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高级文化的类型
一
然而，无论人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生命还是为了思考，假如他在行动着或思考着，他就是醒觉的，也就是处于焦点之中的，即他要与他的光的世界和当时为他保持的那种意义相符合。人们都知道，假如做物理实验时为了思考当时发生的某种事情而突然中断实验，人是会非常痛苦的。在前面我已经讲过，轮流出现在人的醒觉意识中的无数场面可以被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类：命运与节奏的世界、原因与紧张的世界。这两种图景被我称做历史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在第一种图景里，生命利用的是批判的理解力。它拥有眼力供它支配，被体会到的节奏被称为内心所想象的波段，亲自经历的震动变成了想象中的时代顶峰。在第二种图景中，思想自身处在支配地位，生活被其因果的鉴定变成了一种死板的过程，事实活生生的内容被变成抽象的真理，张力被变成公式。
怎么会这样呢？两种图景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一种视觉的图景，但是在前一种图景中，观察者受到永不重演的事实的摆布，而在后一种图景中，观察者竭力为一种永远有效的体系发现真理。知识在历史图景中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小宇宙的事物被宇宙的事物所利用。在我们称其为记忆和回忆的图景中，各种事物呈现于我们的眼前，就好像暴露在一种内心的光亮中并被我们自己的存在节奏所察知。然而，我们被年代学的因素告知，一旦历史变为思维的历史，就再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有醒觉意识的基本条件的影响。在自然（或科学）图景中，那些始终存在的主观的东西则是外加的和导致错觉的东西，但是，在历史图景中，那些同样无法排除的客观的东西，即“数”导致了错误。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当我们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和自我调节应当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关个人的——人们会“忘记自己”。但是每个人、阶级、民族或家族是按照对其本身的关系来审度历史的图景的。从观察者角度看，包罗万象的广大是自然的特征，它在历史中上承逝去的黑暗，下通未知的将来。而作为现在的观察者始终是历史的中心，况且对他而言，如果想有意义地整理事实，不过问它的方向（生命固有的因素，而不是思想固有的因素），那是办不到的。所有时代、任何的国土、任何现存的集体都有自己的历史视界，能够展示出其所处时代所要求的历史图景就是真正的历史思想家的标志。
所以，自然和历史就像纯粹的与不纯粹的鉴定一样，是能够被辨别的。这里所说的“鉴定”的意义，是从生活经验的对立面而言的。自然科学仅是鉴定而已。但是在历史中，鉴定所能做的，就是以科学自命的历史家的眼光所要探讨的范围。历史就是那来回的环视，无论它对准的是哪个方向。拥有那种眼力的人，就能“历史地”理解所有事实和每一种形势。自然仅是一种体系，而体系是能够学而知之的。
对任何人而言，历史的自我调节过程从他们幼年时代最初的印象就开始了。儿童的眼睛是锐利的，因为他最靠近身边的各类事物，家族的生活、家庭和大街都被他们十分彻底地知觉和感觉，但在很久以后，在城市和它的居民进入他们的视界以前，“民族”“乡土”“国家”等词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缺乏实在意义的。正是这样，并且完全是这样，原始人把所有呈现在他的狭隘的视界中的事物都当成历史，看成是活生生的事物——特别是最重要的生命本身，生老病死的戏剧；还有自己体验到的或由其他人身上观察到的激烈的战争和热烈的爱情的历史；亲属、氏族、村落的命运，其行为与动机；长期仇恨、战争和复仇的故事。他们的生活眼界扩大了，而且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一种生活，而是时生时灭的生活。村落和氏族并不是壮观的景象，遥远的种族和国家才是；不是很多年，而是很多世纪。实际上，人们经历和参加的历史从未超过从祖到孙的短暂时距——对古代的日耳曼人和今日的黑人，以及伯利克里伯利克里（前495—前429），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古代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和华伦斯坦华伦斯坦（1583—1634），奥地利将军、著名的军事家，三十年战争期间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来说，都是不可能的。生活的眼界至此结束，一种新的视野开始了，其中的图景把传闻和历史传统作为它的基础，在其中直接的交感是与那既明显又由于长期使用而稳定的记忆图景相适应的。对于不同文化的人们，这样展现的图景显示出的广度是非常一致的。对于西方人来说，从这第二种图景出现时才开始了真正的历史，由于我们就在永恒的局面下生活着；相反，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历史恰好是在那个时候停止。波斯战争对于修昔底德（古希腊历史学家，前460或455—前400或395，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曾断言在他的时代之前，尚未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来说，布匿战争布匿战争（前264～前146），发生在古代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3次战争。对于恺撒来说，已经没有活生生的意义了。
又有一些历史单位的图景在这种视野之外出现了，它们是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景观和星辰的命运的图景。最终，这些图景与自然科学的最后图景融合成关于世界的起源和结论的神话的想象。
原始人和儿童的自然（科学）图景，是从日常的微小技术中发展而来的，该技术强迫他们逐渐摆脱对大自然的胆怯的注视，转向对其身边的事实与形势作出结论。儿童和幼小的动物一样，是通过游戏来发现自然最开始的真理的。对玩具进行检查，将玩偶切开，把镜子翻转过来看看背面有什么，在得到了似乎是永久正确的事物时的胜利的情感——无论哪种自然研究都没超出这个范围。得出结论的这种经验被原始人应用于其武器、工具和衣、食、住所需用的生活资料上，即用在那些无生命范围内的东西上。他也把这种经验应用到了动物的身上，在动物作为活的东西（它们的活动是作为追逐者或被追逐者监视和揣测的）对其不再具有意义时，并且作为无生命的，被机械地理解为对其有确定用途的肉及骨的集合物时——它们就好像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意识那样，刚开始时还是一个魔鬼的动作，转瞬之间就成了一种因果的连续了。与这些完全一样，文明时代成熟的人时刻在调换位置。另外，同样是一种“自然”视野，以及由我们关于雨、电和风、夏和冬、月的盈亏及星辰运行的印象而构成了第二种视野。然而在这种视野上，由于敬而生畏的宗教信仰使人们接受了一种更为高级的鉴定标准。正如他在历史图景中宣扬生活的终极事实那样，在这里他就想着确定自然的终极真理。他把处于知识能够达到的界限之外的事物称为上帝，他力图从因果关系上理解一切在那个界限之内的事物，将其理解成上帝的行动、创造及启示。
所以，被科学地确定下来的任何一组因素都有双重的倾向，这一点是从原始时代到现在就固有的，且从未改变。把技术知识的体系尽可能推进到最完善的程度就是其中的一种倾向。为了经济、军事、实际的目的，该类体系已经被许多种动物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而且从它们开始，根据原始人及其对火与金属的认识，直接产生了我们浮士德型文化的机械技术。另一种倾向是在借助语言将纯粹的人类思维从肉体的视觉中分开后形成的，它努力的目标是形成一种同等完善的理论知识，在文化的早期阶段，我们称这种知识为宗教的知识；在文化的晚期阶段，我们却把它称为科学的知识。对于战士来说，火是一种武器；对于工匠来说，它是其设备的一部分；对于教士来说，它是来自于上帝的一种神迹；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问题。可是，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是醒觉意识的“自然的”、科学的方式所固有的。我们无法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找到这样的火，只能看到迦太基的大火和堆积在约翰·胡斯约翰·胡斯（1317—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1415年被处火刑。与乔尔丹诺·布鲁诺乔尔丹诺·布鲁诺，意大利哲学家、科学家，生于1548年，在1600年因攻击地心说被处火刑。周围的薪柴的火焰。
二
我再强调一遍：所有的存在物只是就其与自身的关系活生生地体验所有其他的存在物及其命运的。鸽子落到田野之上，那块田野的主人对它的注视，和大街上的自然爱好者以及空中的老鹰对它的注视是完全相同的。农民将他的儿子看成是后嗣和继承人，但是邻居把他看做一个农民，军官把他当成一个士兵，游历者则把他当做一个土著。当上皇帝的拿破仑和作为中尉的拿破仑，二者对于人和事物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被放到新的局面之下——革命家变成大臣，士兵变成将军，随后历史与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对他而言立刻变成某种与它们原来不同的东西了。塔里兰塔里兰（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时人称其为“革命大主教”。能够把他所处时代的人物看透，因为他与他们有关系，但是假如他忽然跳入克拉苏克拉苏（前115—前53），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将领，以头脑灵活和思想新潮著称于当时。恺撒、喀提林喀提林（约前108—前62），罗马的阴谋叛变者。和西塞罗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雄辩家、演说家、法学家和哲学家。的队伍中，那么他有关那些人的措施和见解的理解要么是无价值的，要么是错误的。并不存在所谓的历史本身，家族的任何成员对于这个家族的历史各自有不同的理解，所有政党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各有不同的理解。一切的民族对当代的历史也有不一样的理解。对于世界大战的看法，德国人和英国人不一样，对于经济史的看法，工人和雇主不一样，在西方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史同样和卓越的阿拉伯史学家与中国史学家的世界史完全不同。唯有在时间上相隔非常远，而且史学家和它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条件下，一个时代的历史才能够得到客观的论述。我们发现，哪怕是在评判或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克兴战役时，我们优秀的史学家们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前的利害关系的影响。
