正厅大门两侧，三只母狮无疑就是象征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了。作为石雕，她们有尊卑高下之分，但渗透于建筑中的个人情感，毫不掩饰地披露了徐老四的内心秘密。
还是在龙南县，杨村有座早于燕翼围而建于明代的乌石围。它是半圆形的围屋，正面两角有外伸很大的角堡和三个入口，内院是一幢天井式堂宅，围屋外有一个宽敞的场院，对称着挖出一口与围屋面积相仿的半圆形水池，合风水阴阳两极之意。面对大门，傍水立着高大的照壁，院场上还有铭记族人功名的叠石、旗杆。
由以上几座围屋的建造年代可以看出，围屋里套建豪宅，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时代造成的演变。适合人居的需要始终是民居建筑的第一要义。只是由于各个宗族及其关系所组成的集团，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形势，以及自身的经济状况、文化渊源，把各自的宗族意识注入了自己的建筑思想，分别强调了围屋建筑的某些功能，因而体现出不同风格韵致。龙南里仁的栗园围，干脆将水田、池塘、果园一概圈了起来，更为突出地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耕战结合的生存状态。仿佛，大千世界都囊括在这座内部结构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一般的围屋里了。围中的房屋取势定向依照阴阳八卦演绎而成，设有“生门”、“休门”，中心建筑是三间四进的纪缙祖祠，祠内两道长长的大型卷棚绘满了画卷。相隔几年后再访，已经无法给我最初的那种震撼了，因为卷棚上的绘画如今朦朦胧胧，很难辩识了。我记得那上面画的是古诗写意，是戏文内容，当时画面还算清晰，看上去并不累眼的，可惜那回是一时兴起去看围屋的，连相机也没带。谁又能想到，几百年都熬过来了，那色彩说褪就褪了呢？
安全，固然是人居需要的要素之一，防御意识深刻影响着，有时甚至是支配着民居的建筑理念，于是，才有了以方形为主，兼有圆形、半圆形、马蹄形、八卦形、不规则形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赣南围屋；才有了土围子坚固的厚墙高楼，有了随时可投入战斗的防御工事，那一座座充满“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神色的炮楼，那一个个黑洞洞的永远醒着的枪眼，那一扇扇机关重重的铁面无情的大门。
但是，我想，尽管人们的防御意识根深蒂固，可能我们也不能凭此臆断建造土楼完全是为了防卫的现实需要。或者，在赣粤闽的广域环境里，有些地方建造围屋果然纯粹为了防卫，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作如是推断。这是因为，由龙南的那些围屋我们可以轻易地判断，它所要耗费的资财是巨大的，而人们敢于动土的气魄恰恰证明，当时赣南山区社会环境的安宁和百姓生活的富足；另一个理由是，建造这些煌煌大观的围屋又是耗时费心的浩大工程，要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比如关西新围，耗资为白银二十万两，耗时更是短暂人生中的三十年漫漫岁月，显然，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生活形态，才能满足人们对时间和心情的奢望。
