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从科伦拜恩枪击案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我便开始记录这段经历。写作是我处理悲剧的方法之一，于是我记下了儿子恶魔般的罪行——无辜生命的丧失以及他的自杀。我从未有意识地去创作。写作，对我而言如同呼吸，是生命的一部分。
拿这些文字怎么办，是很久以后才做出的决定。最初，我认为自己内心不会强大到敢于公开发表对迪伦和我们家的看法。我很害怕我分享个人的故事和思绪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被视为对受害者的不敬，或是迫使社区成员和亲人重温科伦拜恩枪击案那惨痛的回忆。我不想再收到如山的仇恨邮件和媒体的轰炸，因为任何人都无法经受住第二次打击了。
直到数年后，我才与一家出版商签约，接着完成书稿。距离《谜一样的孩子》一书问世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为了推广，我还得在媒体上露面。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兔子，即将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空旷的草地上飞蹿过去。
最终，我之所以能跨出这一步，是因为我所希望传达的信息是生死攸关的议题。我深感责任在肩，必须与父母和其他家人分享所发生的事件和缘由。我相信讲述迪伦的经历对他人会有益处，尤其是那些身陷绝望的循环之中，正在苦苦挣扎的人。我特别想让读者知道，任何人都可能遭受痛苦的折磨，他们需要专家的关注、帮助或是治疗，无论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或他们是谁。作为一位母亲，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面对世人，当事人显得安然无恙，他们的成功和成就的背后，可能掩藏着无言的痛楚。
迪伦就是这样，他被爱他的家人和朋友包围着，跟他亲近的人都觉得一切安好，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科伦拜恩案件是一场史诗级的悲剧。隐藏的痛苦也会通过高危的行为表现出来，或是致使受折磨的孩子和成人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这些不幸司空见惯，然而是可避免的。如果当初迪伦的亲友中，有人能辨识出他正在经历着痛苦，我们是可以介入的，并提供给他所需的救助，帮助他度过危机期。那么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他的判断力受损，不由自主地痴迷暴力，被误导以至于失去人性，最终导致他杀害同学和教师，继而自杀身亡，都可以避免。
科伦拜恩枪击案过去多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人们更愿意将“行为健康”作为健康的一部分来考量。自从悲剧发生以来，我目睹了一些方面发生的巨大改进，包括心理保健、学校政策、对枪击案的积极应对和预防自杀等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暴力行为，无论是如科伦拜恩案件一样的大规模枪击案，还是较小规模的情况，都是有可能被防范的。一个人迷失了方向，并非本质上是坏人。对死亡和自杀有持续的念头是病态的症状，并非人格上的缺陷。
《谜一样的孩子》出版后，受到了读者和媒体真诚而积极的回应，对此我打心眼儿里又惊又喜，充满感激。我最担忧的是这本书会重新激起愤怒和痛苦的风暴，再次撕开1999年4月的伤口——还好并没发生。我经常从读者那里听到的反馈是：“谢谢你分享自己的故事。”很多家长都说，读后，他们从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孩子，倾听孩子的心声，也更仔细地研究他们的心理。有些人还认为每个家长都应该读读这本书，更有人与我分享他们精神上的挣扎和自杀的念头。这本书使得他们头一次意识到如果真的自杀身亡，亲人将会陷入怎样绝望的境地。我所听到的这些呼声，反映了针对思维混乱、酒精毒品成瘾、行为障碍及其他脑健康问题的患者，在改善护理和治疗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烈。
这本书的出版还带来另一份意想不到的祝福：科伦拜恩悲剧的几名幸存者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有机会与他们见面，让我感到很荣幸。他们的宽容和大度，令我自愧不如。能与迪伦的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真诚地彼此拥抱，这在枪击案发生之初，简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感激万分。
自这本书发行以来，我更多着重在参与全国范围的活动，本地的志愿工作大幅减少了。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学校、医护者和媒体人员在精神健康方面的水平，我会在其中公开发表演说。让我讶异不已的是这本书还引起了全球读者的关注——我从未想过，美国之外还会有人对如此艰涩的主题感兴趣。到目前为止，本书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包括匈牙利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德语、法语、韩语、汉语、葡萄牙语、俄语等等。全球范围感兴趣的程度证明了精神健康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议题。
我还有幸能够将本书的收入捐献给致力于预防自杀、循证医学项目和大脑健康研究的组织。如果没有本书的出版，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组织尽心尽力，值得为之加油。
在灵魂不断求索科伦拜恩案件的答案的漫长时光中，有一桩事情始终未曾改变，那就是我对迪伦的感情。对他一如既往的爱是我得以坚持写作和活下来的力量，也是我得以专注于所支持的事业的原因。无论睡梦还是醒来，他都安息在我的心怀。我想象着他陪伴我一起走过绵绵岁月，一起讲述我们那让人心碎的故事。我多么希望当时能像现在这样明了诸多事实和知识资源，能在迪伦需要我的时候更好地帮助他，那么，许多生命都会因此而安然无恙。这样诚心的祈愿，会一直延续，直到永远。
苏珊·克莱伯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