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的人生猛然坠入了一个噩梦，一个令人无比憎恶、难以想象的噩梦。我都没法下笔记录昨天是怎么过的。
——1999年4月21日，日记摘选
第二天早上，我好像在毫无预警之下，一下子掉进了另一个人的生活中。
就在上个月，有位老朋友来访。晚餐时我们互通近况，我还告诉她，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前所未有地满意。我刚过了50岁生日，丈夫很爱我，我们的婚姻经受了28年大大小小的考验。拜伦终于完全独立了，跟朋友合租了一所公寓。迪伦在高二时出过一次麻烦事，也已经改邪归正，走上了正道。没几天，他就要高中毕业了，正忙着跟高中的朋友们欢度时光，也在为上大学做准备。我甚至有了一点儿自由时间可以画画了。我告诉她，生活中最忧心的算是我们的老猫罗基，它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正日趋恶化。
1999年4月20日，我醒来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妻子和母亲，高高兴兴地招呼着家人去上班、做家务和上学。24小时之后，一转身我就变成了一名枪手的母亲，要为这个疯狂的枪手所犯下的史上最大校园枪击案负责。迪伦，我的宝贝儿子不但身亡，更是沦为了大屠杀的凶手。
这样的对比太过强烈，我想不通。在唐和路得家的地下室客房熬过的第一个夜晚，我已经接受了迪伦去世的信息，但汤姆和我还是完全不能接受迪伦杀人的事实。
科伦拜恩惨案发生后，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由于真相难以接受，我们曾经以奇怪而顽固的方式紧抠着一个假象。然而，这种与现实的脱节并不能护卫我们多长时间——愤怒布满了我们所热爱的社区，迪伦的真实面目渐渐浮出水面，一切都将无可逃遁。
* * *
唐和路得为人慷慨大度、温暖友善。然而跟大家一样，面对我们的困惑和哀痛，他们同样爱莫能助。
我几乎什么也说不出来。每次我开口想说点什么（其实也说不出什么）都是说了一半就走神了。吃东西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叉子在手里仿佛是外星人的器具，闻到路得做的可口的饭菜，我的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地难受。
我筋疲力尽，体力下降到生命最低点，一分一秒地煎熬着，仿佛被埋在湿水泥里。我记得，我那时迷迷糊糊地躺在沙发上，路得担心地将毛毯盖在我身上。睡着了，的确能得到一时的缓解，但只要一睁眼，我就会想起迪伦所作所为的严重性和残忍程度，情绪铺天盖地地淹没过来，感到自己真的如同行尸走肉。这说起来像是套话，却是对我那几天的状态最贴切的描述。
正常情况下，如果失去一个孩子，我们早就给亲人、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不幸的消息了。他们肯定也已经纷纷来到我们身边，安慰和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忙着接待前来抚慰的访客，朋友们会带来对迪伦生前的各种回忆、诗歌和相片，纪念他。这些方式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能够帮助人们渡过哀恸的难关。在很多文化传统中，也是以这些方式给逝者家人难能可贵的稍许安慰。
然而，迪伦刚刚死的那几天，周遭没有一件事跟“正常”这个词有一点儿关联。几乎所有的熟人都在几个小时内得知：迪伦与科伦拜恩惨案有关，却没人能跟我们取得联系。因为我们远远逃开了。那天下午，亲人、朋友惴惴不安地打电话到我们家，结果不是没人接电话，就是警方接电话与他们交谈。
很显然，外州的亲友是不能来到身边的。即使有地方住，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躲在唐和路得的家里，完全不清楚外面是怎样的险象环生。直到在当地报纸上读到汤姆许久不联系的堂兄弟的声明，我们才知道事态多严重。堂兄弟声明说，事发后，他们从来没见过迪伦，恳求人们不要再对他进行死亡威胁和恐吓了。枪击案之后的48个小时内，亲戚们接到了超过2000个来自媒体和社区成员的电话。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恐吓，即便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也有人是表示支持我们的，但这么多电话还是没法对付。远在俄亥俄州，一个当地记者曾经尝试着要挤进我85岁的姨妈的家采访（姨妈坚决不让，叫他离开，走时还坚持给他带了一盒曲奇饼干。姨妈说起时，还觉得挺自豪的）。
