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渐渐蜕变到黄昏，接着天色黑了下来。我终于放弃了最后一丝希望，不再做梦——盼望迪伦能够坐在那辆与他父亲一起修好的带着撞痕的黑色宝马车里，笑着问晚饭吃什么。
再后来，我拦住了一个特种部队队员，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儿子死了吗？”
“是的。”他说。
他一开口，我就意识到，我早已了然于心。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他。这点似乎很重要。迪伦到底是被警方击毙的，还是被另一个枪手打死的？他是自杀的吗？但愿如此。如果迪伦是自杀身亡，至少我能知道他确实是不想活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为这个念头而后悔不已。
特种部队队员摇了摇头：“我不知道。”然后转身离开，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
* * *
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迪伦身上——我念着他是否平安，又念着他的死亡，这样或许显得冷酷无情。然而现在，我的责任是从有限的记忆中如实地提供真相，即使最后的真相对我有害。但实际上，当时我心心念念的全是我的儿子。
我用了整个下午的时间，逐渐地明白了，迪伦是枪手，是嫌疑犯，但这个事实起初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坚信迪伦不会夺走任何人的生命。我开始接受他确实是身处枪击现场的事实。可迪伦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任何东西，我深信他不可能杀人。毫无疑问，我错了。在这点上我错了，在其他很多事上，我也错了。但那时，我对自己深信不疑。
在头几个小时，甚至头几天，我并没有想到受害者，或是深爱他们的亲人、朋友所经历的痛苦。人在经受极度创伤时，会引发身体的震惊反应——我们都听说过战役中士兵们逃命时，断了一条腿，都毫无察觉，还能奔逃很远的距离——经历严重心理创伤时，类似的状况也会发生，让我们保持理智的防御机制会及时启动。这个防御机制慢慢会打开“闸门”，每次放进我们所能承受范围内的信息量。这个防御机制有着巨大的力量，既能保护当事人，也能够扭曲现实，让人惊叹。
即便如此，因不明真相而产生的宽慰转瞬即逝。我至今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为儿子摧毁的那些生命，为那些亲朋的伤痛。只要我活着一天，这种煎熬就不会消减。在商店里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女儿在买早餐麦片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美丽的孩子能否活着长大成人；在星巴克看到一群嬉笑打闹的青少年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其中有人是否会尚未体验完整丰富的人生，就英年早逝；看到一家人在一起野餐、看棒球比赛，或者走在去教会的路上，我也会忍不住想，他们会不会是我儿子杀害的某个人的亲人……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对我儿子的受害者致以敬意。我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如实地记录。所以，事实就是，我为这件事中的受害者泪流不止，但是出事那一天，我的泪却不曾为他们落下。
* * *
拆弹小组到来的时候，我们仍木然地站在石子车道上。不久，天开始下起了小雨。我跟汤姆、拜伦和租户艾莉森、朱蒂·布朗一起走到门廊下躲雨。逼仄的前门房檐下，我们紧紧挤在一起。
骤然间，天色一下子暗了下来，凉气逼人。天气的变化加剧了我们无能为力的感觉，以及恐惧感。
我下意识地想做祷告，接着——平生第一次——我阻止自己从祷告里寻求安慰。
