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宇宙和小宇宙
一
黄昏时分，你会看到，一朵接一朵的花朵在夕阳的余晖中慢慢闭合。此时，你面对着茫茫大地，看着它的上面这些虚无缥缈般的存在物，心中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恐惧感，这种恐惧难以名状、不可思议。那些自然界的生物，如寂静的森林，孤独的田野，丛丛矮树，条条细枝，它们自身本是寂静的、无法摇摆的，却不停地被这微风戏弄着。自然界中，最自由自在的莫过于那些小小的蚊虫，傍晚时，它们在微光中舞蹈，心里想去某个地方就可以自由地向着那个方向移动。
一棵植物如果只看它本身会显得有些无足轻重。它之所以能构成景色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这一切——微光、寒风、每株花草的闭合，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自然过程，它们不是因或果，也不是危险或对危险的刻意回答。这个过程存在于植物的周围，与植物结合在一起，在植物身上来完成自我。个体植物本身是无法有所期待、希冀或者自由地选择什么的。
动物与植物正好相反，它们能够进行选择。世界上所有的其他事物都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而动物却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了。你看，这里有一群小小的蚊虫在不停地飞舞，那里有一只离群的小鸟在傍晚时分独自飞翔，一只狐狸正鬼鬼祟祟地走近自己的巢穴。通过以上这些，我们看到了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包含在另一个大世界之中。哪怕是那些人类肉眼所看不到的蕴藏在一片叶子上面的一滴水珠中的微生物，尽管它非常渺小，生命持续的时间仅仅是数秒钟，只占据了水珠中的一个小小角落，但它在宇宙面前是自由而独立的。与它相比，那片叶子所在的参天大树却是不自由的。
如果从最终与最深刻的意义来讲，我们用来鉴别植物生活和动物生活差异的标准就是奴役与自由。但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区别的，植物仅仅是植物，它才完全是其本来面目；而在动物的本质中，它除了包含植物的性质外，还包括其他性质，因此具有某种双重的东西。动物本来已经从奴役的境地中被解放出来并获得了独立的存在，但有些动物却企图从自由生活重新回到植物性的受奴役的境地，如兽群在危险面前会颤抖着挤在一起，婴儿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哭泣，还有一些成人在绝望时会向上帝求救。
如果我们将一棵开花的植物的种子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我们会发现它有三只子叶，其中两只附有生命循环器官与生殖器官，它们形成并保护着即将敞露于光亮的幼芽，第三只子叶含有未来的根，通过它，我们知道这株植物将再一次变成景色的一部分，而且是注定无法避免的。与植物不同的是，我们在高级动物中看到的受胎的卵从开始作为个体存在的最初时刻起，就会形成一只将动物体内的植物因素——循环与生殖部分的内部容器封闭起来的外鞘，使它与母体隔开，并且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也隔离开来。这只外鞘区分了大地上的两种有生命的东西，象征着动物的基本生存特征。
古典世界为这两种有生命的东西想出了一些高雅的名称，并将它遗留下来。植物仅仅是属于宇宙一类的东西，而动物则不然，除此之外，它还是自成一体的小宇宙，并与大宇宙相互关联着。生物单位要想变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宇宙，只有达到一定的境地，那就是与“万有”分离，并且还能规定它在“万有”中的地位，就连那些处于大循环中的各行星也受到了奴役。与一个大世界相比，只有那些小世界能够自由运动，在它们的意识中，大世界就是它们周围的世界（或称环境）。只有通过小宇宙的这种个性，那些由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才能获得“实体”的意义。而对于那些行星，我们也是基于某种原因才勉强承认它们具有实体特性的。
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具有周期性的标志，这种标志又被称为“节拍”（也称“节奏”或“拍子”）。小宇宙中的所有东西都具有极性，这种极性又称为“紧张”。
通常，我们谈到紧张时想到的都是紧张的警惕与紧张的思维，但在本质上说，所有的醒觉状态都是紧张的。所有的对立物相互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如感觉与对象之间，我与你之间，原因与结果之间，事物与属性之间等。当它们之间出现“松弛”状态的时候（这里的松弛具有深远的意味），对立的双方也就随之松弛下来了，从而代替了生命的小宇宙方面。当一个人睡着的时候，他相当于将所有的紧张都解除了，那么此时，他过着的只是一种植物性的生活。
从另一方面来讲，宇宙节奏可以称得上是万事万物，它可以用方向、时间、节奏、命运、渴望一类的字眼来解释其意义，如一队骏马的蹄声，傲然前进的士兵所踩出的沉重步伐，一对情侣之间的默默情愫，那种可以让社交集会变得高雅起来的显在的机智，以及“知人论世者”敏锐、迅捷的判断（我曾称这种判断为相术的机智）等都可以用来解释宇宙节奏的意义。