只要还有点良心，我就不会邀请任何所爱的人过来。社区里一片哀伤的氛围，又对我们充满愤怒。我们选择远离人群，就是选择安全。同时，我们也与那些曾经深爱迪伦的人隔绝了。
根据警方的报告，我们是在第二天被正式通知，迪伦已经身亡。我没印象了，汤姆也不记得了。我倒是记得，警方说迪伦的遗体会被运到验尸官那里接受解剖。这让迪伦死亡的消息毋庸置疑。一想到他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我就无法忍受。他活着时，每一次去看儿科医生，都有我陪伴着；每一次打防疫针，我都握着他的手；连看牙医我都从没错过一次。我多么想在那个验尸房里陪着他，让他不觉得孤单。
同时，汤姆和我对尸检还抱着希望，祈求报告结果出来能显示他的毒品测试是阳性的。如果他吸毒了，那么对于为什么会参与其中，起码还能有一丝解释。
死亡和威胁的气息笼罩着我们，让人窒息。汤姆开始喃喃地说，没有了迪伦，他也活不下去了，儿子们是他的好伙伴。他这话一下子将我从僵冷的状态中惊醒了，如果汤姆也自杀了，我该怎么办？迪伦已经出了事，我再也不确定对家里其他人的精神状态的了解是否准确。说不定，汤姆和拜伦已经在谋划着怎么去死了。这想法让我几近疯狂。
我自己也有自杀的念头。这种时候，想用自杀的方式让哀伤、犯罪感和羞耻感消失，一了百了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了。然而，尽管我知道这属于正常反应，还是很恐怖。
虽然听上去不太正常，但当时，我确实过分地担心拜伦。只要他一离开我的视线，我就开始焦虑，觉得被遗弃了。我止不住地去想，他也会出事；或者是因失去弟弟太过伤心，所以会对自己做出非常不利的事情，这些都让我觉得毛骨悚然。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和拜伦之间的这种状态演变得愈加严重。
拜伦没经历过什么生离死别。他只参加过一次葬礼，是少儿棒球队的教练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汤姆和我的父母都过世了，也送走过其他亲戚，我们知道，对于接下来的几天会怎样，拜伦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另一方面，能有什么思想准备呢？他第一次经历的就是如此沉重和难以理解的灾难。不仅是他，我们全家都会用余生苦苦地来理解这场灾难。
* * *
在唐和路得的家，我没法看电视和报纸。我偶尔会从门缝里瞥上一眼，好比从防空洞里往外瞄一眼，察看外面是怎样灰飞烟灭的景象。我不可能完全回避，所有的头版头条都在嘶喊：“利特尔顿发生了恐怖事件！已确认两个男孩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是凶手，两人都是科伦拜恩高中的学生……”
我看着电视上一再出现的照片，那是迪伦在学校照得最差的一张照片。他当时一拿回家，我就让他重新去拍。那张照片里的他看上去像个刺儿头，是老师和同学们在餐厅看到就躲开的学生，一点儿也不像他本人。媒体反复播出迪伦这张难看的照片，完全不能代表他的积极形象，这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哪怕是在刚出事，脑子不清醒的状态下，我都觉得这个想法着实荒唐。我儿子被指控犯了法，我却还在纠结他的照片不好看。当难以忍受的情绪在脑海中混乱不清时，大脑会有稀奇古怪的想法，貌似在捉弄我们，这就是明显的例子。
电视上所有频道都在播放着这场大屠杀的影像——迪伦和埃里克犯下的滔天罪恶。屏幕上描述着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及其细节、他们穿的衣服，还有他们在学校行动的路线图。至于动机方面尚未有什么消息，媒体却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各种猜测。
