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巴金这位中国文学界的泰斗，老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之后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从此鼻子里插上了胃管，护理人员一天分6次把食物“打”入他的胃里。胃管两个月就得更换一次，每次换管子巴金先生都会被呛得满脸通红。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的下巴开始脱臼了，医生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帮助他维持呼吸。但对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巴金先生很想放弃，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永远、永远地能活下去”，哪怕是昏迷、哪怕是靠呼吸机，只要机器上显示“他还有心跳”，那就好，那就是胜利！就这样，巴金先生在病床上整整煎熬了6年。清醒时他说：“这种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二者什么关系？秦苑也准备了要对院长解释：
“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不完全一样，“缓和医疗”的概念更大，关照病人的时段更长；而“安宁疗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临终关怀”）基本上是指病人被医学证明不治、生命只剩下6个月的时间，医护人员要对他们提供的照顾。
就这样，秦苑准备了很多、很多，她没有把握能够说服院长，因为“缓和医疗”不挣钱，大多数情况下还会赔钱。但结果为什么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事实上秦苑一肚子理由，一肚子从台湾学回来的经验，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往外说呢，张福春院长就“二话没说”，“一口答应”：好，咱建！
天啊，这是真的吗？不需要反复晓以利害？不需要展开强大的人道主义攻势？张院长，这位院长答应得怎么会那么痛快？
……
2017年3月6日，北京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正式开始接诊，收治那些愿意放弃临终抢救，却想“有尊严、有质量地离去”的患者。
半年以后（因为“试点”规定只有半年），张院长接受了我的采访，当我问：“当时您为什么一点犹豫都没有地就接受了秦苑主任的建议？”这位“心内科”专家出身的业务型院长声不大语不惊地对我说：“谁都会老的，老了的人一般都不担心死，但要死得无痛，也要有内心的平静。”
说得真好！不过我还要问：可“缓和医疗”因为目的不再是让病人能够治愈，不会使用很贵的机器和药物，您不担心医院会赚不到……
张院长快速打断我，他说他知道。
而现在，“试点”的半年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安宁疗护”还要不要继续办？
院长一样笃定地告诉我：办，当然要接着办！
张院长最后说得斩钉截铁，而我这一问，是替观众，其实也是在替秦苑问。
听到院长这么说，我偷眼瞟了一下坐在会议室侧面（我采访是在海淀医院12楼的会议中心）一直竖着耳朵在听的秦苑主任，她的脸上那一刻正露出笑，放心地笑……
我发现她不化妆，秦苑笑起来还有一丝少女的纯美。
有了《生前预嘱》，也有了为其保驾护航的“缓和医疗”，我知道面对死亡我们不仅多了一种选择，而且少了一种恐惧。过去我从来都认为“死亡”是我的敌人，是“异己”，是“靶子”，现在才懂得“死亡”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尊重它、顺应它就是尊重和顺应我们自己。但，有一样东西，疼痛，这该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权利“不疼”？这要求和勇敢与怯懦有解不开的关系吗？
还记得那位来自东北77岁的“老护士长”跟我说的她受的那份煎熬吗？
晚期肺癌，疼痛、无眠、恶心、呕吐，更重要的是憋喘，那憋气难受得就像溺水者快要淹死的最后一刻，什么滋味？
“老护士长”到了北京海淀医院，住进了“安宁疗护”病房。当天夜里，她睡了个好觉。她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睡着的，一辈子都没睡过这样的觉，特别好！”其实，她入院时还是不能完全平躺在床，只是进入“缓和医疗”，她放心了，“啥也不怕了”。
2017年仲夏，为了制作《生前预嘱》，摄制组前后走进北京301医院、海淀医院、陆军总院、宣武医院，采访了很多晚期癌症病人，也走近了很多目前正在积极推广“缓和医疗”的大夫和专家——病人告诉我：“到了这份上，其实死我是不怕了，就是怕疼，可别让我疼。”医生也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医生说：别怕，现代医学已经有了很多进步，比如“吗啡”，过去我们不能无限制地给病人用，因为怕上瘾，也怕有毒副作用。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以上的两种“担忧”都正在被颠覆，国内外的医学实践也都已证明，合理地使用“吗啡”等阿片类药物（就是鸦片类药物），对患者疼痛、呼吸困难、焦虑、抑郁等症状都有很好的疗效。因此病人，不管你是得了什么病，疼了就可以喊医生，医生就可以帮助我们用药物减轻或者说帮我们对抗那个站在死亡路上不断冲着我们幸灾乐祸的“疼痛”的小鬼。至于哪个人一旦说出“我怕疼”就显得不够勇敢，就得品尝周围来自他人的嘲笑乃至鄙视的眼光，那样的价值观已经过时了。早在2000年，世界疼痛大会就将疼痛列为继呼吸、体温、脉搏和血压之后的第五生命体征。所有患者也都有体会，人在忍受疼痛的那一刻，“鸡汤”帮不了忙，换下它来应该上场的倒是医学的止痛措施和医护人员愿意为患者献出的真切的爱心……
“缓和医疗”可以帮助你不疼，这个信息，太重要、太实惠了，重要和实惠到几乎可以超过我采访整期节目的全部知识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