虽然小宇宙在空间自由地运动，但宇宙循环的这种节奏依然在持续进行着，并不时打破那些作为觉醒的个体而存在的紧张，从而成为一种彻底的、可被感知的和谐。假如我们曾经观察过小鸟，注意它怎样在高空飞翔（是如何上升、旋转、滑翔、消失在远方的），那么我们一定能在它的这些运动中感受到“它”与“我们”的植物性的确实性，这种确实性不用理性的桥梁来连结你对它的感觉与我对它的感觉。这也是存在于人和动物界的战争舞蹈与爱情舞蹈的意义所在。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一队突袭的骑兵常常会在炮火之下结为一个团体，普通的大众也会在某种群情激奋的场合聚集成一个团体，他们会在顷刻之间聚集起来，然后盲目而难以捉摸地思考与行动起来，但很快又会重新分散开来。小宇宙的壁垒在这种情况下被拆除了。它会呈现出争夺、恫吓，或是推进、拖拽，甚至逃跑、闪避且摇摆不定的状态。肢体相互交错，呼啸着前进，众口高呼一个声音，无数人加入同一运动。一个完全的整体就在这众多单个小世界的聚合中突然地产生了。对宇宙节奏的感知，我们称之为“感觉”；对小宇宙的张力的感知，我们称之为“情感”。但“感觉性”这个词的含义却不清楚，因为它混淆了生命的普遍的植物性的一面与动物的特殊的一面，而原本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清晰的。假如我们主张一个代表种族生活或性生活，而另外一个代表感觉生活，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深刻联系也就显露出来了。前者的标记有始有终，具有周期性与节奏，是与星辰的大循环有关的和谐，是阴性与月亮之间存在的关系，是这种生命同夜晚、春天、温暖的一般关系。后者则存在于光和被照明的事物之间、认识与被认识的事物之间以及创伤与致伤的武器之间的张力和极性中。生命中这两方面的每一方面在种属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时，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机体，而且随着它的发展程度不断升高，每一方面的意义也更加明显。血液系统和性器官是宇宙存在的两种循环器官，这两种器官我们都具有。除此之外，感官与神经是小宇宙的可动性的两种区别器官，这两种器官我们也都具有。因此我们必须假定：在初始状态时，我们的整个身体既是一种循环器官，又是一种触觉器官。
对我们而言，血液是生存的象征。它在我们的整个生存过程中不停地流动，永无止息，不论是从人的出生到死亡，或是从母体输入子体再从子体输出，还是在觉醒和睡眠的状态中都是如此。后代子子孙孙的体内都流淌着祖先的血液，这些血液将他们联结到一个由命运、节奏与时间构成的巨大链条当中。刚开始的时候，这仅仅是由循环的区分、再区分和永远更新的区分过程来完成的，直到最后，一种性生殖的特殊器官出现了，从此让刹那成为了永恒的象征。从此以后，生物怎样生殖，怎样怀孕，为了在自己身后保持永恒的循环，它们体内的植物特性是怎样驱使自己自行生殖的，一种伟大的脉搏跳动是怎样通过一切独立的心灵来发挥作用，充实着、推进着、压抑着却又总是在毁灭着——这些都是所有生命秘密中最为隐秘的秘密。所有的宗教与所有伟大的诗篇都企图去洞察这个秘密，如歌德就是受这种秘密的悲剧激发而创作出了《天福的向往》《天福的向往》，歌德创作于1814年的抒情短诗。与《亲和力》《亲和力》，歌德于1809年创作的一部小说。的。在这个地方，孩子都必须死亡，因为他们是从不调和的血液循环中出生的，所以这些孩子是宇宙罪恶的产物中的一种。
相对于大宇宙来说，具有运动自由的小宇宙给这些宇宙器官增加了“感觉”器官，而在开始时，这种感觉无非是触觉罢了。甚至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了，还依然习惯且非常普遍地使用“触觉”一词，用它来表示那些由眼、耳，甚至是由理解而产生的接触，因为对于一种经常需要与周围世界建立联系的生物来说，这是它们在运动性上的最简单表现。但是在这里，“建立”就意味着固定位置，所以对于所有感觉来说，不论它们看起来经过了怎样的矫饰，都和原始的感觉相差悬殊，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积极的感觉，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感觉了。各式各样的感觉将固有的事物与外来的事物区别开来。就单纯地确定外来的事物相对于固有的事物的位置关系来看，不论是猎狗的嗅觉，还是雄鹿的听觉，抑或是飞鹰的视觉，在本质上所起的作用都是相同的。所有能够凭想象得到的感觉方式，如颜色、光亮、音调、气味等，都含有分离、距离、扩张的意义。
感觉的区别活动如同血液的宇宙循环一样，原本是统一的。自始至终，活泼的感觉始终是一种理解的感觉。在所有这些简单的关系中，最适宜被称为“感触”的东西便是寻觅与发现，它们两者本是一件事。但是后来，人们对发展了的感觉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感觉与对感觉的理解之间才出现不等同，后者开始与前者分开，且分得越来越清楚。鉴别的器官与感觉器官在外鞘中分开，这就如同是性器官和血液循环的器官分开一样。但我们平时所采用的一些字眼，如“敏锐的”“敏感的”“洞察力”“置喙”“眼力”等，都是根据视觉世界而得来的，更不用说那些逻辑术语了。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在潜意识里都认为，所有的理解都是来自于感觉，甚至是在人类中，这二者依然是共同作用着。
我们能够看见这样一种现象，一只狗原本在漫不经心地静静趴着，但随后立刻紧张起来，它竖起耳朵听着，用鼻子嗅着，企图去理解所有它感觉到的东西。除此之外，它也能自我反省（貌似在这种状态下起作用的只有理解，并利用那些粗糙的感觉）。古代的语言将感觉等级的这种区别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它们将每一个等级鲜明地区别成一种特殊的活动，并给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标记——听、倾听、谛听；嗅、嗅出、力嗅；看、察、观察。正是在这样的系列之中，理性的内容变得越来重要，越来越超出感觉的内容。
