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危机四伏。幅员广袤、资源丰富的古老中国成为列强觊觎侵夺的主要目标。列强们以坚船利炮敲开了清廷闭关自守的大门，迫使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些经世致用的学者、有识之士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陈腐观点，关注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向西方学习开始形成思潮。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认为“器不良”“技不熟”是重要原因，“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师夷长技以制敌”就是他提出的著名观点。把林则徐这一思想做进一步阐述和发挥的，是魏源。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该书开宗明义：“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和一大批著书立说、大造舆论的知识分子。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趋于平息，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告结束。洋务派利用国内外环境暂时和平这一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培养新型人才，建设新式海军、陆军，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福建船政是洋务运动的非常之举，是三千年大变革的历史产物。虽有挫折，虽被尘封，但仍闪烁着历史的辉煌。
清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清廷《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在折中他首先提出了“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精辟观点，认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要“尽洋技之奇，尽驾驶之法”，在军事上有效地抵御外侮，在经济上“分洋商之利”，决心实践“师夷制夷”，创办船政。五年六月初三日（1866年7月14日），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清廷形成上谕，作了批复。五年九月初六日（1866年10月14日），因新疆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接到谕旨后，一面令德克碑到沪约日意格及参与拟订合同的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等同来定约，一面亲自物色大臣人选。这时候，沈葆桢正好在籍守制，在福州为母丧丁忧。沈的为人为政皆有很好的口碑。左宗棠也了解到沈葆桢“在官在籍，久负清望”，和英桂、徐宗斡等商量，他们也认为沈是好人选，因此便把目标锁定在沈的身上，亲自三次造庐商请。虽然沈葆桢都婉言谢绝，左宗棠还是坚挺沈葆桢主持船政。五年九月廿三日（1866年10月31日）左宗棠上奏《派重臣总理船政折》，清廷随即下谕旨，授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
沈葆桢接事后，一方面让日意格、德克碑回国购买设备，并聘请洋师、洋匠。当时法国造船工业发达，长于制造，所以引进法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英国长于航海，所以聘请英人教授驾驶，各取英法两国之长。另一方面在马尾中岐征购土地、建设工厂、船坞、学堂、宿舍等。左宗棠原订合同设工厂5所、学堂1所，用地200余亩。沈葆桢主政后，工厂增至13所，学堂增至6所，用地扩大到600亩。
办船政困难重重。船厂设在哪里，机器哪里买，洋匠如何请，巨额经费如何筹集，船成后谁来开、怎么养，都必须考虑。最让人担心的是“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反对的人多，“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沈葆桢接手船政，深感阻力重重。首先是洋人的阻挠。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总税务司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新议略论》和《局外旁观论》，“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英国驻福州领事也妄图把马尾船政扼杀于襁褓之中。同治六年（1867年），福州税务司美理登百计钻营入局；总税务司赫德替他到北京总理衙门活动，要求准其会办。八年（1869年），法国驻福州领事巴世栋搬弄是非，造成船政正监督日意格与副监督德克碑不睦。总监工达士博荷仗势欺人，时时居奇挟制，被沈葆桢撤职。同年英国驻福州副领事贾禄，要侵占马尾船政厂界建筑教堂，遭沈葆桢据理驳斥。其次是国内顽固派的阻力。他们认为“雇买代造”即可，不必自己制造。他们提出一系列困难，认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六年（1867年）秋，闽浙总督吴棠扬言：“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并据匿名帖《竹枝词》立案调查。当时周开锡、叶文澜、李庆霖都被牵涉。沈葆桢挺身而出，抗疏力争。被吴棠调离船政的周开锡等人，终被清廷下谕留局差遣，而吴棠则于同年年底被调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72年1月23日）内阁学土宋晋挑起事端，上奏《船政虚耗折》，沈葆桢力驳宋晋主张，提出不能因为弟子不如师而“废书不读”，认为“勇猛精进则为远谋，因循苟且则为虚耗”，坚持“船政万难停止”。
