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0日下午，12:05。
那时，我正在位于丹佛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准备去开会，讨论针对残疾学生的奖学金事宜。无意间，我注意到桌上电话机留言的红灯正闪动着红光。
我以为可能是会议取消了，就查看了一下。然而，是我丈夫汤姆的留言。他的声音绷得很紧，听上去破碎而紧急。
“苏珊，有急事！快给我回电话！”
他别的什么也没说，也不用说了，我从他的声音里就能听出，肯定是其中一个儿子出事了。
我手指颤抖着，仿佛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拨通家里的电话。恐惧如同海浪拍打着我，我的心跳声好像就在耳边轰鸣。小儿子迪伦在学校，他哥哥拜伦应该在上班。是谁开车出事了吗？
汤姆接了电话，立刻大声叫道：“你听一下我这边的电视！”但我听不清那一头电视里在说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严重到上了电视，这一点就让我害怕极了。几秒钟前我还觉得可能是一场车祸，相比之下，那显得小菜一碟了。是打仗了，还是国家被袭击了？
“出了什么事？”我对着话筒吼道。那头只传来电视机的噪声，难以分辨。接着，汤姆总算回到了线上。一向坚定从容的丈夫听上去像个疯子，他断断续续地说出混乱的词语，让人费解：“持枪……枪手射击……学校……”
我挣扎着试图搞明白汤姆想表达的意思：耐特，是迪伦最好的朋友，他打来电话问在家工作的汤姆迪伦是否在家。大白天的，况且是应该在学校上学的时间，那样一个电话应该已经很让人警觉了。然而，耐特打电话的原因更让每个家长最糟糕的噩梦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有枪手在科伦拜恩高中发动了枪击案。那正是迪伦所在的高中。
耐特还提到，开枪的人穿着黑色风衣，很像我们给迪伦买的那件。
“我不是想让你虚惊一场，”他对汤姆说，“可是我认识所有穿黑色外套的学生，就是没找到迪伦和埃里克。今天早上他们也没来打保龄球。”
汤姆嘶哑的嗓音中夹杂着恐惧，告诉我，他挂了耐特的电话后，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为了寻找迪伦的风衣。他有点儿盲目地认为，如果能找到，那么就能说明迪伦没事——可是外套不在，汤姆慌了。
“我这就回来。”我说，恐惧让我的脊梁一阵发麻。我们都没相互告别就挂了电话。
我请同事帮忙取消了会议，一边说着一边想尽力保持正常状态，可是无济于事。离开办公室后，我发现手抖得厉害，不得不用右手按住左手按下了电梯按钮。同一趟电梯去吃午餐的人正高高兴兴地聊着天。我解释了这奇怪的举止，说：“科伦拜恩高中发生了枪击案，我得回家确认我儿子是否安好。”一位同事提出送我回家，我除了摇头，什么也说不出来。
当我上车后，脑子里各种念头肆意地飞舞着。我没想起来把收音机打开，最多只能勉强不出差错地行驶在路上。一路开回家，还有26英里路的时候，我脑海里不停地猜测着：迪伦遇到危险了。
恐慌骤然袭来，像是抓住了我的胸口，我一遍一遍地筛滤着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我对自己说：那件外套在哪儿都有可能啊，在迪伦学校的柜子里，或是他车里……一个青少年的外套找不着了说明不了什么。可在电话里，稳当可靠的丈夫听上去几近歇斯底里，我真从来没听过他那个样子说话。
回家的路感觉像有一辈子那么漫长。我仿佛在慢镜头行进着，脑海里的思绪却风驰电掣般涌动，心跳声在耳畔鸣响。我努力把一片片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想拼成一幅平安无事的画面。可是我所知道的单薄而又可怜的事实让我很难安心，我也知道，无论迪伦出了什么事，我都没法恢复元气。
我一边开车，一边大声自言自语，然后忍不住哭起来。我天生属于分析型头脑，此时试图给自己减压：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说明到底出了什么事。科伦拜恩高中规模宏大，有2000多名学生。假设耐特在混乱中没有找到迪伦，并不一定说明我们的儿子受伤或者死了。我不能让汤姆的恐惧影响我，一定不能……即使惊慌如海浪般将我淹没，我也告诉自己，很可能我们只是庸人自扰。若是孩子下落不明，别的父母也一样会心神不宁的。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迪伦根本不可能有枪支！汤姆和我是坚决反对枪支的。科罗拉多州的法律正在改变，随身携带枪支将会变得更加容易，为此我们正打算搬到别处去。这惊天的新闻肯定是恶意策划的，不管它多么令人匪夷所思，迪伦绝不可能卷进枪击案，即便开个玩笑都不可能。