但在最后，从其他所有的感觉中发展出一种最高的感觉。虽然我们的理解意志永远难于接近“万有”，但在它之中却出现了某种事物，替自己唤起了一种肉体器官。眼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伴随着对立的极、光而出现。理论上，关于光的抽象思维能够导致一种理想的光，事实上，它也已经导致了，后者以光波和光线组成的一幅总图表现出来，但实际上，这种发展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人们便开始通过眼睛的光亮世界来把握和理解生命。这可以说是最大的奇迹，有了它之后，人类的万事万物才会变成如今的样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眼睛的光亮世界，远景才可能作为色彩与光亮而出现；也只有在这种世界中，人们才能在被照亮了的空间的广袤中看见黑夜与白昼、事物与运动；也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有了由在地球上空绕行的无限遥远的星辰所组成的宇宙，也才有了个体生活扩展到身体附近之外的光的视野。
下面的事情发生在这种光的世界中——这里所说的光并不是科学借助于心理概念间接演绎出来的，因为这些概念（希腊意义的“学说”）本身就是从视觉中得来的：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有一些进行观察的人群在漫游着，光的环境有助于决定人群的所有生活，例如，强烈的南方光流照耀着埃及与墨西哥文化、北方的灰暗。也正是因为拥有眼睛，人类才发展了建筑的魔力，在这些建筑中，光所产生的关系重新规定了由触觉而产生的各种构造因素。因为光的缘故，宗教、艺术和思想才得以产生，它们之间的区别都能够归结成一点：它究竟是诉诸于肉体的眼，还是诉诸于精神的眼。
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另外一种非常明显的差别，但是由于经常使用“意识”这个词，导致这种差异明显被弄模糊了。我将存在和“在那里”与醒觉的存在，或醒觉的意识相区别。存在具有节奏与方向，但醒觉的意识不同，它具有张力与扩张；在存在中，命运统治着一切，而醒觉的意识却只区分原因与结果。前者所关注的问题是“何时与为何？”而后者所关注的却是“何地与怎样？”
植物所过的只是一种无醒觉意识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生物在睡眠中都变成了植物，这时，它们对周围世界的极性的紧张也就消失了，但生活的节奏却仍然继续存在着。对于一棵植物来说，它所知道的仅仅是关于“何时”与“为何”的关系；它们对于“何时”有一种经常的渴求，这是它们实现一种命运的愿望，如一片刚刚萌发的幼芽从寒冷的大地中滋生，植物产生饱满的蓓蕾，百花怒放、香气馥郁、争奇斗艳，乃至瓜熟蒂落，对于这一切有力的过程，它都有着强烈的渴望。
从另一方面来讲，“何地”存在却是对植物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个问题是醒觉的人的问题，是人用来每天重新决定自己对世界采取的方向的。只有存在的脉动才是世代传承的，而醒觉的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小宇宙来说都是要重新开始的。在这之中便存在着生殖与诞生之间的区别，生殖是一种延续的保证，而诞生却是一个开端。所以应该这样说，植物并非是诞生出来的，而是繁殖起来的。它只不过“在那里”围绕自己扩展出一个感觉世界，既没有醒觉，也没有诞辰。
二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人类的问题。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眼睛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碍它。夜晚的声响、风的声音，动物的嘶喘，花朵的芬芳，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们思考他身上的两个问题，即在光的世界中“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使是狗——我们最亲近的伙伴，也能在嗅觉世界中调整它的各种视觉印象，但我们却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对于蝴蝶的世界，我们一点也不了解，因为它的晶体的眼球上无法产生各种综合的图像的投影，我们对于这些盲视动物完全不能理解，虽然它们并不缺少感觉，但它们仍旧是盲视的。我们存在的空间仅仅局限于视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我们能够找到诸如听觉、嗅觉、冷、热等其他感觉世界的残余，它们作为光照事物的属性与效果而被存留下来。——我们看到火光能感觉到温暖，在明亮的空间中看到玫瑰能感觉到芬芳，在谈到某一种音调时，我们也能领会到它指的是小提琴的音调。至于星辰，我们对于它的意识关系也仅仅局限于看到它们——它们在我们的头顶闪闪发亮，我们描摹着它们运动的轨迹。但是毫无疑问，动物，甚至是原始人依然具有这些感觉世界的感觉，它们与我们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在科学的帮助下，间接地描绘这些感觉当中的某一些，但是剩下的那些现在已经被我们彻底地遗忘了。
但是，这种感觉的匮乏却蕴涵着无限深化的意义。人类的醒觉意识不再是局限于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紧张联系，现在是一个在包括自身的光的世界中的生命。身体在可见的空间中移动。深度经验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从一个光的中心——我们把它称为“我”的一个点——伸入到可见的距离当中（“我”作为一个光的概念存在）。从这一点开始，“我”的生活从本质上转变为一种日光中的生活，而夜晚则几近于死亡。从这点出发，一种新的恐惧感又产生出来，它把所有其他情感都吸收到自己的范围之内——在不可见的事物面前所产生的恐惧，即人们对于所听到、感到、猜到，或是有效地观察到但是没有看到的事物的惧怕。动物也会在其他形式下感知到恐惧感，但是人类却认为这些形式是神奇的，甚至包括原始人和儿童在寂静的环境中很容易感到的忐忑不安——他们会试图用喧嚣与高声谈话去排解它，这种情绪在高级人类中也在逐渐消失。对于眼睛无法看见的事物的恐惧就是人类信仰的本质与标记。神是人类揣测的、幻想的或观测到的光的现实，“无形的”神的观念是人类的超越性的最突出表现。在光的世界的尽头就是来世所在之处。所谓的拯救就是要让人类摆脱光的世界和事实的魔力。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音乐具有的不能寓于言表的魅力和真正解放的力量就在这里。因为音乐是唯一的一种艺术，它的手段是存在于那长久以来与我们整个世界并存的光的世界之外的，所以，只有音乐才能把我们与这个世界分离，抗击光的无情的暴力，而且让我们能够幻想我们正在接近心灵的最终秘密。这种幻觉的产生是基于我们的醒觉意识现今只被一种感觉所掌控的这一事实，我们完全沉溺于眼睛的世界，以至于不能从它所得的印象中形成一个听觉的世界。