这些猜测满含理论依据，却又自相矛盾，一个比一个让人困惑。报纸上说迪伦和埃里克是哥特一族，又是死亡邪教的成员；说他们加入过学校里一个叫作“风衣黑手党”的反社会帮派并且做过宣誓；说他们是被家里宠溺过度的小崽子，是非不分；说他们两人是同性恋，在学校被人欺负，他们也欺负别人；说这场袭击极度冷血，之前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划……还有一种说法，说他们是临时突袭，他们俩骤然失去了理智。
接下来几年中，陆续有文章就媒体的报道做过阐述，特别指出，第一时间的错误信息是如何在大脑中固化的，从而最终被人们当作事实而接受了。
我听着这些猜测，好比是在看一个万花筒。与众人一样，我急切地寻求着真相，然而却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各种信息出现在我面前，一个比一个丑陋，一个与记忆里的儿子截然不同的样子开始在我的脑海里聚焦。那个丑陋的形象当然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当其中一个信息被证明是谣传，或者被完全否定，迪伦的形象又开始转变，我对他原来的认知也随之动摇。对大众来说，这万花筒一般的状况，很可能是办案人员和媒体在为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找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但每个解释，都会将我与所知的儿子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起初，我不敢看新闻报道，因为那些都与事实完全不符，或者因为谈论我儿子的内容让我无法忍受。如今，作为一名反暴力活动者和大脑健康倡导者，我认识到，那些报道是多么不负责任，以及制造了多少恐慌。多年后，我们知道，媒体过多报道细节，比如沉迷于凶手的衣着，抑或详细描写凶手行凶时的一举一动，是给后来的模仿者提供了一个蓝图，让他们效仿。
但当时，那些自相矛盾的报道和被扭曲的事实，都让我更加相信一切都是个误会。如果他们都搞错了，那这一切就有可能是个错误。随后的几周、几个月和数年，我渐渐懂得，人的大脑在极度的压力之下会产生错觉。在出事的头几天，我疯狂地分析，执着于抓住任何我所能抓住的或臆想的希望，哪怕它们毫无理智、毫无逻辑可言，甚至与现实差了十万八千里。
最开始的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便是将两个男孩描绘成了异类，孤立且被社会所排斥。这点完全背离事实，也让我很吃惊。后来我知道，这没什么奇怪的，对于制造出大规模事件的凶手，这是大众更是媒体津津乐道的一种形象。
迪伦确实比较内向和敏感，他从不喜欢吸引他人的注意力，或者在人群中显得突出。进入青春期之后，他更加腼腆了，但他从来不是媒体所说的那种被排斥或是缺少朋友的不合群的形象。他一直很容易交到朋友，也能维持长期的友谊，男孩女孩都有。他上高中以后，家里的电话总是会响，有朋友邀他去打保龄球、看电影，或者去打橄榄球的电子游戏。我破碎的心仍理性地分析着，如果媒体对他社交模式的报道是错的，那么，有可能所有的都不对。记者和警方都混淆了真相，迪伦只是个暴力的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
还有报道说，埃里克是迪伦唯一的朋友，这简直是大错特错！那年，他俩惹了麻烦之后，我们明明白白反对他们继续联系。汤姆和我看到迪伦跟埃里克保持距离的时候还挺高兴的。在迪伦死后，如果要我说，耐特才是迪伦最好的朋友。
同样，媒体指出迪伦和埃里克曾戴着十字记号（纳粹标志）的帽子，很奇怪，我听说后反而有点振作起来——这种报道根本不属实。我是在犹太家庭长大的，两周前还在家里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逾越节晚宴。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迪伦还在庆礼上诵读了犹太教传统关于信仰的“四个疑问”。我的职业一直是老师，是残障人士的维权者，汤姆和我毕生都提倡包容和接纳别人，我们都不允许有仇恨的言论和反犹太的图像出现在家里或迪伦的服饰上。
一次又一次，我着魔似的关注变化的数字：多少人受伤了，又有多少人身亡。如果官方还不能确认伤亡人数，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我看着这些数字，还没有——也不能——将这些数字转化为它们真正的意义：数个孩子，连同一位老师，被暴力夺去了生命，夺走了未来，与他们的家人永久地分开了。我希望死者人数少一些，仿佛那就能使迪伦的恶行减轻一些似的。在本书里，我将如实讲述我当时的那些思绪，希望不会冒犯死伤者、精神受创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过了好几周，这个面纱才揭开，我开始为受害者哭泣。我们都是先为自己所爱的人哀恸，迪伦是我的儿子，我那时仍然无法相信他会杀人。
