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先锋剧场，喜欢看话剧的人都知道，但未必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以前在东长安街北侧，王府井大街南口到东单路口之间，有一座古朴的建筑，那便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剧场。这座建筑建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是美琪电影院，50年代初期经过增建、改建，成为一个专门演话剧的剧场。它的西边，是儿童电影院（原名平安电影院），再往西王府井南口，曾经有北京（可能也是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往东到东单路口是东单菜市场，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青艺的前身是成立于1941年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1949年4月16日在北京正式建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任院长廖承志，我国老一辈戏剧艺术家吴雪、金山、孙维世等都曾在青艺工作过。
美琪改作青艺剧场后，老舍先生从美国回国，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当时的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请他就大众文艺的创作问题做一次讲演，1950年3月12日，青艺剧场座无虚席，老舍先生以《大众文艺怎样写》为题，作了长时间的生动演讲。他为青艺写的话剧《方珍珠》，就是在那个剧场首演的，之后他又写了《西望长安》《神拳》《全家福》等，也都在那里演出过。
那里还曾演出过《抓壮丁》《反翻把斗争》《在新事物的面前》《洞箫横吹》《降龙伏虎》《李双双》《雷锋》《全是北京人》等。1966年1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沿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5月“文革”开始，艺术创作全部停止。1973年8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合并成中国话剧团。1978年2月中国话剧团被撤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恢复独立建制。
青艺排练场和办公室与剧场不在一处，从剧场向东，到东单路口再向北走不远，马路东侧的北极阁三条71号院，便是青艺的排练场和办公区，那里原是康熙帝孙子弘胶的宁郡王府。此地与如今的东方先锋剧场仅隔一条马路，有时看完戏，和朋友们到路东的小饭馆吃饭、聊天，有一次找厕所，才发现了这个不起眼儿的所在。之前竟不知道，也不曾想过，以前看的许多青艺的话剧，就是在这么破败的地方排练出来的。此处现在是国话老干办、影视艺术中心和中国话剧研究会。
青艺剧场不是很大，舞台也比较局促。我在这里看过的话剧并不多，印象最深的是《红鼻子》和《樱桃时节》（既《巴黎公社》）。《樱桃时节》里的歌儿非常好听，记忆犹新，至今还能哼唱。当时冯远征是青艺的临时演员，在《樱桃时节》里跑龙套，串演好几个角色，后来他慨叹“演尸体比演活人还难”
可能因为剧场太小，青艺的许多大戏都是在别处演的，像《草莽英雄》《街上流行红裙子》《原野》《双人浪漫曲》《威尼斯商人》《高加索灰阑记》等。有一次在人民剧场看完《原野》后，我专门跑到后台，问导演（应该是助理导演，导演是张奇虹女士），仇虎的仇字当做姓氏应该念“qiú”，为什么演员念“chóu”呢？那位大哥先是笑着把我表扬了一番，然后解释，“为了突出他对封建剥削阶级的仇恨，故意这么处理的”；还有一次，1988年在民族宫剧场看《浴血美人》，深受麦克风（现在知道那叫“胸麦”）噪音袭扰，演出完找导演提意见，年轻的导演虚心接受，并解释因为剧场太大，又是第一次用这种设备，没有经验。后来才知道那位导演就是王晓鹰。可能当时青艺的导演力量不足，所以有些戏是外请导演排的，《双人浪漫曲》应该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原因是年久失修，且受1976年唐山地震影响，所以青艺剧场较少使用。1990年9月，青艺剧场经过加固、翻修重新启用。但是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老青艺剧场也走到了尽头，1996年兴建北京东方广场时，这座老建筑最终被拆除了。
1996年底，青艺租用位于宽街北兵马司的航天部礼堂，次年投入使用。1998年元旦之夜，陈红、吕丽萍、邵兵等原青艺演员云集于此，庆贺长期没有演出场所的剧院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十几岁时曾去这个礼堂看过电影，当时并不知道这里与我后来报考的中戏仅一箭之遥。
虽然以前在老青艺剧场也没看过几部戏，但那里毕竟是个象征，以迁址为分界线，我把之前看做老青艺。老青艺有我喜爱和尊重的导演陈颙老师，演员曹灿、啜二勇、丁嘉丽等。我是听着曹灿叔叔的《小喇叭》和小说连播长大的；考电影学院时，还认识了他女儿曹红梅。
在新青艺剧场看的第一部剧是《花房姑娘》，主演王劲松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老师。他有个奇怪的艺名——气壳，后来曾在孟京辉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中饰演一个卖诗歌光盘的商贩。
1999年5月还看过一部《居里夫妇》，导演是王晓鹰、査明哲的同班同学魏晓平。饰演居里夫妇的是孙红雷和丁嘉丽，因为这部剧，两人还闹出一段缠缠绵绵、同时也非议颇多的恋情。