评价者必然会用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这与人类的深刻认识并不矛盾，相反，它是必须的。然而，这种认识恰好是我们发现的在那些概括中所缺少的成分，那些概括歪曲了或者全部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也就是历史中的组成事件的独特性。“唯物”史观是这种概括的最差例子。当我们将这种史观称为相术的贫乏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不顾忌这种概括而又由于这种概括，对于任何人而言，因为他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以及一种文化，所以必然有一幅应当按照与他自己的关系出现的典型的历史图景；同时，作为时代或阶级或文化，也会有这个时代、这个阶级或者这个文化所特有的典型的历史图景。作为一种主要的存在物，任何一种文化所可能有的最高度概括是有关它自己的作为历史的世界的原始影像，对其而言，这也是象征的影像；个人的一切自我调节都是与这种影像相关的。每次我们把另一个人的观念说成是深刻的或肤浅的、独具见解的或没有价值的、错误的或陈腐的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正在潜意识地参照一幅图景来对它们进行判断，为了保证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人物的持续的功用价值，这幅图景就在这时涌现出来。
所以，很明显，所有处于浮士德文化的人都具有自己的历史图景，另外还有从他幼年以来的无数的其他图景，它们随着每天、每年的经验，不断地变化和更改着。鄂图大帝的世界和格里高利七世格里高利七世，罗马教皇，中世纪的主要改革者之一。的世界，一位威尼斯总督的世界和一个贫穷的圣地朝参者的世界，这些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人们的典型历史影像又是多么地不同！洛伦佐·美第奇、华伦斯坦、克伦威尔、马拉和俾斯麦，哥特时代的农奴、巴罗克时代的学者、三十年战争的军官、七年战争的军官、解放战争的军官，他们各自生存的世界是多么地不同啊！又或者仅从我们的时代举例，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局限于自己的乡野及其同族人的佛里斯兰的农民、一个汉堡的大商人和一位物理学教授，这些人各自生存的世界又是如此地不同！可是，对这些人来说，无论他们的年龄、身份以及时代如何，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标准，可以把这些人物的总体、其原始影像和其他一切文化的原始影像区别开来。
然而，还存在另一种差别，可以把古典的、印度的历史图景和中国的、阿拉伯的、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历史图景区别开——这就是前面二者的狭隘的眼界。不管希腊人是否（而事实上一定）精通古代埃及的历史，他们从未允许它渗入其特有的历史图景，对于大多数希腊人来说，这种历史图景局限于最年长的、还活着的参加者所能描述的那些事件的范围内，即使是对于一些记忆力较好的人来说，也只是到特洛伊战争为止，他们根本不会承认在这条界线以外的历史生活的存在。
另一方面，在非常早的时候，阿拉伯文化就敢于作出惊人之举了——从犹太人居鲁士时代以来的波斯人的历史思想里面，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这类现象——即以一种纯粹的年代学把天地开辟的传说和现在结合起来；在这些举动中，波斯人确实也将未来包含在内，并且把最后的审判和弥赛亚的降临都预先填上了日期。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精确却又非常狭窄的界定——波斯人经计算认为从开始到最后经过了一万二千年，但犹太人经计算认为到今天为止还不到六千年——这是麻葛的世界情感的必然表现，并且从根本上把犹太人——巴比伦文化的大地开辟的传说和波斯人的天地开辟的传说分开，而且从巴比伦文化中得到自己的很多外部特征。
使中国文化及埃及文化的历史思想具有其特殊的广阔绵长的眼界的那些原始情感是不相同的。这种眼界是借助依照年代陈述、前后连贯的几个朝代表现出来的，它们延续了几千年，最终消失在渺茫的远景中。
除此之外，浮士德形式的世界历史图景，由基督教的年代学事先做好准备带着西方教会已接受的麻葛图景的无限的加广和加深，忽然出现了。在哥特文化盛期，弗洛里斯的乔基姆将一切世界命运奇异地解释为圣父、圣子、圣灵样式的连续三代，就是用这种加广和加深来作为根据的。与之相平行的还有地理视野的无限扩大，这种视野早在哥特时代（由于北欧海盗和十字军）就已经从冰岛伸展到了亚洲非常远的部分；巴罗克时代成熟的人类从1500年开始就能做他的同辈们在其他文化里无法做的事情，把这个行星的整个表面当做其活动的范围——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个成熟时代的大科学家们借助罗盘针和望远镜，不仅破天荒地从理论上断定地球的球状，而且可以真实地感觉到他生活在空间的球体上面。不再存在土地的界限。同样，在基督之前和基督之后的历法的双重无限状态中，时间界限也就消失了。而且，时至今日，在这幅包括整个地球且最后将包含一切高级文化的图景的影响之下，旧的哥特时代将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历史分期法就变得陈腐又毫无意义了，而且明显正在消逝中。
世界历史的外观在一切其他文化中都是和人类历史的外观相同的。世界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末日也就是世界的末日。但是，在巴罗克时代，浮士德式的对于无限的渴望第一次将这两种看法区分开来，而且如今它使人类历史只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一段插话，尽管人类历史仍然还有它绵长的、未被人发现的时间距离，而地球也成了太阳系的无数星辰中的一个小星，然而其他文化甚至还没能窥到其全貌，只是把一些表面部分误当做了“世界”。
历史的世界图景的扩张，使得在这种文化中比在所有其他的文化中更有必要把普通人日常的自我调节，和只有最杰出人物才能做到的，甚至在他们当中也只可以保持片刻的最高度的自我调节区分开。就历史眼光而言，忒密斯多克利忒密斯多克利（前524—约前460），雅典政治家和海军战略家。和一个阿提卡农夫之间的差别也许是非常小的，但是亨利六世亨利六世（1169—1197），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1191到1197年在位。和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农夫之间的差别就非常大了，而且当浮士德文化一再提升，自我调校的力量居然达到这种高度和深度，以至于行家的范围就越来越小了。事实上，一座包括各种可能性的金字塔已经形成了，个人按照其天赋分成了等级，每个人根据其素质处于自己在最佳的焦点上可以保持的那一级上。因此，这就限制了西方人之间相互了解历史的生活问题的可能性，对于其他文化，这些限制则是不适用的，它对于那些文化根本不像对我们的文化一样有着命定的严格。今天工人能真正了解农民吗？或者外交家能了解工匠吗？与他人的视界相比，决定他们值得发问的问题和提出这些问题的形式的历史的以及地理的视界是如此不同，使得他们能交换的不是相互的交流，而是转眼就会消失的话语。可是，真正的人物品鉴者的标志是：他懂得“他人”是怎样适应环境的，并且依照这些来安排他与那个人的交往（如同我们大家在和儿童谈话时那样），但是这种意义的评价某些历史人物（比如狮子亨利或但丁）的艺术，使自己彻底生活在历史人物的历史图景里，以致其思想、感情及决定全都具有一种自明的性质的艺术。由于一个人的醒觉意识和另一人的醒觉意识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是极其罕见的，因而一直到了18世纪仍未看到有哪位史学家能够担负起从事这种工作的任务。从1800年开始，它才变成一种撰写历史的迫切冲动，而且是一种极难实现愿望的迫切冲动。
对本来的人类历史及远为广泛的世界历史进行区分，是浮士德文化所特有的做法，它产生了如下结果，那就是，自从巴罗克时代结束以来，我们的世界图景中已经包含了几种视野，它们被一个叠着一个地放在同样多的断面中。许多显然多少具有历史特性的独特的科学已经成形，目的就是为了探索这些断面。星辰世界、地球外壳、生命和人类的命运被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轮流研究，随后我们才有了高级文化的“世界”历史（直到今天我们仍用这个称呼），然而诸文化因素的历史、家族历史过后，最后还有西方高度发展的特长即传记，全都隶属于这种世界历史。
这些断面都需要一种特殊的自我校准，当特殊的焦点变得分明时，较狭窄的和较宽广的断面就不再是活的存在物了，而只是既存的事实而已。如果我们是在对推托堡森林的战役进行研究，那么这个森林在北德意志平原的植物世界中的成长状况就是先决条件。反过来，如果我们对德意志树木世界的历史进行考察，那么土地的地质层叠就是先决条件，尽管它只是一件它的特殊命运在此种关系上无须进一步追究的事实。另外，假如我们的问题是白垩纪白垩纪，中生代的最后一个纪，爬行动物和裸子植物在此纪由极盛走向衰亡。的起源，那么地球本身作为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的存在就是依据，而不是问题。换句话说：星辰的世界中有一个地球；“生命”这种迹象就发生在地球上；“生命”中有“人”这种形式；文化的有机形式又存在于人的历史中；这都是另一个更高断面的图景中的一个偶然事件。