所以，人类的思维是视觉思维，它的概念从视觉而来，而它的整个逻辑结构则是一个想象中的光的世界。
这种感觉的缩小过程和随之而产生的深入过程，不但让我们的所有感觉印象都习惯于视觉印象，并根据视觉印象来调整，而且也使动物所掌握的无数的思想交流方法被单一的语言媒介所替代，这种语言媒介是连接光的世界中的一座桥梁，在两个人的交流中互相呈现在对方的肉眼或是想象的眼睛之前的信息，就是通过它来沟通的。一些留有残存痕迹的其他说话方式，早就以模仿、手势或强调的形式被语言所吸纳。纯粹的人类的语言与一般的动物语言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在眼睛统治下，词与词之间的连贯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关于光的观念的领域。每一个词义都对应一种光的价值，即使是像“乐调”“滋味”“寒冷”这些词汇，甚至是完全抽象的名称，也是这样。
即使是高级动物通过感觉联系而互相了解的习惯，也已经引起了单纯的感觉与理解的感觉的明显差别。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区别感觉印象与感觉判断，像味觉判断、嗅觉判断或听觉判断，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在蚂蚁和蜜蜂中，更不用提在猛禽、马和狗中，重心也已经明显地在向醒觉存在的判断方面倾斜。但是唯有在语言的作用下，感觉与理解之间明确的对立关系才会在醒觉的意识中确立起来。在动物界中，这种紧张关系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是在人类之中，最初也只是一种非常难以实现的可能性罢了。后来，随着语言的不断进步，一种意义重大的结果产生了，即理解从感觉的束缚中被解放了出来。
对于那些作为构成总体各种感觉印象的意义的理解，得到了以往几乎没有过的关注，逐渐地取代了对于全体感觉的简单理解。最后，这些印象本身也被抛弃，而我们所熟知的字音的被感觉到的意义代替了它。词，原本只是一件可见的事物的名称，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件心理事物的标签，即“概念”。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来给这类名称规定确切的含义——只有对全新名称我们才能这样做。我们可以两次使用一个词，却永远不会具有同一种意义，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理解是和另外一个人的理解完全相同。但即使是这样，相互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因为使用同一种语言可以在二者的身上培养出相同的世界观。在二者的生活和活动所共有的环境中，单纯的字音就足够唤起相同性质的观念。正是这种借助于从实际观看中所得来的和分离出来（或者说抽象出来）的语音的理解方式，实际上明确地给出了一般动物的醒觉意识与后起的纯粹的人类的醒觉意识之间的差别，虽然我们在原始阶段很难找到证明这一点的确切证据。正是这样，在更早的阶段，这样的醒觉意识的出现为一般植物性存在与特殊性的动物存在之间划分了界限。
从感觉中脱离出来的理解就是思想。思想把一种永久的分裂引入了人类的醒觉意识中。它在早期就把理解和感觉分别定性为“高级的”心灵力量和“低级的”心灵力量。它在视觉的光亮世界和想象的世界之间引发了决定性的对立，前者被描述成一种虚构的事物和幻觉，而在后者当中，概念及其暗淡的却无法抹去的光亮遗留下来并发挥着作用。从此以后，对人类来说，只要他在“思考”，想象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就是世界的本体。在最初的时候，自我就是这样的醒觉存在，或者说在它还有视觉时，它认为自己是光的世界的中心；现在，它转变成了“精神”，即变成了纯粹的悟性，它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不但立即将周围的世界，而且将生活的其他组成部分，甚至连它自己的身体，都看成在质的方面是低于自己的。不仅人类的直立姿势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人类头颅的完全智能化构造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人类头上，眼睛、眉毛、鬓角都逐渐成为了表情的工具。
显然，当思想具有独立地位时，它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在实用的思维之外，一种理论的、精密的、深入的思维被增添进来。前者是针对周围世界中的光照事物的结构，并且具备各种各样的实用目的，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建立这类事物“自身”的结构，即事物的本质结构。在所见的事物中，光被抽象出来，眼睛的深度经验通过一种宏大而准确无误的发展进程，被强化为词义的有色领域中的深度经验。从此人类开始相信，自己的内心之眼可以直接看透事物的本来面目。一个概念接着一个概念，最后，在内心的光亮照耀下清晰起来的结构组成了一种庞大的思维模式。