船政筹建工程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进展颇快，到十三年（1874年）终于建成了一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工厂，规模宏大，机器设备也很齐全。船政生产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轮船的动力推进系统，技术定位为螺旋桨艉部推动，又称暗轮，性能优于之前金陵（南京）、上海所试造的两艘明轮，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的轮船制作在这里起步。船政所造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排水量达1370吨，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千吨级轮船。光绪元年（1875年）由船政学堂毕业生自行设计并开工建造一艘250吨级炮舰“艺新”号，一年后制造成功，标志着船政进入自主造船新阶段。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已盛行制造铁胁船。光绪元年（1875年）船政开始实施铁胁船的建造，促成船政从木壳船向铁木合构船过渡的产品升级换代。八年（1882年）年底，船政造出排水量达2200吨、马力2400、时速15海里的铁胁快舰“开济”号，这代表了船政铁胁船制造的技术水平。钢质舰的制造工艺代表着当时世界上造船技术的新水平。船政不甘落后，于十五年（1889年）建造了第一艘钢质军舰，排水量2100吨，取名“平远”号，编入北洋海军舰队服役。“平远”号的建造，代表了晚清时期我国造船技术的最高水平。
沈葆桢认为“船政根本在学堂”。船政开创之初，就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办起了船政学堂。起初，称为求是堂艺局。同治五年（1866年）12月，船政工程动工兴建，同时对外招生105名。1867年1月正式开学。校址暂设在福州城内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仙塔街和城外亚伯尔顺洋房。同年6月，求是堂艺局迁至马尾新校舍，分前后两学堂。12月设立绘事院（又称绘图学堂）。七年（1868年）2月创办管轮学堂（后并入后学堂）和艺圃（又称艺徒学堂，后分为艺徒学堂和匠首学堂）。光绪二年（1876年）3月增设电报学堂。至此，船政共有八所学堂，即前学堂（制造学堂）、后学堂（驾驶学堂）、练船学堂、管轮学堂、绘画学堂（即绘事院）、艺徒学堂、匠首学堂、电报学堂。因都是船政衙门办的，所以习惯上统称为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引进的是西方教育模式。前学堂学制造，采用法国军港士官学校的科目训练，修法语，设轮船制造、轮机设计两个专业；后学堂学驾驶，采用英国海军的培养方法训练，修英语，设驾驶、管轮两个专业。各专业学制初定为5年，后有的延长到一百个月，所以有“八年四”之称。各个专业都有比较完整的工程教学课程体系，都设有堂课（理论课）、舰课或厂课。堂课有内、外课之分。内课包括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公共必修课程有外语（法文或英文）、算术、平面几何等，而《圣谕广训》《孝经》与策论等列为必修课。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有的相通，有的则完全不同。这种课程体系打破了封建教育的传统模式，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是一所按技术分设专业的近代高等学堂。船政学堂实行教学、训导、行政分开的管理体制。教学工作由聘请来的洋监督全权负责。训导则由中国员绅负责。学堂实行的是供给制和军事化管理。“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饮食既由艺局供给，月给银四两”。学生管理由稽查、管理委员负责，学堂“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常川住局，即长期住校，对学生实行昼夜严格管理和思想教育，以规范学生言行。行政由船政提调负责。财务统一办理，统一核算。船政的办学体制是厂校一体，统筹兼顾。它既不是厂办学校，也不是校办工厂，更不是厂校联合或合作。监督既管学堂，又管工厂；教习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学生要“手脑并用、技艺斯通”，既学习理论，又参加劳动，并承担生产任务。各学堂各个专业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安排大量的实习。
船政学堂建立了与工业化和海军建设相适应的教育模式和留学制度，成为各地纷纷效仿的样板，成为科技和海军人才的摇篮，被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它培养了一批精英，形成了具有爱国思想、能奋斗自强、眼光敏锐、思维方式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和学者。典型的代表有：启蒙思想家严复，“铁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家陈季同、罗丰禄，造船专家魏瀚、郑清濂，矿务专家林应升、林日章，轮机专家陈兆翱、杨廉臣，天文学家高鲁，等等。清史稿记载“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
同治九年（1870年），福建船政第三艘兵轮“福星”号下水后，清廷批准沈葆桢的奏请，成立轮船水师，随后将建造的舰船调往各港口执行海防任务。十三年（1874年）2月，日本政府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派兵侵台。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台湾办理台务。同年6月17日，沈葆桢率领自己的舰队赴台，一边备战，一边展开外交攻势，终于挫败了日本侵略的图谋。随后，沈葆桢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促使台湾开禁，实行开山抚番、开矿招垦、建祠办学、巡抚分巡等政策措施，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李鸿章在给他的信中说道：“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后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连横先生高度评价沈葆桢的巡台治台，说“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在甲申马江海战、甲午黄海海战中，船政的学生正气凛然，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爱国自强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升华。孙中山先生赞誉船政“足为海军根基”。