对于歌德而言，从他在斯特拉斯堡时期到他第一次在魏玛定居，他强化了自己与“世界”历史和谐一致的倾向，他的短篇作品《恺撒》《穆罕默德》《苏格拉底》《流浪的犹太人》和《埃格蒙特》都能予以证明。放弃政治成就的远大前途使歌德非常痛苦，在《塔索》一剧中，这种痛苦更是通过其最后决定的郑重克制拨动了我们的心弦，这正好是他选择的抛开其生活的和谐方式。此后，他基本上是决然地将自己一方面局限于植物历史、动物历史和地球历史的图景（他的“活生生的自然界”）范围内，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局限在传记的范围内。
这些“图景”都在同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有着相同的结构。哪怕是植物和动物的历史，哪怕是地球外壳的历史或者是星辰的历史，也是一种寓言汇集，并在外界的现实上反映自我存在的内心倾向。对动物世界或地层形成进行研究的人是生活于一定时代、拥有一定国籍及一定社会身份的人，要想让他在处理这些事物时排除自己的主观见解，并不比得到关于法国革命或世界大战的圆满的叙述更具有可能性。莱伊尔莱伊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被认为是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曾提出地质进化的均变说，并首次把理性带进质学的研究中。达尔文、康德、拉普拉斯、居维叶的有名的理论同样具有政治经济的色彩，而这些理论对于普通群众的威力以及深刻印象进一步证明，对这些历史断面的看法都来自同一个根源。浮士德式的历史思想能够达到的最后的成就是当今正自行完成的东西，也就是把这些历史断面有机地连结并排列在具有同样外貌的单一的、庞大的世界历史里面，这种世界历史使我们的视线可以由个别人的生活不间断地一直看到宇宙的最初和最终的命运。19世纪——利用机械的（即非历史的）形式——提出了这一问题。然而20世纪预定的任务之一，却是解决这个问题。
三
为我们所掌握的地球外壳的历史和生命历史的图景，现在仍被文明化的英国思想自启蒙时代以来由英国生活习惯中发展出来的一些观念支配着。莱伊尔有关地层形成的“黏液质”理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理论，事实上不过是英国自身的发展的引伸物而已。他们把一种有规律的演化延展到非常长的时期，而且只承认那些在科学上可以计算的，并且确实是机械的有效原因是原因，从而代替了冯·布赫和居维叶所承认的那些不能估算的大变动和变异。
那种“英国”类型的因果关系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十分狭隘的。第一，可能的因果关系被它局限于那些在地球表面上完成其所有过程的事物，但它立即把地球上的生活现象与太阳系及众星的宇宙事物之间的一切巨大的宇宙关系排除掉了，还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假定：地球表面是自然现象中一个完全隔绝的区域。第二，它坚持说，利用现在的人类意识——即借助工具而被精练了的感觉和借助学说而被精确了的思想——都不能理解的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
与19世纪相比，将起源于巴罗克时代的唯理主义的肤浅的因果关系体系清除，并用一种纯粹的体系取而代之，是20世纪的特殊任务。对于用因果关系来“说明”的一切思想方式，我们全部都是怀疑派。我们使事物自身说明自身，而且感知事物固有的命运与默察那些我们永远不能看透的表现形式，将其作为自己的界限。我们发现那些无原因的、无目的的、纯粹存在的形式是自己所能够达到的极限，这些形式构成了变化万千的自然图景的基础。“进化”一词在19世纪指的是生活越来越向适合目标这种意义上前进。莱布尼茨在其充满重要思想的著作《原态》（1691年）里，按照他在哈尔茨银矿所作的研究，描绘了一幅歌德式世界的幼年图景的轮廓；进化对于歌德本人来说，指的是不断增加形式的内涵这个意义上的完成。达尔文的进化与歌德的形式完成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概念，就好像是命运对因果律那样，如果再比较的话，也像德国人的思想与英国人的思想的比较，德国人的历史与英国人的历史的比较那样。
再也没有比古生物学所提供的东西能够对达尔文主义反驳得更加确凿的了。单纯的或然率显示：化石储藏物只能作为试验的标本。因而每个标本必须代表不同的进化阶段，并且还应拥有既不是某一范围也不是某一种属的纯粹“过渡的”类型。我们看见的与之相反，都是一些极为稳定并且经久不变的形体，不是按照适应原则自行发展，而是忽然出现且立刻具有其确定形状的形体；还有一些还没有适应演变，却日渐稀少且最后走向绝迹的形体，与此同时，又突然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形体。在日益丰富的形体中，自行显露的还是活生生的存在物的巨大的类及属，它们从最开始就存在并且无过渡类型地还存在于今天的类别中。我们在鱼类中看见具有简单形体的软骨类怎样先出现在历史的前景中，又怎样渐渐地消灭，与此同时，一科更完备的鱼型却因属于硬骨类逐渐地取得优势。与此相同的还有羊齿及木贼的植物世界，仅残存最后几种在充分发展的有花植物界中。然而，没有现实的根据证明关于这些现象的有效原因或别的可见的原因的假定。把生命本身、植物和动物之间越发尖锐的对立、任一单独类型、任一属、任一种引入世界，并与这种存在一起产生了形体的确定能力，形体借助这种能力，在自我完成的过程中保持其自身的纯粹性，或者反过来变得模糊不清，或者分裂为许多无法捉摸的变种，最后产生了这一形体的生命的延续。这类生命延续会使种类自然地达到高龄，最后走向灭亡，除非偶发事件再将它除去。
对于人类而言，若干更新世的发现更加明确地指出：那时候存在的人的形态与现存的人的形态是相同的；没有丝毫痕迹显示种族在向着某种可以更为有效地“适应”的方向演化。还有，第三纪的各种发现中仍然没有发现人类这件事，也更加清楚地表明：与其他一切生命形态一样，人类的生命形态起源于一种突变，至于这种突变“从哪里”“怎样”以及“为什么”发生，仍然是一个未解的秘密。如果的确有英语意义的“进化”，那么就既不能明确地划分地层，也不可能有特殊的动物种类，而只会有一个地质的聚合体和若干单个的活的形体的一团混乱。我们能够假设，这些形体是生存斗争遗留下来的。但是，我们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全部，都使我们确信，在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一再发生着深刻的并且非常突然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宇宙性质的，并且决不仅局限于地球的表面，在原因方面，它们是人类的知觉和理解可能达到的，但很明显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因此，我们也看到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些伟大文化的历史中表现出来，没有任何可以找出的原因、影响或目的。就像秦始皇的中华帝国和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就像是希腊化文化、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哥特式和金字塔式突然完全地出现了。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重要人物的个人生活事件而言，也都是这样，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就等于对世人一点儿也不了解，对儿童就更不了解了。一切存在物，无论活跃的或沉思的，都经过各个转折点向着最后的目标前进，而且我们必须假设在太阳系的历史与恒星世界中具有这样的转折点。地球、生命和自由活动的动物的起源就是这样的转折点，因此也是我们一定要承认的神秘。
四
我们目前知道的人类历史，它的存在明显被划分为两个大时代。在我们看来，第一个时代的限制有两点：第一是深奥的行星命运的赋格曲，它被我们称为冰河时代的开始，并且对于它，我们只能（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之内）说发生了一种宇宙变化；第二个就是尼罗河及幼发拉底河上高级文化的开端，伴随着这些文化的开端，人类生存的整体意义忽然变得不一样了。第三纪及更新世的鲜明的界线随处可见，而且在界线的这一边，人作为一种完全形成的类型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习俗、神话、机智、装饰与技术达到熟知的程度，而且拥有一种直到现在在体质上也没有多少改变的肉体结构。
第一个时代将被我们看做原始文化的时代。在第二个时代，这种文化也一直延续着（尽管是以一种非常“晚期的”形式），现在仍然存在且基本上原封未动的唯一地区是西北非洲。列奥·弗洛贝尼乌斯列奥·弗洛贝尼乌斯（1873—1938），德国人种学家，第一个采用文化历史方法研究人种学，率先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他的伟大功绩。他一开始就假定，高级文化对原始生活的整个世界（不只是若干原始部落）还没产生影响。与此相反，民族心理学家却喜爱那些从五大洲各地搜集诸民族的断片，但是，这些民族事实上是没有共同点的，在这一或那一高级文化中过着一种从属的生活——除了这件消极的事实之外，并没有参与其内部生活。最终只得了一堆民族，其中有些是静止的，有些是劣等的，甚至有些是堕落的。除此之外，他们各自的表现方式并未被混同起来。
然而，原始文化并不是支离破碎的，它是具有极强韧性和完整的东西，是生气勃勃的和有效的东西。只不过在精神的可能性方面，这种文化和我们高级文化的人所具有的一切事物是那么不同，以至于我们会怀疑：将第一个时代深深地引入第二个时代的那些居民，是否在其目前的存在和醒觉存在的方式中，有能够当做古时的情况的可靠证据。