理论思维在人类醒觉意识的发展中引起了一种活动，它使一种新的冲突，即存在及醒觉存在——或者说生存与醒觉意识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在动物的小宇宙中，生存与意识在不辨自明的生命中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它只了解意识是为生存服务的。动物仅仅在“生活着”，但它并不能对生活思考。但是，由于眼睛在任何条件下都处于专断地位，生活在光亮照耀下呈现出一种可见的实体的生命。因此，当悟性与言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悟性立即形成了一种关于思维的概念，并同时形成了一种关于生命的相反的概念。最终，它把实际的生命与可能的生命区别开来。于是我们所拥有的是“思想与行动”这一说法中的对立物，而不是率直的、简单的生命。动物身上根本不可能具有的事物在每个人身上不仅变成了可能，还变成了事实，最后变成了交替物。成熟的人类的所有历史及其现象都是由它形成的，文化所采取的形式越高级，这个对立在它的有意识的存在中的重要时刻的支配作用便越充分。
植物性的宇宙，即富有宿命、血、性的存在，具有一种非常古老的优势，并且一直保持着这种优势。它们就是生命，其他任何事物都是为生命服务的。然而这些其他东西不愿去服务，而想要去统治；而且，它相信它已经处于统治地位，因为人类精神所提出的最坚定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求具有控制身体和控制“自然”的力量。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信念本身不就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服务吗？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恰恰要如此去思考呢？或许是宇宙，是“彼物”让它去这样思考的吧？当思维把身体称为一种概念，当它确认了身体的可怜处境并让血的声音归于沉寂时，思维就展现了它的力量。但实际上，血还处于统治地位，因为血在默默地控制着思维活动的开始与结束。言语与生命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可以存在没有意识，没有知性的生命，但是反过来却不行。总而言之，无论怎样，思维只能在“思维的领域”中进行统治。
三
无论我们说思维是人类创造的，或者说高级人类是思维创造的，都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区别而已。可是，思维固执地把自己在生命整体中的地位看得太高了，它漠视或不关心除了自己以外还存在其他确定的事物的方式的事实，使它失去了不带成见地去考察整体的机会。事实上，任何思维方面的大师——无论在何种文化中，他们基本上都成了唯一权威的代言人——都认为，就冷酷的抽象的思维是接近“终极的事物”的途径这一点上，是不需要证明的。并且，他们还以为同样无须证明的是：沿着这条途径，他们所获得的“真理”与他们用来当做自己的目标的真理是一样的，但是，不像实际情况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代替无法明确的、秘密的、想象的图景而已。
尽管人类是以一种思考的形式而存在，可是并不能说人类存在就是为了思考。天生的穿凿附会者是无法理解这种区别的。“真理”是思维的目标，但是“真理”是被“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从光的世界中的活生生的无法知觉的触性中被取了出来，成为了概念的形式，并且在一个体系中被赋予了永久性的地位，这种体系代表着一种理智的空间。真理具有绝对性、永恒性——可以说，它们与生命再没有关联了。
但是，对于动物而言，真理并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是事实而已。实际的悟性与理论的悟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事实与真理的区别就如时间和空间、宿命和因果的区别一样。事实侍候着整个醒觉的意识，为存在服务，但是它并不侍候醒觉意识中妄想它能脱离存在的那一方面。现实的生命和历史，只知道事实；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也只与事实打交道。有行动、有意志、有斗争的积极人物每天衡量着自己在事实的威力面前的力量，他把纯粹的真理看得并不是很重要。真正的政治家只知道政治的事实，不知道政治的真理。彼拉多彼拉多（？—36），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执政官，他曾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著名提问这一有名的提问是：“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所有重视事实的人的提问。
尼采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使科学与真理及知识的价值问题对质——对于天生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尽管这种方法是廉价的，甚至是不敬的。他们相信其整个存在的理由都受到了它的攻击。对于所有的一切，笛卡尔都表示怀疑，当然他并不怀疑其怀疑本身的价值。
可是，问题的提出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另一回事。植物生活着，可是它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生活着；动物生活着，却明白自己是在生活着。人类被它们的生活所震惊，并且围绕着它们提出了各种问题。然而，人类并不能为自己的问题找出答案，只能相信自己的解答是对的。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比起最卑贱的野人也是毫无差别的。