船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万年清”号到天津和东南亚，“扬武”号到日本时都引起了轰动，羡艳赞美之声不绝。欧美各国来华游历者，无不绕道到马尾，以参观船政为幸事。继沈葆桢之后，总理船政者则有丁日昌、吴赞诚、黎兆棠、张梦元、何如璋、张佩纶，裴荫森等。中法马江海战，法国远东舰队突袭停泊在马尾港的福建水师舰船。在港水师官兵虽然奋勇抗敌，最终还是在短时间内几乎全军覆没，死亡近千人，写下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最为惨烈的一页。但马江海战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一是海战的结果，法军并没有实现法国政府让“法将据守福州为质”的侵略计划，就是毁坏船政，“欲图占据”的图谋也没有得逞，一周后就退出闽江口外。二是中法战争与前两次鸦片战争比较，改变了以往侵略者的疯狂气焰。马江海战后，法军被阻于浙江石浦，无力北上，这种重大变化，也反映了船政对建立近代海军以御外侮的历史作用。海战中，法国军舰还乘机炮击了马尾船政船厂和两岸炮台。船政虽经此重创，仍奋发图强、重整旗鼓，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建造了第一艘钢质军舰“平远”号。十六年裴光禄卸任后，不派专员，由本省疆吏兼管，“经费愈绌，致无进步”。其间，有招商承办之议，又恐列强居心叵测，遂自为整顿，然回天无力。
辛亥革命后，船政的体制发生了变化。民国元年（1912）1月，船政衙门划归“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府”节制，改称为福州船政局。民国2年（1913）10月，船政局又收归中央海军部管理。民国15年（1926年）5月，福州船政局改称马尾海军造船所。
飞机和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充分显示其威力，因此，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培养制造飞机和潜艇方面的人才。当时陈绍宽被派去欧洲参战。他看到欧美各国正在大力建造飞机、潜艇，回国后积极倡议制造飞机、潜艇。宣统元年（1909）清海军大臣戴洵、萨镇冰赴欧洲考察时，随带23名留学生分别学习制造船炮。到民国4年（1915）当时海军部特召部分留英学生转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民国6年（1917）这批学生陆续归国，于是在马尾的船政局附设飞机工程机构，开始设计制造飞机。民国7年（1918）1月，成立了飞机制造工程处，由巴玉藻（曾任美国通用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任主任，王孝丰、王助（曾任美国波音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曾贻经为副主任。
在简陋的条件下，船政克服重重困难，于民国8年（1919）8月造出了取名“甲型一号”的双桴双翼水上飞机，这就是我国国产的第一架飞机。该机总重量1055千克，100马力，最大时速120千米，配有双座双操纵系统，供飞行教练用。民国9年（1920）5月制成“甲型二号”飞机，试飞正常。民国10年（1921）2月“甲型三号”飞机竣工。民国11年（1922）开始生产乙型水上飞机。民国13年（1924）生产丙型飞机。同年，工程处造出“海鹰”一号海岸巡逻飞机，为鱼雷轰炸机。后又造出同型机两架，最大时速在18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3800米，海面爬高率每分钟161米，装有机枪、火炮各一门，携带炸弹8枚。巴玉藻病逝后，根据他生前设计的图纸，制造出新型飞机“江鸿”号。该机总重量1168千克，功率121千瓦，航速每小时90英里（144.8千米），最大航速109英里（174.4千米），曾由马尾起飞至湖北汉口，在长途飞行中经受住了考验，显示了较高的航空技术水平。
民国19年（1930），蒋介石下令，马尾的飞机制造工程处搬迁往上海，并入江南造船所。至此，马尾共造飞机17架。抗战爆发后，飞机厂几番搬迁至四川成都，归并到以宋美龄为主任、陈纳德为顾问的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第八修理厂”。马尾成功地首制国产飞机，还培育出一大批技术人员和飞行员，成为我国飞机制造业的先驱。
辛亥革命后，船政办学体制发生了变化。民国2年（1913）10月，船政前后学堂划归中央海军部管理，前学堂更名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更名为福州海军学校。艺圃改为福州海军艺术学校，仍归福州船政局建制。绘事院改为福州船政局图算所（1916年因经费支绌而停办），仍归福州船政局建制。民国6年（1917）12月，经国务会议通过批准福州船政局设立福州海军飞潜学校，设飞机制造、潜艇制造、轮机制造三个专业，随后又开办航空班，培养海军飞行员。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培养飞机、潜艇制造技术人员和飞行员、潜艇驾驶人才的高等学校。民国13年（1924）1月，福州海军飞潜学校、福州海军制造学校两校合并。民国15年（1926）又与福州海军学校合并，改称为马尾海军学校。民国19年（1930）1月20日，海军部公布《海军学校规则》，将校名定为“海军学校”，去掉“马尾”二字。民国26年（1937）9月，因日军轰炸，海军学校迁往鼓山涌泉寺上课。民国27年6月，又迁往湖南湘潭。10月海军学校自湘潭移迁贵州桐梓（史称桐梓海校）。民国34年（1945）5月19日上午，日军撤离马尾前，埋炸药炸毁海军学校、勤工学校等单位。民国35年1月，海军学校自贵州桐梓迁往重庆山洞海军总部旧址待命。12月海军学校奉令与在上海刚创办不久的中央海军军官学校合并，迁往青岛。1949年南迁厦门，后迁台湾左营。现在左营的“海军军官学校”，校史仍以马尾海校为宗。