几千年之后，人们的醒觉意识已把部落和民族之间常常互相接触的印象作为明显的日常事实。然而，在对待第一个时代时，我们务必要牢记，那个时代结合成一小簇一小簇的团体的人们，被完全淹没在广阔无垠的自然景观之中，强大有力的大兽群便是其中的主要因素。稀少的发掘物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奥纳瑞人奥纳瑞人，约属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后期文化。的时代，也许有若干人群，每群有数百人，流浪于法兰西的整个地区，这样的人群肯定会为发现同类人群的存在而感到印象十分深刻，并且困惑不解。整个自然对于我们来说，早就变成了人群的背景，我们这样的人能否想象生活在一个基本上没有人的世界中会是什么样子呢？除了森林和兽群以外，当越来越经常地在乡野遇到“正与他自己相同”的人们的时候，人的世界意识必定会有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地但又是突然发生的人的数目的增加，会让“同伙”的体验成为习以为常，惊愕的印象被愉快或敌对的情感取代，又由此引发一个由各种经验和不由自己决定的、无法避免的关系组成的全新的世界的产生。这对于人类心灵的历史来说，也许是一切事件中最深刻和最意味深长的。通过对异己的生活形式的关系，人类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形式，而此时氏族的内部组织也充满了丰富的部落间的关系形式，自此之后，原始的生活与思想便完全被这种关系形式支配。由于在那个时候，从感官领悟的简单形式中产生了文字语言的（所以也是抽象思维的）萌芽，其中有少数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看做后来印欧语族及闪语族的起源，尽管我们不知道它的结构。
后来，在这种由部落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的人类的一般原始文化中，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突然在前3000年前后兴起。就在那个时期的1000年之前，在这两个地域一直培育着在性质和目标上与所有原始文化根本不同的东西，它的内部具有一致性，这种内部一致性是它的所有表现形式所共有的，在它的一切生活中指示着方向。在我看来，很可能人的本质上的一种变化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是完成了的，即使在整个地球表面上也显然并非都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一种在高级文化中已然存在、不断退化的名副其实的原始文化，自身就一定是某种和第一个时代的文化不同的东西。然而，被我称为前文化者（可以证明，它在任何一种高级文化开始时都是作为同一的过程而出现的），是在性质上与一切原始文化不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全新的东西。
“彼物”或者说宇宙的事物，在一切原始生存中就是用这样直接的力量产生作用的，以至于一切小宇宙的表现，无论是在神话、习俗、技术方面，或是在装饰方面，都只服从于瞬时的压力。对于这些表现的持续期间、速度和发展趋势，我们并没有可供参考的定则。比如，我们看到一种装饰的形式语言（不要把它称为一种风格）在支配着一个广大地区的居民，在那里传布着、变化着、最后又渐渐地消灭。我们能够在这个地区的旁边，也许是在一些非常不同的扩张范围内，见到形成及运用武器、部落组织、宗教习惯的各种方式，在其特殊途径中各自发展，具有各自的转折点、开始和结束，其他形式领域也对它产生了影响。我们在某些史前地层中辨认出一种确知的陶器的类型时，并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论证拥有这种陶器的居民的习俗及宗教。而且，如果在同一地区偶然出现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比如说，某种文身样式，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共同的基本观念，就好像是火药的发现和绘画中透视法的发现所表示的那样。在对神的祀拜与农艺的种类之间，或在装饰品和时代相同的组织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发展在这些场合下自始至终都指的是原始文化的某一个特别方面或某一特征的某种发展，而决不是那种文化自身的发展。就好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它几乎是混沌不清的。原始文化既不是一个有机体，也不是若干有机体的总和。
但是，这个“彼物”在高级文化类型出现之后让位于一种坚强而且统一的倾向。部落与氏族是原始文化中仅有的生气蓬勃的存在物——是在个别人之外的存在物。但是，文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物。一切原始的事物都是一个总和——原始群的表现形式的总和。反之，高级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单独有机体的觉醒存在，这个有机体不仅使习俗、神话、技术和艺术，而且还使合并在它里面的民族和阶级都具有了单一的形式语言及单一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最古老的语言属于原始文化，它有着无法则的命运，而且无法从诸如装饰或婚姻之类的命运来推断这种命运。然而，文字的历史全都属于几种高级文化表现的历史。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每个文化都在其前文化时代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字；相反，文字却没出现在印度文化及古典文化当中，印度在很晚的时候才继承了它的一个近邻文明的高度发展的文字；在阿拉伯文化中，所有新的宗教、新的教派都会暂时地创造其特殊文字——这些事实全都和这些文化的整个形式历史及其内在的意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我们有关人类的知识只局限在两个时代，它不是以证明任何一种关于可能的或确定的新时代的结论，或关于这些新时代的“时间”及“情况”的结论，更不用说那些支配作为一个种类的人的历史的宇宙关系，那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手段完全无法接近的。
我说的这些思想和观察仅限于对现实的体察。如果“知人论世”的经验对于一个人周围的人或事，或者“作为者”的经验对他的事实变得无效时，这种见识也就走到尽头了。这两个时代的存在只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事实。除此之外，人们对于原始文化的体验不仅在于从其遗物中看见一种独立而与世隔绝的东西，还在于利用我们与原始文化的内在关系来对其比较深刻的意义作出反应。但是，第二个时代把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经验展现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在人类历史范围之中的高级文化是一种偶然事件，它的意义在目前还无法探究。然而，这很有可能是在地球历史领域发生的一种新的不同形式的突然事件。但是，我们面前有八种具有相同的结构、相同的发展和相同的持续期间的文化，这一事实证明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去观察它们，同时也证明，我们将它们看做可以比较的，并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它们，得出一种能让我们回顾过去并前瞻未来的知识也是合理的，前提是另一种命运永远不以另一个形式突然从根本上代替原有的形式。来自于有机的存在物的一般经验，使我们有了进行这样处理的充分理由，在猛禽类动物或松柏科植物的历史中，我们无法预言一个新的种类是否存在，并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同样，在文化的历史中，我们也无法预言一种新的文化是否存在，并在什么时候会出现。然而，当一个新的存在物在子宫里孕育，或一颗种子落在土壤里时，我们就了解了这个新生命过程的内在形式；我们也会了解，它的发展和实现的平稳过程也许会被外部力量的压力扰乱，但是它永远不会被改变。
我们还被这种经验告知：那些在目前已经掌握了地球整个表面的文明并不是第三个时代，它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阶段——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它的扩张倾向是它与它的相似物的唯一区别。体验到此就结束了，一切有关何种新形式会统治未来的人类生活的猜测（或有关是否有任何这样的新形式的猜测），一切建立在“它应当是、它将要是”基础上外表堂皇的纸糊的建筑，都是微不足道的——照我看，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并不能证明有一种稍具价值的生活曾致力于此。
各类高级文化群，作为一个群，并非一个有机单位。它们正好有这个数目，正好在这些地点和时间发生，从人类的眼光来看，这不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的偶然事件。相反，个别文化的排列已经如此清楚突出，以至于中国、麻葛和西方世界的历史技术——一般只是这些文化里面受过教育者的同感——能够定出一些难以更改的名称。
历史思想负有双重的任务。首先，用比较的方法来处理各类文化的各自生活过程，其次，考察各种文化中偶然的、不正常的关系对于这些文化的意义，尽管第一种任务的必要性十分明显，但是它至今仍然被忽视。第二种任务已经开始处理，但是只利用那种呆板而且肤浅的方法，也就是，在整个混乱不堪的文化之上强加上因果关系，并且沿着一个假定的“世界”历史“进程”把它整整齐齐地展开。这样一来就无法发现这些困难但相当有参考价值的关系的心理和任何特殊文化的内在生活的心理了。事实上，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必须解决第二个问题。各种关系是极为不同的，甚至在简单的时间和空间方面也是如此。十字军使得一个恰值青春时期的文化和一种古老而成熟的文明对峙；原始文化与隆盛的晚期同时在克里特—迈锡尼世界中被看见。一种文明可以从极遥远的地方射过来，就像印度文明从东方射入阿拉伯世界，又或是衰老而沉闷地压在一个幼年文化之上，就像古典文明位于它的另一面之上。然而，二者还有性质和力量的区别。西方文化选择寻求各种关系，而埃及文化却想回避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一直打击着前者，但是，这些关系使古典文化得到一切它所能得到的，而且未受损害。然而，所有这些倾向的根源都在于文化自身的灵性，而且有时候，文化的心灵有关此文化所给予我们的启示，要比它自己的语言给予我们的启示多，语言所隐藏的东西要比它所传达的东西多。