然而，为何要把秘密揭穿？为何要让疑问得到解答呢？难道这不恰恰是由于它是从儿童的眼中表现出来的恐惧感引起的吗？难道不恰恰是由于人类的醒觉意识这种可怕的禀赋所导致的吗？这样的醒觉意识迫使现在已脱离感觉获得自由并且正在孕育着心理的悟性，极力寻求着那意味着解脱的解答。我们能否凭借知识的坚定信念从重大问题的梦魇之中解放呢？
“人类所具有的最高贵的品质就是懔然敬畏的心情。”这种禀赋被命运剥夺的人必然要去发现秘密，要去研究、剖析与破坏那令人敬畏的事物，以便从中得到知识。追求体系的意志是一种想要扼杀活生生的事物且想要“建成”它、稳定它并使之全国化并将之束缚于逻辑秩序中的意志。假如才智完成了僵化的任务，那么才智便取胜了。
那种通常被认为是“理性”与“悟性”之间的区别的，其实是先见、眼力与悟性本身之间的区别。前者为我们的植物属性，它利用眼及文字语言；后者则是我们的动物属性，它由语言演绎而来。在这个意义上，让观念进入生命的东西是“理性”，而“悟性”是发现真理的东西。真理是没有生命的，是能够灌输的观念，它属于创造它的人的活生生的自我，它只能被同情地唤起。悟性本质上是鉴别性的，“理性”本质上是创造性的。理性产生其活动的对象，悟性则是从对象出发的。实际上，悟性鉴别最初是在日常的感觉中实行与发展起来的——儿童从感觉与判断中学会了理解与区分。接着，鉴别从这种联系中被抽象出来，自此，它便独自活动，它要求有一种替代来代替以前曾作为其对象的感觉活动。这种替代只有已经存在的思维方式才能给它，现在，鉴别就是依据此种替代来进行的。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是思想——而不是随便建立于虚无之上的东西。
因为很早以前，在原始人类尚未开始抽象地思考之前，他就为自己形成了一幅宗教的世界图景，这个图景就是悟性开始鉴别性地进行工作的对象。科学基本上是在一种宗教及其所有精神上的先入之见的基础上萌发出来的，它的意义只在于对此类教义进行抽象的改良罢了，因为这些教条不够抽象，因而它被认为是错误的。在其全部原则、问题的提法与方法方面，它总是依据一种宗教的核心。悟性查知的任何一件真理都只不过是对已有真理的一种鉴别性判断。包含在新旧知识之间的极性的后果就是在悟性的世界里，只有相对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总会存在比其他判断更具有说服力的判断。相信今天的理解比昨天的理解好便是鉴别性知识的基础。生命使我们不得不怀抱这个信念。
作为鉴别的鉴别到底是能够解决大问题呢，还是只能提出大问题呢？在知识存在之初时，我们相信前者。然而随着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就越相信后者了。只要我们怀有好奇心，我们就将永远把秘密称为问题。
所以，有意识的人类内心存在着一个双重的问题，即醒觉存在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或者空间的问题与时间的问题，或者作为自然的世界的问题和作为历史的世界的问题，或者是节奏的问题和张力的问题。醒觉的意识不只想理解它自己，还想理解与其类似的某些事物。尽管某种内心的呼声也许会告诉人们，在这里并不存在获得全部知识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是这样，恐惧心理还是硬要说服每个人并使他们继续探求下去，甚至他们宁可假装得到了解答，也不愿自认是徒劳无功之举。
四
感觉与悟性组成了醒觉意识，它们的共同本质是让自己不断地适应大宇宙。在这种限度内，无论是从鞭毛虫的触觉或是从最高级的人类的思维来考虑，醒觉意识与确定性都是相同的。当醒觉意识感到外界对它自己的接触时，它就首次遇到了认识论的问题。什么是我们所说的认知或认知的知识呢？此类术语的原始意义和它们后来被制定的意思之间究竟存在什么联系呢？醒觉和睡眠的关系就像白昼与黑夜一样，它们根据星辰的运行而交替出现，而认知和梦也是交替出现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然而，不管是感觉的还是悟性的，醒觉意识与事物及属性、认知及被认知的对象、对象及事件等对立的存在，在意义上是一样的。这些对立的本质是什么呢？于是第二个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因果关系问题。当我们将一对感性的因素称之为“原因”和“结果”，或把一对智性的因素叫做“前提”与“后果”时，我们就在它们之间确定了一种力量与等级的关系——有其一定有其二。应当注意的是，在此类关系中，时间一点也不重要。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命运的事实，而是因果性的真理，并不是“何时？”而是法定的依存。无疑这就是悟性的最光明的活动路线。人类最幸福的时光也许就是这种发现带来的，所以，他就从这些直接打动他的、近在眼前的日常生活的对立事物出发，得出了一系列没有穷尽的结论，一直到了关于自然的结构最早的和最终的原因，他把这种自然称为上帝与世界的意义。他将可以检查其体系、关于规律关系的教条集中和整理起来，并在其中找到了无法预见的事物的避难所。于是，能够论证的人就不再感到恐惧了。可是，因果关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认识的过程，是被认识的事物，还是二者的结合体呢？
张力的世界自身必定是僵硬的、死板的，即“永恒的真理”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东西，而且是变成一种状态的东西。但是，醒觉意识中的现实世界却是充满变化的。这种情形丝毫未惊动一只动物，可是它却能让思想家的思想变得一筹莫展，因为静止与运动、持续与改变、已成与方成等对立事物表示一种在本质上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因而从悟性来看一定包含着某种错误判断的事物。没有办法用真理的形式从感觉世界滤出来的东西，难道算是一件事实吗？反之，尽管世界是作为没有时间的东西被认知的，可是时间因素依然依附在它的身上——紧张表现为节奏，方向和扩张相联系。