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来的第一顿饭是和阿哥阿嫂一起吃的，其实我很想在外面吃一点。但双方都要顾及面子，可饭桌上勉强拼凑出来的热情却更使人感到难堪和不快。阿嫂总想弄出点因由来挖苦我，甚至连我那岁月艰难而铸成的老相也成了她刺我的话题。她剥开一只黄很多的梭子蟹放在我跟前说：“阿堃，吃呀，这梭子蟹是我特地为你买的，快吃呀。”在买小菜上，阿嫂的精明是没说的，总是又便宜又好。但她又说：“阿堃，你看看你，比你阿哥看上去起码要老10岁。”那蔑视的口气就像竹针在刺人的心。我忍不住反唇相讥说：“有啥稀奇的，当初要是阿哥下乡，他现在起码要比我老20岁！”阿哥就喊了：“作啥？作啥？你们这是作啥！”
那顿饭吃得全然没味。而以后在阿哥家搭饭吃也已成为不可能，可外面的饭菜既没味道又贵。于是花了些钱，打通了该打通的关节，在阿哥与余家外婆的灶位中间也挤进了我的煤气灶，大家都很不高兴，因为拥挤的灶片间显得更拥挤了，他们的利益受到我的侵占，那抱怨的眼光都仿佛在说：“你轧回来作啥？出呐。”我感到在上海同样生存得很艰难。当初母亲要我回来时我曾犹豫过，因为对在哪儿生活我已有些麻木了，可是为了补偿母亲那颗被沉重的内疚快压碎了的心，我才决心回来的。现在他们的这种眼光使我感到恼火，正像阿嫂毫不讳言地反对我回来使我感到恼火一样。可我偏要同你们挤在一起活着，我也要维护我在这儿的生存权。
但一切都是陌生的和敌视的，包括自己的阿哥和阿嫂。开始几天阿哥还略微关照我一点。来后的第二天他对我说：“阿堃，上楼时把我们家的过道灯拉一下，上来再关掉。”我这才发觉，楼梯的过道上吊着六只灯泡，像拥在一起的一嘟噜玻璃葫芦。那天傍晚天色阴沉，大家又挤在灶片间做饭，六只过道灯都齐刷刷地亮着，我感到不可思议，一只灯就可以了，干吗要这么浪费呢？我下楼时自以为理由充足地关掉了其他所有的灯，只留下我们家的那盏。我想就是阿嫂责怪起来，这电灯费由我来掏好了。一个月就那么几元钱的事，大家住在一起，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呢？我正准备洗菜，连生第一个叫起来：“出呐！啥人拿我的灯关掉啦？”接着林家姆妈、刘老师、余家外婆，还有“咯个女人”也参进来一起喊：“啥人啊，关阿拉灯作啥？神经出毛病啦！”
我告诉他们是我关的，并解释说开这么多灯实在太浪费，用一盏灯就行了，这盏灯的电费由我来掏。这一说不打紧，他们反而闹得更凶，连生冷笑着说：“喔哟！你倒大方咯呀，是欺阿拉没有钞票咋的？是想在阿拉面前摆阔咋的？”林家姆妈也凑上来说：“一个新疆户头呀，又勿是从美国香港回来咯罗，有啥阔好摆咯啦！”刘老师也在边上慢条斯理地说：“阿堃，我晓得你这是好心，但你这种做法勿对，你这样做是看勿起阿拉，以为阿拉穷。这点电费阿拉还付勿起？”连生又接上说：“阿堃哥，我勿是看勿起你，你要真想摆阔可以呀，上国际饭店或者南海渔港去摆两桌，甩上两千三千请请大家。一只电灯几度电咯情，阿拉勿领！”余家外婆也掼上来一句说：“一个新疆户头竟要拿这点钞票来压阿拉上海人，真有点拎勿清！”
连生喊：“开灯！”
一瞬间所有的灯又明晃晃地耀起来，把楼道照得通明，它们就像六只恶狠狠的眼睛在压我这个新疆户头。这时我听到阿嫂也冷冰冰地甩出三个字：“阿木铃！”
第二天我打电话请供电公司的人到我房里安了一只水电表，同时在楼道上也加了一盏灯。本来六盏灯是六六大顺。现在七盏灯成了七巧七巧（蹊跷蹊跷）了。后来我上楼下楼，也都习惯地拉亮自己的那盏灯，对别人的灯是否亮着竟也感觉不到了。
余家外婆的女儿叫余婕，在市郊一家工厂做工。他们厂礼拜是星期四，所以每个星期三的傍晚就回家，住上一夜，第二天吃罢中午饭回厂。她每次回来都要从乡下带点菜来，说是乡下的菜新鲜，有时还有活鸡活鱼或活虾，倒在盆里噼噼啪啪乱蹦乱跳，然后做上一桌丰盛的菜肴来孝敬她母亲。她小巧、漂亮、机敏。虽已三十好几了，但看上去最多只有二十来岁。她至今还没有结婚，甚至连对象也没找，活得自然也很寂寞。她挨在我边上做饭却从来不同我说一句话，也不同周围的人搭腔，性格似乎也很怪僻。连生说她是假清高。我想老姑娘大都性格有些变异，她恐怕也是。
那几天阴雨连绵，整个空气湿漉漉的像能挤出水来。那天她回来面盆里又蹦跳着鱼和虾。我在炉子上炖着一只鸡，当鸡快要熟了才发现瓶里的酱油没了。白斩鸡不蘸酱油怎么吃？于是我撑着伞提着瓶子去打酱油。想不到阴绵绵的雨天，杂货店里买酱油醋和啤酒的人竟还会那么多，而营业员十分漫不经心，有人催一句他就说：“慌啥，慌啥，钞票点错啥人赔啊？”等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把酱油打上，心想说不定炖在炉子上的鸡汤都熬干了。我匆匆赶回家去，发现锅里的鸡不翼而飞了，挤在灶片间的人都闷声不响地绷着脸。我只好问阿嫂：“我的鸡呢？”正在煎鱼的阿嫂板着脸说：“你的鸡没了，我哪能晓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