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确是个合适的丈夫。
两年前，在结束了那场婚姻后，我就从杭州到上海，到NOW杂志社做编辑。杂志社位于安定路怀素路口的一幢民国花园洋房，据说设计师就是当时有名的怀素。房子原名“烟房”，因造的砖，都是烟灰色，只是窗户都安了彩色玻璃，这多少冲淡点清冷、忧伤的氛围。有阳光的时候，呆在那宽大、阴翳、满是旧家具的大房子，看阳光在玻璃上映现出五彩，的确能生发奇思异想，时光也似乎倒退了20年。靠近我办公桌的窗外，有两株大芭蕉，如今正开着大朵的鲜艳的红芭蕉花，不过我更喜欢四五月问，一挂一挂的紫藤花从窗棂垂了下来。
我负责的栏目是“桃夭看电影”，寻一些影评人，写点经典电影或时令电影评论。这个工作我很喜欢，熟能生巧，并且我原也是喜欢看电影的。虽然在我看来，所有的电影评论都是虚妄，电影之作为娱乐商品，大众的口味，难以统一，看影评不如直接去看电影。再者，一部电影的拍摄，除了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等等的水准外，除了我们在批评中常常探讨的理念、技巧外，还有市场、资金、审查制度，评审委员的口味，政治意图，等等，这些，影评人又能了解多少呢？观众看到的只是端在影院里的一盘菜，于是，倒霉的导演，有可能会是种种缘故的牺牲品，满心委屈地被影评人骂个鸡毛狗血。
我认为我并不恨我的前夫谢没落。甚至现在读到他的诗句，都觉得他才华洋溢。以前接到他从阿拉善打来电话，说一个人在喇嘛圆寂地附近的酒吧，喝醉了，心里就会牵挂起来；有时候收到他从尼泊尔寄来的明信片，也很高兴。这些情绪现在都还那么真切。但我真的，只需要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丝水草，一朵浮云，尤其在深夜，睡在身边的人会突然神经质地从床上跃起，大声呼叫，如狼一般长啸，这实在让我恐惧。我得将自己的生活落实下来，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房子中。
明亮就是这样的人。在我第一次爬上他的斯巴鲁时候，我这样对自己说。他穿洁净的棉布白衬衫，衬衫下摆一丝不苟扎在米色裤子里。咖啡色皮鞋，壮实英俊，下巴刮得干干净净，握我的手，肉感厚实，微微潮润。他出于职业习惯打量着我，这让我多少局促、慌乱地低下头。他具备那种顺利男人所有的自信，从好学校毕业，说标准普通话，开进口车。他将车整理得很干净，就像他办公室里的公文架，分门别类地放置各种诉讼材料，当事人的资料，法律文书，办公桌一尘不染，笔、电话、水杯都各安其位。他富有教养地为我开了车门，再关上，车发动的同时，按了一下唱机的键钮，是许巍的《礼物》。这也是他有意的安排？他知道我喜欢这首歌？一种被安排、被左右的幸福感弥漫到全身，就像冬日晒暖烘烘的太阳。
“明亮的确是个合适的丈夫。”我几乎要将这句话打在电脑屏幕上。想到明亮圆圆的肚子、宽宽的明朗的脸，一丝笑意就浮现在嘴角上。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闪了一下，我摇了摇头，似要将它甩掉，但它如鼻涕虫一般，如秋天的蝉声一般，死皮赖脸地黏附着。
许是没睡好，头还是痛。
办公室静得听得见一枚针掉在地上。
“老桃，昨天你没来开会，我们换主编了。”SIREN的对话框跳出来。她就坐在我斜对面办公桌，一大叠杂志、书高高垒起，将她挡住。在MSN上谈话，显然更为隐蔽，这几乎是编辑们的习惯和默契。当然谈话的内容也很容易被保存下来，某一天，可能作为证据被展示。
“谁？怎么又换了，一点风声都没。”
“谁知道。管他是谁，总之活得照干吧？说是将杂志承包给了一个文化公司。”
“杂志的方向会随主编变化吗？”
“再怎么变，也得我们去组稿吧？新人总不会来个底朝天吧？对了，听说你又要结婚了？是和那个大律师吧？”SIREN今天看来比较闲。
“谁告诉你的？消息可真快，我自己还拿不准呢！”我心里升起一丝对明亮的愧疚。
“结吧结吧。不就多张证书？任何一个男人，处习惯了，都能胜任丈夫职位滴。还不是都一样。”
“你那个可是钻石王老五，你不抓紧，后面一个排排着呢。下班一起吃饭如何？”SIREN追上一句。
“不啦。改天我请你吃小龙虾。晚上我要上课。”
“上课？你还真要去考戏剧学院研究生啊？不嫌自己老吗？该不是什么人拌住了，怎么你一周去几次呢？”SIREN给了我一个撇嘴鬼脸。
“别瞎说。我补习英语哈。”我回给她一个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