所以，悟性意识的所有存在问题的事物都可归结为一个终极的、最严重的问题，即关于运动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上，自由的和抽象的思考无计可施，我们逐渐可以看出，归根到底，小宇宙是要依存于大宇宙的，就像是单个的存在一开始就不是由身体所构成而是由身体的外壳所构成的那样。生活可以脱离思维而存在，但是思维只是生命的一种方式而已。尽管思维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极高，实际上却是生命利用思维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将一个与解决抽象问题大不相同的活的目标给了思维。对思维而言，问题的解答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但是对生活而言，它们则有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之分，如果求知的意志在运动问题上失败了，那么也许是由于生活的目标在那一点上达到了。尽管如此，也正是因为如此，运动问题仍然是所有高级思维的重心。一切神话和自然科学都是起源于人类面对运动之秘密时产生的惊奇之感。
运动问题立即直接接触到了生存的秘密，这种秘密对于醒觉意识来说既是陌生的，又是一种无情的压迫。当我们把运动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时，我们是要证实有一种意志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要去理解无法理解的事情，去理解“何时”和“为何”、宿命、血以及所有我们的直觉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所接触的东西。我们生下来就有视觉，因而我们就想尽办法把它放在光中，摆放在我们的眼前，目的就是为了在字面上理解它，把它弄明白，这就和弄清楚一件可以触知的事物一样。
因为这是一件具有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是观察者未能意识到的事实——他竭尽全力寻找的目标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要看到生命，并不是死亡，而是要看到死亡。我们企图去理解宇宙，当它出现在大宇宙之中的小宇宙的时候，当它呈现为在光的世界的生与死、产生与消亡之间的实体生活，并把身体和心灵区别开来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具有将心理上的固有的东西体验成感官上外来东西的能力，因而这种区分才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我们不仅生活着，而且知道自己是“生活着”，这是我们的身体在光中存在的结果。而禽兽只知道生活，并不知道死亡。如果我们单纯只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那么我们死的时候就不会意识到死了，因为感到死和死本质上是等同的。可是，动物能听到死的呻吟声，能看得见死的躯体，嗅得到死尸的味道，却不懂得死亡这个事情。只有在悟性通过语言离开了视觉的认知从而变成纯粹的悟性时，人类才把死亡看成周围光的世界中的一个谜团。
那时，也唯有在那时，生命才成为了生与死之间一段短暂的时间，有关生的另一神秘也才在与死亡的关系上显现。唯有到了那个时候，动物对一切事物的分散的恐惧才变成了人类对死亡的明确恐惧。这种情形使男女之爱、母子之爱、世系、家族、民族——最后还有世界历史的本身，成为宿命的无限深刻的事实及问题的现有样式。死亡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光中的人类的共同归宿，它被人们看做是有关罪恶和惩罚的方式，生存被当成是一种赎罪的观念，其中包括对光的世界以外的新生活的观念，也包括结束对死亡的恐惧的超度的观念。我们作为人类而不是兽类的世界观便是在关于死亡的知识里产生的。
五
天生宿命的人和因果的人是人的分类。横跨在那些纯粹生活着的人与由于心理的能力或是血的特殊性而成为“才智之士”的人之间的是整整一个世界。纯粹生活的这些人，例如农民和战士，政治家和将军，熟知世故的人和事务家，所有渴望获得成功、渴望执掌政权、渴望战斗、敢冒险的人，组织家或企业家，铤而走险的人、暴徒或赌棍；后者则为圣徒、僧侣、学者、理想家或者理论家。动因和观念、节奏和张力、存在和醒觉的存在、循环器官和触觉器官，它们在重要的人身上，或是在这方面，或是在那方面，明显占着支配地位。在一切喜欢批判、沉思的人身上都没有动因和冲动，不具备了解人、了解事的明智，不具备一切天生的行动家所具有的对自己的命星的信仰——它完全不同于对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的确信，在决定性时刻没有仗义执言的血气的声音，不具备为所有目标和手段作辩护的坚定的、沉着的信心。即使是一个务实的人的脚步声也和一个思想家的脚步声不同，前者更加踏实可靠。在思想家看来，纯粹的小宇宙和土地之间并没有坚实的联系。
命运或者使人变成敏感的、逃避事实的人，或者使人变成活跃的、轻视思维的人。然而，活跃型的人是完整的人，而沉思型的人则凭借一个器官能够在不依靠（甚至违背）身体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当该器官想要控制它自己的世界和现实时，情形就会变得愈加糟糕，原因就在于那个时候我们得到的所有有关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计划都在不容辩驳地指出事情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以及怎样让它成为那个样子——一切的理论都建立在这种假定上，这种假定就是，每个人都和理论家一样（或如他自认为的那样）眼高手低。这类理论即使上场时以一种宗教的全部权威或者某个名人的声望做挡箭牌，也从没有在任何事物中改变过生活。它们只是使我们对生活的想法和过去相比有所不同而已。这恰是一种文化的“晚期”，即写得多、读得多的时期的劫数，它们用有关生活的思维和有关思维的思维中间的对立来永远地将生活和思维之间的对立混淆掉。一切世界改良家、僧侣及哲学家都认为，缜密的思维最适宜的对象是生命，但人世的生活却是自己走自己的路，根本不管别人说什么。甚至当某个团体成功地“按照规定”生活时，其一切成就充其量只是某本未来世界史中一个有关它自己的附注罢了——如果除去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之外，还有剩余篇幅可以谈到的话。