这26英里[1]的路，我就是这样过来的，脑子里一会儿满是迪伦受伤、哭着求助的画面，一会儿又潮水般闪现着美好的快照：迪伦还是个小男孩，吹灭生日蜡烛的样子，跟哥哥在后院玩水滑梯开怀大笑的样子……有人说，一生的时光都会在临终前闪现。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迪伦的生命在我眼前一点一滴地闪过，如同电影胶片的卷盘滚动。每一帧宝贵的画面既让我心碎，又让我在绝望中充满希望。
回家这段地狱般的路，却只是第一步。谁知道接下来我的一生，都要与不可思议的经历奋战。
* * *
到家后，我的恐慌又上升了一个级别。汤姆断断续续地说了解到的情况：学校有人开枪，迪伦和埃里克还下落不明，总之事情很严重。他已经给大儿子拜伦打了电话。拜伦说他马上从公司回来，大家要守在一起。
汤姆和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像精神失常的提线木偶一样，又像被打满了肾上腺素，停不下来，也做不成什么事。家里养的宠物都瞪大了眼睛，蜷缩在角落里，浑身警觉。
汤姆一门心思都在那件失踪的外套上，而我却因为耐特提到迪伦早晨没去上保龄球课而心事重重。因为那天早上，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上课，出门的时候还说了再见。回过头来看，那一声告别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吗？我甚至为此而开始胡思乱想了。
那个早晨——4月20日早晨，我的闹铃在天亮之前就响了。我穿衣服准备上班时，看了一下时间。迪伦很不喜欢早起，当初他想申请六点十五分的保龄球课时，我和汤姆就劝他放弃，但迪伦还是坚持去了。“会有意思的。”他说。他喜欢打保龄球，还有几个朋友也一起上这节课。整个学期，他基本上能按时到达保龄球馆，虽然不是每次都分秒不差，但也差不多。不过，我还是要帮他盯着点儿时间的。无论他多么尽职尽责地设好闹铃，有保龄球课的早上，一般还需要我从楼下叫一声，他才爬起来。
可是，4月20日那天清早，我还在穿衣服，就听见迪伦“咚咚”下楼的脚步声，接着路过我们在一楼的主卧室门口。他不用催就这么早起来收拾好了，让我感觉有点儿惊奇。他动作很快，像是急着出门，其实他完全可以再睡一会儿的。
平时，我们都会协调好当天的日程安排。于是，我打开卧室的门，侧身叫道：“迪？”屋子里很暗，我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在黑暗中，他的声音显得尖锐而坚决，我听他喊道：“再见！”紧接着，他身后的门砰地关上了。我还没来得及把走廊里的灯打开，他就已经没影了。
这一来一回的对话让我不安，我转过身去，叫醒了汤姆。迪伦那一声道别里有一种紧迫感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就像是冷笑，仿佛卷进了一场打架之类的事件里。
在那个星期里，迪伦已经不是第一次表现出有些压力了。两天之前的周日，汤姆问我：“你最近注意到迪伦说话的声音了吗？声调比平常高而且发紧。”汤姆用手指对着声带部位做着手势，接着说：“他一紧张，声音就会像这样，比往常调子高。我觉得他有什么烦心事了。”汤姆对儿子们的直觉总是很准，于是我们一致同意要跟迪伦坐下来谈谈，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高中毕业典礼临近了，迪伦若是感到有些焦虑也是合情合理的。三周前，我们去参观了他首选的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尽管迪伦很独立，但是他从未离开过家，所以离家到另一个州上大学是一个很大的变动，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
但那天他声音里那股紧张劲儿让我惴惴不安。他没跟我讲当天的日程计划，也让我觉得不对劲儿。我们还没找到机会跟他坐下来谈，因为周末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与朋友在一起。“我想，你星期天说的那个想法是对的——”我转身对睡眼惺忪的丈夫说，“有事情烦扰迪伦了。”
汤姆在床上肯定地说：“他一回来我就跟他谈。”汤姆在家工作，所以迪伦放学回家以后，一般他们能一起聊聊体育运动、吃点东西。我放松了些，照常准备去上班。我相信，等我下班回到家，汤姆就会知道是什么事困扰着迪伦……