安远县最大的客家围屋是东生围。围屋为七门四楼砖木建筑，长九十四米，宽七十三米，高达九米多，四角设有高出围屋一层的炮楼，炮楼虽在“文革”期间被拆除，但厚逾一米的围墙，以卵石和火砖砌筑、用桐油与石灰浆灌缝、坚硬如铁的外壁，青岗条石的门框和斗窗，间间相通、利于防守时观察外界动静的走马楼，以及一层层炮眼、一排排枪眼，这些设置和手段无不透露出强烈的防御意识，它们共同构筑起了刀枪不入、水火难攻的铜墙铁壁。屋主人陈郎庭的后人也成了老人，他领着我踏着黑暗一步步攀上走马楼。走马楼已被各家各户封堵成储藏间，堆满了什物，只有凹斗形的枪眼依然警惕地大睁着眼。尽管如此，我仍不愿特别强调它的防卫意义。这是因为，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东生围同样耗资巨大，且历时八年才建成主体建筑，十五年后扩建外围，增建了大门门楼、照壁和其它附属建筑，使之占地达上万平方米。四柱三间三楼牌坊式大门门楼的门额上，有楷体四字浮雕“光景常新”，大约反映出当时人们安居乐业、心境怡然的生存状态。我留连在围屋中，斜阳洒在纵横交错的巷道上，满地卵石光润而鲜亮。我想那些卵石也许可以证明，岁月的脚步是轻缓的、悠闲的；围屋前的门坪和池塘，则营构出一方宽敞的空间，它足以化解高大的围屋所造成的紧张感；而大门之外居然有一口水井，坦坦荡荡地匍匐着，圆圆的井口，圆圆的井台，圆圆的水沟，像一个耐人寻味的符号，张贴在家居的入口，昭示着围屋里的共同心愿。这个圆圆的心愿，极可能就是围屋建筑的意义所在。
赣北幕阜山区的修水、铜鼓等地，也是客家人集聚的地方。此处客家人主要是清初因“国家生齿日繁”、“分宁地广人稀”，应招成批从赣南、粤东、闽西迁来开垦荒地的。他们有的在山里搭棚居住，有的居住在崖洞中，因此，史书上称之为棚民。而在修水，客家人至今仍被人们称为“怀远人”。我不知道这声称谓是否出自他们为落籍而勤奋劳作，曾争得了“怀远都”之名的历史。不过，“怀远”二字倒是非常真切地披露了客家人慎终追远的内心情感。“怀远人”，该不是对他们心态的提挈式的描摹，并以此指代他们吧？
值得注意的是，当棚民们有了建造房屋的财力，尽管时过境迁，老家的屋舍风格仍是他们所不能忘怀的，他们建造的房屋仍取围屋的形式。只是由于为招垦举家前来的他们，并非全族迁徙，所以，他们的围屋是那种能够满足自家居住的三天井、二重堂的小型围屋。
于是，我觉得，把具备防御功能的围屋看作是客家先人对故园建筑形式的眷顾，也许更为切近当年围屋主人的心理真实。走近围屋，从外到里，我们都仿佛触摸到汉族在中原地区已经失传或淡化了的一些文明传统，族谱、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等，这些为我们提供了客家人“情系中原，根在河洛”的充分证据，而围屋的建筑方法和形式，正是中原华夏族的民居、庄园和府第建筑艺术的生动再现和匠心传承。
中原地区在商周时期就有成熟的土坯制作技术和夯筑技术，可以建造民居、宫殿和城池，至秦汉时期已有空前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和魏晋时期，中原的封建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庄园主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牛羊等生产资料，还组建自己的封建武装，修建起防御工事——坞壁。在中原和广州的东汉晚期墓葬中，均出土有陶坞建筑模型，“平面皆为方形，四周绕以高大的墙垣，前后各有大门，门上出挑梁以承门楼。四隅各有方形角楼”。这种带碉楼的坞壁建筑，随着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朝代更替、少数民族入主，打乱了汉族原有的经济、政治和血缘关系，失去了封建庄园和坞壁的存在基础，故至今在中原大地上很难见到古朴的类似建筑了。而历史上不断南迁的客家先民，却带着中原汉族的传统建筑文化，用夯土、土坯、卵石和青砖，建起一座座府第式以堂横屋为基本结构的围龙屋和城堡式的四角围楼等客家围。龙南关西沙坝围，精巧玲珑，与广州出土的陶坞如出一辙。在考古学上，器物类比的认同，是文化和血缘认同的重要依据。