五
我们只要浏览文化群就能发现许多等待去完成的工作。19世纪时，自然科学指导着历史研究，巴罗克时代的观念则指导着历史思想，而我们此时不过是站在这个世纪的一个制高点上，俯瞰我们脚下的新世界。然而，我们是否能将那个新世界一直掌控于手中呢？
即使在今天，由于我们的研究根本没有触及那些较遥远的范围，因此在规划处理这些伟大的生命过程方面，我们仍然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西方那欧洲人士贵族气派式的目光，使得他们只能注意到那些经由中世纪正式且慎重的途径流传下来的古代事物，而很少注意到那些自行发展的事物。于是，在中国与印度世界中的人们正着手解决艺术、宗教、哲学一类的事物，但对并非一无所知的政治史却仍是“片言只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蒙森蒙森（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其著作《罗马史》享誉世界。致力于研究奥古斯都元首政治那样不折不挠精神的人去探讨那些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宪政问题，比如说周厉王（公元前842年）的霍亨斯陶芬式命运、第一次诸侯大会（公元前659年）、泰国的“罗马式”帝国主义原则（连横）和国际联盟思想原则（合纵）之间的斗争（公元前500—前300年）、中国的奥古斯都——秦始皇崛起（公元前221年），印度也是这般情况；即使印度已经完全忘记其国家的历史，我们所能利用的佛陀时期的资料仍旧要多于所占有的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的古典历史时期的资料，然而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印度人似乎仍生活在他的哲学之中，就像（古典学者企图使我们相信）伊里苏斯河岸上的希腊人是在诗意般的哲学探讨中闲度岁月那样。但即使埃及政治也很少受到这种反思性的注意。研究晚期埃及的学者论述“喜克索时期”名目下所隐藏的危机，和中国人论述“战国时期”名目下所隐藏的危机一样，都是未被研究过的问题。研究阿拉伯世界时的兴趣也仅是抵达古典语言的边界而没有再进一步。我们曾经对戴克里先的宪法进行孜孜不倦的描述，也曾搜集出许多毫不重要的关于小亚细亚诸省行政史方面的资料，因为这都是一些由希腊文写就的资料。但是，萨珊国家——戴克里先国家的那些先例以及各方面模型，却只是偶尔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只是在与罗马交战时才被注意的。这个国家究竟拥有怎样的行政史和法律史？我们所搜集到的关于埃及、印度以及中国的法律与经济方面的资料，相比于研究希腊和罗马法律所得的成果，其数量是如此寒酸。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漫长而显见的埃及“墨格温王朝”时代之后，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开始在尼罗河下游与幼发拉底河下游极其狭窄的地区发端。那些早晚期之间的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也早已被贴上古王国与中王国、苏美尔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的南区。与阿卡德阿卡德，古巴比伦文明的北区。的标签。世袭贵族阶级的建立和旧王权的衰落（自第六王朝开始）意味着埃及封建王朝时期的结束，它的发展过程与自周懿王（公元前934—前909年）开始的中国文化青春时期，以及自亨利六世皇帝（1056—1106年）开始的西方文化青春时期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冒险尝试对这三种文化进行统一的比较研究。我们看到，在巴比伦的“巴罗克时代”初期，萨贡萨贡，古巴比伦的统治者。这个伟大人物在公元前2500年将他的版图扩张至地中海沿岸，并征服了塞浦路斯，他也像查士丁尼一世及查理五世那样自称为“世界四方之王”。不久，一批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尼罗河流域以及更早时期的苏美尔—阿卡德。在这二者之中的亚细亚文明彰显出了无穷的扩张性威力。书籍所描述的那些“巴比伦诸多成就”，比如与测量、计数和计算相关的事物的看法，甚至可能流传到了北海和黄海。很多印刻在工具上的巴比伦标志也许曾经在日耳曼原野上成为拥有奇异魔力以及备受尊崇的象征上的标志，甚至“早期日耳曼饰品”也可能是因此产生的。然而此时，巴比伦国土的主人却一直在更换：喀西特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这些由英明领袖领导的规模不大的战士集团轮番控制该片地区，却从未遭遇到任何由原住居民带来的稍有威胁的反抗。
这是第一个“罗马帝国”形式的例证，不久后埃及也出现了相似的例证。在喀西特人掌权时期，禁卫军控制着对统治者的决定权与撤换权；与晚期罗马军人皇帝（康莫都斯之后）一样，亚述人继续维持着旧的法制形式；波斯王居鲁士和东哥特王提奥德里克自认为是这个帝国的统治者；米底人与伦巴第人的战士集团则认为自己是一个统治异族环境的民族。然而这样的区别仅仅存在于法制上而不是事实上。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193到211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领导的非洲人军团实际上与安拉里克领导的西哥特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在亚得里亚堡战役时，“罗马人”已经很难被辨认出与“蛮族”有什么不同之处了。
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三种新文化开始发端：先是上旁遮普的印度文化，然后是此后100年诞生于黄河中游的中国文化，最后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发源于爱琴海的古典文明。中国史学家所论述的夏商周三代，大概相当于拿破仑将自己的王朝看做继墨格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和加贝王朝之后的第四王朝的情况。事实上，第三王朝无论在任何场合都是与文化共存的。当公元前441年“东周”诸国开始对名存实亡的周王进行供奉时，当公元1793年路易十六路易·加贝被处决时，文化在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之下都变成了文明。那些流传自商代晚期的古老青铜器对中国日后艺术的影响，同迈锡尼时期的陶器对古典时代早期陶器、加洛林王朝时期艺术对罗马式艺术的影响，其本质是相同的。在吠陀文化、荷马文化、中国文化青春时期以及它们的“行宫”、“城堡”、骑士制度、封建统治中，可以看见我们所有哥特时期的影像；“大护国时期”（盟主，公元前685到前591年）恰好与克伦威尔、华伦斯坦、黎塞留时期相当，也和希腊世界第一次僭主政治时期相当。
中国史学家将公元前480年至前230年这段时期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发展到末期，是持续一世纪之久的群雄争霸战以及恐怖的社会动乱；“罗马式”的秦国自战国时代产生，最终成为中华帝国的缔造者。在公元前1780年至前1580年，埃及同样经历了这一阶段，“海克索人”统治时期是它的最后一个世纪。在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之后，古典世界也经历了相同的阶段，并在公元前133年格拉古兄弟改革至前31年亚克兴战役期间，达到可怕的顶点。这样的命运同样在19世纪和20世纪轮到了西方欧美世界。
文明的中心在这段时期转移了：古典世界从阿提卡转移到拉丁姆，中国由黄河（河南境内）转移到扬子江（湖北境内）。那个时期的中国学者对于西江西江，珠江的干流。的认知就和亚历山大时期内地理学家对于易北河的认知一样模糊不清，直至那时，印度依旧是不为中国学者所了解的存在。
在地球的另一边出现了克劳迪乌斯家族的元首朱利乌斯；而在中国则崛起了秦王嬴政这个强势人物，他领导秦国，经过决定性的战争最终实现中国的统一，并在公元前221年采用“始”（字面意义相当于“奥古斯都”）的称号与“皇帝”的名号。他创立了我们可称之为“中国和平”的帝国，并对疲敝的中国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改革，像罗马一样迅速修建“边界”，即著名的万里长城，公元前214年，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侵占了部分蒙古领土。同时他也是第一个以一系列大规模战役对扬子江以南的蛮族进行征服的人，然后采用军用大道、堡垒以及郡县制去巩固自己的版图。他有着“罗马式的”家族史，而身为丞相同时又是皇帝母亲第一任丈夫的吕不韦以及统一中国文字的相当于那个时代的“阿格利巴”的伟大政治家李斯，这两个人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然而不久之后，这个王朝就在罗马暴君尼禄式的恐怖中结束了统治。两汉（公元前206年到23年的西汉与公元25到220年的东汉）兴起替代了秦的统治，在这一时期，中国日益扩张着它的疆域，但统治者却是京城中的宦官大臣、将军以及军人团体可以任意拥戴以及撤换的。只有在如西汉武帝（前140—前87）、东汉明帝（58—76）等极少数君主统治时期，中国的儒家、印度的佛教与古典的斯多葛主义等几大世界势力才在里海地区彼此接近，它们之间的实质性接触很可能已经发生。
匈奴人对中国“边界”的疯狂攻击注定逃不开自行瓦解的宿命，不需任何成就，一位强大的皇帝总会在该“边界”遇到危机时挺身而出从而保全它。公元前124年至前119年，汉武帝在位期间，中国击退了匈奴的入侵。这位皇帝也曾怀着打通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的目标而最终将中国南部并入帝国，他也曾修建过一条建有城堡的通向塔里木的大道。因此匈奴不得不转向西方，并在不久之后就驱赶追击着一群日耳曼部落抵达罗马世界的边界。这一次他们获得了成功。罗马帝国的瓦解使得三个帝国中最后只剩下两个，而这继续存在的两个帝国直到今天还依旧作为强权势力的争夺品而持续存在。今天，在高度文明的婆罗门和清朝官吏面前，西方的“红发蛮族”正演绎着蒙古人和满洲人曾在昔日扮演过的角色，其演技相比于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但必定会同他们一样在不久之后被其他演员所替换。但在另一方面，未来的西方文化正在崩溃的罗马殖民地范围内的西北方暗自成长，而阿拉伯文化也已在东方进入十分兴盛的状态。