民国24年（1935）5月海军艺术学校停办，在原址筹办“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初级机械科职业学校”（简称勤工学校）。民国27年（1938），改称为“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民国33年（1944）2月，勤工学校受福建省教育厅委托办“福建省立林森高级商船职业学校”（简称商船学校）。民国35年（1946）8月，勤工、商校两校合并，改称“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简称高航学校）。1951年10月，福建省文教厅根据全国院校调整方案决定“高航学校”停办。
福建船政在中国近代海军史、工业史、教育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都留下深深的印迹。其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或替代的。
（1）船政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祥地。左宗棠的初衷之一，就是要整顿水师。船政造船，主要造的是军舰，武装海军；同时制炮，生产鱼雷，也是为了武装海军。船政培养的人才，主要是造船和驾驶人才，也都是为造舰和海军服务。因此，船政被誉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海军军官和军事技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达1100多名，占中国近代海军同类人员的60％，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多数海军高级将领，如叶祖珪、萨镇冰、蓝建枢、刘冠雄、李鼎新、程璧光、黄钟瑛等，都是船政的毕业生。还有中法马江海战英烈吕翰、许寿山，中日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林永升等一大批铸造出爱国魂的杰出英才。
（2）船政是中国近代最大的船舶工业中心。船政是当时在中国乃至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为齐全、影响最为深远的船舶工业基地，从1868年开始制造“万年清”号，到1907年止，共造船44艘，总吨位5755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2％。造船技术也不断更新，从木壳船到铁胁船，再到铁甲船。造船工业是当时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它的建造带动了上下游工业的发展，也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人员和产业工人。正因为有了船政这个工业基地，才有了日后破天荒地采用国产材料成功地制成了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从而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制造工业新纪元。
（3）船政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船政引进先进的教育模式，采用法国体制，把船舶工程学校与海军学校合二为一，办成一所按技术分设专业的近代高等院校。前学堂学制造，采用法国军港士官学校的科目训练；后学堂学驾驶，采用英国海军的培养方法训练。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坚持“权操诸我”的原则，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化办学模式，如厂校一体、工学结合；严格管理、精益求精；引进人才、契约合作；留学深造、因材施教等。实践证明，这种办学模式是成功的。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各地纷纷效仿的样板。被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晚清40多年，船政学堂共毕业学生510名（连同民国初期毕业的共629名），选送出国留学生四批及零星派出共111人，他们分赴法、英、德、美、比、西、日等国，学习的专业主要有造船、航海、飞机、潜艇、枪炮、鱼雷、矿冶、机械、无线电、天文等。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成为我国科技力量的主要骨干，而且影响深远。至今，福建的科技人才仍然是一道亮丽的景观，仅中科院院士就达40多名。
（4）船政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船政学堂通过学生留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是引进了西方的应用技术，也就是所谓“西艺”，高起点嫁接，迅速地提高了造船、航海、飞机、潜艇、枪炮、鱼雷、矿冶、机械、无线电、天文等科技和工艺水平。二是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突破了“中学西用”的框框，引进了触动“中学”的“西政”观念。在传播西学方面，留法归来的王寿昌帮助林纾翻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震撼中国文坛。陈寿彭翻译《格致正轨》、罗丰禄翻译《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等都有一定影响。马建忠，在欧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精通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得以根据外文文法，研究古汉语文法著有《马氏文通》，开拓了近代汉语文法研究领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陈季同是杰出的一位。他在法、德等国使馆工作多年，熟悉欧洲社会与文化生活，时常出入巴黎上流社会文艺沙龙，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现状和中国文学的法文作品，如《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戏剧》《中国人的快乐》《黄衫客传奇》《中国人笔下的巴黎》《中国故事集》《吾国》等，还用法文写了一本以中国问题为题材的喜剧《英雄的爱》，在法国文坛上享有盛名，成为近代中学西传的第一人。
