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达公司是钢材经销中间商。该公司没有独立的货场和仓库，其销售的钢材由购货方直接从供货商的货场拉走，宏达公司每吨赚取10至20元的差价。付款形式是：由购货方麦永泽、严四益以支票或者现金给中间商宏达公司，由宏达公司直接将支票背书转让给供货商以支付货款，也有部分货款由宏达公司开支票支付。货款往往是一月一结，由各公司财务之间办理，有时公司人手紧，则由黄立怡帮忙送支票。
如果不是麦永泽、严四益资金链断裂，各方会继续合作下去。
1998年12月和1999年1月上旬，麦永泽、严四益夫妇按惯例向宏达公司签发了5张“远期支票”，宏达公司收下支票后将一部分支票背书转让给建盛、明兴泰、伟达3家公司用于结算和订货，3家公司继续向麦永泽、严四益发货。同年1月下旬，宏达公司和另3家供货公司如期将麦永泽开具的支票存入银行，支票被银行退票。4公司发现支票成了“空头”，立即向麦永泽、严四益追索，麦、严逃往外地躲藏。4公司以麦永泽、严四益诈骗为由向番禺市公安局报案，报案被骗金额300多万元。
1999年2月11日，麦永泽在逃债途中自杀死亡。建盛、明兴泰、伟达3家受害公司将追款目标转向宏达公司，要求宏达公司承担损失，被宏达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业宏拒绝。3受害公司随即分别向广州天河区公安局报案，指控宏达公司诈骗。
采访时，杨学林又鞭辟入里地跟笔者剖析了案由——这个案子是典型的公安机关违规插手经济纠纷！
客观而言，无论是黄立怡的“票据诈骗罪”也好，还是下家麦永泽的“空头支票”和中间商黄业宏的“票据诈骗”也罢，本质上都不存在诈骗。因为案发前一个多月，麦永泽的银行账户上是有钱的，但一个多月后，当黄立怡受叔叔黄业宏的指派，将支票分别送达上家那3家公司时，麦永泽的资金链这个时段突然断裂，他的银行账户上没有钱了，于是，送去的支票就无形中变成了“空头支票”。这是黄立怡、黄业宏没有想到的，也是麦永泽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本是一件谁也没有预料的经济纠纷，完全可以几方调解，或者民事诉讼。但麦永泽因逃避巨额债务而自杀，这事麻烦就大了。公安机关心知肚明，通过民事诉讼，即使3个上家公司的官司赢了，找黄业宏的皮包公司自然要不到钱，还不如将错就错，将民事案上升到刑事案，直接抓人——抓了黄业宏、黄立怡叔侄二人。这样一来，各方面都好交代，也就摆脱了公安违规插手经济纠纷的尴尬。
公安局还有一层意思是，我抓人了，就迫使你宏达公司筹款还“债”。但黄业宏一是没钱，再则他也是不肯轻易就范的主儿，他是开平市政协常委，帮他说情的人肯定不少，碍于情面，公安机关只好把他放了。但平头百姓黄立怡是千万不能放的，放了，就证明自己抓错了，自打耳光不说，对那3家公司和社会公众都不好交代。因而，就这样造成了千古奇冤！
杨学林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当下经济方面的刑事案件或者说冤案，基本都是这个模式演变而来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由于办案与利益分配挂钩，司法部门对此类案件往往乐此不疲，“重拳”打击，老百姓痛斥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确实切中要害。以此推论，由于我国司法体制的缺陷，冤假错案在所难免。积之已久，我们律师受理的冤假错案过多就不足为怪了。
杨学林是个敢于担当、言而有信的人。接案后，他开始四处奔波，为本案申诉调查取证。
他又是个思维缜密、工作精细的人，为黄立怡申诉翻案的7年时间里，他写下了大量的工作日记。为避免笔者叙述的麻烦和失真，本节择录一些关节点的日记，从中不难看出整个过程的曲折艰难，以及暴露的司法弊端。
28日我和助手徐虎律师到达广州，下午3时到达四会监狱会见黄立怡。30日上午再次前往四会监狱，这次黄立怡写了书面材料。
会见完毕，狱警私下对我们说，他们也认为黄立怡无罪，希望我们好好给他申诉，让他早点出去。
——请注意，连四会监狱的警察们都认为黄立怡无罪，私下向律师求情说好话——让黄立怡早点走出监狱，可见，这是一桩典型的错案，黄立怡确实是被冤枉了！如果当时办案的公安干警、检察官、法官有一点良知、正义和同情心，黄立怡也不至于走进监狱，蒙受不白之冤了！再如果，黄立怡有亲戚在公检法系统的话，“官官相护”的游戏规则将会暗中助力，黄立怡也就早已开脱或从轻发落了！
10月27日：
我在北京接到黄立怡从四会监狱发来的一封信。信中写了五个问题。一是原审一审开庭时，当辩护律师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时，审判长就宣布休庭，然后过了八个月才再次开庭；二是他并不是明知是空头支票；三是出事以后他回开平并不是逃匿；四是他没有非法占有涉案的钱财；五是他被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利用下流的手段去逼迫他做下流的动作，用脚去踩自己的手和耳朵，并且先写好口供，逼他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