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习以为常地把孩子展现出来的缺点归因于他们的父母。18世纪的“想象主义”甚至认为，先天畸形的孩子都是母亲淫荡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到了20世纪，同性恋被认为是母亲对孩子过度专注和父亲的消极角色而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则反射了父母潜意识里希望孩子并不存在；至于自闭症，归咎于那些“冰箱式母亲”，她们的冷漠使孩子沉默不语。如今我们了解到，这些病况起因复杂，影响它的因素也是各式各样的，不能归咎于父母的态度和行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进入一个杀人犯的原生家庭看个究竟，就可以一眼看穿其父母的失误之处。“孩子的行为是有迹可寻的”这个观念是社会公正的标志，同时也一直引领着我们为失足少年寻求精神康复，而不是直接惩罚他们。根据这个逻辑，一个成年人作恶，怕是没救了；可一个孩子做了坏事，或许只是受了负面影响的结果，是家庭养育不当的产物，源头不在于无法逆转的天性。
未成年人犯罪是父母没做好教育的缘故，社会对此见解紧抓不放，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严重的虐待和忽视确实会激发性格脆弱的人做出某些变态的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养育不当也会将孩子推向吸毒、结交黑帮、家暴和盗窃等深渊。由于年幼时受到的摧残，他们会对他人有强烈的依赖性，并且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强迫重复着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无助和愤怒。有些父母确实毁了孩子，但并不是所有惹麻烦的孩子的父母都是无能的。特别是极端的、毫无理智的犯罪行为往往与父母的行为并无关联。这些行为可以归因于缺乏逻辑原理，其中的深奥远远不止曾经遭受过心灵创伤这么简单。
第二，更有说服力的是，我们“想要”相信是父母“制造”了这些未成年罪犯。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能安慰自己，在自家的屋檐下，我们遵纪守法，这样的灾祸就不会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想法纯属错觉。
2005年2月19日，我第一次与汤姆和苏珊·克莱伯德见面，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迅速发现他们是哪里做错了。彼时，我正在写一本名为《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Far from the Tree）的书，是关于父母与难对付的孩子的。于是在我想象中，这对父母绝对是个典型，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定错误连连，罪责难逃。我也真诚地认为他们的经历能够阐明其他数不清的显而易见的错误。我本不想对克莱伯德夫妇有好感，因为如果我对他们心生好感，那么相应地，就得承认发生的悲剧不是他们的过错。如果不是他们的错，那么我们这些父母，谁也安心不了。出乎意料，我与他们非常投缘，以至于分别时我脑海里有个念头——科伦拜恩枪击案背后的心理因素是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里的。甚至，类似的悲剧好比海啸一般无法预见或察觉。无论如何做到有备无患，都是徒劳。
根据苏珊·克莱伯德的叙述，科伦拜恩惨案发生之前，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住在郊区的母亲。我们那时素不相识。惨案发生后，她最终坚强起来，从绝望中汲取了智慧。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能坚定不移地去爱，完全是勇气的表现。我很荣幸能够了解到她的慷慨和热情；她充满活力地爱别人，能对别人施以真挚的关注。这一切，反衬得那起惨案愈加让人伤痛和迷惑。起初我猜想，克莱伯德夫妇肯定是对他们的孩子不闻不问。结果我意识到，孩子处心积虑地策划惨案，远远不是缺乏父母的爱能够诠释的。这本书的每一页都透露出苏珊对儿子深切的爱，同时也证明了这起惨案的复杂性。她认为好人也会做坏事，我们每个人在道德上都会有迷失；并且即使做了坏事，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其他行为和动机。这本书的终极信息让人心生恐惧：你可能根本不了解你的孩子；更糟糕的是，你的孩子可能对你隐藏了自己。你所害怕的“陌生人”可能会是你的儿女。
“我们给孩子读童话，教导他们这个世界有好人也有坏人。”在我写《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这本书时，苏珊跟我谈心时说道，“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我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好事，也有可能做出不好的选择。如果爱一个人，就要去爱他好的一面，也要去爱他坏的一面。”在科伦拜恩时，苏珊的办公室跟假释局在同一幢办公楼里。在电梯里遇到那些有犯罪前科的人时，她总是会感觉距离很远，心里也害怕。惨案发生之后，她的视角转变了。“我感觉他们就像是我的儿子，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只是被扔到了一种可怕、无助的境地。从收音机里听到恐怖分子的消息时，我也想，‘那也是某个人的儿子啊！’科伦拜恩惨案使得我与全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关联。丧亲之痛，能够使得伤痛中的人对他人产生丰富的同情心。”