对围屋这种建筑形式的眷顾，应该是深刻的集体记忆。所以，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难之后，在新的生存环境里，它很容易就唤起了客家人亲切的认同感。也许，我们可以说，围屋的形式不过是客家人集体的心灵图谱，众多的个体宿命般地被布局在其中。
如果一定要强调围屋的防卫意义的话，我想，在漫长岁月的流变中，它也是极有可能弱化了实际功能，而衍化为形式上的意义。这时候，又高又厚实的土围子与其说是为了防范外界的袭扰，倒不如说是表达了团结族人的强烈愿望。
在它巨大的窠巢里，人如蜂蚁，密密匝匝地聚集在一起，朝夕相处而患难与共，规定的空间和闭锁的环境无疑只会大大强化宗族观念，并且，理所当然地限制家庭的私密性。每个客家大围屋，都是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体系。各家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而大牲口和大农具在围屋内部可以互相租借。大门口有共同的晒谷的禾坪和养鱼的池塘。围屋内还有共同使用的水井，有可以互相使用的谷物加工工具如风车、砻、碓、磨等，甚至还有榨油和榨糖的大型工具。有些围内还建有私塾，围内或围屋旁边建有厕所、猪圈。如此等等，从生产、生活到文化教育，围屋的设施齐全，完全是一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的图景。
从这个意义上看，围屋仿佛圈养着族人的宗族观念和集体意识，它合围成各种形状的墙，坚实如栅栏，或柔韧如绳索。
在远离赣南的分宜县，尚睦村的邓家大屋就让我看到了客家后人对围屋的朦胧记忆，它记取的显然不是原本的实际功能，而是形式上的意义。邓家大屋至今已有两百年历史，其总体建筑结构呈典型的广东客家土楼风格，但又与当地传统风格建筑相融合，体现出它独有的个性。邓家大屋占地上万平方米，以两层建筑为主，整体呈封闭式。四周砖墙环绕，砖墙内围构建房间，户户相连，前后左右留有五个大门出入，除正门为两扇大门外，侧门均为洞门结构，两层以上部位则嵌有众多枪眼。一进正门，转过一面影壁，是一个长方形的四合大院，穿过大院便是位于土围内中后部的大屋主体建筑。这幢中心住宅体现了当地传统建筑特色，前后三进，砖木结构，渐次抬高，大堂、正室、洗澡间、柴草间等一应俱全。整个大屋共设有九十九间房，有走廊连通，走廊起承转折，曲径通幽。主宅的柱子上全用夏布缠裹，并漆上厚厚的油漆，檐面下画有分宜境内的全部名胜风景，槅扇上雕刻的是分宜古县城的街景。如今，古城早已被美称为仙女湖的水库所淹没，成为鱼鳖们生息游乐的宫殿，旧时的街景怕是除此之外无处可觅。江西古村建筑的雕刻、绘画以地方风物胜迹、人情世俗为表现内容的，实在罕见。那些作品分明反映出当时分宜地方的繁华、富庶和社会生活的安宁，想来，邓家大屋的高墙和枪眼是派不上用场的。同时，由那些作品也不难看出，乾隆年间由广东梅县迁居于此的邓氏先人，自是十分珍视这块土地，十分得意自己的选择，尺幅之间表达的正是这种感情。大屋从动工到建成历时十四年，它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调度自己的感情，精心营构起属于一个家族独有的生活空间。
无独有偶。遂川县也有一座相似的客家大屋，怪怪的名字，称“乌鸦洛阳大屋”。相传建房升梁时，有乌鸦飞落房梁上，故名乌鸦落梁，后取谐音叫作乌鸦洛阳大屋。屋主人也是由广东迁入，于康熙年间在此从事木材生意，赚得钱财遂建造大屋共族人居住。两层土木结构的大屋依然沿袭了客家围屋建筑的风格，呈四方形，大门正面为青砖墙，侧墙和内墙都是土墙，整座大屋历经三百余年却不见任何裂缝。大屋中央是祖祠，连为一体的房屋最多时曾居住了三百多人，大门内侧两边各建公共的男女洗身间。昔时大屋中的浓浓亲情大概也如那坚固的墙无有丝毫裂隙。
尚睦的村名颇值得细加玩味，它取围屋的形式，难道不是在为族人的和睦相处创造客观条件吗？建筑透露的精神与村名的意义大概不会是偶合。
我把它看作是宗族内部的真情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