虽然我的母亲是个基督徒，但是我的父亲是在犹太家庭长大的，因而，我和弟弟妹妹是在双重传统的影响下成长的。这两个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重大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两者都将上帝作为一个充满爱和理解的父亲来看待。从童年时代起，我在这样的理解中寻求庇护。然而，在1999年4月20日的夜晚，我却没有从中得到慰藉。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恐惧，我害怕与上帝面对面。
自打我的孩子们出生，我每天晚上都恳请上帝保护和指引他们。我曾经真诚地相信，那些祈祷能看顾着我的孩子们。他们渐渐长大了，晚间祷告时，我又加上了对其他人平安的祈祷。拜伦刚刚进入青春期时，我听说了一个让人担忧的消息：一个青少年偷走了岔路口的一个停车指示牌，因此酿成了一场致命的事故。随即我想到我的儿子们——如果他们因为一时昏了头而伤害了别人，那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噩梦一场啊。我从来没担忧过他们会故意伤害别人，没有任何理由让我这样担忧，两个孩子任何一个都不会。但是，我还是希望，青春期少年的愚蠢和马虎行为不会导致任何人受伤。尤其是当他们开始学开车，在峡谷窄窄的、弯弯扭扭的山路上穿行的时候，我都会紧紧抓着方向盘。如今，那些我祈祷不要发生的事情活生生地演变成了现实，而且如此恐怖。从道义上，我都缺乏想象力来把握这样残忍的现实。
我并非失去了信仰，只是不敢吸引上帝的注意，那样会让上帝更加愤怒。
我一直凭空认为上帝与我的计划是一致的。我全心全意地相信，如果我是一个有爱心又慷慨的人；如果我努力工作，尽我所能地支持慈善事业；如果我尽力做个好女儿、好朋友、好妻子和好母亲……然后，上帝就会回报给我一个美好的生活。可眼下，我们像是被流放了，门内走廊的灯照在我们脸上投射出一道毫不留情的影子。我突然感到无比羞愧，毕生对上帝的理解此刻却被赤裸裸地揭示为一个天真的虚构故事、一个睡前故事、一个可怜的妄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很快，连这样思考和感受的时间也失去了。警察不准我们在家里住，我们得另找地方过夜。他们给汤姆、艾莉森和我每个人五分钟的时间，单独回屋里拿几样个人物品。我们三人轮流进屋，同时有两名警察在身边密切看守着。
一个短暂却生动的幻象出现在我脑海里，我身处一群精灵之中，他们形形色色，饱含苦楚，年纪、胖瘦、种族、性别，都无法分辨。他们个个都低着头，身上披着破碎的白色袍子。我知道，我以前的生活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生活。在这个新生活里，曾经丰富美满的生活，彻底成了记忆。我的痛苦将一直历历在目，承载我的余生。针尖般的雨点如同玻璃碎片一样砸到我的脸上，刺破了这片刻的幻象。在这之后，事态急剧扩散开来。
与我一同回到屋里的两名警察像篮球后卫一样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甚至在我收拾东西时，他们的手紧靠着我的手。这让我觉得既困惑又害怕，尤其是当我翻动着抽屉里的内衣和卫生用品时，觉得非常尴尬。多年以后，我跟其中一名警察有过谈话，我描述了自己当时是多么紧张。他解释说，他们之所以盯得那么紧，是为了保护我，确保我不会自杀。之后，我为此又觉得分外感动。
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自言自语。那是一段气息不匀的独白，我想让自己漫无边际的思绪能稍加集中。我需要有条理地让自己回过神来。“要拿睡觉穿的衣服——睡衣；天气会有变化，要带上暖和的外套；要是下雪，得拿靴子。”我们那只叫罗基的猫病了，我寻找着给它吃的药，同时意识到，在悲剧的背景下，这是多么荒唐。我又担心那两只小鹦鹉待在车里会冻死，于是抓起几条厚毛巾将它们的笼子裹了起来。
我在楼下衣柜里翻找平时旅行用的尼龙圆筒的行李袋，有两个没找到。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迪伦用那两个行李袋装了炸药，带到了学校餐厅。
我站在衣柜前，两个警官一左一右站在我旁边。我想起来还要挑选去参加迪伦的葬礼的衣服，猛地，我的心脏好像被谁砸了一拳。我还在指望有人能从真相里将我拯救出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将一件褐色百褶裙、一件白色上衣和一件黑色毛衣外套一股脑儿地挂在了衣架上。