我可能太急切地想回避迪伦参与程度的全部真相。最初几天，我想彻头彻尾地否认，可并没有维持多久。每一次报道、律师打来的每一个电话，都使这场惨案的规模和严重性铺天盖地般向我压来，让我喘不过气。15个人死了，还有24个人在医院里接受抢救和治疗。伤情严重的孩子的状态被不断更新着。即使他们保住了命，可能也会造成终身残疾。在此领域工作多年，我清楚“终身残疾”意味着什么。
我的脑子眩晕起来，怎样才能有一个“重置”的按钮能将迪伦生命的最后两周重来一遍、将后果重新安排、制止这场惨案呢？我为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心痛，为正在抢救的孩子们祷告，又不断提醒自己不可能发生奇迹，时间不能回转。既然已成现实，我没办法改变，束手无策。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抱着我儿子，再给我一次机会去阻止他实施最后的恶行。我的头脑里转着圈，起点和终点都是一个：“他怎么可能这么做？怎么可能？”我们被迫面对迪伦一手制造的灾难，而最能解释这一切的只有他本人，可他却不在了。
* * *
唐和路得非常尽心，饶是这样，他们也有点撑不住了。即使客人多么让人留恋和愉悦，过了一段时间，主人也想喘喘气，这是自然而然的。何况我们远远不是这样的客人。我们倒是尽量不打扰他们的生活，也将混乱和哀伤表现得最小，不让他们感到有负担。我知道唐总是想看电视、跟踪惨案的新闻报道，我也知道自己会受不了，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下室里。多年以后，拜伦坦言，当时他躲在房子外面的灌木丛后哭泣，不让人看见。
头一天与律师在便利店的停车场分手时，我们安排了第二天再次见面，他希望我们能去他的办公室与同事们认识一下。我们的邻居和好朋友——佩吉和乔治——也再三让我们跟律师会面之后去他们家里住。我答应了，说剪过头发就去。
按我的本性，我宁愿一直穿着男式的法兰绒衬衫和牛仔裤。我做指甲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刚开始工作，我就意识到，如果我剪个好发型，不但看上去清爽、符合职业女性的身份，而且基本上不用早晨起来为头发心烦意乱，有时甚至都用不着梳头。于是，我就决定每个月去修剪、染发一次。我把这当作日常的个人形象维护项目，像洗澡和刷牙一样。那个月，做头发的日子正好在科伦拜恩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我还是决定去做头发。我没有想过外界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我什么也没多想。那天，路得坚持让我吃了一碗麦片，尽管我咽不下去，而且我也没想过去剪头发。然后我推想，如果按约好的去做头发，就会离开一阵子，这样一来让唐和路得能有点时间缓口气，而且做头发时，我只要坐在椅子上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做，也做不了什么，这个我可能还做得到。
更重要的是，修整之后会让我能看上去不至于太邋遢。我从小就知道，外表整齐是对他人的尊重。尽管我可能觉得穿牛仔裤和旧T恤衫最舒服，但去剧院一定会正装出席，表示对表演者的尊重和敬慕。我做梦也不会穿着运动裤去寺庙和教堂。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要给迪伦操办葬礼，我不想跟儿子告别的时候，看上去像个稻草人般随便。
汤姆开车载着我们去了盖瑞·劳佐的事务所，见了他的同事。我们还没有安排儿子的葬礼，就先跟一屋子的律师见了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拒绝讨论法律问题，先筹办葬礼。但当时我们惊慌无助，像这样把法律和私人事宜交织进行的模式，在之后的多年中，我们一直得在两者之间协调。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应付，往往会给哀伤笼上一层阴影。幸运的是，我们的律师公正而富有同情心，总是诚心为我们着想。