耐特的电话让我如梦初醒。我站在厨房里，试图把掌握的碎片信息拼凑起来。想到那天早上迪伦道别的时候声音里透着那股冷酷的劲儿，还有他一早出门，但是并没有去上保龄球课，都让我感到脊背发凉。我当时猜测他可能是跟人约了喝咖啡，顺便聊聊让他烦心的事。但如果他没去上保龄球课，那么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电话响了，汤姆一个箭步冲到厨房去接。我的世界瞬间坍塌了——是律师打来的。到目前为止，我的惊慌基本都被一个想法主导着：迪伦可能会有危险，或是身体受伤，或是干了什么蠢事，让他卷进了麻烦里。这会儿我明白了，汤姆担心的事情还包括：那麻烦，有可能到了需要律师介入的程度。
高二那年，迪伦跟埃里克一起遇上过麻烦。那件事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一向彬彬有礼、有条有理，从来不需要父母操心的儿子，居然撬开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偷了些电子设备。结果，他受到了留校察看的处罚。作为不被起诉的条件，他参加了一个“归改”的指导项目，并且提前完成了课程。这个项目的老师对他赞不绝口，还说提早结业的情况可不多见呢。
大家都说，迪伦是个好孩子，这件事无须小题大做，况且，哪怕是最优秀的青少年也会犯一些无知的错误。也有人警告我们，有时候迈错一小步，哪怕是把剃须泡沫抹在扶梯上，都可能被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或坐牢。所以，当汤姆意识到迪伦可能有麻烦的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声誉极高的辩护律师。尽管我觉得汤姆对此有点儿过于谨慎，但另一方面我又为此感到很欣慰——尽管汤姆确实有些过虑，但很有先见之明。
有人被害，并且凶手是我的儿子——这个念头离我简直是十万八千里。我还在担心，迪伦是由于参与了什么愚蠢的玩笑，给自己的未来带来了危险。他刚刚顺利完成“归改”项目的课程，却稀里糊涂地将改过自新的机会给毁了。
电话带来的消息远比这些糟糕得多。汤姆找的律师名叫盖瑞·劳佐，他联系了警察局。之后打电话给汤姆，确认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事件。各方报道自相矛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科伦拜恩高中发生了枪击惨案。地区检察官也明确地对盖瑞表示，迪伦是枪杀嫌疑犯之一。警察正在来我们家的路上。
汤姆挂了电话，我们面面相觑，难以相信听到的一切。这不可能是真的，然而却又千真万确。但怎么可能呢？！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象出来的最糟糕的情况与这样的现实相比，显得苍白无力。我以为迪伦发生了什么危险，或者惹了什么麻烦。现在看来，是他伤害了他人。这件事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我却没法接受。
这时，汤姆说要试着去迪伦的学校。
我叫道：“不行！你疯了吗？你会被打死的！”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说：“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互相瞪着对方，身旁那让人头晕目眩的吵闹声刹那间静止了。片刻之后，我将异议咽了下去，转过了身。汤姆说得对，即使他去学校送了命，起码我们也是为制止这场惨案尽力了。
下午一点刚过，我颤抖着拨通了妹妹黛安娜的电话。我的父母过世得早，我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住在另一个州的同一个城市。一直以来，无论何时、是好是坏，妹妹都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她一直都很照顾我。
我一直保持着镇静，可一听到妹妹的声音，我就崩溃了，忍不住放声大哭。“学校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迪伦是受伤了，还是伤了别人……他们说与他有关……”黛安娜劝慰着我，可无论她说什么，也止不住我的眼泪。她承诺着给弟弟和其他亲属打电话。“我们都支持你。”她激动地说道。我不敢占线，赶紧挂了电话，好让别的电话打进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年我会有多么需要她。