阿拉伯文化是一种发现。后来的阿拉伯人或多或少都能觉察到它的统一性，但它竟然是被西方历史研究所遗漏的文化，以至于我们难以为其确定一个合适的名称。按主导语言划分，其原始文化和青春时期是阿拉米时期，其发展晚期是阿拉伯时期，但却始终不存在真正适合的命名。各种各样的文化在这片地区密切接触，从而导致与之对应的各种文明扩张的相互重叠。在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察知阿拉伯的前文化时期完全处在古巴比伦世界的范围内，但它的青春时期却是由古典文明的强大魔力控制的，这种文明使用它刚刚趋于成熟的全部威力从西方入侵了这片地区，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对这个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不久，多半是在晚期古典伪装之下的阿拉伯精神，也以其自身魔力去影响新生的西方文化。在西班牙南部、普罗旺斯以及西西里民众看来，阿拉伯文明在残存的古典文明之上进行其自身的层叠，并成为哥特式心灵用以对自身进行栽培的规范。这种文化拥有分布广泛但又各自零散割裂的固有景色。假如一个停留在帕尔迈拉或忒息丰的人，在默默冥想之后环顾四野，他就会发现：北方是奥兹尔欧尼，以及已经变成阿拉伯青春时期佛罗伦萨的以得萨；西方是作为《新约》《圣经》和犹太人圣典《米示拿篇》《米示拿篇》，犹太典籍《他勒目法典》的第一部分。产生地的叙利亚和巴基斯坦，以及作为固定前哨的亚历山大里亚；在东方，玛兹达教玛兹达教，伊朗古代宗教之一。进行了一次相当于耶稣在犹太人中诞生那样意义重大的改革，但《阿维斯塔》《阿维斯塔》，古代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圣典。残缺不全的经文记载使我们对这次改革只拥有极少的了解。此处也是产生《他勒目法典》《他勒目法典》，犹太教社团生活之本，分《米示拿》和《盖馐玛拉》两部分。与摩尼教摩尼教，一种公元3世纪在伊朗及其邻近地区兴盛的神秘主义宗教，为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混合体，其教义持二元论观点。的地方；在南方，这个伊斯兰教未来的故乡，在这里，一个骑士时代可以像萨珊帝国那样获得圆满的发展，即使是今日，那里依然是一个存在许多等待探索的堡垒和要塞的废墟的地方，而这里也是位于红海两岸的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国家和希姆雅尔人的犹太国家之间，由于罗马和波斯外交官的煽风点火而进行数次重大战争的战场；拜占廷帝国在最北方，是一个枯萎的、文明化的、古典形式和青春豪侠形式相结合的混合体，而这种混合的气质尤其表现在令人困惑的拜占廷军队制度的历史之中。最后，直到很晚时期，伊斯兰教才萌生出统一的意识，这既表明其胜利前进的必然性，同时也点明基督徒、犹太人、波斯人对其未反抗就归服的原因。不久以后，自伊斯兰教之中诞生出阿拉伯文明，并在西方蛮族暂时侵入逼近耶路撒冷时达到其智力方面的最完美巅峰。我们是否可以询问自己，当时那些有教养的阿拉伯人对这种侵犯行为的看法？或者是一些和布尔什维主义相似的事物？在阿拉伯世界的才智面前，“法兰克斯坦”的政治关系不过是一些水平较低的东西罢了。在我们的三十年战争中在那些观点看来是“远西”的一出戏剧，一位英国使臣竭力唆使土耳其政府反对哈布斯堡家族，而那个统治自摩洛哥至印度这一地区的政治家，显然清楚，并不需要考虑这些只知道掠夺的小国家。甚至很多民众在拿破仑登陆埃及时仍没有产生对国家前途的预感。
与此同时，又有一种新的文化在墨西哥发展起来。由于这种文化和其他文化相距甚远，所以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丝毫的交流。因此，它拥有和古典文化相似的发展过程就令人讶异了。当一位考古学家站在一座古墨西哥神庙前，并联想到多里斯式神庙，一定会非常震惊；然而，古墨西哥神庙具有完全的古典特征，即在技术上会表现出一种薄弱的权力意志，这种特征造就出阿兹特克人差劲的武装，其被毁灭的命运就成为可能。
阿兹特克人的灾难成为唯一一种因惨遭横死而终结的文化的例证。它的灭亡不是因为枯竭、被压迫或者被遏制，而是在其全盛时期被杀害，就仿佛一位路人打掉一个向日葵的头从而导致它的毁灭一样。所有这些国家，包括一个世界强国与不止一个联邦体，它们拥有远超汉尼拔时代众多希腊和罗马国家的疆土与资源，还拥有一种综合国策，一种严谨有序的财政制度，以及一种极其发达的法律制度，还拥有查理五世的臣子们难以猜想的政治思想与经济传统和多种语言写就的丰富著作，其所有城市的社会都是智慧的、文雅的以及讲究礼仪的，这都是西方难与之相比的东西。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毁于某一次战争，而是被一小堆匪徒在数年内毁掉的，而且是一干二净地毁掉，以至于幸存下来的人们也一点未能保留对于这种文明的记忆。大城市特诺奇蒂特兰的地面甚至未曾留下一小块石头。而在尤卡坦的原始森林中，植物的疯狂攻击以极快的速度毁灭了玛雅的大城市群，因此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大城市中任何一个的旧名。而在著作方面，仅流传下来三本无人可以看懂的残书。
它发生的原因并非西方文化的必然，而是这出悲剧最骇人的特征。这是只属于冒险家的私事；那时在德国、法国或者英国，无人清楚正在发生的事。相比于其他所有例证，这件事情更易说明人类的历史毫无意义，只在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中才会存在深刻的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重要，而且仅仅发生于偶然的时刻。如此说来，这不过是一场荒谬的、毫无意义的、且在最无聊的蠢事中也难以容忍的无妄之灾。由极少数几门大炮和几十支手枪就开始且结束了这出戏。
我们甚至永远无法得到有关这个世界极简略的历史的准确知识，就像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改革那样重大的事件已经彻底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一样。只是在最近几年，研究工作者才意识到弄清楚这种文化晚期发展过程轮廓的重要性，凭借这类资料，比较形态学也许可以利用其他文化图景，来加深和加宽该种文化的图景。依此看来，这种文化的转折点晚于阿拉伯文化转折点200年，却早于我们自身文化转折点约700年。玛雅文化也拥有一个和中国、埃及情形类似的前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发展了文字以及历法，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段时期的时间计算开始于远在基督诞生之后的某个日期，但我们至今仍无法准确地规定那次事件发生的真实日期。无论如何，这都是墨西哥人一种发展得极其强烈的历史感的体现。
那些科班（在南方）、提卡尔和稍后的契辰·伊特撒（在北方）、那兰贺、塞巴尔等古城刻满时光痕迹的石柱浮雕足以证明“希腊式的”玛雅各国青春时期——大约存在于公元160至450年间。这段时期末期的契辰·伊特撒成为之后若干世纪建筑学所效仿的典范。帕楞揆和佩德拉斯·内格拉斯（在西方）的全盛时期，也许相当于我们的哥特时代晚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公元450年—600年=欧洲1250—1400年？）。在巴罗克时期（或称晚期），作为巴罗克风格中心的坎普顿出现。此外，文化在这个时期内也开始对阿那瓦克高原上的“意大利式的”那瓦（墨西哥中部印第安人）等族产生影响。这些民族在艺术和精神方面显然是承受者，但其在政治方面的才能远超过玛雅人（公元600年—960年左右，古典文化的公元前750年—前400年=西方文化的1400—1750年？）。玛雅人此时已进入“希腊化”阶段。公元960年左右建立起的乌施马尔乌施马尔，墨西哥东南部古城，是玛雅帝国后期的主要城市。不久就成为了一座像亚历山大里亚和巴格达那样的头等大城市，这类城市都建立于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会看见一系列像拉布那、玛雅潘、察克莫尔敦以及复兴城邦契辰·伊特撒那样光华绚烂的城市。这种城市已成为一种辉煌建筑形式发展到顶点的标志，再往后就不会出现这种建筑形式的新样式，只会将旧的精神、兴趣以及特征再次用巨大的形式表现出来。按照政治角度的观点，这就是由三个国家组成的著名的玛雅潘联盟时代。虽然这期间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及数次革命，但联盟似乎仍能将局势很好地维持住，尽管这种维持难免显得勉强与不自然（公元960年—1165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350年—前150年=西方文化的1800—2000年）。
这个时代的结束是以一次大革命为标志的，伴随这次革命发生的是，“罗马式”的那瓦族诸强国对玛雅人事务的强行干预。胡纳克·希尔胡纳克·希尔，约在1194年建立科科姆王朝，新都城设立在玛雅潘，此处是作者犯的错误。在那瓦族诸强国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广泛的颠覆运动，从而摧毁了玛雅潘城（约在1190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150年）。这是一种过度成熟的文明的历史所特有的结局，不同的民族在这种历史之中对军事霸权进行着争夺。同罗马时代的雅典与亚历山大里亚一样，那些玛雅人的城市也只是在这舒适的满足中不断沉溺，但在那瓦族境内，这些民族中的最后一个即阿兹特克族却在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一个年轻野蛮、生机勃勃、充满对权力贪得无厌追求意志的民族。公元1325年，他们建立了特诺奇蒂特兰城，它很快就成为墨西哥世界的最高首府。公元1400年左右，他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他们用军事殖民地和道路网巩固起那些被征服的地区，用高明的外交策略使那些附属国更加臣服听话并彼此隔离。在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居住着使用这个世界帝国各种语言的国际居民。那瓦族各省都拥有万无一失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并且正在迅速展开向南的军事侵略，将染指玛雅各国都，但我们并不知道之后几个世纪的情况。然后，终结时刻突然降临。