在会面中，盖瑞总结了法律方面所面临的状况：还没有人起诉，但这是早晚的事。我僵硬而麻木地坐在那里，他的话语仿佛来自遥不可及的所在。我还处在震惊之中，几乎都不懂他的意思，也不想懂。他们搞得好像我的未来危在旦夕，可对我来说，我没有未来，我的生命已经完结了。
会面结束，我问盖瑞我是否该去做头发。不知不觉中，我开始在小事情上都征求他的意见了，我已经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对，言谈举止该怎样表现，还是处在行尸走肉般的模式中。他温和地说：“我认为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对你会有帮助。”于是我给理发师打了电话，请她将我的预约挪到晚上，等到其他顾客离开之后再去，她同意了。
晚些时候，汤姆开车把我送到理发店，然后去了朋友家等我。尽管理发师对我很客气，但还是能看出她很不自在。我们本来就不太熟悉。这是出事之后，我头一次尝试与亲朋之外的人正常打交道。瞬间，我就察觉到“正常交往”是没有指望的了。我原本想剪个头发而已，又不用干什么，但即便这样微小的社交互动都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祈求自己能让这可怜的理发师不要那么紧张。我也理解，自从迪伦出事之后，她再也不可能以平常心对待我了。
理发店前的大窗户外一片黑暗，我感觉无处藏身。镜子里反射出一个披着有污渍的袍子、头发湿漉漉的，如同鬼魅附身的影像，我都不想去与之对视。我躲在闪亮的荧光灯下，理发师拘谨地说着闲话。谈话中，她提到有位受害者的母亲那天白天也来做了头发。
我呆住了。很有可能我就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另一个母亲坐过的椅子，也可能披着同一件有污渍的罩衫。想到我们两个母亲都来为亲生骨肉的葬礼修整自己，我惊住了。在那一瞬间，我重温了前一天在屋外的感觉，我还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们都在经受着哀恸。
紧接着，我觉得很难受。我的儿子是导致这位母亲痛楚的源头。我想向她靠近一点，也确实靠近了，但我却是最不可能安慰她的那个人。接踵而来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和罪恶感，让我坠入了深渊。
这时候，没想到佩吉和她女儿詹妮弗出现了，我简直感激涕零。她们让汤姆和佩吉的丈夫乔治单独待会儿可以说说话。她们看到我很狼狈的样子。我可怜巴巴地坐在那里，湿淋淋的头发贴在脸上，虚弱得坐都坐不直。她俩看到我努力想保持正常的样子，于是握住了我的手，帮我继续着与理发师的对话。我徒劳地挣扎着，努力忍住泪水。
终于，头发剪好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像往常一样没有吹干头发。付钱时，我记起来我的现金不多。布朗夫妇之前曾借给我们一些现金做零用钱，免得我们因写支票和刷信用卡而暴露身份。但我不愿意用这笔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银行取钱。于是，我问理发师是否可以不付现金，回头给她寄一张支票。以前我也是这么做的。
理发师的沉默出乎我的意料。她犹豫了一下，我感觉到了其中饱含的不信任。然后，她鼓起勇气，解释店里的规定是服务当天就要付款。这令我羞愧难当，立刻在钱包里胡乱翻起来，取出现金付了账。我现在是一个罪犯的母亲，再也不是惨案发生前人们所认识的那个人了。迪伦的所作所为改变了我在社会中的角色，也改变了我自己。
我还在想口袋里的钱够不够用时，理发师突然问我，是否可以跟别人提起见过我。我没有思想准备，脑海中忽然闪现出那位坐在这里做头发的母亲，想起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的亲近感。那一瞬间，我感到与她在一起。我傻乎乎地告诉理发师“可以”。或许她可以成为桥梁，将我与儿子毁掉的社区再次连接起来。
那早已是起初那段时间的想法了，我压根儿没想到那个理发师会去跟媒体交流。当天晚上，她就参加了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她是出于好意，想帮助我们。在访谈中，她描述了我的震惊和哀伤，以及我坚定不移地表示对惨案的谋划毫不知情。然而，这件事传开了。忽然，我就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其他父母痛失子女的时候，还在放纵地追求享乐。这个访谈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我收到了各地发来的仇恨邮件，最远的来自得克萨斯州。