当我们的大儿子拜伦回到家时，我一直努力想做些什么，却又一片茫然。我停下来坐在橱柜前哭泣着，用一块洗碗布擦着脸。拜伦将我抱在怀里，我身体内最后一丝力气瞬间无影无踪。我倒在他臂弯里，他更用力地环抱着我。
“他怎么能干得出……怎么干得出这种事？！”我不停地问，也不知道“这种事”具体指的是什么。拜伦也难以置信地摇着头，依旧环抱着我。我隐约明白：这会儿我是母亲的角色，我该振作起来，为拜伦做个榜样。然而，我除了像个布娃娃一样在儿子的怀中无助地抽泣之外，其他都无能为力。
警察陆续到了，护卫着我们走出屋外，在车道上等着。这天天气很好、很暖和，阳光灿烂，春天总算真正地到来了。若不是眼下的状况，我一定会为又度过了一个科罗拉多的严冬而欢欣鼓舞。可这会儿，美好的天气却仿佛一记耳光抽在脸上。“他们要找什么？想要干什么啊？！”我不停地问着，“我们能帮他们什么忙吗？”终于，一个警官过来告诉我们，他们在搜查我们的房子和租户的公寓，看看有没有炸药。
我们头一次听说涉及了炸药。我们自此再也不能单独回到自己的家里，必须有警察监视才行。他们不让汤姆去任何地方，包括学校。事后我们才知道，学校已经封锁很久了，迪伦和埃里克也已经死了，尸体躺在其他受害者中间。
当我们站在洒满阳光的车道上等待的时候，我注意到，四个警察中有三个身着特种部队的制服，穿着防弹背心。这与其说让我惊恐，倒不如说让我感到迷惑。他们为什么不去学校，却在我们家里呢？他们弯着腰从前门走进屋里，双手握着枪支放在胸前，跟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他们是不是在想，我们是知情的，却纵容了迪伦？还是认为我和汤姆也是危险人物？
此情此景完全超出想象，有一点我却异常清楚：哪怕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如同受惊的动物一般在车道上走来走去地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那时，拜伦在抽烟，我看着他一支接一支地点着烟，已经顾不上制止他了。我们恳求警察提供一点信息，他们却置之不理。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知道迪伦是嫌疑犯的？到底有几个枪手？迪伦现在在哪儿？他还好吗？——没人告诉我们一丁点儿消息。
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时间好像扭曲了。不知何时，媒体和警方的直升机盘旋在头顶发出巨大的响声。我们在房子后面加盖了一间公寓，我们的租户艾莉森为我们拿来了几瓶水和谷麦条，可我们什么也吃不下。去洗手间也有两个警察把着门——他们是防备我们还是保护我们，我说不清。无论是哪种可能，都让我觉得惊惧，我这辈子从没做过违法的事情，也从来没想过会为我儿子感到害怕。
午后的时间越来越难熬，我们还是在车道上数着步子，无法对话。我们家坐落在景色宜人的落基山脚下，汤姆和我总是说都不需要去旅行了，我们就住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但那天下午，高大的岩石峭壁显得冷峻而森严，像监狱的墙壁围困着我们的住所。
我抬头看见有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是朱蒂·布朗，她的儿子布鲁克斯是迪伦小时候的玩伴。听说了利特尔顿镇里谣传迪伦与学校枪击案有关，她过来看看。
看到她，我吃惊不小。我们的孩子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同学，高中又同校。但他们并不是太玩得来，孩子们在小学毕业之后我只见过朱蒂一两次。几周前，他们学校有个活动，我们都参加了，并且聊了聊。除了与孩子们有关的事，我们没什么交集，这会儿我不太确定自己能否好好应酬。我顾不上想她来的原因，但这种时候，她的出现有点儿让人不自在。她和艾莉森一人一边在我身旁坐下，催我喝点她们买来的水。汤姆和拜伦神色忧郁地在路上走来走去，此时我们的思绪四分五裂的，挣扎着。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根本无法将得到的信息与我熟知的儿子联系起来。这怎么可能是我们的“阳光男孩”迪伦呢？那么好的一个孩子，总是让我自认为这个母亲做得很称职。如果他真的蓄意伤害了他人，那根本原因在哪儿呢？
终于，警察告知我们要跟我们单独谈话。汤姆和我竭力配合，如果我们能提供一点儿线索，那再好不过了。
