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业宏夫妇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讲述了黄立怡长达5年的悲剧……
杨学林边听边浏览黄立怡的《起诉书》《判决书》和《驳回申诉通知书》……黄立怡不服判决并上诉，但2001年8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立怡又不服，提出申诉，2003年被广东省高级法院驳回申诉……
职业的敏感，使杨学林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有问题！
杨学林有一个好习惯，在听取、查阅案情时会顺手将问题列出。此刻他已列出两大问题：黄立怡诈骗，赃款赃物何在，毫无证据；如果是诈骗，也不可能是票据诈骗。
“但是这两个问题，如果在一、二审时强调一下还是有意义的。可到了申诉阶段，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是个错案，估计翻案的希望不大。”杨学林不免犯起嘀咕，“另外，暂且不论黄立怡是不是真的冤枉，就算他冤枉，经过4年的诉讼过程，他连申诉都已经被驳回了，基本上已经穷尽了所有的诉讼手段了，继续申诉希望渺茫。再说，黄立怡一直是有律师在帮他的，帮了4年都没有帮出什么名堂，我还能有翻天覆地的本事，搞出什么新的名堂？”
见杨学林想打退堂鼓，黄立怡的叔叔和婶子又开始说求情的话了。意思是黄立怡是由于他们的原因才坐牢的，现在全村人都指责他们不把黄立怡给救出来，他们的压力很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只要杨律师能够接手这个案子，就算无可救药，他们也好向老少爷们儿交代了。
杨学林不好拒绝，继续耐心地听他们介绍案情。
据介绍，黄业宏的宏达公司，是搞钢材销售的。名叫公司，其实就是一家人，即黄业宏夫妻和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他的侄子黄立怡就在这个公司里打工，担任所谓的业务员。说是销售钢材，其实就是中介。因为在“销售”的过程中，钢材是躺在仓库里不动的，任凭中间商把单子倒来倒去，从中赚点差价。黄业宏从上家买的时候，并不全给钱，要等下家把钱给了，才能给上家结算货款。而有的下家是给支票的，黄业宏的公司有时就直接把下家的支票给上家结算。在这个过程中，黄立怡主要干的是跑腿的事情。比如到上家的仓库去拿提货单，然后直接发给下家，再从下家去拿支票等。一段时间内，各方合作愉快，不亦乐乎。
但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即有个主要的下家麦永泽和严四益夫妻，他们给的支票出现了空头，而且到后来麦永泽已经资不抵债了。黄业宏说他们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麦永泽的空头支票拿给上家去结算。结果被上家举报诈骗。后来麦永泽在逃债过程中自杀身亡，上家就要求黄业宏承担，黄业宏不给钱，公安就来把黄业宏和黄立怡都抓起来了。后来又把黄业宏放了，剩下黄立怡，就给判了。
听完黄业宏的介绍，杨学林有点纳闷：这件事情与黄立怡有什么关系呢？不要说是否算诈骗还是个疑问，就算是诈骗，也是已经死掉的麦永泽诈骗，连黄业宏都算不上诈骗。至于黄立怡，就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了。
杨学林是个胆大而审慎的人，他对来人说：“你们别着急，这个案子我还得带回去好好看看，三天后给你们答复。”求助者从律师的话语中似乎看到了希望。
杨学林怀疑：这里面有无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的嫌疑？
他觉得如果黄业宏没对他说假话的话，这个案子肯定是一个错案。既然错了，就得纠正。在广东申诉的路子已经走完了，但是还可以尝试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他坚信此案是个冤案！而中国司法制度中的“有错必纠”原则，可以为黄立怡翻案，而不论诉讼程序是否已经完成。这是我国司法制度优于西方国家的一大特点。
想到这里，沉稳持重的杨学林通过电话告诉对方：“这个案子，我接了！”
杨学林敢拍案而起，缘于他骄人的职业生涯和对中国法律的信心。
1960年出生的杨学林，现为北京首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委员会委员。擅长刑事案件的辩护，对经济案件的诉讼、调解、仲裁富有经验。
在十几年的律师生涯中，杨学林律师以诉讼业务为主，办理过许多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如1993年代理震惊全国的青岛电暖器爆炸伤人案，曾被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十几家新闻媒体作为典型案件予以跟踪报道；1997年与李霄霖律师联合代理山东惠民29位农民状告县公安局行政诉讼案，该案被《南方周末》等媒体广泛报道；2000年为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受贿案涉嫌行贿人周某提供法律帮助；2002年处理北京“女人街”300余商户集团诉讼案……这些案件的办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电话中，杨学林要求黄业宏干三件事情：联系好了解本案情况的人员，以便向他们调查取证；与广东四会监狱交涉一下，他要去会见黄立怡；与番禺公安局联系，调取当时黄业宏的宏达公司也曾经去该局报案的证明材料。
回到北京后，杨学林又像筛子似的，将黄立怡的所有材料、黄业宏夫妇的诉说，仔细筛了一遍，头脑进一步明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