理发师的叙述被媒体添油加醋地编造了一番：迪伦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父母失职，只顾自己。新闻报道聚焦在他的宝马车上，却从不提那辆车的由来，当初买下它只花了400美元，而且破烂得几乎不能开走，后来汤姆跟迪伦一起把它修好了。航拍的照片里，我们的房子看上去像一座巨大的围场，却只字不提这只是一个杂活工特价售卖的，还闹过老鼠。由于缺乏维护，我们买的时候价钱很合算……
这些误解和其他问题给我平添了烦扰。相比之下，汤姆沉浸在对他深爱的儿子、好伙伴的哀恸之中。他俩曾经在一起谈论棒球比赛比分、修车、装配扬声器、下棋等，常常会一干几个小时。而迪伦连个告别都没有，汤姆心都碎了。没错，他是犯下了如此惨绝人寰的恶行，这是一回事，可他对此却毫无解释，这是另外一回事。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也好过没有啊。
我更多关注着周围社区人们的反应。跟很多女性一样，我习惯性地先想到周围的人，希望他们对我们有个好印象。之前，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受人尊重，是一个好母亲，我常常为此感到高兴。当指责扑面而来的时候，让我觉得痛苦不堪。
媒体对我们肆意揣度，有的说我们毫无用处，稀里糊涂，盲目无知，这恐怕算是最温和的描述了；另一种说法是，我们保护着一个可恶的种族主义者，任由他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拼装武器却视而不见，将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置于危险之中。
我完全理解人们的反应。如果换个位置，我也会对那个孩子的父母怨气冲天，会对他们恨之入骨。但无论将我们说成什么模样都不是真相，真相让人更为困扰。
* * *
4月22日，也就是枪击案发生的两天后，我们从律师那里得知，迪伦的身亡被正式定性为自杀。验尸官已经完成工作，我们可以去看遗体了。
听到这个消息，一个骇人又棘手的新问题出现了：我们拿他的遗体怎么办呢？可以预见城里没有哪家殡仪馆会接受我们。即使我们没有被拒之门外，可以想象一下这会让那些受害者的家人感觉多么不敬和愤怒啊！没准还会干扰他们的追思仪式[1]。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倒退几年，我曾经在当地一个委员会担任顾问，为一个殡仪馆学项目提供建议，旨在为有残疾的学生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因此与项目负责人联系比较多。我们早已不联系了，然而此刻我无路可走，只好给她打电话寻求建议。
电话里，那个合作过项目的负责人玛莎的声音温和，满满的关切。她告诉我，她一直在惦记着我，在考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只是联系不上我们。通话结束，她立刻联系了丹佛市口碑最好的一个殡仪馆。接下来的几天，玛莎和殡仪馆馆长约翰为我们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包容和同情。
起初，汤姆和我并不想为迪伦举办任何形式的葬礼，否则对受害者太不敬了。但是让我非常感激的是，玛莎和约翰说服我们重新考虑一下。他们承诺，葬礼一定会秘密进行，不让媒体和愤怒的群众得知。我们共同筹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只有少数几个亲朋好友参加。当然有拜伦、路得和唐，以及迪伦的两个好朋友——耐特和扎克以及他们的父母。迪伦和拜伦小时候受洗礼的教会，那里的牧师答应来主持追思仪式。
我们明白，火葬是唯一的选择。土葬的话，他的坟墓极有可能会被破坏，并且我们可能也得搬离此处。如果把迪伦葬在这里，之后搬走，就不得不把他留在这里。我提出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玛莎和约翰告诉我，修容师会尽最大努力遮盖住他头上的子弹孔，将他尽量复原成我们记忆中的样子。