那时候，西方所处的水平是玛雅人在公元700年左右就已然越过的，只能是腓特烈大帝时代而不是其他时代，而在我们看来，公元1500年，阿兹特克人所创造的事物，无疑应是未来的产物。但即使处于那个时代，其无法控制地向远方发展的冲动，也正是浮士德文化的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人的地方。同时，这种无可匹敌的、随时可使用于任何领域的冲动正是扼杀甚至毁灭墨西哥文化与秘鲁文化的最终手段。的确，迦太基与波斯波里斯对爱奥尼亚式的建筑形式进行了模仿，而在印度的犍陀罗艺术中，希腊化时代的趣味同样获得了一些赞赏者。也许未来的研究者会发现有许多中国式的建筑出现在原始日耳曼的木制建筑物中。回教寺院的建筑形式，从后印度到俄罗斯甚至在西非与西班牙都流行过。但若是和西方文化的扩张能力相比，这一切仍显得毫无价值。西方只能在本土上自行完成其真正形成的历史，但它却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影响力，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在特诺奇蒂特兰的故址，一座巴罗克式大教堂是由西班牙人修建的，而其绘画与浮雕作品的装饰却是西班牙风格。那时候，葡萄牙人已经开始对前印度进行入侵，而在波兰与俄罗斯的内地，也有许多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巴罗克时代晚期的建筑师在工作。在北美各殖民州中，英国的洛可可式，尤其是法兰西帝国形式，开辟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广阔领域，而在德国，这些形状古怪的房屋和家具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加拿大与好望角，古典风格发生了作用，且在不久之后变得无所限制。在任何其他形式的领域中，情况也一模一样；这个年轻且充满生机的文明和那些残存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以西方—美洲的各种生活形式的渐次加厚的层积覆盖其他任何文明，在这种掩盖下，本土古老形式逐渐消失了。
六
这幅人类世界的图景，注定是要取代那副陈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图景了，尽管后者甚至在最优秀人物的头脑中都是牢不可破的。在这幅新的图景前面，提出一个关于“什么是历史”这个老问题的答案也就成为可能。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这个新的答案也会是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著作《世界历史》一书的序言中，有如下记载：“当纪念碑能够被理解的时候，可靠的成文证据也可以被利用的时候，历史刚刚开始。”这个答案只是一个资料搜集者与整理者所给出的答案，但是很明显，它混淆了曾经发生的事物与在一定时期内对特定研究者所展现的观察范围内所发生的事物。这就如同马敦尼在普拉底打了败仗，假如在两千年后，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脱离了历史学家的眼界，难道它就不算历史了吗？难道必须是在书籍中有所记载，一个事实才能成为一个史实吗？
爱德华·迈尔是兰克之后最重要的史学家，他曾说道：“历史的事物是现在有效力的、或曾经有过效力的事物……只有经由历史考察，那被历史从无数同时代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个别过程，才算是历史事件。”他的这种说法完全符合黑格尔的风格和精神。首先，从其出发点看，它出发于事实而不是对于事实的偶然知识或无知，并且假如有一种描述历史的方法必须强加在这种出发点上，那么这种方法便是在这几页中所介绍的方法，因为即使在科学的意义上，当我们并不能（能而且永远不能）认识那些事实时，它仍然会让我们假定，在那些庄严的序列中存在着一些最为重要的事实。我们应该学会运用最综合的方法把握那些未知的事物。除此之外，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是单纯从精神领域来说的，而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则仅仅是在涉及生活时才说的。历史研究（用我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体相的事实）是由血气来决定的，它是由知人论世的才能决定的，是由扩展到过去与未来的知人论世的才能决定的，是由对人物与形势、对事变以及对那种必然是和必定曾经存在的事物所拥有的天赋的嗅觉决定的。它并不存在于单纯的科学鉴定与史料知识之中。科学形式的经验对任何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来说，只是某种附加的或者从属的东西。历史研究凭借着理解与传达，辛苦且反复地向醒觉意识证明，一刹那的启发，已经并立即向存在表明的那种事物。
很多在多个世纪以前不成其为历史的事物，现在之所以成为历史，即变成与我们的生活相协调的生活，是由于我们浮士德式的存在的威力，它在我们周围画出了一个内心体验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其他人与其他时间无法得到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那些时间相隔得极远的事件就变得愈来愈有意义，并且它还揭示出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另外的任何人，甚至最接近这些事件的同代人也无法理会的。尽管许塔西陀可能“知道”有关提比略·格拉古革命的材料，但那种材料对他而言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对于我们却极富意义。虽然对于伊斯兰信徒而言，一性派一性派，属于基督教古代异端派别之一，它认为，在基督的神人二性结合之后，人性便被吞没，存在的就只有神性了，因此说，基督和人并不是同类。的历史同穆罕默德的环境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意义，但对我们来说，它却可以被看做另一场景中的英国清教徒的故事。如果一种文明的世界观已经将整个地球作为它的舞台，那么对于它而言，所有的事物到最后都与历史有关。按照19世纪对于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历史体系的理解，它只选择了那些比较明显的关系。但在今天，古代中国与墨西哥的历史，正在开始对我们产生更加精细、更加智慧的影响。在此，我们正经历着生活本身的最后必然性。正是从另一种生活的历程中，我们开始学习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将来要成为什么。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是我们未来的伟大学校。迄今为止，我们这些尚有历史的人仍然在继续创造着历史，在历史人类的最终边界上寻找、发现历史究竟是什么。
发生在苏丹境内的两个黑人部落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发生在恺撒时代的切鲁西人与查提人之间的战争，以及在本质上毫无差别的蚂蚁团体之间的战争，它们不过是“活生生的自然”的一出戏剧。然而当岐鲁斯克人对罗马人发动攻击的时候，例如公元9年那一次，又或者当阿兹特克人对特拉斯喀兰人特拉斯喀兰人，为印第安部落。发动攻击的时候，以上所发生的便可以称为历史了。“何时”在这里是应该受到相当的关注的，而且每10年，甚至是每一年，在这里都有着重大关系，因为人们在这里处理一个伟大的生活历程的进展，并且这其中的每一决定都相当于一个转折点。在这里，所有事变都有一个向前推进的目标，都有一个存在正力图达成其宿命，都有一种发展速度、一段固有的期限，而不像那些有时繁盛有时衰败的西徐亚人、高卢人或加利比人那样毫无秩序可言，如同一群海狸或大草原上的羚羊群的行动细节那样，这类繁盛、衰败的细节也无关紧要。这里所说的都是动物学上的事件，并且只在我们眼前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中占据着位置，我们在这之中所关心的，并不是个别的民族或兽群的命运，而是那些作为种属的“人”“羚羊”或“蚂蚁”的命运。原始人所具有的历史，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因此所有的史前研究都在转化为对这种意义的考察。虽然人们日渐熟悉了火、石头工具以及令武器发挥效用的机械法则，但这仅仅表示类型和潜在的可能性的发展。在这个历史阶段，为何一个部落要利用这些武器去反抗另一部落并不重要。石器时代和巴罗克时代在一个种属和一种文化的各自存在中属于不同的两个时代等级，即属于两种根本不同的场景，是两种不同的有机体。在此，对于一贯败坏一切历史思想的两种假定，我要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这两种假定分别是：所有人类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否认若干终极目标的存在。如果说生活存在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便是完成在其胚胎时就已经注定的任务。但是一个人生来，一方面就属于特殊的高级文化，另一方面，他又属于人这一种类，对于他来说，并不存在第三个单位。他的命运只可能是这样的：要么存在于动物学的范围内，要么存在于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如果依照我对“历史的”人这个词的理解和全部大史学家对它的看法，它指的是一种正在全力向着自我完成前进的文化的人。人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或者在此之外，都是没有历史的；并且对他而言，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命运也是无关痛痒的，这就像当我们关注的断面是天文的而非地质的时，对我们来说，地球的命运也是无所谓的。