福建船政展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工业制造、海权建设、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爱国自强、开拓进取、勇于创新、重视科教、重视海权的伟大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船政文化。
文化概念较为宽泛，一般认为是与造化相对。造化即自然，文化即人化、社会化，是被改造的自然。人化的自然是第二自然，包括物质、精神、政治层面的内容。这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物质层面的文化是基础，政治层面的文化是统帅，精神层面的文化是灵魂，核心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船政文化包括以下内容：（1）物质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的各项成就、船政遗迹、有关文物等；（2）政治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管理模式、教育模式及其成效等；（3）精神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组织者、参与者的思想观念、道德风范、宗教信仰、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等。因此可以这样来界定，船政文化是船政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化成就和政治精神文明成果。
船政在近代中国积弱求强的历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了独特的船政文化。有着勇猛精进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舍身成仁的民族气节，有着权操诸我的爱国情怀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有着开风气之先、窥其精奥的求索精神和讲求实效的务实品格，有着整肃自律的严谨作风和勤奋刻苦的治学态度。其精神实质有爱国自强、改革创新、重视科教和海权意识等方面，核心就是强烈的爱国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海权意识。这种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它是以其丰富的内涵来体现的。它有别于其他时期、其他地区形成的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刻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福建诞生船政文化，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深刻的历史根源，其源流十分久远。
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闽在海中。”闽人很早就与海洋打交道。东冶港是福建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港口。《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记：“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即今福州在汉时的称谓。汉时，东冶港就有通航东南亚的记载。东吴景帝时，设立典船都尉，促进造船与航海事业的发展。唐大和年间（827～835）专门设置市舶机构。五代时，王审知治闽，对福州城内河和闽江通海航道进行修浚，在闽江口开辟甘棠航道，“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出现了闽江沿岸“帆樯云集，画鹢争驶”的繁荣景象。宋元时期，泉州港后来居上。明成化十年（1474），“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到福州，福州港又一度活跃起来，并成为中国政府与琉球往来的主要港口。
明代，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郑和船队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船队中途停靠太平港，即今福州港。但在其余几百年间，由于海禁和倭乱，严重阻碍福州港的正常航运和贸易。福州港只能侧重内贸，利用闽江交通便利的条件作为沙溪、富屯溪、金溪、建溪、剑溪入闽江至榕城的集中地、转运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后，福州港再度兴起。清政府在厦门和福州设立闽海关，以厦门港为通洋正口，福州港则主要与琉球国通商。
泉州因一直处于偏离政治中心的边陲，面对宽阔的海洋，先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南朝梁、陈时，印度僧人拘那陀罗曾来泉州译经，曾三次欲渡海南返，特地泛小舶来到梁安郡（今泉州）更换大船启航。唐初武德年间，伊斯兰教徒“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卒葬于泉州。至唐中叶，前来泉州经商贸易的蕃客增多，朝廷还下令有关节度使、观察使减轻苛税。唐诗描写泉州，曾有“市井十洲人”的诗句。北宋后期，中原契丹战乱，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渐盛。宋元祐三年（1088年），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泉州商人已差不多垄断了对高丽的贸易。后宋室南迁杭州，泉州港进一步繁荣起来。当时由泉州港发出的船舶往来于5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宋代我国交通范围最大、贸易往来国家最多的第一大港。元代是泉州港鼎盛的时代，有“梯航万国”的世界东方大港之称，进出的海舶往返于107个国家和地区。马可·波罗称其为世界最大港。大约从13世纪开始，中国的官方文献已习惯于以泉州为基点，来计算同外国的距离、日数和方位。13世纪和14世纪在泉州写成的两本重要文献《诸番志》和《岛夷志略》中，详细记录了以泉州为起点一直到遥远的北非地中海岸，由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海上贸易网络。