两种类型的犯罪行为最让我们痛恨：孩子是受害者，以及孩子是始作俑者。第一种情况下，我们为无辜的孩子哀伤；第二种情况令我们不能理解，因为孩子本来应该是纯真无邪的。校园枪击案是最让人惊心动魄的，因为这种事件同时涉及了以上两类。在校园枪击案中，科伦拜恩事件又一直是被作为典型来看待的，是步其后尘的案件的终极典范。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思想里的极度自我主义与施虐的欲望混杂，枪杀目标的随意性、前期的精心筹备，都使他们在大批年轻的叛逆者心中被当作英雄来看待。大部分人都坚定地认为他们心理不正常，一些宗教群体还认为是典型的撒旦主义在作祟。人们不愿悲剧重演，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于是一遍遍地分析这两个男孩子的动机和目的。最有勇气的父母也在考量，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古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科伦拜恩事件是突如其来的最为严重的一场浩劫，并且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得密不透风。
要想彻底了解一个凶手是不可能的。我们身处在人人互相指责的社会，有些受害者的家人为了获得“隐藏的答案”而殚精竭虑。凶手的父母真的毫不知情，否则一定会加以制止，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杰斐逊县的法官约翰·德维塔就这两个男孩子发声：“让人绞尽脑汁的是他们的欺骗量之大，欺骗手段之容易，而且欺骗之冷静。”大多数父母都认为比孩子自己还要了解他们，殊不知，孩子有意要将内心的自己掩藏得严严实实。受害者家人为此案起诉是基于他们认为，人性是可知的，内心的逻辑是可以监控的，惨案的发生是有迹可寻的。萨特曾经说过：“邪恶并非从外表可见。”又说，“了解缘由不等于能够避免邪恶的发生。”这样看来，在惨案发生的丹佛郊区，没有多少人好好读过萨特。
从两名枪手的表现分析，埃里克是一个具有杀人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迪伦则是一个具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他们的不同之处都是彼此走向极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埃里克的领导能力，迪伦的抑郁情绪不会上升为谋杀念头。与此同时，如果不是拉着迪伦一起下水的刺激推动着埃里克，或许他内心的动机也会慢慢消亡。埃里克的凶神恶煞让人震惊，同样让人震惊的是迪伦对其的默许。迪伦曾经写道：“想到自杀，能给我带来希望，从而到达一个属于我的地方，不再与自我、与世界、与整个宇宙争战；我的意念和身体会彻底得到平静——我——我的灵魂，”他是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状态的，“在没完没了的现实里、无休无止的方向中，经受着永恒的痛苦。”他文字中最常出现的词是“爱”。埃里克却写道：“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同一类生物，我们完完全全不同……你不是人，是机器人；假如你以前得罪过我，让我看见你的话，你就活不成了。”他的日记里写了想象中未来的大学生活，他会引诱女孩子到他房间强奸她们。又写道：“我想像拉易拉罐一样撕裂人的喉咙。我想像一只狼一样揪住一个小新生，让他们瞧瞧到底谁是上帝。”埃里克是失败的希特勒；迪伦是没成功的霍尔顿·考尔菲德[1]。
苏珊·克莱伯德强调了儿子迪伦身上的自杀倾向。卡尔·门宁格写了大量关于自杀的文章，他说自杀需要三个方面吻合才能成功：“杀戮的愿望、被杀的愿望，以及死亡的意愿。”其中“杀戮的愿望”不见得总是对外的，却是自杀“拼图”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片。埃里克想杀人，迪伦想死，两人都认为他们的体验里含有神圣的意味，因为二人都写过，这场屠杀惨案最终会如何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他们的行为思想既有炫耀的成分，也显得幼稚，与普通青少年是相似的。在科伦拜恩高中的公共区，在他们屠杀末了，一个躲在学校餐厅的目击者听到他们俩其中一个说：“今天世界即将结束，今天就是我们的末日。”这是一个将自己与他人混为一谈的孩子气的说法。G.K.切斯特顿曾经写道：“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只是毁了一个人；一个人如果杀了他自己，就杀死了人类。对他自己而言，他毁灭了整个世界。”
精神疾病的维权者指出，大多数罪行不是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也不会犯罪。那么，如果认为科伦拜恩惨案不是精神病导致的祸患，这样的说法对于现实有什么意义？人们对犯罪行为之所以抗拒，是因为人们要么知道自己会被抓住，要么已经学会了遵守道德规范。大多数人都见到过自己想偷的东西；大多数人脑子里也瞬间闪过把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给杀了的念头。然而，人一般不会去杀害学校里几乎不认识的孩子，同时将整个地方当作质押，并不是因为畏惧惩罚或是谨守着所接受的道德准则，而是因为正常的思维里一般不会有这个念头。尽管患有抑郁症，但是迪伦没有精神分裂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双相障碍，抑或其他符合精神病诊断范畴的状况。他脑海中存有扭曲的想法，但是这不能降低他所作所为的狠毒程度。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为迪伦的行为追究缘由。苏珊拒绝指责学生之间的欺凌，拒绝指责学校，或者归因于儿子的生理化学测验结果。这一切都反映出，她是下定决心要去接受任何无法解释的事情。她也未曾尝试去诠释邪恶和疾病之间那永远混淆不清的界限。
