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了《生前预嘱》是不是就等于“等死”？这个玩笑可开不得！人命关天，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这是医生的基本医德，是几千年人类文明所筑起的拦洪大坝。但签了《生前预嘱》不等于“等死”，《生前预嘱》有一位好搭档，或者说好助手，就是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了的“缓和医疗”。那“缓和医疗”遵从什么原则？怎样开展关照？又如何能使患者受益呢？
首先，我们来看世卫组织对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
第二，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
第三，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这三条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重点在于：“缓和医疗”既不让末期病人等死，会好好地照顾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又不建议他们在追求“治愈”和“好转”的虚假希望中苦苦挣扎。
罗点点在形容她刚看到“缓和医疗”的这种提法和实质内涵的时候，自己就像“井底之蛙忽然又跳出了井外”！
我问点点，真的是这样吗？
罗点点老师说，是啊，当初有了《生前预嘱》，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这下对那些不想进ICU，只想要“尊严死”的病人来说真是一个福音。但是《生前预嘱》好是好，冷静下来想，光有这份文件，人到了病重或病危的时候，医生总不能把病人晾在一边，医生总要做点什么。比如让病人不疼、不喘、不难受，这该怎么办呢？有一天我从报道上看到国外诞生了这么一种方法，叫“缓和医疗”，能够帮助病人，帮助他们自然、平静地走好人生的最后一段，我在心里大叫一声“好”！当时的感觉就是“井底之蛙忽然我又跳出了井外”——
哈哈！
中国有句老话（其实是孔子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现代人更愿意把它表达为：人，只有能够理性地看待生命，才能谈到有尊严地死。
我们常说精彩人生，但“何为精彩人生”？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当我开始踏上探寻“生死”之途，发现一种答案很新鲜，很接地气，就是：
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
第一次看到这四句话，我是在罗点点的《我的死亡谁做主》这本书的封面下方，这12个字虽然没有书名大，但因为是“红色”的，在白绿相间的封面上格外显眼。后来我又查到了最早说出这句话的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妇科主任医师牛建昭教授。
人从内心不再惧怕死亡，我们要感谢医学开辟了“缓和医疗”的一条路。
如果需要再重申一遍，“缓和医疗”就是对病人进行以“减轻痛苦”为目的，而不是以“治好病”为目的的治疗，因此同样是治疗，这里被“扳道叉”，选择的是一个不同的方向——
追踪“缓和医疗”的历史：1967年，英国桑德斯女士在伦敦建立了一家名为圣·克里斯多弗的护理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这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缓和医疗”的机构，至今仍享有盛誉。而1976年8月，美国加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atural Death Act），允许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不可治愈患者的临终过程，为推广“缓和医疗”加快了进程。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WHO）又提出：“缓和医疗是人类健康权的一部分。”同时提供数据：全球现在每年约有4000万人需要接受“缓和医疗”，其中78%的人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当中。
“缓和医疗”不是不用药、不治疗，而是相对于ICU的抢救，更多的是在想办法缓解病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疼痛与痛楚，直至自然地帮助他们走向生命的终点。
那“缓和医疗”是不是安乐死呢？最开始，我曾在脑袋里很唐突地蹦出这个疑问，但几乎是同步，我就看到了答案：“缓和医疗”不是“安乐死”。它不允许人为地终止一个人的生命；只是不像传统的“抢救”那样，不管病人愿意不愿意，都要人为地用机械和药物把他（或她）活活地“拽住”——
2017年3月，北京海淀医院肿瘤科病区开设了“安宁疗护”病房，这是全市15家试点医院的“试点”之一。在此之前，为了开设这种病房，肿瘤科主任秦苑可是费了不少脑筋。有一天，她抱着一大摞材料找到院长张福春，想要说服院长就在咱们医院建立起几间“安宁疗护”病房，但结果却大大地出乎了她的预料！
如果观众（或读者）看过央视在2017年11月11日播出的《新闻调查——我的生命谁做主？》，如果有人留意到当初我采访过的秦苑，就可以有印象——那秦苑坐在我面前，是一个不高不胖，很温婉，但内心又有一种很强烈的急迫感的中年女医生。她早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1999年获血液肿瘤专业硕士学位，擅长血液病诊治以及实体肿瘤的治疗。有媒体介绍她：“45岁前，秦苑生活里填满了各种各样恶性肿瘤的病历，她闷着头去救人，却跑不过死神，最终，病例又变成了一张又一张死亡通知单。”所以她很想改变！
秦苑要改变什么？路在哪里？
2012年，秦苑在北京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委员会的组织下，有机会去台湾慈济医院进行了参观，ABC地学习了“安宁疗护”。从此，她的职业追求找到了改变的方向——
秦苑想到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故事”，要讲给院长听，就是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