那个时期，小剧场戏剧正蓬勃发展，新青艺剧场只有三四百个座位，非常适合小剧场戏剧演出。当时北京的小剧场只有这里、实验话剧院小剧场、人艺小剧场三处，因此利用率非常高，不光演出青艺自己的戏，五年中上演过近三十个剧目。1999年6月，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在这里上演，首演创下了连演四十场、上座率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奇迹，成为中国第一部纯靠票房盈利的小剧场话剧（另一说法是上海的《情人》）。
其实，当时的小剧场戏剧相对于现在而言，数量上并不算多，但质量却普遍比较高，而且已经有了许多形式上的探索，《三毛钱歌剧》《在路上》《麦当娜的灵光》《第十二夜》《女仆》《屋外有花园》《钦差大臣》等，都是那段时间在新青艺剧场上演的。1998年8月，那里还演出过一部据说是中国第一部恐怖话剧《窒息》，是编导刘涓自己筹集十多万资金制作的。我猜想这位仁兄连成本都没收回，那时候十多万可是笔数目不小的钱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近几年反而很少能看到国外和港台戏剧了，而以前这类演出非常频繁，尤其是小剧场剧。当时我在青艺剧场看的最具实验性的，是日本少年王者馆剧团的《半夜三更的弥次先生和喜多先生》，还有“98青艺小剧场剧目展演”中日本东京榴华殿剧团的《FALSE》、台湾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的《2000》、香港疯祭舞台的《元州街茱莉小姐不在这里》等——光是剧团名称和剧名已经让人一头雾水了。《半夜三更的弥次先生和喜多先生》在演出中还做了个扣儿，其中一位演员演着演着突然拿起电话，用蹩脚的汉语向附近的一家饭馆点了一道孜然羊肉。一会儿，饭馆小弟真把热腾腾、香喷喷的羊肉送来了，观众没意料到，那小弟更摸不着头脑，还傻乎乎地说：“呦，你们拍电视呢？这么多人点一盘菜够吗？”逗得观众哄堂大笑。
当时青艺院长是林克欢先生，他夫人林荫宇女士也是导演，两口子都是戏剧界的老前辈。林荫宇老师原先是中戏导演系教授，1990年排演过《情人》和《椅子》，是最早实践外国荒诞派戏剧的专业导演。1992年调入青艺，又执导过几部戏，其中《女仆》我特喜欢。
某一天，突然接到林克欢先生的电话，说他正在写一本书，已经得到一些照片，还需要更多的，手中的照片也需要我甄别一下，哪些是我拍的。那时没有网络，必须当面才能搞清楚，我便骑车去了林先生家。他家住在帽儿胡同“实验”的宿舍院里，不知这是不是“文革”中两院合并的结果。他家非常狭小，与普通演职员无异。我俩就坐在过道的饭桌前看照片，他还给我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林先生广东口音很浓重，我一半靠听一半靠猜。临走，不苟言笑的林先生还不忘拍着我的肩夸奖几句，说我做的工作很有意义，要继续拍下去，将来这些照片会更有价值。
从2002年3月起，青艺剧场易名“北剧场”，主人也变成了袁鸿。一开始台湾表演工作坊赞助了一部分资金，同年12月成为一个完全民营的独立剧场，艰难维持到2005年中秋之夜关闭。此为后话。
2001年12月25日，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仍由赵有亮担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为国话揭牌。
李嘉诚拆了人家房子，自然要偿还一个新的，青艺与实验合并，这座新剧场自然也就属于国家话剧院了。2004年9月，位于王府井东方广场东侧的国话东方先锋剧场开始试运营，负责人是曾任北京人艺小剧场经理的傅维伯，首演剧目是参加“永远的契诃夫”首届国家话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加拿大史密斯·吉尔摩剧院的《契诃夫短打》。
一开始，人们对于这个位居三层的剧场不太习惯，尤其停车是个大问题。很快，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公共交通条件以及大量优秀的剧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戏剧爱好者。
但我还是更怀念实验小剧场和人艺小剧场。东方先锋的座椅是固定的，且观众席坡度较大，坐在后面的观众看戏一定不舒服。
东方先锋剧场运营至今已经整整六年，上演过无数好戏，《哥本哈根》《死无葬身之地》《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等，还有许多港台和国外的优秀剧目。不过也有一些泛娱乐化的戏，没办法，市场经济嘛，艺术市场也不能幸免。
东方先锋剧场开业一年多后，曾一度入不敷出。开办之初，国话领导还期望剧场盈利后，能够为剧院的日常演出提供资金支持，结果非但没有赢利，反而让剧院补贴了不少钱，傅维伯的压力非常大。
面临与北剧场同样的困境，傅维伯苦苦经营着。在场租不能涨的情况下，还坚持每场拿出十分之一的低价学生票来培养未来的观众群体。“学生票”是傅维伯在人艺小剧场工作时开创的经营理念，现在他又把这个理念带到了先锋剧场。他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今天戏剧圈的集体努力，明天戏剧观众群体就会消亡，戏剧和剧场就都将无以为生”。亦基于此，与大学生戏剧节宿有渊源的傅老师，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大戏节，北京青年戏剧节诞生后，东方先锋也是青戏节的主剧场。
国外的剧场有国家补贴，中国不仅没有，而且在税务上也无任何优惠政策，这就是目前中国演出市场票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补贴剧场在现阶段还是奢望，东方先锋剧每年几十万的亏空，只能企盼税务政策上的倾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