惨案发生之后，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木匠来到利特尔顿，竖起了15根十字架，包括迪伦和埃里克在内。许多人在迪伦和埃里克的十字架前堆满了鲜花，如同对待其他受害者一样。然而，另一位受害者的父亲布莱恩·罗尔博，除去了十字架上“哈里斯”（埃里克的姓）和“克莱伯德”（迪伦的姓）的字样。他说：“如此向凶手致意，贬低了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圣经》里不曾说应该饶恕一个未曾悔改的杀人犯；相反，《圣经》上明明白白地说：‘没有悔改，就没有饶恕。’”当然，对这段《圣经》准则的理解是值得斟酌的，而布莱恩·罗尔博的言辞如此肯定，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想法，那就是哀悼凶手就等同于饶恕了他们，而饶恕意味着遮盖悲惨程度。而事实上，苏珊·克莱伯德从未寻求，甚至从未想过人们会饶恕她的儿子。她只是解释，她事先毫不知情。同时，她也没有推卸责任，她认为自己的不知情，是对儿子和世界的背叛。罪大恶极的人确实该死，但是任何一个死去的孩子都是父母枯萎的希望。这本充满哀伤的书是苏珊对自己痛悔的表达。仇恨不能抹杀爱。实际上，爱和恨始终是相伴相随的。
我们第一次会面，苏珊就跟我说了她在1999年4月20日那天听到科伦拜恩高中惨案发生的那一刻。“利特尔顿的母亲们都在祈祷自己的孩子安然无恙，我却在祈求我的孩子能够死掉，不要再伤害另一个人。”她说，“我想到，如果这一切是真的，他还能从现场存活，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最后被判死刑。我没办法忍受两次失去儿子，我做了此生最艰难的祷告——祈求他自杀。因为那样起码我知道，他是想死的。假如他是被警察打死，那么我就要面对更多的疑问。也许我是对的，但是我又长时间地为这个祈祷而悔恨：我祈愿儿子自杀——他真的去做了。”
与他们会面的周末即将结束，我问汤姆和苏珊，如果迪伦此刻在屋里与我们坐在一起，他们有什么话想对他说。汤姆说：“我要问他，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苏珊盯着地板想了一下，低声说：“我要请他原谅我，原谅我作为母亲，不知道他头脑里出了什么问题，原谅我不能帮助他，原谅我不是他能吐露心声的那个人。”5年以后，我再次提起这个对话，她说：“事情刚发生时，我都宁愿从来没生过孩子、从来没有结过婚。如果早在俄亥俄大学，汤姆和我从未相遇，迪伦就不会存在，这件恐怖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渐渐地，我感到很高兴做了母亲，生了两个孩子。因为，对他们的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喜乐，即使代价是如此深刻的痛。我这么说，是指我自己的痛，不是旁人的。我也接受自己的这份痛，人生充满痛苦，这是我的一份。我知道，对旁人来说，最好迪伦没有存在，可对我而言，没有过迪伦这个儿子，我并不会更好。”
一般来说，我们失去一个人是一次性的，但是苏珊的失去是一波一波的：先是儿子自杀身亡，然后是儿子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接着她又放弃了自己对儿子黑暗的一面有所认知的想法。接下来，除去“凶手的母亲”，她失去了本身的其他身份。最后，她放弃了基本信念：生活是有逻辑可循的，假若你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是可以避免某些不祥后果的。确实，拿哀伤与哀伤相比，没有什么益处；如果说苏珊的哀伤是利特尔顿最惨的哀伤，也不合适。然而，她困扰在两种痛苦之间缠结不清，无法解开：她发现自己从未了解过儿子的那种痛苦与看到儿子给别人带来的绝望和痛苦。她始终在几种悲伤中挣扎——儿子死去的悲伤，对其他遇害孩子的悲伤，以及未曾养育一个快乐的、对社会有益的孩子的悲伤。
孩子年幼时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经验；当他们制造了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问题后，我们就会有巨大的挫败感。这本书就强烈地展示了这种常见的挫败和失望。苏珊描绘了自己想取悦别人的本能冲动，同时又清楚地说明，写这本书是需要放弃这个想法的。她的书是献给迪伦的，并不是为他辩解；她的书意在呼吁社会重视精神健康和研究。她把持道义，态度坚定，谨守尊严，因此苏珊到达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孤独境地。她的经历独一无二，在某种程度上，这让苏珊不可理解，正如迪伦一样。在将自己的体验写出来时，她选择了不被大众理解。
奥维德曾表达过一个著名的教诲：“拥抱这样的痛苦吧，你将从中有所学习。”然而，对于这样的痛苦，我们似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不欢迎的选项。痛苦来临时，你可以表示不满，但是你无法叫它离开。苏珊·克莱伯德未把自己当作一个受害者抱怨过；可她的陈述回应着《圣经》里约伯的哭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苏珊叙述了她如同约伯一样，坠入了深不可测的地狱。她在书中承认，即便站出来发声，哀痛也不得消减。这本书不是一具心脏支架，意在让她感觉舒服点。这本书只是一份记录，叙述她接受现实的过程，与心灵的争战，使得她能安放自己的痛苦，寄予一种希望：再也不要有人遭受她所遭受的痛苦、她儿子的痛苦以及受害者的痛苦。
安德鲁·所罗门
注释
[1]《麦田里的守望者》男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