我已经记不清前前后后是怎么安排的了，倒是记得自己以惊人的冷静讨论着实际事项，同时听见内心的痛苦和抗拒无休无止地发出尖叫：“这是我的儿子啊，我养育的、保护的、用整个身心爱着的孩子。我再也见不到他，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无法呼吸，用尽了浑身力气为最后的离别做着准备工作。我对迪伦的养育终结了，我在创造和抚育的这个生命中所倾注的爱和付出也结束了——以一场灭顶之灾彻底结束了。
* * *
在秘密地进行着迪伦的葬礼的同时，我们年迈的老猫罗基的健康状况也迅速恶化了，我开始急着给它看病。
后来路得指出，对这只猫的病情恶化的反应证明，我已经在重压下完全失去了理智。
在他们家已经住了三天，我非常虚弱，坐在桌旁得用胳膊撑着头，这样才不至于倒下去。我几乎没力气洗澡或吃东西，更别说照顾家人了，可竟然还在为一只猫耗费精力。
我自己开车带罗基看兽医显然不可能，我清楚，在这种状态下开车很危险。所以，尽管路得和唐不太赞成，却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开车带着我，将罗基送到家附近的动物诊所。
我对家里的小动物从来都很关心。即便如此，我也意识到除了因为是罗基的主人之外，还另有原因。城里尽是悲痛的景象，我对此无能为力，而看顾这只猫咪，是我力所能及之事。
由于担心被认出来，我从侧门进了动物诊所。在要把罗基递给兽医的瞬间，我发现自己做不到。罗基是迪伦的猫，迪伦小学三年级时从邻居的一群刚出生的小猫中挑的。它长成了一只大白猫，那些年全家聚在一起看《粉红豹》（Pink Panther）的夜晚，它都四肢舒展，躺在我们身边。将罗基交出去，仿佛是将迪伦交了出去。我内心挣扎着跟医生交流，尽量不让泪流下来，请他们治疗和看护罗基，一旦情况好转，我们就会把它接回家。末了，才让兽医将受惊的老猫从手里接了过去。
当我慢慢地穿过停车场朝唐和路得的车走过去时，听到有人从后面跑过来，叫着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到动物诊所的一个女人正朝我跑过来，一时间，我不太确定是该向她迎过去，还是该赶紧跑开。盖瑞律师再三警告我们要注意安全。科罗拉多州，甚至全世界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对枪击案负责，巴不得要我们偿命。就在头一天，有人将一顿热乎乎的丰盛的食物送到了律师事务所，是某个陌生人表示同情和好意的举动，还有很多给我们的信件也转到了律师事务所。然而，盖瑞律师不准我们吃任何别人送的食物，唯恐里面下了毒。多年以后，无论是将姓名和地址告诉店里让人送货，还是在银行办事，我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这种警惕是从停车场的那个瞬间开始的，让我对社交产生了恐惧感。
事实证明，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那身材纤细的女人一把抱住了我，告诉我，她也有儿子，明白他们有时候愚蠢得不可思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母亲都跟我分享过这种感情。尽管我比这个女人个子高很多，但那一刻我任由她紧紧抱着我，泪水沾满了我们的衣襟。我甚至从未知道她的名字。
不只是她，有很多人都对我们胸怀大度。在搬出路得和唐的家之前，我们多年的朋友和邻居就已经给了我们莫大的支持和温暖。报纸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是朋友们在我家门前挂的一张海报，上面写着：
苏珊、汤姆：
我们爱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
记得打电话给我们
这些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容，好比在前线听到的自由解放之声。回忆起这些大大小小的善举，至今仍让我感恩不已。纵然亲友们向我们伸出了关切的双手，毫无疑问，他们在心里也会惶惑不止：“你们到底是怎么一手制造了这孩子心中如此的怒火？你们怎么会毫不知情？”
我也在叩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注释
[1]美国的殡仪馆里一般是数场追思仪式分别在不同的厅堂里进行。——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