从东冶古港到“海上丝路”，可以看到正因为有福建海洋文化的繁荣，有东冶、刺桐等古港的兴盛，才有近代船政文化的振兴。
中国古代文明重心虽然在西北，但东南部沿海地区造船业极为发达。自古有“南船北马”之称。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江河密布，舟楫为马，造船业盛行。为适应江河航行，中国古船多为平底江船型，方型平底是其主要特征。而福建地区面向海洋，海域环境好，木材资源丰富，为适应海上航行，创造出航海性能好的尖底福船。1973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沉船，就是尖底海船。1982年，泉州出土的南宋古船，也是一艘底部装有松木龙骨的尖底船。明代，戚继光抗倭，所监造的船舰，舰上可挂5张帆，首尾装配大中炮24门，载兵丁250余名，运货11万千克，连续航行两三千里。这种福船型的船舰，高大如楼，出征时令敌望而生畏。
自南宋进入远洋航海贸易期间以后，直至郑和下西洋时期（1405 ～1433），福建的尖底福船成为主要海运工具。明清两代，中国册封琉球和琉球进贡中国也都使用福船。明代中叶，在福州建造性能优良的册封舟，建造周期需两年，由福州五虎门出洋到琉球那霸港行程需一个月。到了清代，册封舟变小，建造周期缩短，海中行程仅需一周。册封舟的船型和帆装已日趋成熟，说明福州的造船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明代担任过琉球册封副使的谢杰对闽人的造船技术曾经这样评价：“船匠有二：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坚致赖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赖之。”
船政选择在福建，因历史上造船业的发达而成为必然。选择在马尾当然还有材料、经费、管理等原因。但已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源远流长的图画。船政造船经历了船体构造由船舶木壳结构、铁木合构、铁甲、穹甲到钢壳结构，造舶工艺由铁钉艌缝到铆钉连接的过渡和进化的全过程，从而使船政成为近代中国造船中心，中国古代造船与近代造船技术借此找到了机缘与连接点。
明清海禁，严重抑制了海洋经济活动。人们不得不在犯禁的情况下，寻求突破。而首先敢于犯禁的是地方豪强，他们见海上贸易有厚利可图，铤而走险。漳州泉州地区因官府管辖薄弱，成为海上走私胜地。当时“寇盗充斥，龙邑鞭长不相及”。明代中后期，福建沿海的海商改变了以往被动消极的态度，冲破政府的禁令，积极地参与海上贸易活动。其中尤以漳州、泉州二府的居民最为活跃。位于漳州城东南五十里的月港，也逐渐从明初甚为荒凉的小洲发展到成弘年间走私海商聚集的重要港口。
明末的厦门港本是月港的附属港口。明廷开放海禁后始兴。据估计，16世纪后30年，每年从厦门开往马尼拉的商船有40～50艘，丝绸和瓷器是厦门输出海外的主要商品，当时厦门被称为“中国粗瓷最大的出口中心之一”。
明代后期，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活动逐渐形成了若干个实力雄厚的海商武装集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旦集团、颜思齐集团、郑芝龙集团、刘香集团，以及杨六、杨七、钟斌等集团。天启年间，郑芝龙首先接纳兼并了李旦、颜思齐两大海商集团，声势立时大振。崇祯元年（1628），他又看准时机，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抚，摇身一变，成为明王朝的一员战将。在明朝政府的庇护和支持下，他借朝廷的力量，竭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成为雄踞海上、富可敌国的海商集团。入清以后，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大权，仍然一度掌握在郑氏家族的手中。郑芝龙虽然投降了清朝，但是他的儿子郑成功及其后的郑经等人，率领郑氏集团的主要力量，凭借着雄厚的海上实力，与清朝军队在东南沿海一代周旋了三四十年之久。
台湾海峡长期来成为中国的国际航运中心绝非偶然。该地区面向东海，深水港多，港湾受潮汐影响大，海道输沙量小，水土流失少，地理位置适中，属南亚热带为主的海洋性气候，春夏吹东南风，秋冬刮东北风。这在帆船航行的时代，有规律的季风，有利于往返作业。春夏北上东北亚，秋季返航乃至远航东南亚，春季又返航，全年忙碌。所以海峡的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被视为航海的门户。船政在此诞生，有其深远的渊源。
大力弘扬船政文化，培育强烈的爱国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海权意识，对推进改革开放和海洋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船政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篇章，也是福建历史和福建文化不可或缺的光辉一页。
第一，近代化意义。