* * *
汤姆和我胡乱将东西塞进车里。
我们得离开，可是去哪儿呢？我们怎么能将这一切带到别人家里去？周围停满了媒体的采访车和为这件事而来的人。一旦穿过警界区，我们就只能任由他们摆布了。我们能将这些人引到谁家里去呢？现在去任何人家里都不方便，还可能会侵犯主人的隐私，甚至给人家造成危险。如果我们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还带着几只有病的宠物，会把别人家弄得乱糟糟的。我们急需帮助，可谁能帮我们呢？
朱蒂·布朗提出我们可以去她家——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选择，我们心怀感激地同意了。然后她先离开了，回去准备一下。
拜伦想回他的公寓取几样东西，这着实吓到我了。他能保持头脑足够清醒，好好开车吗？媒体记者包围了我们家，摄影器材和录音设备对着我们的房子搜寻着好角度。如果拜伦到了公寓，是否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说实话，我不愿意他离开我的视线。拜伦提醒我说，公寓在他室友名下，他只是去拿几件东西，不会引起注意的。我这才缓和下来。他向我保证，很快就跟我们会合。
我们往车里装完东西的时候，有一个邻居走过来，拿来一盘烤牛肉，裹在毛巾里保温，说是另外一个邻居送的——可能是人家自己的晚餐吧。我一整天都在以泪洗面，这位邻居发自心底的大度，让我再次淹没在潮水般的情绪之中。短短几个小时，我们的身份就从充满活力的社区重要成员变成一个凶犯的父母。我们毁了这个社区。我紧紧地抱着温暖的玻璃盘子——人们仍然对我们这么友善，这一点对我真的意义非凡。
该走了，几个邻居精心安排好了撤离：一个邻居打开车道尽头的门，另一个邻居将他的车开到车道那头，滑到路中央，以便堵住那些想围追我们的人。我们尾随着其他人飞速跑过去，分别钻进三辆车里，第一辆车里是拜伦，接着是艾莉森，最后是汤姆和我。我们横冲直撞地冲出社区，疾驰到黑乎乎的弯弯曲曲的路上。恐惧始终在我心里悬着，我担心出车祸，担心被人看见，担心接下来会有什么来临。
当终于能放慢车速时，我发现从中午开始，这是我和汤姆第一次单独待在一起。我们俩在市郊漫无目的地兜转，等着晚上8点半跟约好的律师会面。我不知道汤姆在混乱中是如何联系到律师的，并且安排了在家附近的一个便利店的停车场碰面。这计划显得如此神秘，放在其他任何状态下，我都会笑出声来。我再一次想到，我们在这世上成了孤家寡人，过去的人生，再去多想也只是自我安慰了。因为迪伦所做的一切，无论眼前发生什么，我们都得承受着。
我们仍然无法确切知道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迪伦所在的高中发生了枪击案，有多人遇难、受伤，并且有人看到迪伦跟埃里克在一起——调查人员认为他参与了这起枪击案。我知道儿子当天送了命，却不清楚他到底干了什么。
我们来回兜着圈，天已经全黑了。汤姆和我对于当晚在哪儿过夜越发拿不定主意了。我们担心，朱蒂在社区里人缘很好，跟人来往多，如果我们在她那里过夜，很有可能会暴露。我还担心可能会把她的家庭置于危险之中。我们需要一个能让自己承受丧子之痛的地方——一个安全之所来躲藏。
作为父母、工作伙伴和生活伴侣，汤姆和我很善于协调复杂而且琐碎的事，彼此配合得一向很好。此刻，我们彼此依赖，思考着该如何对付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更有即将要面临的日子。我们精神上还没有开始体验难熬的丧子之痛，或是苦苦思考，到底是什么导致他做出如此可怕的恶行。事实证明，这思考的旅程，我们在一起经历得很辛苦。
那天晚上，我们唯一专注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栖身之地。酒店和旅馆是根本不可能了，媒体已经蜂拥进了丹佛市，我们的姓氏一眼就能被认出，不能告诉酒店前台，或是用信用卡登记入住，更不能出城。即便警察让我们走，迪伦的事，谁来善后呢？
一种可能性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光想着自己眼下的境况，几乎没有考虑过其他亲友看到事态演变时会经历什么。汤姆同父异母的姐姐路得和她的丈夫唐，住在一个安静的小区，那里离悲剧中心大约25分钟车程。我们是不同姓氏，如果他们愿意收留我们，那里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