我的谈话是在警车前座进行的。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当时，我真的相信，如果我能解释清楚他们对迪伦的看法都是不对的，一切就能水落石出了。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进入一个人生的新阶段，我仍自以为一切都可以恢复秩序。
我颤抖的双手紧握着。这个警察很严肃，他直接切入主题：“你们家藏有枪支之类的武器吗？迪伦对武器和炸药表示过兴趣吗？”我没有多少相关信息可提供。汤姆和我从来没有枪支。在我们这里，玩具枪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就抵制了很久，在答应给孩子们买玩具枪之前，我们还让他们手写了一份安全承诺书并签了字。他们用玩具枪打了一阵子靶。迪伦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车库的架子上曾出现过气枪，那里还堆着模型飞机、大兵乔的人偶玩具和其他一些孩子遗忘了的童年旧物。
我记得很清楚，一年前，迪伦曾经问能不能给他买把枪作为圣诞礼物。他是随口提的，可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吃惊地问他，为何想要枪。他说觉得去射击场打靶挺有意思的——他知道我是强烈反对枪支的。我们虽然地处偏远，跟朋友打猎和打靶是常见的消遣，但这个请求还是让我吃惊不小。虽然枪支对我个人来说遥不可及，但是在科罗拉多州是被广泛接受的，这里的很多邻居、朋友都是枪支爱好者。但无论如何我都不允许枪支出现在我们家，因而迪伦的请求倒没有特别让人警觉。
当时我建议他去找找玩过的玩具枪，迪伦转了转眼珠，打趣地笑道：“唉，妈妈们都这样。不是一回事儿啊。”
我还是很坚定地摇摇头。“我不懂你为什么想要枪，但是你知道我和你爸爸都反对拥有枪支。你很快就17岁了，如果真想要就自己买吧。但你得知道，我是永远不会给你买枪的。”
迪伦听话地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好吧，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就是想问一下而已。”当时他的情绪并不强烈，因为我拒绝了，他没有发怒。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过枪的事情。这些年，他也提过其他异想天开的圣诞礼物，我就把买枪这件事当作其中一个来对待，抛到脑后了。
警察下一个问题是：“迪伦对爆炸物感兴趣吗？”我以为他在问烟花爆竹，于是就老实回答道，迪伦确实喜欢玩那些。迪伦刚开始暑期打工时，曾经在卖烟花爆竹的摊子上打过工，并且接受过以烟花爆竹当报酬。在科罗拉多州，这些都是合法的，因此他有很多烟花爆竹，安全地存放在车库的一个大塑料箱里。独立日庆祝时，他就拿出来玩。其他时间，这些烟花爆竹就被遗忘在车库的塑料箱里。迪伦搜集了不少东西，但我从来没听说他涉及丙烷气罐或者雷管之类的，所以警察问到这些时，我茫然不知。
坐在警车前座，我感到恐惧又渺小。但我认认真真地回答着警察的每一个问题。他问到我是否在家里见过有关枪支的目录或杂志时，这让我模糊地记起了一些事。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垃圾邮件，我曾经在其中见过几本封面上印有枪支的目录，还有卖婴儿衣物和老年人用品的，所以也没有多在意就随手扔了。迪伦曾经从垃圾桶里捡起过一本，当时他想买一双干活儿用的结实点儿的靴子，但是因为他的脚很大，不太容易买到，我们发现目录里没有他的号，后来又给扔了。最后，他是在一家卖军用品的尾货店里买到靴子的。
我感觉警察看我的眼神好像洞晓一切，仿佛在说“被逮着了吧”……突然，我不自觉地开始辩护起来，语无伦次地向这位警察解释，我们每天会收到多少产品目录，为何我没有看看那些枪支目录的收件人是谁……我想只要我说清楚，他就会明白的。我一向仰赖自己能清楚地运用逻辑解决问题的水平，以及高效率沟通的能力。而当时以及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没意识到，我对现实的理解已是完全脱节了。
警察就近期的状况又提了些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了。几周前，我们去看了亚利桑那大学校园。迪伦已经被那里录取，我们之所以带他去是想让他感受一下他的首选学校。就在三天前，迪伦还身穿晚礼服，跟他的毕业舞会女伴一起摆好姿势，稍带窘迫地笑着，拍了张照片。那样一个男孩，怎么可能跟他们正在责问我们的是同一个人呢？
这一切都没有答案，也看不到希望。谈话就此结束了。当我下了警车后，感觉天旋地转的。
