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天开眼啊，我在高六的高考中终于上线了，且进入了一本线。那时候可没有现在的估分，只有榜出来才知道结果。看榜归来，没有见到父亲，有些奇怪；尽管看榜的日子正值麦熟豆黄、绣娘下床的季节，但每年我看榜这天归来，父亲都蹴在大门外场沿上，像一只老鹰，盯着崾岘口的路，那是从草鞋镇到张王庄的路。我是在麦地里见到父亲的，一家人都在拔麦，我扑进麦田甩开膀子拔起来。父亲已经拔到半地了，到地头我竟然追上了父亲，这是从未有过的。和父亲一起拔麦，他拔出了地头回过来捆麦子，我还在半地里拔着。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激情澎湃，二是父亲沮丧颓唐。父亲蹴在地头，表情格外地亲切，竟然递给了我一根烟。他点了烟说，这读书人啊出在坟里。我复读了四年，参加了五次高考，这句话别人已经说过多次了。黄昏收工，回到家中，喂了牲口，堵上鸡圈门，我才告诉父亲，我说我中了。我觉得说我“中了”就像《范进中举》中的范进，至少像课堂上我读时的那种感觉。父亲靠着墙根歇缓，“突儿”像一只麻雀飞了起来，他说中、中、中了？我说中了。他说你个狗日的咋不早说噻。我说不收麦呢么。他说收个锤子，迟收一天两天，就是不收又能咋样？这是多么大的收成啊，你狗日的也能憋住？他双手搂住我的头扭了又扭，就像小时候惯我一样。我说做啥做啥？要知道我已是23的人了。父亲嘿嘿一笑说，你说老爷也有弄不准的时候，啊？那天我才知道，每年看榜那天我前脚出门，父亲后脚出门，去老爷庙里求一根签。五年间他拿回了五张签条，一个上上签，一个下下签，两个中平签。这年他抽到的又是下下签：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若问收成有无有，春花秋月一场空。
这一年张啸也幸运地被省城一所中专录取，李春生依旧名落孙山。
四年师范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了县一中，学校安排我带复读班。按说带复读班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可是复读班一班班主任陈老师在给学生报名时忽然脑溢血，学校考虑到我是正经八百的师范大学毕业生，就安排我接替陈老师。复读生真是多啊，教室有限，就把几个大仓库腾出来做补习班的教室，一个班140多人，站在讲台上，下面就是人山人海。
名单拿到手里，我看到有好几个复读生都是我的同学，三个还是同班。1985年，乡镇高中全部撤并进了县城，他们只能到县城来复读了。李春生的名字也在其中，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他。张王李赵，李姓是大姓，而春生又是多么普通的一个名字。周耀斌曾是我的同学，现在是我的学生，他告诉我李春生来复读，一听我带复读班，又回去了。我心里冷笑，也有些怅然。
关于李春生，周耀斌告诉我，李春生有一次晕倒在了考场里，自杀过一回，看榜后把自己吊在了宿舍的房梁上，正值假期，校园没人，倘若不是两个讨吃从窗户翻进学生宿舍寄身，他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周耀斌还告诉我，李春生写诗，经常发表。我心里冷笑，在黑板报上、校办小报上发表也叫发表？可周耀斌说，《星星》《飞天》《绿风》《青春》……老多刊物上都有，常拿稿费。这让我惊愕了。
十年浩劫，万马齐喑，朝政更替，诗潮暴风骤雨般席卷着神州大地。全国各地诗刊林立，文学期刊都设了“校园诗人”“校园诗歌联展”等栏目，自发组织的民间诗社、诗歌团体灿若星辰，内部诗报数千家，县一中就办有《长风》诗报，油印，对开八版。有人用盛唐以誉当时盛况。那时候手里拿一本诗集或诗歌刊物是一种时尚，一种风潮。诗潮兴于大学，也席卷了中学，在中学生中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1957年1月创刊的新中国最早的诗刊《星星》，1979年的复刊（1960年10月被停刊）风靡一时，成为文学界一个标志性事件，县一中仅订阅《星星》就超过百本。学校、工厂、机关、公交客车、公园小径，人们手捧的不是《读者文摘》，而是《星星》，《星星》成为学生的《圣经》。1983年李春生就在《星星》上发表诗歌，一年四次上刊。“《星星》知我心”，李春生在日记中如此称颂《星星》。至我到一中教书，李春生已在《星星》《飞天》《诗刊》《绿风》《诗神》《诗潮》《诗歌报》《青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了两百多首诗作。在1986年由全国中学生参与投票评选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活动中，李春生虽没当选，但票数很高，足看出他名气之大。
我的大学时代正值诗风大兴，学校一半学生都畅游在诗歌的海洋，我自然也不例外。我虽然发表诗歌不多，但大量阅读诗歌，当时风行一时的诗歌刊物学校阅览室都有订阅，李春生发表这么多诗作，按说我应该注意到他，可我没有印象。周耀斌说他用的是笔名“春生”。这就对了，“春生”这个诗人我是熟悉的，在我的笔记本上抄有他不少的诗，只是我没有跟李春生联系起来，我没想到他也写诗或者说他会写诗，而“春生”像秋生、冬生、建国、建党、建军一样，又是多么容易被重复的一个名字，我们班里就有两个名叫春生的，后来我在网上搜过，叫“春生”的人几十万，叫李春生的就有数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