我们与唐和路得不经常见面，不过他们对我们一直很好。我们刚搬到丹佛地区时，他们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帮助。迪伦出生后，因为当时我几乎不认识当地的人，所以来医院看望我的人没几个，路得是其中一个。
他们人特别好。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家经常有人生病，互相传染水痘、重感冒等，有时长达几个星期。有一次我生日，门铃响了，我病得连门都开不了。等我挣扎着下楼开门后，看见路得的车正缓缓开走，我在脚边看到路得亲手做的晚餐，甚至没忘加上一个巧克力蛋糕和蜡烛。
没能早点儿想起他们，我自己都很吃惊，只能归结于自己的思维能力已经受损了。汤姆开着车在街头缓缓行驶着，我在他的手机上按下了号码。路两旁的房子里亮着灯，看上去舒适宜人，我可以想象，那里面的家长已经把厨房桌上的汤碗清理好，开始帮孩子们做作业，晚上的所有活动都在正常进行。但是在那天晚上，我知道每一个家庭都在关注发生在科伦拜恩高中的重大惨案，有一些家庭正如我们家一样，一切都不可能再回到正常状态了。
等路得接了电话，说可以住他们那儿，我感激得几乎落下泪来。我给朱蒂打了电话，谢绝了她的收留。汤姆打电话到拜伦的公寓，告诉他新的安排。多年以后，拜伦告诉我，他当时错把父亲的声音当作弟弟的了。那个瞬间，他喜出望外地以为是弟弟打来的报平安电话，那一整天的遭遇只不过是个天大的误会。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神奇想法，觉得或许能将那天发生的一切都彻底抹去。
到唐和路得家之前，要与约好的律师碰面。晚上8点半，我们到了便利店的停车场，天上下着小雨，等了一会儿后，一辆车开过来，停在我们旁边的车位。盖瑞·劳佐律师四下看了看，确保没人，然后走到我们车的驾驶座那边。我隔着汤姆将手伸出车窗介绍了自己。我们俩的手都是湿的。
我们打开车门，他坐进车里。车后座没有多少地方了，盖瑞小心翼翼地弯着身体，双脚挤在猫砂盒、鸟笼和猫笼之间。他的肩膀一边和驼色外套紧贴着雾蒙蒙的车窗，另一边靠着被毛巾裹着的鸟笼。他让汤姆开到附近的一个小区，说话方便些。停车熄火后，我们转过身与他面对面。往后的日子举步维艰，我们要仰赖他的帮助了。
盖瑞看上去不仅专业经验丰富，而且话语中深藏着一种关切，这让我感到很欣慰。他向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是把我们当作一个遭受创伤的家庭来看待的；他也认可，我们需要时间和空间来缓解丧子之痛。接着他追根究底地问了一连串问题，涉及迪伦、我们家，以及我们作为父母的角色。跟之前对警官的态度一样，我们对他和盘托出。
他想确认我们是否事先了解迪伦的计划，当他听完我们的回答后，他表示相信，相信我们是真的毫不知情。我感到如释重负。尽管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我还是渴望有人相信我们。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对于迪伦所谋划的一切，我们一无所知。
然而，律师神色严肃地告诉我们：“你们的儿子要为此负责，可他已经不在了。你们是他最亲的亲人，所以人们会来追究你们的责任。在最后一个受害者入土之后，针对你们全家，将会掀起一场仇恨的风暴。你们会变得很艰难，你们会受到指责、被控诉。同时，接下来的几周，你们必须认真考虑个人安全问题。”
“仇恨的风暴”，许多年来，我会多次回想到这个词语。事实证明，这个词真是有先见之明，虽然有点儿怪异，却准确无误地描绘了随后所发生的一切。
盖瑞就我们的隐私和安全提了一些建议，并告诉我们，他会试着跟官方联系，将迪伦的尸首要回来。他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下一次与我们联系的时间。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之后我们将他送回原来的停车场。路上，我们一言不发，汤姆和我努力消化着盖瑞所说的话。