还是不让我们进屋，汤姆和拜伦在门前踱步。有个警察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等拆弹小组，这更让我们恐慌和糊涂了。他们在找炸弹？难道是迪伦认识的人在我们家装了炸弹？没人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也分不清是他们没有确切答案呢，还是我们本身也成了嫌疑犯。
我们在门前待了很久，与媒体和新闻完全切断了，这时候我们十有八九比利特尔顿，甚至可以说比全世界任何人都寡闻。手机不像现在这样无处不在，汤姆倒是因工作关系有部手机，但我们家四周都是砂岩峭壁，信号进不来。警察占用了家里的电话。我们心中充满恐惧，困顿异常，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儿子祈祷。
我们在艳阳下，在屋外焦灼地等待着，有时在水泥台阶上歇一会儿，有时靠在车旁。朱蒂走过来，以肯定的语调告诉我，埃里克建了一个暴力网站。
我还在为迪伦焦心，没听懂她为何要跟我说这个，然后明白了：埃里克精神有问题，而且是个危险人物，由来已久了。
“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我实在搞不懂。她说，她报告过警察。
屋里的电话一直在响。警察叫我进去接电话，是我姨妈打来的。姨妈听说我们所在的小镇发生了枪击案（迪伦的名字当时还没有在媒体公布）。她健康状况不佳，我不想告诉她这里的任何事，旋即又意识到，瞒是瞒不住的。
我尽可能温和地说：“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请做好心理准备。警察都在这儿，他们判断迪伦与此有关。”她对这个说法表示反对，我又重复了一遍。几个小时前那些难以置信的消息，已经开始具体化成恐怖的现实。好比检查视力的时候，随着医生循序渐进地点击，那些模糊不清的形状形成了字母和数字。这场惨案的规模之大逐渐清晰起来。整个事件还是模糊得难以理解，但是有两件事已经清楚了——事情很快会大白于天下，我的困惑即将变成一个无法承受的真相。
我承诺会和姨妈保持联络，挂了电话，以便让有关学校的信息及时接通。
光影越拉越长，时间也缓慢下来。汤姆和我低声地胡乱猜测着。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迪伦参与了这场枪击案——这已经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他是完全自愿地参与其中。他肯定是跟什么罪犯，或者一群罪犯搅和到一块儿了，他一定是被迫参与的。我们甚至想过有人以家人来威胁他，他是为了保护我们才妥协的。或许他那天去学校，以为是个没什么坏处的玩笑、一场闹剧，到最后一刻才发现用的是真枪实弹？
我就是没法相信，也拒绝相信，迪伦自愿地参与其中并且伤害了他人。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个善良的、傻乎乎的孩子，我深爱的儿子，肯定是被骗了、受到了胁迫，甚至是被下药，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后来，随着事件一点点地揭露，我们发现迪伦的朋友也有类似的困扰。没人认为他会自愿参与，也没人知道他参与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他的愤怒、隔绝感以及绝望有多深重——直到好几个月以后。即使我们知道了，也无法将我们所熟悉的迪伦与他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
我们心神不宁地在车道上待着、被监禁着，每分每秒都记录着我们的无助和困惑，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来来回回。电话响了又响，然后玻璃门打开了，我听见汤姆没关的电视的声音从卧室传出来，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当地的新闻记者正从科伦拜恩高中校门外发出现场报道。我听见报道里说“最新报告有25人死亡……”
与此刻这个城镇里的所有母亲一样，我一直在为儿子的安全祈祷。然而，当我听到新闻里说有25人死亡，我祷告的内容改变了——如果迪伦参与了这场枪击案，他不能再活着，继续伤人。作为一个母亲，这是我所做的最艰难的祷告。当时我所祈祷的并非希望他安全，而是希望他也死了算了。
注释
[1]1英里=1609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