社会学家认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有着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是人类的出现。第二次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是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近代化。近代化是一场社会变革，是向近代文明的进化。它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全方位变化。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缓慢，从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启动。一般认为洋务运动是标志性的起点。洋务运动力图通过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摆脱内忧外患困境，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正是以科技为动力，发展机器大生产，从而促使经济、政治、思想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大变革。在这场运动中，福建船政表现突出，成就显著，影响广泛深远。从工业化的角度看，船舶工业是机械工业的集大成者，是机械生产水平的综合反映，也是当时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
船政拉开了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序幕，吹响了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军的号角。一百多年来，社会变革和工业化进程几经波折，现已进入了快步发展和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阶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加快工业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大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最早进行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实验区。它采取先引进，高位嫁接；后消化，研究创新；再留学跟踪，穷追不舍的做法，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年的船政事业和现在的海西建设是一脉相承的。海西建设是船政事业在新时期的继续与发展，海西近代化建设的起点可以追溯到船政。船政文化所凝结的爱国自强、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重视科教和海权的时代精神和融通中西、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都是海西建设所必需的。加快海西建设必须大力弘扬船政文化。
第二，海权意义。
船政重视海防建设，建立军事基地，培养自己强大的海军，对海岸线长、海洋面积大、岛屿多、轮船这种流动国土大量航行于世界各地的大国来说，始终是不可忽视的要务，在军国主义抬头、霸权主义横行和恐怖主义向全球蔓延的今天，尤为重要。它是近代中国迈向海权的先驱者，给后人留下许多重要启示。
（1）提高海权意识，东南之利在于水
历代封建统治者历来推崇儒家学说，主张和为贵，总体上来说是以防为主。甲午战争前几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发表了海权理论，震动了世界。马汉的海权理论，是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度。海权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在这之前，当时的国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但船政的创办已初露端倪。
清同治五年（1866年）6月，左宗棠提出“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精辟观点。他认为各国都在大海争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中国自强“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夺其所恃就是在军事上有效地制衡外敌，在经济上“分洋商之利”。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一再强调“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船政造船制炮、整顿水师、培养海军人才都围绕着海权做文章。船政学堂培养的学生，海权意识更为强烈。严复就认为“海军者攻守之大器也”，“必有海权，乃安国势”；要“早建海权，国振远驭之良策”。
（2）加强门户建设，虎视眈眈不可忘
台湾为七省门户。七省及沿海各省有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江苏与江西）、山东、直隶、盛京等，台湾孤悬在外，为其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更是虎视眈眈，觊觎已久，总想乘虚而入。因而，门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日本政府借口“牡丹社事件”侵台。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率领自己的船政舰队赴台。迫使日本“不得大逞于台，遂罢兵归”。这是近代中国海军舰队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台湾的军事行动，是中国近代海军保卫海疆、保卫台湾的壮举，也显示了船政实施海权的成就和功绩。
汉代，日本是“汉委倭奴国”，但不安分，后常侵朝、犯唐。明代，倭寇是日本海盗集团，14世纪至16世纪活动猖獗，后被平定。但日本犯唐之心不死，设立台湾都督府和牡丹社事件就是例证，更不要说以后的侵华。
沈葆桢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东洋终须一战”，临终遗嘱还念念不忘日本对台“虎视眈眈”，认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日本侵台刚结束，他就把善后工作当成创始性工作来抓，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3）落实科技战略，念念不忘铁甲船