归根结底，唯有活跃的人、拥有命运的人，才能真正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决策世界之中。在那里，概念和体系并不重要，或者并不算数。在那里，一次机敏的打击比一个睿智的结论更加重要。每个时代的政治家与军人都瞧不起那些自认为世界历史是为了才智、科学，甚至艺术而存在的“卖稿家”或者“书呆子”，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地说：从感觉分离出来的悟性仅仅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并不是具有决定性的一面。拿破仑的姓名可以不包括在一部西方思想史中，但是在一部现实史中，尽管阿基米德有许多科学发明，然而他的影响可能还不如侵略叙拉古时杀死他的一个士兵大。
相信自己的地位是在重大事件之前而非重大事件之中，这是重理论的人的一个缺陷。比如他们完全弄错了政治诡辩派在雅典或伏尔泰和卢梭在法国所起的作用。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一个政治家时常并不“明白”，但是，那并不妨碍他满怀信心地沿着走向成功的唯一道路前进；相反，永远知道应该做什么的是政治空论家，而一旦他们的活动超出了书本的范围就是历史上最不成功的，因此也是最无价值的。在动乱年代，如阿提卡阿提卡，古希腊中部国家，主要城市为雅典。的启蒙时期、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时期，这种干预常常出现，那个时候，舞文弄墨的空论家渴望参加人民的实际历史而不再忙着去建构体系。他误解了自己的地位，他和他的原则及计划只属于一种文献的历史而非其他历史。真正的历史对他作出的裁决并不是通过对他进行反驳的方式，而是通过放任他和他的思想这种方式。一个柏拉图或卢梭——较次的才智之士更不用说——能够建立起抽象的政治结构，但是对于亚历山大、西庇阿、恺撒、拿破仑以及他们的战略、战争和决策而言，这种抽象结构毫无意义。思想家倘若高兴也许会谈论宿命，但有了这类人物代表的宿命就足够了。
我们在小宇宙存在的多样性中常常会遇到一种群众单位的形态（一般是在鼓动下形成的），它是一种高级存在。无论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或是顷刻之间出现的，它都拥有个人一切的全部情感和激情，我们无法琢磨这种感情的本性，即使用推理方法也不能够理解——尽管行家能够了解和较好地应用它们所作出的反应。此时，我们应该把一般动物单位和纯粹的人类结合区别开：前者是一种被感觉到的，是完全按照存在和宿命的，就如同翱翔高空的飞鹰或是进攻的部队的路线一样；后者则是依靠悟性的，它的结合是在意见相同、知识相同，或者是目标相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们并不需要获得与宇宙节奏相同的愿望就能够得到它；人们在愿意时也会获得这种共同的立场。一个人之所以可以随意加入或退出一个学术团体，就是因为这涉及的只是个人的醒觉意识。但是，对于一种宇宙性的一致，一个人完全受它的制约，而且自己的一切存在都受制于它。在这种一致中，群众容易被热情的激动或惊恐所掌握。他们在厄琉息斯（阿提卡的一个城市）或卢耳德卢耳德，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城镇，后来成为许多香客朝拜的地方。是喧闹而忘形的，或者像同德摩比利会战的斯巴达勇士们和维苏威战争中的最后的哥特人一样，有着如英雄般的坚定。他们把自己组织得如同是进行曲、合唱和舞蹈的音乐，如同纯种的人与纯种的动物一样，对明亮的色彩、装饰、服装和制服的印象非常地敏感。
这些被刺激起来的群体是有生有死的。知识团体除非或者说直到（正如时常发生的那样）意见的完全一致是如此的感人，以致到了纯粹的程度，并且突然从总和中创造出了一个存在，否则它只不过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总和而已，会因为加减而发生变化。在一切政治的转折点上，话语可以变成命运，意见可以变成激情。在街头，一群偶然联合的人会形成群体，他们具有一样的意识，一样的感觉，一样的语言——直到那短命的心灵一闪而灭，各人重新各奔东西为止。这类情形在1789年的巴黎每天都在发生。
这类心灵有着特殊的心理，它懂得这种心理对于从事公共活动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单一的心灵是任何一个真正的等级或阶级的标志，不管它是罗马的元老院还是雅各宾俱乐部，不管它是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上流社会还是普鲁士的乡绅，不管它是十字军的武士还是军人等级，不管它是农民还是行会，不管它是大城市的群众还是深山僻谷的人们，不管它是迁徙中的民族与部落还是穆罕默德及一般新创立的宗教或教派的信徒，不管它是大革命时的法国人或是解放战争时的德国人。我们懂得，此类最强有力的存在就是高级文化，在伟大的精神剧变中发生，从千百年的生存中把一切低级的结合——民族、阶级、城镇、世代——融为一体。
历史上存在的大事都是由宇宙级的存在，即民族、军队、阶级、党派来进行的，然而才智的历史却是在松弛的会社和学派、团体、各种教育阶段、“倾向”和“主义”中进行的。在有关生死的决定性时刻，这类人群中有没有一个领袖，或者唯有盲目地随波逐流；偶然出现的领袖是第一流的人物，或者仅是一些被抬出来的无关痛痒的人物，像罗伯斯庇尔或庞培之流——这又是一个命运问题。对于在时代潮流中形成又消解下去的心灵，对于其力量和持续力，对于其方向和目标具有一种准确而透彻的洞察力，这是政治家的特点。即便是这样，究竟他是一个可以控制它们的人还是反被它们所左右的人，这仍然是一个偶然问题。