唐和路得正在等着，我们的车一靠近，他们就打开了车库门，这样我们的车就不会被人看到在街上停留。我永远不会忘记，从那缓缓打开的门缝中，一道窄窄的光变成明亮的长方形，在黑暗中为我们照耀。我也不会忘记，车进了车库，好像一艘宇宙飞船终于停靠了，这让我感觉无比轻松踏实，又像一场科幻电影一样不真切。然而，这不是幻觉，这就是我们全新的境况。
汤姆熄了火，我们在黑暗里坐了一分钟，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打开右边的车门。给汤姆的亲人带来如此不便，让我很愧疚。我担心会让他们暴露，给他们带来危险，然而，让我最难受的是羞耻感，连从车里走出来都非常困难。
汤姆的父母早在他12岁时就去世了。他是由同父异母的哥哥养育大的，那时的路得已经长大，离开家了。我们与唐和路得的孩子们的年纪倒更接近一点儿，尽管彼此感情深厚，但我更多的是把他们当作叔叔阿姨来看待。在他们面前，我还是有些拘谨，努力表现出自己良好的一面。
唐是农民的儿子，踏踏实实、辛苦劳作的中西部男人，那种你希望与之为邻的好人。路得充满爱心、慷慨大度。他们俩都很温和，为人和善，远近皆知。他们养育了四个漂亮的女儿，每一个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可如今，我——一个罪犯的母亲——在黑夜的掩护下，偷偷潜入了他们的家。
唐和路得招待着我们，温暖而平和，帮我们把东西从车里拿出来。几分钟后，拜伦也到了，我松了一口气。我们暂时住在地下室的套间。我拿掉鸟笼上的毛巾，它们明橘色的脸颊从笼子里露出来，警惕地打探着新环境，它们也没事儿。路得是过敏体质，于是我们将两只猫罗基和露西放到了工具室。在陌生的空间里，它们悄悄躲到了烘干机后面。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它们一样隐藏起来。
我们跟着唐和路得上了楼。我发现，到了一个正常的家里比身处外面的混乱当中更加让人恐惧。那在车道上挨过的漫长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与世隔绝，看不到新闻。但是唐和路得与所有人一样，一刻不离地关注着电视上关于枪杀的滚动报道。
我们从毫无音信一下子到了信息泛滥的环境中。我的脑子早已乱成一团，难以忍受。电视上充斥的各种猜测和信息更是糟糕透顶。我们在新闻里终于看到了儿子的所作所为以及在那之后的可怕后果：在市郊一座房子的前院草地上开设的急救中心，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和谐；我们听到得以逃生的孩子们的声音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看到先遣急救人员脸上肃穆的哀容。没有人能逃脱这一切。
亲历者描述得极其恐怖，让我感觉那些话在我头脑里来回弹跳。那可能是我第一次听到受害者的原始描述，可我之后的记忆中却是一片空白。后来我知道，人们骤然遭遇丧亲之痛，在随之而来的动荡期中，“拒绝相信”是很普遍的。此后多年中，我曾经与很多为此感到困惑和羞愧的人交流过，得知他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那个时刻，大脑只能接受在它承受力范围之内的信息。
在家门外等着的那阵子，我们与新闻消息是隔绝的，当时还能跟悲剧保持一点儿距离。猛然间，这悲剧逼到了眼前，令人窒息。就像是隔岸观火和置身火海的差别，现在我们好比站在火场中央，四周是熊熊烈焰。我开始哭泣：“天啊，这不可能是真的。我不能再看下去了！”路得立刻让唐关上电视。屋里安静下来，我好受了一点儿。然而，那所闻所见的恐怖回声，旋即又从各处反弹回来。
快到半夜了，路得他们要休息了。一整天，我都想要一个隐秘之处，好让我能够尽情地抒发悲伤的情绪；也能让我静静地好好想想这匪夷所思的状况，让我好好想念逝去的儿子。现在，当此刻来临，我却害怕独自面对。这真相，无法言说。
路得给地下室的床换上干净床单后就离开了。拜伦睡在地下室书房的折叠床上，就在汤姆和我的卧室外面。那一夜，我一直开着房门，因为瞥过去就能看见拜伦盖着毯子的双脚形成的鼓包。知道他在那里，好好的——对我太重要了。这一夜，我可能看了那个鼓包不下一百次。
屋里渐渐安静下来，汤姆和我并排躺着，相顾无言。我们握着手，互相抚摩着肩膀，以此安慰对方。我们失去了一个儿子，迪伦不在世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遗体在哪儿，是什么状况；不知道他是自杀身亡，还是被警察击毙，抑或是被他朋友打死的。尽管新闻里的报道令人无比震惊，但我们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具体干了些什么。
