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对于高考经历我羞于启齿，近知天命之年才坦然面对。2012年9月一个下午，一位大学同学自驾游来看我，喝过酒，又去茶楼喝茶醒酒。茶楼的窗口正对着二中的大门，大门内高高竖起的大红光荣榜就像照壁，金色的名字光芒四射，晃花了我们的眼睛。正是一年一度红光荣榜更新时日，榜前人山人海，莘莘学子高仰朝圣的头颅。师兄感慨万端，问，那是什么？那是龙门啊！端起茶杯往外一扬说，以茶代酒，敬他们一杯。师兄跟我上下铺，高我三级，恢复高考他就参加了高考，复读了整整八年，与我同级进入大学。我们聊起复读。师兄感慨地说，八年，抗战才八年啊！以前羞啊，我都不敢跟人提及，现在我到处给人讲，那不是耻辱，是我锲而不舍的精神象征啊！何况我们那时的老师，一大半都是工农兵大学生，有的高中都没上过。
他打开手机念道：全国高考1977年录取率4.8%，1978年录取率7%，1979年录取率6.1%，1980年录取率8%，1981年录取率11%，1982年录取率17%，1983年录取率23%，1984年录取率29%……2012年录取率75%，而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录取率3.2：1。他拍着桌子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盛况空前啊！你说咱们考的是不是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我上过高六。那时候高中两年，那么就是说我复读了四年。尽管第一个复读年，我们都像闹钟的发条，拧得紧得不能再紧了，但1981年的高考我们又落败了，我差了5分。一年一度的8月25日又到了，一大早父亲就给灰驴备鞍子，他哼着秦腔《大登殿》。5分之差让父亲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他说，5分嘛，一年咋都挣够了。他觉得那就是生产队挣工分，他哪年都比别人多挣几百个工分。他并不知道，高考0.1分之差，全国会有多少学生落榜。与李春生家有了矛盾，极大地促进了我家跟张家的关系，父亲去送我和张啸。李生玉不复读种地去了，李春生照旧去县一中复读。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高考，我都落败了。
不可否认，高考完全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成为一个城里人，成为一个国家干部，甚至成为一个作家，走上了一条有追求的路。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倘若不是李春生，我和那些名落孙山的同学一样，和我的父老兄弟一样，这阵子或正在打牛后半截唱山歌，面朝黄土背朝天，或正在城市那些脚手架矗立的地方，顶着炎炎烈日黑水汗流地为城里人建设着美丽家园，绝对不会坐在装有空调的楼房里，喝着茶，抽着烟，读书写作。完全可以说，没有李春生，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李春生这个坐标，我别无选择，我的父亲别无选择。有一次，和张啸说起来，张啸也是这样认为的。
1983年我高考落败，父亲已经不像前几次落败那样恼怒了，他很宽容地对我说，读书人啊是出在坟里。这是老家一种宿命的说法，言下之意考上考不上都是命。当我们谋事不成命运不济，我们都会归于命，归于命就只能认了，认命了一切就都想通了。整个假期父亲没有提说复读的事，我想父亲已经认命了。说实话，尽管我不甘心，但我也认命了。复读，多么可怕的字眼，朝六晚十二的生活，就差头悬梁，锥刺股了。门板上、墙壁上、手心里、胳膊上甚至是腿棒子上都写满了公式、定律、生词、成语、单词、分子式，走走站站我们手里拿着书本死记硬背。最让我们羡慕的是同宿舍的朱长山，他说胡话竟然都是在背课文。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五年，除了煎熬，我再想不出词来形容。复读让学生处于崩溃的边缘，自杀和精神分裂的同学每学年都有。看榜后有疯癫了羞丑不顾的，有跳井上吊的，英英的哥哥就是用裤带吊死在一棵树下。至今我依然清楚记得刘耀庭坐在井沿上唱歌，劝慰不进，无法接近，直唱了一个下午，最后吟咏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飘然落井，打捞上来已气绝身亡。那是明朝就有的一口老井，深幽，水旺。说也奇怪，自刘耀庭跳下去后，井水日渐沉落，最终枯竭。复读让我苦不堪言，濒临崩溃，我不能保证比那些自杀的更坚强。
一年一度的8月25日又到了，我早早吆着一对牛去犁地。这时已经包产到户，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我家分到了80多亩地，犁地是一项长活。到了地里套上牛，才犁了两个来回，娘到地里来换我，说你大已经拉着驴驮着铺盖和口粮去学校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赶着羊出村时，在村巷碰上李春生爹送春生去学校。父亲把羊赶回家圈进圈里，让娘去地里换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