实施制海权，除了提高海权意识、加强门户建设之外，重要的是制海实力。落后只能挨打，只有落实科技战略，发展高科技，武装海上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林则徐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认为“器不良”“技不熟”是重要原因，认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左宗棠、沈葆桢是把师夷制夷付诸实践，瞄准当时的高科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也是远东最大的船舶工业基地；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兵工厂；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船政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进行消化吸收，使科技水平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沈葆桢始终认为铁甲船不可无。后任船政大臣裴荫森落实这一精神，造出了铁甲舰“平远”号，遂了沈葆桢生前建造铁甲之愿。建造铁甲舰和增加巡洋舰船，用它在海上与敌交锋，克服“不争大洋冲突”的消极防御思想，采取积极的高科技战略，海权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第三，培养人才与教育的意义。
创办船政，沈葆桢将把办学培养人才作为根本，一再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同治五年（1866年）12月23日船政工程全面动工，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就同时开学招生。它引进先进的教育模式，坚持“权操诸我”的原则，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化办学模式，成为各地纷纷效仿的样板，被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它建立了与工业化和海军建设相适应的教育模式，培养了大量人才，成为中国近代科技和海军队伍的摇篮。
沈葆桢认为洋人来华教习未必是“上上之技”，“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必然事半功倍。他认为“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庄岳之间”即齐国。这是孟子的话，意思是要学好齐国话，就要到齐国去。正是这种指导思想，船政学堂建立了留学制度。留学使出国青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改变了思维，学到了西学西政，也促使他们去追求真理，探寻救国良方。清史稿记述“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
船政当年一手抓制造，一手抓人才。沈葆桢说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这种高度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工学紧密结合、科技与人文结合、求实求精、针对性强等特色至今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思想文化意义
船政的一个重大收获是思想文化收获。杰出的代表是诞生了启蒙思想家严复。他是会通中西的集大成者。他透视西学，提出了西方国家“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精辟论断；抨击时局，破天荒地揭露专制君主是窃国大盗；传播西方进化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等，发出“物竞天择”和“不变法则必亡”的呐喊；认为“西人之强，不在坚船利炮，而在于宪政与民权”，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强国富民的救国主张，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向科学与民主方向发展。学术界认为他“比较全面、比较深刻、比较透彻、比较准确地回答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和怎样建设现代国家的问题”。受严复的影响，梁启超写了《新民论》，认为新民是中国第一要务。智与力成就甚易，唯德最难。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也是看到医治灵魂比医治身体更重要。近代化有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近代化较容易，政治精神层面的较难，而人的现代化最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我国一花独秀，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成效喜人，而政治层面尤其是人的现代化还任重道远。
第五，文化品牌意义
船政文化积淀深厚，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打响船政品牌，有利于提高福州地区的知名度和文化品味。福州历史悠久，人文品味很高，船政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旅游产业的前景十分广阔。在马尾建立中国船政文化城，在闽江沿岸建立历史长廊，用船政精英的名字命名福州和马尾的道路街区，设立中国船政文化节，加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建设，增强船政文化研究的软实力，等等，都是提升船政品牌的重要内容。船政文化体现的伟大精神，是难得的精神财富。大力弘扬船政文化，有利于培育这种伟大精神，激励后人爱国自强、重视科教、重视海权、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船政虽然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但其意义远远超过运动本身。它高标近代，也必将影响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