第一个夜晚，我没法接受迪伦参与了这场惨案的事实，并且我拒绝接受。相反，我编造了成千上万个理由，没法想象迪伦是怎么搞到枪支的，或是他为什么想要枪。我不停地臆想着其他可能性：他是被骗参与的吗？他是不是以为那些武器是假的？是不是原本是个恶作剧，结果搞砸了？他是不是被威胁强迫的？我告诉自己，即使迪伦参与其中，也不见得会对人开枪射杀。汤姆和我打心眼里坚信，他不可能杀人。我们持守着这个信念，不是守了几个小时或几天，而是守了好几个月。
在那个漫漫长夜，以及随后的数天里，我的思绪只能偶尔想到，迪伦可能真的伤害了别人。然而，这个残忍的念头转瞬即逝。到现在，这一点都让我羞愧。当时，我只是觉得疯狂。按照任何标准来看，我都是失去了理智的判断。
汤姆睡得很不安稳，我把脸埋在枕头里，低声哭泣。平生第一次，我真正理解了悲恸欲绝为何要用“心碎”来描述。那种痛是千真万确的，是一种身体的痛，仿佛我的心被碾轧成参差不齐的碎片。“心碎”不再是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写实的描绘。
我躺在那里无论如何都睡不着，思绪来回翻滚，杂乱无章。我告诉过警察，上周末，迪伦刚和朋友一起参加了毕业舞会。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天晚上和第二天。舞会第二天凌晨他回到家，我还特地起床看了他。他很开心，还对我给他买了舞会的票表示感谢。他还跳舞了哦！那天晚上，我觉得这个小儿子可真是凡事都能干得中规中矩啊！晚上回到自己房里时我还在想，这个儿子我养得不错。可仅仅72个小时之后，我躺在一张陌生而僵硬的床上，暖洋洋的满足感早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困惑与越来越强的恐惧和悲伤。这鲜明的对比交织在一起，真不是滋味。
毕业舞会的头一天，迪伦还跟汤姆坐在一起，讨论大学宿舍平面图，计算和对比着物品和家具的摆放，商讨如何能将使用面积最大化。迪伦身高6英尺4英寸（约1.93米），从来都是自己一个房间，他想确保在宿舍尽可能最大化地利用空间。看着他俩在纸上划拉着数字，我笑了。规划大学宿舍都那么量化分割，还真是迪伦的风格啊！
那些回忆近在眼前，仿佛还带着余温。我回想着这一切，反而更糊涂了。这些举动，难道真的是一个即将大开杀戒的人的行为吗？后来当我渐渐更多了解有自杀念头的人的心理之后，这一切都能说得通了。这些人常常会为未来制订很具体的计划，因而他们的家人往往在事后为他们生前刚买的新车、制订好的游轮度假计划而困惑不已。我后来与自杀幸存者也交流过，所提供的信息对研究者解开这个谜团也有所启迪。在一些案例中，有自杀倾向的人之所以为未来制订计划，是想误导关心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让人想不到他们会自杀。如果你在担心某个亲近的人会伤害他自己，那么如果他制订了游轮旅行计划，你是不是会打消疑虑呢？
还有一些案例中，这样的计划本身就是信号和表征，证明当事人的逻辑思维当真已是四分五裂了。他们的大脑被自杀的念头驱使着，却又有分裂现象。这些举动可能正是其自相矛盾的迹象：有时候，求生的愿望跟求死的愿望同等强烈。意图自杀的人也可以同时相信两种现实：一方面想着去加勒比海度假；另一方面想着还没来得及去，便会自杀身亡。
而当时，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想到迪伦一方面在为大学生活做准备，另一方面又在计划着自杀了断，就觉得荒唐无比——我更加认为很多证据都说明了他不是主动参与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和数年，我多次被迫面对儿子未知的一面。这个潘多拉盒子再也没有空过，我的余生都用来将我所熟悉的儿子和他的恶行，这两个格格不入的现实拼合起来。那晚，是我最后一次在心里紧紧抱着儿子，像他生前一样——我钟爱的儿子、兄弟和朋友。
当拂晓那湖蓝色的晨光从窗户投射进来时，我还在对迪伦、对上帝反复追问。这个问题折磨我、困惑我，延续了我一生：“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