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话说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分道扬镳陌如路人。问题不是出在我们身上，而是出在家里。大队部选了新址盖起房，从老庄子搬了出去，大队部老院子处理给了李春生家。李春生家老院子要处理，我家志在必得。我们弟兄四个，院里只有三孔窑洞，把李春生家院子买到手，“以后就再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批新地方”，父亲如是说。前后院住了这么多年，两家没有生过口舌，用亲如一家形容也不过分。我吃过春生娘的奶，春生大我半岁，我生下来娘没奶，春生娘就奶着两个，直到我娘下奶。而李春生家缺劳力，自留地、家里一些活计，我们一家都搭手做。因此我爹觉得春生家老院子卖给我家是十拿九稳的事，他对春生爹说，不说价，多少钱我都要了。可是春生爹没把院落卖给我家，更让爹气愤的是卖给了大巴掌家。大巴掌一直跟我爹不对火，顶着一股劲儿。爹一怒之下去找大队支书，说李家买下老大队部，大队就该把老院子收回。可春生爹是会计，谁会理会我爹的说法？爹把事没扳回来，倒落了个告人的名声。这当然影响了我和李春生的关系，我们疏远了冷漠了，尽管从小学到高中我们有十年的同桌之谊，可少年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脆弱和无奈。在读书的事上，父亲说不出啥来，也从来不说啥。但与李春生家有了矛盾，父亲问我你跟宝子谁学习好？宝子就是李春生。我说说不上。父亲说，这咋能说不上？自己的锅大碗小没个把握？我说学习不是干活，有力气没力气一眼就能看出来。父亲呃了一声，狠狠地咂了几口烟说，咋也得往宝子前头赶。我狠狠点头。只要成为对手，互相就是一种激励。李春生成了我的坐标，也成了我的动力。
与我和张啸都不说话了，李春生处境可想而知，我和张啸私下说，他可能会调换宿舍。然而，他没有调换宿舍，而是直接转学了，转去县一中复读。经过几年高考助推，转学已蔚然成风，有关系的都转进了县城一中、二中、三中，在别的县有关系的，转到几百里以外的县城中学。爹也努力想把我转到县城中学去复读，可复读生太多，又没关系，没办成。父亲很沮丧地说，朝中无人，啥事都办不成啊。这话在我听来，依旧带着鞭策的意思。
我清楚记得，李春生离开草鞋公社中学是中秋节。那时中秋节不放假，午休时我和张啸、李生玉去河谷瓜园偷瓜。如果偷不上，我们就凑钱买一个西瓜过中秋节。中秋时节西瓜已经扫园，但河谷地势低洼，瓜园里还有未熟的秋瓜蛋子，有一个老汉守着。出了校门，碰上英英，让我们等她，她把书放回宿舍就来。我们站在柳树下等英英，李春生背着铺盖卷从校门出来，我们故意高声说笑，显得无比快乐。李春生转进县一中，我们当然嫉妒，谁不想去县一中复读啊！现在想来我们之间的冷漠与仇恨由此而生，嫉妒是一种卑鄙的仇恨。张啸恶恶地说我们一定要考上大学，我和李生玉狠狠点头。
李春生看着我们，许久，他狠狠咬着嘴唇走了。后来我想，他原是想等我们走了，悄无声息地离开学校的。看到我们在柳树下有说有笑，他认为我们是专候在那里等他离开，以表达对他的不屑和鄙视。现在想来，他离开草鞋公社中学时的背影孤独而忧伤，毕竟我们有着十年同窗之谊。
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会是我们今生的最后一面。
从李春生转入县一中复读到离世，20多年的光阴，同住一个村庄，复读那几年，假期都是回家的，后来都在外面讨生活，但逢年过节也都是回村的，应该说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们竟再没见上一面。现在想来，他是把自己封闭在家里，躲避着与我们的相见。
你读过高六、高七、高八、高九、高十吗？如果你是80后90后，肯定没读过，但60后70后绝不陌生。我想你也明白了，我说的是复读。1977年恢复高考，人们说对于下乡知识青年意义重大，事实上对于整个农村意义更为重大，更为持久。高考为我们乡下人打开了一条突破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重要通道，让我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曙光。因此，我们称之为鲤鱼跳龙门。多少学生匍匐在通往高考的路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事隔多年，我依然清晰看到1981年那个上午发生在学校的事。我们正在上课，忽然校园里闯进几个人，他们拉着一头黑叫驴。那叫驴辔头绾着红绸，挂着铃铛，备着鞍子，上面搭着栽绒褥子。黑叫驴昂首挺胸，“昂昂昂”地叫着，甚为英武。四个汉子也都穿了新衣——一色的天蓝色中山装，显得干净利索。他们扑进我们教室，在正在上课的田秀秀头上苫了一方红绸子，抱起来就走，出了教室像搭一口袋粮食将田秀秀架上驴背，驮着走了。田秀秀已经订婚三年了，她哀求过男方，说等今年高考结束，考不上立马就结婚，可人家已经等了三年，不愿意再等了。她就从家里逃跑出来，人家到了日子，直接来学校娶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