由此，我们能够得出一件以前从来没有被承认过的事实，这件事实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在文化诞生之前，人是没有历史的，并且在一种文明已经自行完成了其最终的确定形式之时，人马上又会再次成为无历史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最终的、确定的形式是一种标志，它预示着这种文化蓬勃发展的终结，以及有意义的存在的最终潜力的枯竭。我们在公元前1300年的塞特一世之后的埃及文明、直到今天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中，见到了这种原始时代的旧的动物学上的盛衰景象，尽管有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形式隐蔽着它，且这些形式尤其是政治的形式都是非常灵巧的。不管君临巴比伦的统治者是像喀西特人那样野蛮好战的游牧民群，还是像波斯人那样文雅的继承人；也不管他们的统治地位何时取得，维持到什么时候、存续了多长时间、以及取得了哪些成就；单从巴比伦的立场来看，这些都是毫不重要的，当然，居民的安乐生活会受到以上这样的事情的一定影响，只不过它们与这一事实并无关系，因为，这个世界的心灵已经熄灭了，所以它的各种事件也就失去了任何深刻的意义。属于景观的历史中的这类因素的事件很多，例如建立在埃及的一个土著的新王朝，或是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异族的新王朝；还有发生在中国的一次革命，或者是对它的一次征服；除此之外，还有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的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都属于这种，就如同在动物界中的一种变化或一群鸟的迁徙一样。
在高级人类的真正历史中所竞争的赌注，与动物性的优胜劣汰的基础永远都是某种在本质上是精神的事物的现实化，是一种观念的转化一样，即使是在驱逐者与被驱逐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举动、目的和命数的象征意义的时候也是这样。这种观点对于艺术中的重要的风格倾向斗争（如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之间的斗争）、哲学斗争（如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之间的斗争）、政治理想斗争（如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之间的斗争）和经济体制斗争（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来说同样适用。但是，在此之后的历史便不再具备这一切了。所剩下来的就只有单纯为争夺权力而展开的斗争，以及争夺动物性利益本身的斗争。在此之前，即使是在权力显然缺乏任何灵感的条件下，它也总是在设法服务于观念；而在这以后的任何文明时期，哪怕是一种最让人信服的想象的观念，也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动物之间的竞争伪装罢了。
佛陀以前的印度哲学与佛陀以后的印度哲学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是一个伟大运动，它追求的是印度思想的目标，这个目标由印度心灵树立，并寓于印度心灵之中；而后者在此时是一种连续出现的思想积淀的若干新断面，已经凝固，并且不再发展。答案永远就在这里，虽然它们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就中国绘画来说，汉朝以前与汉朝以后的中国绘画（不论我们是否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对埃及建筑来说，新帝国开始以前与新帝国开始以后的建筑情况也是一致的。技术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今天的中国人接受蒸汽机与电这两种西方所发明的东西的情况与4000年前的中国人采用青铜器与犁，以及在更久远的时候采用火时完全一致，并且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宗教所拥有的相同的敬畏心理。从精神上来说，这两种发现全然不同于周代的那些发现，中国人在周代的那些发现是他们自己取得的，并且每一次发现都在中国的内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那个时期之前与之后的几百年时间在意义上远不如文化期内的几十年，甚至连几年都不如，这段时期不再那样重要，因为时间上的距离正在渐渐地恢复，恢复到生物学的状态。正是这种情况使得那些被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广泛了解的晚期状况具有一种特征——无变化的壮观的特征。真正的文化人（如希罗多德在埃及的继承者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西方继承者们）在将这种特征与自己的发展速度加以对比时，他们对结果感到非常震惊。这就是无历史的持久不变性。
在亚克兴战役与罗马和平之后，古典历史不是也随之结束了吗？我们再也不能看到那些集中整个文化的内在意义的重要决定了。正在逐步取得支配地位的是非理性与生物学，并且对于世界而言，不论一个事件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一切都正在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虽然可能对于一些个别的私人行动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现在已经解决了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每一文明中迟早都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再视这些问题为问题，也不再提出这些问题了。但在不久之后，对于在早先的种种灾难中所包含的那些问题，人们便不再了解；那些没有被人们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事物，之后便再也无法被别人亲身体验到。例如，当后来的埃及人谈到海克索人时期，或者是以后的中国人在谈到相对应的“战国”时期时，他们都是习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为标准去对那些表面的图景作出评判，这时候，所有的事物中便已不再有难解的事物了。在这些事物中，他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争权夺利的斗争，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出，那些相互间殊死的战争，那些对内对外不断发生的战争，那些人们鼓动异族来反对自己同族的战争，全部是出于一种观念而发动的，就像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的，围绕着提比略·格拉古的谋杀与克劳狄乌斯克劳狄乌斯（前93？—前52），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政敌。的谋杀事件，到底在紧张和解除紧张的可怕交替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但是在1700年的时候，我们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同样地，在2200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希安这个人物来说，情况完全一致，他是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除了发现他是一个“海克索人的国王”之外，今后的埃及历史学家们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内容了。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日耳曼人来到这里，罗马的史学家也许会在1000年后将格拉古兄弟、马略、苏拉和西塞罗他们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被恺撒推翻的王朝。
我们来试着将提比略·格拉古的死亡和尼禄的死亡（这时罗马得到贾尔巴举兵反叛尼禄的消息）进行比较，或者将苏拉战胜马略党与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战胜佩斯肯尼乌斯·尼盖进行比较。假设在后几种情形中，事件的发展是另外一种样子，那么帝国时代的过程又会是怎样的呢，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尽管蒙森与爱德华·迈尔所非常仔细地描绘了庞培和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以及恺撒的“君主政体”，并对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但完全没有击中要害。虽然50年前在宪法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观念间的对立的意义，但在那个阶段，它却是关键。公元68年，当温戴克斯与贾尔巴着手重建“共和政体”时，其实他们是在一种观念上投下赌注，但是那种具有真正的象征威力的观念此时已经不复存在，唯一存在的问题只有应当由谁拥有明明白白的物质力量。那些原本是为了争夺恺撒头衔而进行的斗争，渐渐地变成了类似黑人的斗争，而且将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不断地进行下去，以日趋原始的、因而是“永恒的”形式。
因为这些居民不再拥有一种心灵，所以他们无法再拥有自己的历史。他们充其量只能在一种外国文化的历史中作为一个对象从而获得某种意义，而且不管这种关系具有的意义是否深刻，它必然完全来自于异族生活的意志中。所有发生在一种古老文明的土壤上的有效的历史事变，它作为一个事件发展的过程，其坚实性都是从其他地方获得的，它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从那块土地上的人在这个古老的文明中发生作用时获得的。因此，我们再一次认为，在考察“世界历史”的现象时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即人类历史上的各个伟大文化的生活历程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